“全民族抗戰”背後的儒家思想與(yu) 民族精神

——兼論兩(liang) 岸共同的曆史記憶與(yu) 民族統一（二）

作者：馮(feng) 哲 吳愁

來源：“四海孔子書(shu) 院”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九月十六日戊寅

          耶穌2025年11月5日

編者按：“由北京大學主辦的“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抗戰”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2日至3日在北京舉(ju) 行。兩(liang) 岸暨港澳以及來自美、英、日等國近百位專(zhuan) 家力求在更廣闊研究視野和更深入學術對話中重新理解中國人民抗日戰爭(zheng) 的世界意義(yi) 與(yu) 當代價(jia) 值。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zheng) 勝利80周年，也是台灣光複80周年，如何以史為(wei) 鑒、以史為(wei) 橋，如何捍衛真相、凝聚共識，相關(guan) 學術討論在海內(nei) 外輿論場受到關(guan) 注。”

“與(yu) 會(hui) 專(zhuan) 家學者認為(wei) ，增強中國抗戰曆史敘事、完善二戰史觀，是對曆史真實的尊重，更是構建人類共同曆史記憶的重要舉(ju) 措。通過深入研討與(yu) 交流，這場近年來抗戰史領域範圍最廣、規模最大、學術層次最高的學術會(hui) 議，為(wei) 建立完整二戰敘事框架積累了史料、探索了空間。”（引文出自中國新聞網：近年僅(jin) 見抗戰史會(hui) 議 以全球視野重新理解中國戰場）

四海孔子書(shu) 院院長馮(feng) 哲應邀參會(hui) ，向大會(hui) 提交了題為(wei) 《全民族抗戰背後的儒家思想與(yu) 民族精神——兼論兩(liang) 岸共同的曆史記憶與(yu) 民族統一》的論文，我們(men) 把論文分為(wei) 四期陸續刊載發布，以饗讀者，這是第二期。

“全民族抗戰”背後的儒家思想與(yu) 民族精神

——兼論兩(liang) 岸共同的曆史記憶與(yu) 民族統一（二）

馮(feng) 哲  、吳愁

一、“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儒家思想的戰時轉化

中國的全民族抗戰，是一場軍(jun) 事、政治、經濟上的全麵較量，更是一場深刻的文化思想與(yu) 民族精神的偉(wei) 大覺醒。正是中華民族傳(chuan) 承千年的儒家思想文化，為(wei) 這場衛國戰爭(zheng) 提供了最廣泛、最持久的精神動力和道德合法性。其中，“家國同構”與(yu) “忠孝一體(ti) ”、“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以及“舍生取義(yi) ”這三大儒家核心倫(lun) 理，在血與(yu) 火的洗禮中煥發出璀璨奪目的光芒，共同構築了全民抗戰堅不可摧的思想防線。

(一) “家國同構”與(yu) “忠孝一體(ti) ”：從(cong) 血緣倫(lun) 理到民族大義(yi) 的升華

“家國同構”是儒家思想塑造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結構的基石性觀念。在這一模式下，家庭與(yu) 國家在組織邏輯和權力結構上具有同源性，“國”被視為(wei) “家”的擴大，“家”則被看作是“國”的縮影。這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jia) 值進階，使得中國人對國家的認同帶有一種天然的情感溫度，即“家園感”。因此，“保家”與(yu) “衛國”在中國人的深層文化心理中，從(cong) 來就不是割裂的，而是內(nei) 在統一的整體(ti) 。

日本帝國主義(yi) 的侵略，以其極端殘忍的方式，將這種內(nei) 在統一性赤裸裸地呈現在每一個(ge) 中國人麵前。侵略者所帶來的，不僅(jin) 僅(jin) 是國家主權與(yu) 領土的喪(sang) 失，更是對無數具體(ti) 家庭、個(ge) 體(ti) 生命的直接摧殘。南京大屠殺中三十萬(wan) 冤魂，重慶大轟炸下化為(wei) 焦土的民居，以及在整個(ge) 占領區實施的“三光政策”，無不深刻地揭示了一個(ge) 事實：亡國，即是亡家，即是滅種。 當祖屋被焚毀，親(qin) 人被屠戮，祖先的墳塋被踐踏，那種基於(yu) 血緣和地緣的、最原始也最強烈的護衛本能被徹底激發。此時，“衛國”不再是一個(ge) 抽象的政治口號，而是“保家”最直接、最迫切的延伸。

傳(chuan) 統的“孝道”也在戰時發生了創造性的轉化。在和平年代，“孝”主要體(ti) 現在對在世父母的奉養(yang) 與(yu) 對逝去祖先的祭祀。而在國難當頭之際，當侵略者威脅到整個(ge) 民族的生命延續與(yu) 文化傳(chuan) 承時，捍衛族群的生命線與(yu) 文明的火種，便成為(wei) 了對列祖列宗、對子孫後代最大的“孝”。這便是從(cong) “小孝”到“大孝”的升華。正如曆史學家錢穆所指出的，中國文化的核心在於(yu) 一種“人文精神”，這種精神“把民族和國家大群人生，寄放在一個(ge) ‘道’字上”，而這個(ge) “道”的起點，正是家庭倫(lun) 理 。蔣介石在抗戰時期推行的“新生活運動”，也試圖將傳(chuan) 統的忠孝觀念與(yu) 現代國家意識相結合，強調“盡孝於(yu) 民族，盡忠於(yu) 國家”，正是對這種文化資源的官方動員與(yu) 詮釋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敵後遊擊戰爭(zheng) ，對敵後百姓的全麵動員，更是“家國同構” ，“大孝”於(yu) 國家的全民體(ti) 現。因此，千千萬(wan) 萬(wan) 的普通中國農(nong) 民，他們(men) 或許不能完全理解複雜的國際局勢，但他們(men) 能夠最真切地感受到“家”的痛楚。正是這種切膚之痛，驅動他們(men) 放下鋤頭，拿起武器，走向戰場。他們(men) 保衛的，既是腳下那片生於(yu) 斯、長於(yu) 斯的土地，也是身後那個(ge) 由血緣和記憶構築的家園。“家國同構”的文化基因，將民族危機轉化為(wei) 了千百萬(wan) 個(ge) 家庭的生存危機，從(cong) 而激起了最為(wei) 磅礴也最為(wei) 堅韌的抵抗力量。

(二) “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全民抗戰的倫(lun) 理自覺與(yu) 責任擔當

如果說“家國同構”提供了抗戰的情感基礎，那麽(me) 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所提出的“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則賦予了全民抗戰以崇高的道德合法性與(yu) 廣泛的行為(wei) 自覺性。顧炎武在《日知錄·正始》中深刻辨析了“亡國”與(yu) “亡天下”之別：“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yi) 充塞，而至於(yu) 率獸(shou) 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他認為(wei) ，保衛一家一姓的王朝（亡國）是君臣肉食者的責任，而保衛承載著文明與(yu) 道德的“天下”（亡天下），則是每一個(ge) 普通人的責任 。

抗戰時期，日本侵略者所帶來的，正是這樣一種“亡天下”的危機。其所推行的殖民統治與(yu) 文化同化政策，旨在從(cong) 根本上摧毀中華文明的自主性與(yu) 道德秩序，這正是顧炎武所說的“仁義(yi) 充塞，率獸(shou) 食人”的現代版本。因此，“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這一命題，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成為(wei) 跨越階級、黨(dang) 派、地域的全民共識。它打破了傳(chuan) 統社會(hui)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階層壁壘，將拯救民族於(yu) 危亡的重任，放在了每一個(ge) “匹夫”——即普通民眾(zhong) ——的肩上。

這一精神在各個(ge) 社會(hui) 階層中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ti) 現。知識分子作為(wei) 社會(hui) 的良心，率先肩負起文化救亡的使命。哲學家馮(feng) 友蘭(lan) 在顛沛流離中著述《新理學》，坦言“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是其精神支柱 。科學家如橋梁專(zhuan) 家茅以升，為(wei) 阻止日軍(jun) 進攻，親(qin) 手炸毀了自己主持修建的錢塘江大橋，以實際行動踐行了“天下興(xing) 亡”的責任。工商界人士展現了“實業(ye) 救國”的擔當，盧作孚組織的“宜昌大撤退”，以其非凡的勇氣與(yu) 智慧，將數十萬(wan) 噸關(guan) 乎國家命脈的工業(ye) 設備與(yu) 人員搶運至大後方，被喻為(wei) “中國的敦刻爾克”。海外的華僑(qiao) 群體(ti) ，心係故土，紛紛成立“南洋華僑(qiao) 籌賑祖國難民總會(hui) ”，由陳嘉庚領導，傾(qing) 囊相助，捐款捐物，甚至組織華僑(qiao) 機工回國服務，直接投身於(yu) 抗戰的運輸生命線 。甚至最底層的農(nong) 民與(yu) 工人，他們(men) 或許不能著書(shu) 立說，也無法慷慨解囊，但他們(men) 通過繳納糧稅、參軍(jun) 支前、在敵後開展遊擊鬥爭(zheng) 等方式，默默地履行著自己的責任。正是這種全民性的倫(lun) 理自覺，使得中國的抗戰擁有了無比深厚的民眾(zhong) 基礎，形成了讓敵人陷入滅頂之災的“人民戰爭(zheng) 的汪洋大海”。

(三) “舍生取義(yi) ”：傳(chuan) 統士大夫精神的全民化與(yu) 英雄主義(yi) 的價(jia) 值源泉

“舍生取義(yi) ”是儒家倫(lun) 理對於(yu) 生命價(jia) 值與(yu) 道德抉擇的最高詮釋。孟子在《告子上》中清晰地闡述了這一原則：“生，亦我所欲也；義(yi)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yi) 者也。”這裏的“義(yi) ”，代表著人間的正道、道德的準則和崇高的理想。在承平時期，它塑造了中國士大夫階層“寧為(wei) 玉碎，不為(wei) 瓦全”的氣節；在民族危亡之際，它則升華為(wei) 無數仁人誌士為(wei) 國捐軀的英勇行為(wei) ，使得傳(chuan) 統的士大夫精神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全民化普及。

抗戰的慘烈，將每一個(ge) 中國人都推到了“生”與(yu) “義(yi) ”的抉擇關(guan) 口。是苟且偷生，屈膝事敵，還是堅守氣節，慷慨赴死？“舍生取義(yi) ”的價(jia) 值追求，為(wei) 此提供了明確而堅定的答案。它賦予死亡以超越生命本身的意義(yi) ，使得為(wei) 國犧牲不再是生命的終結，而是精神的永恒與(yu) 道德的完成。張自忠將軍(jun) 的戰死，是這一精神最悲壯的體(ti) 現。作為(wei) 集團軍(jun) 總司令，他在南瓜店前線身先士卒，身中數彈仍堅持作戰，最終壯烈殉國。他在戰前寫(xie) 給將士的信中坦言：“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為(wei) 其死，毫無其他辦法。” 此處的“死”，便是為(wei) “國家”之“義(yi) ”所做的抉擇。他的犧牲，震撼了全國，激發了更強烈的抗戰決(jue) 心 。

同樣，八路軍(jun) 副參謀長左權在十字嶺指揮突圍時，將生的希望留給戰友，自己血灑太行；東(dong) 北抗聯將領楊靖宇在冰天雪地中彈盡糧絕，孤身一人與(yu) 大量敵人周旋數日後壯烈犧牲，日軍(jun) 剖開他的腹部，發現裏麵隻有棉絮、樹皮和草根，無不為(wei) 之震驚。這些英雄的壯舉(ju) ，是“舍生取義(yi) ”精神在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下的抗日武裝中的光輝典範。

更為(wei) 深刻的是，這種精神並非僅(jin) 為(wei) 高級將領所獨有，它同樣體(ti) 現在千千萬(wan) 萬(wan) 無名士兵與(yu) 普通民眾(zhong) 身上。中國戰場的戰損率在全世界第一。那些在戰場上與(yu) 敵人同歸於(yu) 盡的普通士兵，那些在刑場上高呼口號、從(cong) 容就義(yi) 的普通黨(dang) 員與(yu) 群眾(zhong) ，他們(men) 或許沒有留下名字，但他們(men) 共同用生命詮釋了“義(yi) ”的內(nei) 涵——即民族解放與(yu) 人類正義(yi) 。曆史學家黃仁宇曾評論道，抗戰使得“中國社會(hui) 的底層結構，感受到國家存在的必要”，而這種“必要”往往是通過“舍生取義(yi) ”的極端形式得以確認和表達的 。

(四) 曆史記憶與(yu) 民族氣節的傳(chuan) 承：英雄敘事作為(wei) 抗戰的精神楷模

在全民族抗戰的宏大敘事中，源自悠久曆史的文化記憶與(yu) 英雄氣節，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為(wei) 社會(hui) 動員提供了超越時空的精神資源，其中，嶽飛、文天祥、戚繼光等民族英雄的抗敵事跡與(yu) 崇高氣節，被廣泛宣傳(chuan) 與(yu) 頌揚，成為(wei) 激勵全體(ti) 軍(jun) 民浴血奮戰、不屈不撓的強大精神楷模。這種對曆史英雄的集體(ti) 追憶，有效地構築了一種“傳(chuan) 統的發明”，將當下的抗爭(zheng) 置於(yu) 綿延不絕的民族正氣譜係之中，從(cong) 而賦予了抗戰行動以深遠的曆史合法性與(yu) 道義(yi) 力量。

南宋抗金名將嶽飛及其“精忠報國”的事跡，是抗戰時期最具號召力的象征符號之一。他的形象代表了在外敵入侵麵前，武裝抵抗的堅決(jue) 性與(yu) 正當性。“還我河山”的壯誌，與(yu) 當時中國誓要收複一切失地的目標高度契合，極大地激發了軍(jun) 民的戰鬥意誌。國民黨(dang) 將領，乃至許多普通士兵，都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嶽武穆的精神自勉。而宋末抗元英雄文天祥，則更多地體(ti) 現了在絕境中堅守氣節、以身殉道的凜然正氣。他所留下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詩句，以及在《正氣歌》中列舉(ju) 的曆代忠義(yi) 之士，共同構築了一個(ge) 以“正氣”對抗“邪氣”的道德宇宙。當抗戰進入最艱苦的相持階段，在麵臨(lin) 誘降與(yu) 妥協的關(guan) 口，文天祥的丹心與(yu) 氣節，成為(wei) 了無數誌士在牢獄中、在刑場上、在孤立無援的戰場上，堅守民族大義(yi) 、拒絕屈膝投降的精神支柱。正如曆史學家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所強調，一國之曆史精神，乃“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先我而為(wei) 之前驅者，皆可歌可泣……足以引導吾人繼踵而起”。嶽飛、文天祥正是這種“先我而前驅”的典範。

此外，明代抗倭英雄戚繼光的事跡，因其抵禦外侮（倭寇）的性質與(yu) 抗日戰爭(zheng) 具有高度的類比性，而被廣泛引用。他不僅(jin) 是一位愛國將領，更是一位善於(yu) 組織、訓練軍(jun) 隊並取得輝煌勝利的軍(jun) 事改革家。在強調軍(jun) 事現代化與(yu) 全民兵役的抗戰背景下，戚繼光的形象激勵著時人，證明中華民族完全有能力通過自身的組織與(yu) 奮鬥，戰勝來自海上的強敵。

這些英雄敘事通過學校教育、戲劇、歌曲、報刊文章、木刻版畫等多種媒介，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滲透到社會(hui) 各階層。郭沫若等曆史學家創作的《屈原》等曆史劇，雖以古喻今，其精神內(nei) 核與(yu) 嶽飛、文天祥的敘事一脈相承，旨在“把古代善良的人類來鼓勵現代人的善良，表現過去的醜(chou) 惡而使目前警惕”。總而言之，對這些曆史英雄的持續性紀念，並非簡單的懷舊，而是一種強有力的政治與(yu) 文化動員。它讓前線的將士和後方的人民相信，他們(men) 今日的犧牲與(yu) 奮鬥，是與(yu) 曆史上的忠魂義(yi) 士站在同一行列，共同書(shu) 寫(xie) 著中華民族正氣歌的新篇章，從(cong) 而極大地堅定了抗戰必勝的信念與(yu) 舍生取義(yi) 的決(jue) 心。

綜上所述，源自儒家傳(chuan) 統的“家國同構”、“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與(yu) “舍生取義(yi) ”三大倫(lun) 理觀念，在全民族抗戰的烽火中，不僅(jin) 沒有被現代性的民族主義(yi) 話語所取代，反而與(yu) 之深度融合，迸發出驚人的動員力量與(yu) 精神感召力。

它們(men) 分別從(cong) 情感紐帶、責任倫(lun) 理與(yu) 價(jia) 值追求三個(ge) 維度，構築了一個(ge) 完整而堅固的精神支撐體(ti) 係：“家國同構” 將國家危亡轉化為(wei) 切身的家庭痛楚，提供了抵抗的原始動力；“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 則將抵抗定義(yi) 為(wei) 全民的道德責任，提供了行動的廣泛合法性；而“舍生取義(yi) ” 則為(wei) 最極端的犧牲行為(wei) 賦予了崇高的價(jia) 值，提供了英勇無畏的精神源泉。

除此之外，中國曆史中的嶽飛、文天祥、戚繼光等英雄的抗敵事跡與(yu) 崇高氣節，成為(wei) 激勵全體(ti) 軍(jun) 民浴血奮戰、不屈不撓的強大精神楷模。這種對曆史英雄的集體(ti) 追憶，將對日抗爭(zheng) 置於(yu) 綿延不絕的民族正氣譜係之中，賦予了抗戰行動以深遠的曆史合法性與(yu) 道義(yi) 力量。

正是這些曆史文化傳(chuan) 統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國的抗戰超越了單純的軍(jun) 事對抗，成為(wei) 一次中華民族深層文化思想的集體(ti) 迸發與(yu) 偉(wei) 大實踐，奠定了最終勝利的堅實精神基石。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