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liang) 漢經學視野下的鄭玄

作者：李曉璿（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八月初六日己亥

          耶穌2025年9月27日

宋儒朱熹曾參與(yu) 集議宋寧宗服喪(sang) 之製，因“無文字可檢”僅(jin) 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最終未能麵折胡紘。朱熹歸家翻檢經書(shu) ，讀到《禮記·喪(sang) 服小記》孔疏中鄭玄“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一語，方才肯定己說。於(yu) 是感歎“禮經之文，誠有缺略，不無待於(yu) 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jue) 斷，不可直謂古經定製，一字不可增損也。”天子喪(sang) 服本質上是經學問題，最終要折衷於(yu) 《五經》中所承載的聖人之製。

古人將“經”訓為(wei) “常”，認為(wei) 五經是承載三代文明的先王政典，又包含超越性的聖人之道。然而正如朱熹所言“禮經之文，誠有缺略，不無待於(yu) 後人”。五經經曆戰爭(zheng) 、秦火，散亂(luan) 亡佚，並無全經，遑論定本。有賴後世經學家整理文字、彌縫異說，經書(shu) 才可讀可考。此外，五經經文並非明確直觀，必須依靠經師訓釋推闡才能為(wei) 人理解並應用。東(dong) 漢末年的鄭玄，正是經學曆史上最為(wei) 重要，影響最為(wei) 深遠的經學家。

清人皮錫瑞在《經學曆史》中稱鄭玄通過“兼通今古文，溝合為(wei) 一”結束兩(liang) 漢“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的散亂(luan) 局麵，開啟經學“小統一時代”。但皮氏也批評鄭玄雜糅今古，導致兩(liang) 漢經學家法亡佚，即所謂“鄭學盛而漢學衰”。隨著當代學者對漢代經學認識的不斷深入，特別是對鄭玄解經方法的研究後出轉精，我們(men) 已經可以擺脫皮氏成說，在兩(liang) 漢經學發展的語境下重新定位鄭玄經學。

漢代經學從(cong) 獨守殘經到崇尚兼通

戰亂(luan) 和秦始皇焚書(shu) 使經書(shu) 大量散亂(luan) 亡佚，經師傳(chuan) 經多隻靠口傳(chuan) 默識。西漢惠帝除挾書(shu) 律之後，民間經書(shu) 往往頗出，一時出現“經有數家”的局麵。以《詩經》為(wei) 例，西漢初年傳(chuan) 《詩》者，在魯有申培公、在齊有轅固生、在燕趙間有韓嬰，即有三個(ge) 不同版本的《詩》在不同地域流傳(chuan) ，形成後人所說的“三家詩”。此外又有古文《毛詩》在民間流傳(chuan) 。此時期經書(shu) 多有缺略，不同來源的經書(shu) 篇目數量、次序及內(nei) 容等多有不同。

漢武帝時置五經博士，使博士弟子治經成為(wei) 利祿之途，有力推動經學發展，也改變了經學的麵貌。在“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的情況下，設立五經博士不可避免地造成各家經說的競爭(zheng) 。例如長期以來《春秋》博士屬公羊家，但由於(yu) 在石渠議禮中，公羊經師之說多不被認可，於(yu) 是朝廷增立《穀梁》博士，直接導致西漢後期《公羊》地位下降和《穀梁》的上升。朝廷以辨經的方式判斷師法高下，於(yu) 是各家經師無不努力完善自己的經說，其結果就是章句之學的興(xing) 起。

章句本意是對經文的分章斷句，各家經師借此表達對經文的理解。當某家經說開始發展、傳(chuan) 授，特別是被立為(wei) 博士之後，必須有固定的分章斷句才能傳(chuan) 授弟子。因此從(cong) 分章斷句開始形成了家法。隨著經學的發展，章句在分章斷句外，又有對經文的訓詁注釋，經義(yi) 串講、駁斥論難等形式。爭(zheng) 立博士的刺激，更使各家盡量堅固己說以求應敵，導致西漢後期至東(dong) 漢前期章句數量迅速膨脹，以致出現“說五字之文，至於(yu) 二三萬(wan) 言”的情況。

章句的發展雖然出於(yu) 堅固家法的需要，但也在客觀上促進了各經的溝通。《漢書(shu) 》記載了夏侯建為(wei) 在辨經中“應敵”，不僅(jin) 在家法不同的夏侯勝和歐陽高之間左右采獲，並且牽引五經以發展完善自己的章句。東(dong) 漢時有更多經師援引他經甚至史書(shu) ，試圖證明自家解經之法可普遍適用於(yu) 六經。這種“采獲”“牽引”之法客觀上推動了各經、各家的溝通。

另一種“通經”的力量來自官方經學會(hui) 議。東(dong) 漢章帝時，為(wei) 解決(jue) “章句之徒，破壞大體(ti) ”的問題，召開白虎觀會(hui) 議，欲依靠皇權力量將分歧的章句進行整合，試圖通過“使諸儒共正經義(yi) ”的方式做到“永為(wei) 後則”。白虎觀會(hui) 議的成果形成《白虎通義(yi) 》一書(shu) ，其形式是每事之下先給出皇帝“稱製臨(lin) 決(jue) ”的結論，然後“由義(yi) 擇事”提供經說論據進行論證。《白虎通義(yi) 》各事之間並非簡單羅列，而是形成嚴(yan) 密的論述體(ti) 係。由此可見，白虎觀會(hui) 議的本質是由官方提供一整套“經義(yi) ”來整合經說，這又何嚐不是一種貫通五經建構經學體(ti) 係的努力。

至東(dong) 漢後期，“通經”終於(yu) 成為(wei) 時代風氣。東(dong) 漢幾乎不再增立經學博士，解經文體(ti) 和經學風氣都發生較大變化。與(yu) 西漢初年專(zhuan) 經風尚不同，東(dong) 漢經師往往兼通數經，古文家更是博覽多通，出現不少學無常師，遍習(xi) 五經的“通人”。與(yu) 此同時，出現了一批比較諸經異同的“長義(yi) ”“異義(yi) ”類經著。在治經方法上，東(dong) 漢經師，特別是古文經師多“訓詁通大義(yi) ，不為(wei) 章句”，即以訓詁說解經義(yi) 的方式作“小章句”，而拋棄為(wei) 應敵而發的煩冗“大章句”。訓詁舉(ju) 大義(yi) 方法更注重貼合經文，揭示經書(shu) 本義(yi) ，是更為(wei) 平實的解經方式。以許慎為(wei) 例，他著有《五經異義(yi) 》《說文解字》，認為(wei) “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shu) ，貫通其意”，即通過整理古書(shu) 中的“字例之條”、訓詁文字來求得對經書(shu) 中所載聖人之道的理解。這種解經方法必然要求作者貫通諸經。無怪乎古文家多通人。

從(cong) 漢初獨守殘經到東(dong) 漢崇尚兼通，漢代經學在發展中呈現出明顯的融合趨勢。東(dong) 漢末年，遍注群經的經師和比較五經異同的作品均已出現。那種將五經融為(wei) 一爐，再現經書(shu) 中的先王之製聖人之道的經學著作呼之欲出了。完成這一曆史使命的，是東(dong) 漢末年的經師鄭玄。

鄭學的體(ti) 係

鄭玄一生著述凡百萬(wan) 餘(yu) 言。在注經方麵，鄭玄十四年“隱修經業(ye) ，杜門不出”而注“三禮”；後來，鄭玄在多方征召下拒絕出仕，又注《論語》《毛詩》《尚書(shu) 》；此後避黃巾之亂(luan) 於(yu) 徐州，注《孝經》；臨(lin) 終前注《周易》。完整留存至今的，唯有“三禮”注和《毛詩箋》。

鄭玄經學最大的特點在體(ti) 係性。鄭玄解經以“三禮”為(wei) 核心，“三禮”中以《周禮》為(wei) 核心，以《周禮》注“三禮”，再以“三禮”注群經諸緯。因此清人將鄭學概括為(wei) “以禮注經”。借用這種方法，鄭玄以五經經文建構了一套嚴(yan) 密而完整的經說體(ti) 係。

鄭玄經學的體(ti) 係性特征，可從(cong) 他對“郊天時間”的處理中了解。

“郊天”即天子的郊祀祭天儀(yi) 式。《禮記·郊特牲》中有兩(liang) 條內(nei) 容相近的經文，甲處為(wei)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乙處為(wei)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之日，王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兩(liang) 段經文幾乎首尾相接，內(nei) 容均是郊天時間及儀(yi) 節，用語也頗為(wei) 接近。讀者很容易認為(wei) 二者所述為(wei) 一事，但鄭玄卻刻意區分，認為(wei) 乙處“周之始郊，日以至”實際上是指魯國於(yu) 冬至之月郊天；而甲處經文則周天子於(yu) 建寅之月郊天。

兩(liang) 條原本簡單清晰的經文，在鄭玄的解釋下變得相當複雜。如前文所述，鄭玄經學體(ti) 係為(wei) “《周禮》—‘三禮’—群經諸緯”。《周禮》經文中，周天子於(yu) 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此時天子服大裘而冕，乘玉路，用蒼璧、蒼牲。以此為(wei) 基礎對比《禮記·郊特牲》。乙處經文稱王服袞服袞冕乘素車，顯然與(yu) 《周禮》所記載的周天子郊祀儀(yi) 節不符，即除天子外隻有上公可用袞服袞冕，故可知乙經為(wei) 諸侯郊天禮。《禮記·明堂位》記載魯公行天子禮樂(le) 曰“魯君孟春乘大路”等，由此可知乙處與(yu) 《明堂位》均為(wei) 魯郊而非周郊，其祭祀時間為(wei) “孟春”，周之孟春為(wei) 建子之月。於(yu) 是鄭玄得出結論，乙經為(wei) 魯國於(yu) 建子之月郊祀。

甲經稱“牲用騂”，而《周禮》規定冬至祭昊天上帝用蒼牲，可知甲經必非周天子冬至郊天禮。《周禮·牧人》和《禮記·祭法》也有對用騂犢的祭天禮的記載，即周天子除冬至祭昊天上帝用蒼牲之外，還有另一種用騂犢的郊天禮。為(wei) 確定其時間，鄭玄引入緯書(shu) “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之文，判斷甲經“迎長日之至”應為(wei) 夏正建寅之月周郊之禮。後人多誤認為(wei) ，鄭玄是惑於(yu) 緯書(shu) 才對甲乙兩(liang) 處經文作如此迂曲的解釋。然而當我們(men) 順著鄭玄“由《周禮》到‘三禮’再到諸經諸緯”的結構追溯經說，就可知鄭玄是在對比各處經文後作出判斷，隻是在解甲經的最後一步才引入緯書(shu) 之說。由此可知，古人對鄭玄信用緯書(shu) 的批評未必準確。

鄭玄不局限於(yu) 《郊特牲》一篇而輕易合並甲乙經文，而是通盤考慮五經，構想出周代的郊天製度，然後將其與(yu) 甲乙經文比對，最後作出判斷。可知鄭玄注經的重點不在疏通文義(yi) ，而是在經文中構建完整、嚴(yan) 密、富有解釋力的周禮體(ti) 係。以周禮體(ti) 係為(wei) 標準判斷具體(ti) 經文，若經文與(yu) 體(ti) 係有衝(chong) 突，則通過細分概念等解經方法使之符合體(ti) 係。鄭玄相信經書(shu) 中保存著先王之製與(yu) 先聖之道，因此他既兼顧每條經文，又從(cong) 經文中構建經學體(ti) 係。這種將五經經文融為(wei) 一爐的體(ti) 係性，正是鄭玄不同於(yu) 其他經師的特征，也是鄭玄完成漢代經學曆史使命的方式。

經學經曆秦火書(shu) 缺禮廢後，由經師口誦默識獨守一經，到各家爭(zheng) 立博士章句興(xing) 盛，再到東(dong) 漢後期為(wei) 訓詁尚通經，最後由鄭玄遍注群經“囊括大典”。鄭玄溝通經文，使五經呈現為(wei) 一套嚴(yan) 密而完整的經學體(ti) 係。如果說孔子整理並創造性地繼承了周代的禮樂(le) 文明，那麽(me) 鄭玄也以其遍注群經的努力，重新為(wei) 我們(men) 照見五經中的先王之製和聖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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