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時代中國哲學何為(wei)

作者：王文娟（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5年第5期

摘要：數字技術的出現無異於(yu) 對人類生存和交往方式的重塑和再造，它所形成的一元超級結構滲透到物質變換、社會(hui) 治理和人類身心改造等一切領域和環節，使得人們(men) 一方麵享受著新技術帶來的種種便利與(yu) 虛擬化生存的自由與(yu) 精彩，另一方麵則體(ti) 驗到生活的碎片化與(yu) 整體(ti) 性的喪(sang) 失，以及多元化社會(hui) 觀念與(yu) 價(jia) 值衝(chong) 突中的“不知所措”，更不自覺地陷入技術崇拜甚至技術宰製的境地。中國哲學作為(wei) 現代化進程的產(chan) 物，從(cong) 近代以來在西方哲學影響下自覺書(shu) 寫(xie) 中國哲學史、新中國建立後受蘇聯哲學範式意識形態化，到改革開放以來在多元的研究發展中形成新範式，逐漸成為(wei) 世界性的學問。其強烈的現實關(guan) 懷與(yu) 與(yu) 時俱進的發展性特質，在貫徹主體(ti) 性自覺與(yu) 文明傳(chuan) 承連續性的同時，始終保持“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生命力。在數字化時代人類精神亟需整體(ti) 性重建的現實語境中，中國哲學需要麵向大眾(zhong) 回應時代使命和社會(hui) 文化的需要，“闡舊邦以輔新命”，為(wei) 人類克服生存困境、奔赴美好未來提供更多助力。

關(guan) 鍵詞：數字化生存 中國哲學 時代使命 價(jia) 值挺立 精神重建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第5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4年底，我國網民規模達11.08億(yi) ，互聯網普及率達78.6%。大數據、雲(yun) 存儲(chu) 、區塊鏈、元宇宙等技術使現實世界與(yu) 虛擬世界逐漸融合，人們(men) 習(xi) 慣用網絡獲取信息，展開通信、消費和娛樂(le) 等活動，數字化生存成為(wei) 名副其實的日常。盡管如此，在理性和技術主導的數字化社會(hui) 中，並非人人都能自如地應對數字化帶來的挑戰，人的本真活力與(yu) 自由尚未得到彰顯，反而遭致意義(yi) 喪(sang) 失和價(jia) 值虛無的侵蝕。參照西方哲學而建立的“中國哲學”學科，從(cong) 實質上接續傳(chuan) 統中國以人為(wei) 本的學問特質與(yu) 鮮明的現實性、發展性特征，從(cong) 成立伊始便嚐試為(wei) 人的生存確立意義(yi) 和價(jia) 值，隨時代發展生成不同形態，在學科發展中不斷拓展自身邊界而成為(wei) 世界性的學問。數字化飛速發展與(yu) 全麵應用的時代語境中，中國哲學將作為(wei) 什麽(me) 樣的角色，繼續發揮怎樣的作用，這是一個(ge) 值得深思的問題。

一、數字化生存的特征與(yu) 問題

“數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是分散在不同地域的人們(men) 基於(yu) 二進製數字係統建立的網絡鏈接所形成的既獨立又串聯、既接收又傳(chuan) 輸信息的生存方式，(1)這種方式肇始於(yu) 計算機的運用，隨著網絡、數字通信、智能技術、大數據算法等技術的推進，滲透入社會(hui) 生活的方方麵麵，重構了人們(men) 的時空觀念、生活方式和文化交往形態，使得社會(hui) 政治、經濟、文化等都展現出新的數字化特征及相應問題。對此不少學者做了初步的討論，指出數字技術作為(wei) 社會(hui) 發展的重要動力，不僅(jin) 改變了人的生存狀態，也對生產(chan) 關(guan) 係不斷進行改造，“數字網絡私有製”成為(wei) 資本主義(yi) 一種新的發展形態，數字鴻溝、數據監視更加劇了社會(hui) 各階級之間的對立。(2)具體(ti) 來看，數字化時代人的生存與(yu) 發展麵臨(lin) 三個(ge) 層麵的複雜挑戰。

(一)虛擬生存與(yu) 意義(yi) 危機

虛擬能力是人對現實的一種超越，是人類創造力的源泉。(3)不同於(yu) 前數字時代觀念形態、語言符號為(wei) 主的虛擬活動，數字化技術使得人們(men) 對虛擬現實的追求獲得了實踐的形態。從(cong) 蒸汽機的發明帶來的社會(hui) 生產(chan) 實踐的機械化，到電力技術所引起的電氣化革命，再到電子信息技術帶來的實踐方式的信息化、自動化發展，人們(men) 不斷從(cong) 繁重的體(ti) 力勞動中解放出來，生存方式也由物理形態的現實生存擴展到非物理形態的虛擬生存。虛擬生存使現實的人通過數字化符號中介實現對現實世界的人工模擬，它由物理“原子”到數字“比特”的轉換延展了現實空間和場域，人們(men) 足不出門在數字網絡中學習(xi) 、工作、消費、娛樂(le) ，豐(feng) 富和提升個(ge) 體(ti) 生存和發展的可能麵向。虛擬空間的開放性、多元性的特點賦予人更多的自主性與(yu) 自由感，人們(men) 可以超越現實的局限，在網絡虛擬空間和不同國籍、地區以及文化背景的人平等對話、暢所欲言，從(cong) 而極大地拓展了自身的生存空間、實踐方式與(yu) 情感體(ti) 驗。由此，虛擬生存與(yu) 現實生存共同成為(wei) 現代人類生存的背景，甚至在數字化技術的加速發展與(yu) 運用中，虛擬現實逐漸主導了主體(ti) 生存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

但虛擬生存的高效性和便捷性與(yu) 它的脆弱性和負麵影響同時並生。當網絡開始侵占人類越來越多的時間，以致於(yu) 人們(men) 真實的日常生活被虛擬網絡所殖民，人的豐(feng) 富的感性生命體(ti) 驗逐漸喪(sang) 失，身心分離的長期意識體(ti) 驗強化了“人的生存的平麵化、交往關(guan) 係的異化、生存焦慮等，也會(hui) 使人的生存狀況異化和非本真化”，同時還會(hui) 出現因數字身份的多元性造成的整合困難，引發自我認同的衝(chong) 突，甚至“產(chan) 生情感、價(jia) 值與(yu) 多樣性被數字符號消解的意義(yi) 失落感”。(4)究其實質，虛擬生存所帶來的愉悅體(ti) 驗與(yu) 精神自由是暫時而虛假的，離開了現實的人及其感性實踐活動，最終會(hui) 導致信息依賴、個(ge) 體(ti) 自我認同危機與(yu) 意義(yi) 危機。

從(cong) 根本上來看，這種生存焦慮與(yu) 意義(yi) 失落是現代社會(hui) 個(ge) 體(ti) 精神麵貌的延續，數字化生存不過是人類現代生存方式的一種變體(ti) ，虛擬生存體(ti) 驗加劇了個(ge) 體(ti) 的“現代性”困境。事實上，進入現代社會(hui) 以來，伴隨著宗教的、形而上學的神聖因素從(cong) 公共生活的退出，世俗化的力量在不斷增強，個(ge) 體(ti) 之“人”被無限放大，所有選擇與(yu) 決(jue) 斷都取決(jue) 於(yu) 個(ge) 人，數字化更加速了關(guan) 於(yu) “人”的新神話的形成。但虛擬現實中人的自主性與(yu) 絕對性被放大的同時，個(ge) 體(ti) 也深受生命不可承受之輕的“失重”困擾。由於(yu) 與(yu) 現實社會(hui) 逐漸疏離，個(ge) 體(ti) 不得不獨自麵對或承負世界給予的重壓，自由空間越大，選擇越多，其承負也越大，孤獨、空虛和無助感也就越強。(5)同時，現代個(ge) 體(ti) 數字性依賴越強，現實人際情感則越加疏遠淡薄，個(ge) 體(ti) 生命越發單薄空洞，身心分離越嚴(yan) 重，精神疾病、成癮現象等問題也就層出不窮。此外，由於(yu) 社會(hui) 的和宇宙的視野以及更高的目標感的喪(sang) 失，個(ge) 體(ti) 或者沉浸在渺小和粗鄙的虛榮和快樂(le) 中，或者自溺於(yu) 孤獨乃至自戀的自我關(guan) 注中，人的精神生活麵臨(lin) “貧困化”的危險。(6)人的“物化、單一化、表淺化”與(yu) “意義(yi) 、深度、曆史感、審美創造能力、愛的能力的喪(sang) 失”相繼出現，從(cong) 而泛化為(wei) 人類精神文化生存的整體(ti) 危機。(7)

(二)數字開放空間與(yu) 倫(lun) 理價(jia) 值衝(chong) 突

數字化開放空間加速了價(jia) 值的多元分化與(yu) 衝(chong) 突，這與(yu) 數字技術在報刊、電視等傳(chuan) 統媒體(ti) 之外提供了以網絡和手機為(wei) 載體(ti) 的社交平台如微博、微信等自媒體(ti) 終端有著直接的關(guan) 聯。輿論場域的無限擴大與(yu) 虛擬空間的符號性、匿名性和平等性，使得個(ge) 體(ti) 能以最大程度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意願從(cong) 事各種交流交往活動，不受現實身份、地位、規則等約束真實展現自我。伴隨著各類社會(hui) 群體(ti) 在網絡上的平等發聲，各類事務的參與(yu) 度、討論度逐漸提高，數字輿論場所呈現出去中心化與(yu) 碎片化的特征，各類人群形成的倫(lun) 理與(yu) 價(jia) 值衝(chong) 突也層出不窮。這種碎片化固然是對宏大敘事的反對，但其後並沒有形成與(yu) 數字化生存相應的共同體(ti) 責任和倫(lun) 理，反而引發各種價(jia) 值衝(chong) 突及網絡失範失序問題，則不能不令人擔憂。

數字空間的開放性與(yu) 社區文化的盛行，使得社會(hui) 觀念在一定程度上還原到“部落”狀態，不同語言、興(xing) 趣愛好、觀念、立場、價(jia) 值的人群結成一個(ge) 個(ge) 小的社會(hui) 單位，形成各自以“部落”共同生活的不同體(ti) 驗與(yu) 個(ge) 體(ti) 主義(yi) 為(wei) 核心的道德倫(lun) 理觀念。“部落”倫(lun) 理的出現一方麵反映了互聯網給予的文化形態的多元和自由，另一方麵也因規則和共識的缺乏而呈現出“無政府狀態”的危險。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一是數字化生活方式強化了人們(men) 長期以來持有的進步神話理想以及個(ge) 人主義(yi) 價(jia) 值觀，不同個(ge) 體(ti) 基於(yu) 自身視角形成不同的價(jia) 值觀，在數字身份隱匿作用的保護下，每個(ge) 人都自我膨脹、自命不凡，自我中心地表達和批評，期望自身的想法得到他人的尊重，卻不同等尊重其他獨立個(ge) 體(ti) ，而是把他人當作手段和可以控製的“客體(ti) ”。在數字技術可以將世界上的一切數據化的作用加持下，個(ge) 體(ti) 的隱私、心理乃至人格都可能受到極大的侵犯，數字化時代的言論並沒有因開放空間變得理性與(yu) 具有建設性，反而是在娛樂(le) 至死的喧囂中走向冷漠與(yu) 虛無。

另一方麵，這些“部落”倫(lun) 理大多從(cong) 自身經驗和核心需求出發，反對普遍的道德觀與(yu) 理性主義(yi) 文化，在公共議題上難以達成共識，反而在更廣的社會(hui) 層麵上造成對立和衝(chong) 突，更可能出現偏激化或兩(liang) 極化的情形。例如，在網絡匿名性條件下少數暴民心態的發聲，引導輿論走向某些錯誤偏激的觀點如盲目排外、仇富，同一事件持不同的立場的人們(men) 也在輿論的影響和從(cong) 眾(zhong) 心理驅使下，失去對事實真相的探求與(yu) 公共理性的探討。而那些本身還具有爭(zheng) 議、沒有形成統一的正向價(jia) 值的議題，如動物權利、墮胎、死刑等問題，不同道德立場與(yu) 知識背景的人群的意見在網絡效應中更容易形成兩(liang) 極分化的現象，甚至陷入無休止的互相指責。(8)更不用說在國別、民族、宗教、曆史等因素疊加之下，信息生產(chan) 的地域性與(yu) 信息傳(chuan) 播的超地域性矛盾所導致民族國家間的倫(lun) 理價(jia) 值衝(chong) 突。

倫(lun) 理衝(chong) 突背後映射的是價(jia) 值失序與(yu) 道德下滑，以及缺乏共同體(ti) 倫(lun) 理與(yu) 責任的引導與(yu) 規製。這就強烈要求人們(men) 思考在“數字化生存共同體(ti) ”這一既成事實下走出“部落”倫(lun) 理陷阱，改善道德態度，在尊重道德差異的前提下寬容觀念分歧，借助更多的知識獲取以及信息的增進，通過反複協商達成理性共識，建立新的道德倫(lun) 理觀，加速生成自由、尊嚴(yan) 與(yu) 責任相統一的現實“生存共同體(ti) ”。

(三)數字資本與(yu) 新型異化

數字化技術的運用本質上是人類用新的數字符號技術手段拓展和延伸智力與(yu) 體(ti) 力上的局限、以改變和提升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其迅猛的普及應用重塑和再造了人們(men) 的生活和交往方式，並以一元超級結構滲透到物質變換、社會(hui) 治理和人類身心改造等一切領域和環節。數字技術在今天的社會(hui) 中充當的是如盧卡奇等人所批判的抽象化的統治力量，所有人和物都被放在一個(ge) 共同的平台上物化成一個(ge) 抽象的存在(貨幣、數據等)，喪(sang) 失了自己的獨特性，從(cong) 而展現出更深刻的異化。(9)吉登斯指出：“現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們(men) 拋離了所有類型的社會(hui) 秩序的軌道，從(cong) 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態”。(10)鮑德裏亞(ya) 明確告訴我們(men) ：“我們(men) 被技術操縱簡單化了。進入數字操縱階段之後，這一簡單化進程變得瘋狂起來”。(11)數字化時代生存的本質是現代化的加速，數字化加劇了人的現代性困境與(yu) 異化程度。

首先，數字化時代人的工具化、商品化特質更為(wei) 突出。數字平台不受時空限製用算法控製勞動節奏，不斷升級勞工標準，實現勞動監管自動化與(yu) 全維度，個(ge) 體(ti) 的自由時間和空間被極大地擠壓，最大限度地被開發和利用其生產(chan) 剩餘(yu) 價(jia) 值的能力，人的勞動過程本身被異化，工具性特征也更突顯。同時，數字平台無償(chang) 占有個(ge) 體(ti) 自動生成的身份數據，並通過出售給廣告商、金融端等其他客戶獲得利潤，個(ge) 體(ti) 為(wei) 平台創造價(jia) 值卻沒有獲得經濟補償(chang) ，反而成為(wei) 大數據進一步攻略的消費對象，被廣告和各種網絡產(chan) 品狂轟濫炸誘導消費，依賴甚至沉溺網絡消費、娛樂(le) 、遊戲等活動。在這一商品化的過程中，不僅(jin) 人的認知、情感被抽象化為(wei) 數字符號碎片，人的個(ge) 性、創造力、時間、人際聯係和社會(hui) 關(guan) 係也被悄悄地納入數字生產(chan) 體(ti) 係而生產(chan) 出大量的價(jia) 值，然而個(ge) 體(ti) 並不沒有參與(yu) 價(jia) 值分享過程，反而成為(wei) 數字資本主義(yi) 結構性霸權力量的對象。

其次，人與(yu) 自身本質、與(yu) 他人的關(guan) 係也出現了異化。數字化時代，人們(men) 被大數據和算法的無形之手操縱，意識、行為(wei) 受平台誘導甚至控製，與(yu) 自己生產(chan) 活動、勞動產(chan) 品相異化，主體(ti) 性自覺不斷被消解。(12)人們(men) 可以利用數字技術更方便地獲取更豐(feng) 富的信息，但人的思考能力卻沒有同步增長，甚至還會(hui) 出現因熱衷於(yu) “讀圖”與(yu) 繁多蕪雜的感官娛樂(le) 而造成智力的退化。人們(men) 頻繁遭遇選擇困境，乃至出現認知困難、記憶弱化、知識貧乏等問題。人的思維模式也隨著數字化技術的滲透而越來越標準化和單一化，偏重信息和知識的獲取，而忽略了思想和智慧的追求，更因批判性思考能力的缺乏，輕易陷入“淺表化”、非此即彼的爭(zheng) 論之中。數字化技術提供了更為(wei) 便捷的虛擬交往，但人們(men) 現實中直接交流和溝通的機會(hui) 急劇減少，人際情感疏遠淡薄，人與(yu) 人的具體(ti) 的現實的關(guan) 係變成了數字化的交換關(guan) 係，最終導致人與(yu) 人的疏離與(yu) 社會(hui) 的離心。

最後，數字技術被納入資本運作機製，背離平等、開放、共享的原則而服從(cong) 資本的調配，成為(wei) 資本權力擴張和控製人類行為(wei) 的有效工具。數字技術依靠大數據和算法正在形成一種新的生產(chan) ——數據體(ti) 係，成為(wei) 現代社會(hui) 新的權力技術，擁有數據和數字支付係統能力就具有了壟斷的權力，數字生產(chan) 及其產(chan) 品終將成為(wei) 不可抗拒的超驗力量，以其獨特的技術性語言和思維方式，通過各種各樣的卡號、密碼等數字代碼形式為(wei) 人一一編製數字身份，從(cong) 而實現對人的鮮活個(ge) 性的替代。數字崇拜與(yu) 技術宰製成為(wei) 資本的同謀，以不可取代的邏輯控製了日常生活，進而對人類表現出越來越大的統合和輻射功能，使得人們(men) 被籠罩其中而無力反抗。數字技術強化了資本的權力關(guan) 係，成為(wei) 禁錮個(ge) 性的牢籠，產(chan) 出有用而馴服的個(ge) 體(ti) ，造成對人性的壓製和摧殘，也加劇不平等現象。

二、中國哲學的關(guan) 切與(yu) 特質

中國哲學有尊道貴德的傳(chuan) 統，對技術則有“以道馭術”與(yu) “道進乎技”兩(liang) 種不同的態度。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傳(chuan) ·係辭上》)，儒家盡管看重“六府”(即水利、燒荒、冶煉、耕作、貴粟之類)、“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等有利於(yu) 國計民生之事，但也盡量避免過於(yu) 關(guan) 注器物層麵的技術所導致的“奇技淫巧”泛濫、“玩物喪(sang) 誌”等消極影響，孟子就指出“術不可不慎也”(《孟子·公孫醜(chou) 上》)。老子也說：“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老子》第五十七章)莊子則指出：“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yu) 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即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莊子·天地》)可見他們(men) 都認為(wei) 技術的不恰當應用會(hui) 對人的身心和諧、社會(hui) 穩定等方麵產(chan) 生負麵影響。但莊子也肯定像庖丁、梓慶這樣“道進乎技”的傑出匠人，在他看來，技術應用不僅(jin) 與(yu) 道德相容，而且可以貫通，他說：“同於(yu) 天地者，德也；行於(yu) 萬(wan) 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也，技也。技兼於(yu) 事，事兼於(yu) 義(yi) ，義(yi) 兼於(yu) 德，德兼於(yu) 道，道兼於(yu) 天”(《莊子·天地》)，就是對技術與(yu) 道德的關(guan) 係做出了一種新的展望。

不論“以道馭術”還是“道進乎技”，中國哲學對技術及其應用的態度，對現代社會(hui) 協調人與(yu) 物的關(guan) 係、人的身心關(guan) 係、人與(yu) 自然的關(guan) 係無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jia) 值。但當前問題不僅(jin) 僅(jin) 是如何看待和運用數字化技術，而是在更深層次上應對數字化技術對現代性的加速，及其高歌猛進所催化的數字化社會(hui) 中如何重構生存和重建精神等命題。中華文明向來“具有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ti) 性與(yu) 旺盛生命力”，(13)歸根結底在於(yu) 作為(wei) 其核心的中國哲學始終具有強烈的現實關(guan) 懷與(yu) 與(yu) 時俱進的實踐特質這一底色，在貫徹自身文化主體(ti) 性與(yu) 文明傳(chuan) 承連續性的同時，不斷激發出新的思想與(yu) 文化，為(wei) 人們(men) 在不斷變換的現實中實現更好生存提供出路。

(一)中國哲學的現實性關(guan) 切與(yu) 價(jia) 值挺立

中國哲學向來關(guan) 注具體(ti) 世界與(yu) 日常生活，認為(wei) 這是對人的生命存在本質而真實的確證。以儒家為(wei) 例，當孔子指出“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意味著在孔子這裏，生比死具有更本源的意義(yi) ，生命存在過程是意義(yi) 生成的起點。“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生生之謂易”(《易傳(chuan) ·係辭上》)、“天地之大德曰生”(《易傳(chuan) ·係辭下》)則從(cong) 更廣闊的層麵肯定“生”的本體(ti) 論意義(yi) 以及人的生命價(jia) 值。人在具體(ti) 世界中的日常生活確證了人之為(wei) 人的本質，也規定了主體(ti) 間世界的開展秩序。孟子以仁義(yi) 禮智為(wei) 人之為(wei) 人的基本品格，荀子以“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yi) ”所以高出其他生物而“最為(wei) 天下貴”(《荀子·王製》)，“仁”是對他人的共情與(yu) 悲憫，“義(yi) ”是對普遍規範的自覺，“禮”是對自我的節製，“智”是非判斷能力的塑造，仁義(yi) 禮智既是具體(ti) 德性，也都飽含自覺的倫(lun) 理意識，這種自覺意識是人在麵對任何變動不安的時代處境之中依然保持人之為(wei) 人的根本。儒家對日常生活的關(guan) 切在社會(hui) 文化上體(ti) 現為(wei) 五倫(lun) 等規範習(xi) 俗中，既為(wei) 日常生活確立了秩序，讓個(ge) 體(ti) 作為(wei) 日常生活的承擔者在“日用而不知”中生成意義(yi) 、增長智慧，也為(wei) “文化的曆史延續和傳(chuan) 承提供了某種擔保”。(14)而儒家經世致用的價(jia) 值取向貫穿古代曆史，從(cong) 春秋戰國時代哲學家麵對禮崩樂(le) 壞的現實紛紛以“道”的反省重建秩序，到近代知識界學習(xi) 西方科學技術乃至思想觀念、政治製度，無不灌注強烈的現實關(guan) 切。

儒家對現實的關(guan) 切具有鮮明的實踐指向，除了經世致用的價(jia) 值取向之外，儒家始終將“明道”與(yu) “行道”貫通為(wei) 一，將“性道之學”層麵對世界的理解、對人生的明悟，外化為(wei) 改變世界與(yu) 改變人自身的實際踐行。“道”不離實在的基本認定也使得中國哲學始終區別於(yu) 其他文明的哲學。比如孔子提出“修己以安人”，《大學》“八條目”將個(ge) 體(ti) 修身與(yu) “齊家治國平天下”貫通起來，子思將“成己”與(yu) “成物”融於(yu) 一體(ti) ，成就自身的同時“讚天地之化育”，以及荀子“製天命而用之”，都將人的道德養(yang) 成、價(jia) 值實現與(yu) 社會(hui) 發展緊密關(guan) 聯，人應同時承擔自我發展與(yu) 社會(hui) 發展的雙重責任，自覺地履行對自我和社會(hui) 的倫(lun) 理義(yi) 務，完善自我的同時也努力改變世界。道家盡管對於(yu) 人的本質與(yu) 理想狀態的理解與(yu) 儒家不同，但道家反對戕害或背離人的本性，始終堅持對人性理想之境的追求，通過效法自然的方式回歸“嬰兒(er) ”的理想狀態。同時儒道二家都避免對現實具體(ti) 的脫離，而注重在日用常行中實現終極關(guan) 切，如《中庸》提出“極高明而道中庸”，道家所說的“無為(wei) 而無不為(wei) ”也並不是完全無所作為(wei) ，而是以合乎道的“無為(wei) ”的方式去“為(wei) ”，同樣體(ti) 現了對“明道”與(yu) “行道”的一致性。由此可見傳(chuan) 統中國哲學注重從(cong) 現實生活中挺立價(jia) 值，以及在現實生活中踐行價(jia) 值、用價(jia) 值關(guan) 切指導現實生活的特質。

(二)中國哲學的發展性特質與(yu) 精神延續

中國哲學對現實的關(guan) 注與(yu) 實踐特質使其自身始終圍繞時代問題發展，衍化出不同的形態，同時延續其核心精神旨向。宋明理學對源自印度、流行於(yu) 中國的佛教思想挑戰的創造性回應，可以視作其中的典型。正是為(wei) 了正麵應對佛教思想的挑戰，一掃士習(xi) 之溺，儒家學者以“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的氣魄重振斯文，在吸收佛教文化的基礎上揚棄和批判佛教之“無”，發展出理學、心學等新的內(nei) 容與(yu) 形態，以往儒家未能充分發展的理氣、心性和修養(yang) 工夫論得到具體(ti) 而深入的展開，為(wei) 儒家道德理論奠定形上基礎的同時發展出媲美於(yu) 佛道的心性理論。宋明理學的形成和開展不僅(jin) 扭轉當時的時代風氣，延續了儒學文化命脈，而且支配了後世八百年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並進而成為(wei) “東(dong) 亞(ya) 文明”的共同體(ti) 現，對東(dong) 亞(ya) 發生巨大影響。(15)

近代以來，中國哲學的開展受到了另一重現實的嚴(yan) 峻挑戰。這種挑戰有來自西方文化為(wei) 代表的近代文明對傳(chuan) 統文化的衝(chong) 擊，也來自對中國文化本身如何實現現代轉化的困境意識和焦慮。近代學者所做的哲學工作是在借鑒西方哲學理性分析方法與(yu) 理論架構、概念的基礎上建構起中國哲學的模型，提出了係統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同時繼承中國哲學的傳(chuan) 統和精神，重新闡釋、發展傳(chuan) 統哲學，即“繼往聖而開新統”。如馮(feng) 友蘭(lan) 吸取西方新實在主義(yi) 建立的“新理學”，可以說是朱子哲學的重新闡釋與(yu) “接著講”，賀麟吸納德國唯心主義(yi) 的觀點闡釋陽明心學而建立“新心學”，金嶽霖借鑒西方邏輯學拓展闡發中國本體(ti) 之“道”，熊十力則吸收唯識學與(yu) 叔本華唯意誌論而“歸本大易”等等，中國哲學呈現出更具理論性、係統性和邏輯性的麵貌，初步具有了現代形態。

新中國建立後用馬克思主義(yi) 的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哲學具有正當性，也做出了一些成績，尤其“在重要問題的研究、曆史資料的整理、方法論問題的研討、重要考古文獻的發掘、研究成果的積累、學科體(ti) 係的完善等方麵取得了長足進展”。(16)但是在完全依從(cong) 蘇聯日丹諾夫關(guan) 於(yu) 哲學史的定義(yi) 的背景下，亦即“科學的哲學史是科學的唯物主義(yi) 世界觀及其規律的胚胎、發生與(yu) 發展的曆史”，“哲學史也就是唯物主義(yi) 與(yu) 唯心主義(yi) 鬥爭(zheng) 的曆史”等觀念引導下，這一時期的中國哲學更多地是被作為(wei) 封建遺產(chan) 加以整理和研究，傳(chuan) 統哲學的“氣論”和辯證思維因為(wei) 契合唯物辯證法而得到重視，對中國哲學精神遺產(chan) 的整體(ti) 把握和挖掘比較欠缺，出現忽略社會(hui) 曆史觀、“沒有給哲學史上的唯心主義(yi) 哲學流派以應有的曆史地位”等問題。(17)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哲學研究逐漸走上正軌。經過1980年前後由“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馬克思主義(yi) 及人道主義(yi) 討論”以及各種西方現代思潮的湧入帶來的影響之後，“重回原典”“重回學術史脈絡”成為(wei) 中國哲學研究的焦點，文獻整理和哲學詮釋工作均成就卓著。經典文獻經搜羅、考證、校勘和整理出版，經典解讀、注釋及講義(yi) 大量出現，“儒藏”工程緊密有序地展開；中國哲學研究的諸多麵向得到開展，並吸收西方現代哲學尤其是存在主義(yi) 、現象學、詮釋學、分析哲學等最新成果闡釋中國哲學的深層意蘊與(yu) 現代價(jia) 值，對比分析其異同優(you) 劣，湧現出一係列代表性佳作。同時在傳(chuan) 統的天道觀和理氣論、人性與(yu) 道德修養(yang) 論、知行觀、名學等基礎上發展出現代形態的本體(ti) 論、宇宙觀、倫(lun) 理學、認識論、邏輯學、政治哲學等，為(wei) 正確理解和把握現實世界、指導新時期的社會(hui) 實踐提供支持。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hui) 經濟大踏步發展，物質文明、精神文明齊頭並進，中國哲學作為(wei) 古典中國哲學的現代傳(chuan) 承，如何通過理論創新適應乃至推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為(wei) 現代社會(hui) 發展提供助力成為(wei) 首要問題。另一方麵隨著全球化的推進，中西哲學文化的交流、互動頻繁，中國哲學與(yu) 文化如何在全球經濟文化視野中堅守文化本位，為(wei) 人類生存處境麵臨(lin) 的共同難題以及世界文明發展提供智慧，也是中國哲學發展的核心關(guan) 切。陳來《仁學本體(ti) 論》“將古往今來之儒家的仁說發展為(wei) 一新仁學的哲學體(ti) 係”，旨在發展一種新的現代中國哲學體(ti) 係，“將形上學與(yu) 人的價(jia) 值、人的實踐、具體(ti) 的生活世界聯係起來對其存在和意義(yi) 做整體(ti) 上的說明”;(18)楊國榮的“具體(ti) 形上學”直麵“形而上學”這一根本課題，充分調動中西哲學傳(chuan) 統中的各種觀念資源予以係統性的理論建構。這些嚐試都不再是從(cong) 西方哲學傳(chuan) 統內(nei) 部的問題出發“做出一種中國哲學的回應”，而是試圖在新的曆史方位與(yu) 世界哲學互動共生中探索中國哲學的新範式，為(wei) 中國哲學注入“新的內(nei) 容”。(19)在此過程中，中國哲學發展出契合自身的新範式，並逐漸成為(wei) 世界性的學問。

進入21世紀，數字化成為(wei) 不可逆的潮流。數字化社會(hui) 是技術社會(hui) 的加強版本，技術社會(hui) 工具理性泛濫所導致的過度的個(ge) 人主義(yi) 、拜金主義(yi) 、功利主義(yi) 、投機主義(yi) 以及由此而來的人際關(guan) 係疏離、個(ge) 人的孤獨焦慮，在數字化時代更為(wei) 凸顯，並集中表現為(wei) 價(jia) 值虛無、意義(yi) 缺失和道德的衰弱，社會(hui) 的合理化生活被徹底破壞，道德理性和價(jia) 值理性亟待整體(ti) 性重建。令人欣喜的是在全球多元文化格局中，人們(men) 不再將西方文化作為(wei) 普遍性的典範，而是植根於(yu) 自身文化傳(chuan) 統和曆史中尋求資源以促進新的典範的誕生。自覺開展中國文化本位的哲學研究，發揮其民族特點與(yu) 文化優(you) 勢以回應時代問題，推進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成為(wei) 人們(men) 的共識。麵對數字化時代人類經驗普遍麵對的現代性難題，如何在人類新處境中激活中國哲學的實踐意義(yi) ，中國哲學如何立足大眾(zhong) ，通過自身的時代之思“闡舊邦以輔新命”，這是我們(men) 迫切需要處理的課題。

三、數字化時代中國哲學的意義(yi) 與(yu) 使命

數字化技術及其應用所帶來的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變革是一個(ge) 不可逆的過程，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men) 隻能伴隨著數字技術的節奏起舞，做“依賴於(yu) 算法的數據人”，(20)我們(men) 需要以一種新的方式去理解和把握被數字重新塑造的世界，並建構更為(wei) 合理的“現代性”。中國哲學必須介入當下社會(hui) 激活自身資源，為(wei) 人類可憧憬的未來生活提供克服數字化生存困境的現代智慧，是當前中國哲學發展與(yu) 謀劃的意義(yi) 所在與(yu) 價(jia) 值標的。

一是立足大眾(zhong) 介入生活世界，貢獻生命經驗和實踐智慧。數字化時代最大特點是虛擬現實，它部分地擺脫了對現實世界物質基礎及其規律的依賴，實現對現實世界的模仿、再造、延伸和補充。但過度依賴或沉溺於(yu) 虛擬現實，深層的人與(yu) 人之間的關(guan) 係將被遮蔽，更為(wei) 複雜的社會(hui) 現實問題也將湧現出來。針對現代精神生活麵臨(lin) 數字化係統對於(yu) 生活世界的“殖民”以及生活空間的傳(chuan) 統實質被貶低，中國哲學應該利用其“從(cong) 處理經驗生活的知識領域中醞釀、成熟起來的”(21)飽含生命的學問和實踐智慧的特質，引導大眾(zhong) 積極介入生活世界，同時發揮其在日用常行中明“道”行“道”的優(you) 勢，為(wei) 揚棄數字化時代人與(yu) 世界的疏遠關(guan) 係，改變人淪落為(wei) 網絡的附屬現狀，以及重塑人的精神生活提供思想資源。個(ge) 體(ti) 可以從(cong) 中國哲學中汲取獨立自覺的精神力量，“收拾精神，自做主宰”，對各種數字產(chan) 品和信息進行有效鑒別與(yu) 選擇，在獲得豐(feng) 富信息與(yu) 自由空間的同時避免網絡依賴、自我迷失的深層焦慮，重新拿回全部生活場域的主導權；同時在人倫(lun) 日用中“一體(ti) 之仁”的日常經驗與(yu) 人際之間親(qin) 和性為(wei) 主的情感累積，個(ge) 體(ti) 可以部分化解虛擬生存中的人際疏離、陌生感和差異感，使人一步步從(cong) 狹小的自我封閉空間中走出來，接受和融入真實世界，重獲正常交往和愛的能力，並生成鮮活的個(ge) 性；“禮節樂(le) 和”的理念與(yu) 實踐，可以為(wei) 個(ge) 體(ti) 重建生命與(yu) 價(jia) 值秩序提供來自家庭、社群、地方乃至國家層麵的支持，建立起精神文化層麵的認同，排遣數字符號化所致的意義(yi) 失落以及更深層的孤獨無助；對理想人格、精神境界的追求則促進改善現代人身心失和與(yu) 人的單一化與(yu) 淺表化，重新感受理想的崇高和神聖，豐(feng) 富和完善個(ge) 我。

當然，日常生活也不能被理想化或完美化，由於(yu) 日常生活不是出於(yu) 自覺的建構，而是一種慣常生活的自在、本然的形態，因此必然存在粗糙感與(yu) 不足。現實日常與(yu) 虛擬生存共同構成人類基本的生存環境與(yu) 生存方式，日常生活是人的現實生存的基礎，為(wei) 虛擬生存提供感性經驗，虛擬現實為(wei) 人類實現現存條件尚不能到達的目的，是一種有力的媒介和補足，二者並不絕對對立，而且必然要實現互補與(yu) 結合。相應地，對於(yu) 中國哲學來說，既要豐(feng) 富研究向度，在經典詮釋工作之外，更多一些直接麵對生活經驗、解釋生活的深度思考，以應對日新月異的時代發展和世界變遷，同時也要維持經驗生活與(yu) 理性思考之間的平衡，發揮“為(wei) 仁由己”的主體(ti) 挺立精神，既不讓日常淪為(wei) 庸俗，也不讓概念轉為(wei) 空洞的玄想，真正在數字化時代為(wei) 安頓個(ge) 體(ti) 心靈和重建價(jia) 值秩序發揮支撐作用。

二是倡導“和而不同”、恕道原則克服倫(lun) 理價(jia) 值衝(chong) 突。網絡空間應該是多元、開放、包容的場域，倡導和包容文化差異性與(yu) 多元生命樣態，不同文化、不同地區的人群可以在千差萬(wan) 別的倫(lun) 理觀念中尋求“共同生活”的道德共識和審美共性。以包容共存為(wei) 核心的數字化時代的新道德可以借鑒儒家“和而不同”的價(jia) 值理念、“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的恕道原則，尊重差異、包容矛盾、追求共性與(yu) 理性協商。在此前提下，多樣化的趣味、聲音乃至情感才能被充分釋放，人才能更加真實、豐(feng) 富與(yu) 全麵的發展。人類新型數字化生活方式應該倡導團結和包容的新道德，營造良好健全的網絡精神家園，最大程度消除網絡的負麵影響力。儒家倫(lun) 理道德觀念提倡和鼓勵人們(men) 反躬自省，堅持道德責任和義(yi) 務，以及“民胞物與(yu) ”“求同存異”“知行合一”等理念，可以幫助建構現代人際關(guan) 係和現代新型倫(lun) 理價(jia) 值。

數字化時代中國哲學在重建全球秩序與(yu) 價(jia) 值的過程可以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世界哲學互動共生背景下，不僅(jin) 傳(chuan) 統和現代互攝互融、互相改變，東(dong) 方與(yu) 西方也都能從(cong) 對方的實踐經驗和思維智慧中獲益。中國哲學尤其需要在世界範圍內(nei) 的學術爭(zheng) 鳴中發出自己的聲音，不僅(jin) 僅(jin) 限於(yu) 數字空間的倫(lun) 理衝(chong) 突、人的隱私、權利和公平之類的問題，還包括多元文化競爭(zheng) 、數字技術引起的“數字增強”以及由此產(chan) 生的一些根基性的哲學問題。更重要的是把中國現代性曆程中的種種問題以學術和概念的方式呈現出來，把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和解決(jue) 的中國經驗、中國智慧提供給世界，為(wei) 應對未來技術發展的挑戰貢獻中國力量。

三是整合工具理性與(yu) 價(jia) 值理性以克服“物化”邏輯。數字化時代的一個(ge) 重要特征，是數字技術與(yu) 資本的聯盟使得人的主體(ti) 地位岌岌可危，同時也裹挾著人們(men) 在名利場中向它屈服和獻媚，並受其宰製。構建數字中國是時代的必然發展趨勢，讓人們(men) 充分享受數字化帶來的便捷與(yu) 智能，也是社會(hui) 發展和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但在資本邏輯下，數字勞動正在全麵異化現實的人及其感性認知活動，遮蔽其獨特個(ge) 性，並將其抽象為(wei) 客觀理性的數據。(22)因此，一方麵我們(men) 要拒絕資本邏輯，警惕數字與(yu) 資本的共謀，並對其展開政治經濟學批判，改造不平等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讓數字技術成為(wei) 構築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有益基礎，這是真正克服數字異化的起點。另一方麵，勞動者要努力開拓創新以對抗資本強勢擴張下的個(ge) 體(ti) 被邊緣化、物化的境況，以豐(feng) 富的創造力與(yu) 蓬勃的生命力，積極拓展個(ge) 體(ti) 的生命世界和意義(yi) 世界，塑造獨立完整的人格。中國哲學尤其儒家傳(chuan) 統區別於(yu) 西方現代價(jia) 值的特質，就在於(yu) 更注重倡導價(jia) 值理性，關(guan) 注人的生命意義(yi) 的安頓與(yu) 價(jia) 值實現，反對現代社會(hui) 知識分工、專(zhuan) 業(ye) 化體(ti) 製與(yu) 技術宰製造成的內(nei) 在同一性的瓦解、價(jia) 值分化與(yu) 日常生活的碎片化。克服“物化”邏輯，以價(jia) 值理性引導以科學技術為(wei) 代表的工具理性，使數字技術的發展更具人文關(guan) 懷，在肯定知識理性的重要性的同時堅持德性的根本地位，為(wei) 個(ge) 體(ti) 生活提供完整的世界圖景和價(jia) 值根據，使人明德集義(yi) 、中和樂(le) 道，這樣才能為(wei) 逐步趨近實現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麵的發展這一根本目標。

最後，在數字化時代人類精神亟需整體(ti) 性重建的現實語境中，中國哲學需要麵向大眾(zhong) ，倡導哲學的人民性與(yu) 時代性，避免哲學研究的碎片化與(yu) 問題意識的淡化，在整體(ti) 性視野中回應時代使命和社會(hui) 文化的需要，“闡舊邦以輔新命”，不斷開辟自身發展的前景。同時，在參與(yu) 、投入解答人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根本問題的過程中，促進自身在生活世界的精神內(nei) 化，成為(wei) 溝通文化多樣性的使者與(yu) 人類自由而全麵發展的領航員，給予人克服現實困境、探索未知領域的智慧和力量。伴隨人類文化實踐的深入展開，中國哲學必將在人類可憧憬的未來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為(wei) 人類克服生存困境、奔赴美好生存提供更多助力。這是中國哲學的當代使命，也是數字化時代中國哲學何為(wei) 的必然回應。

注釋
(1)[美]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胡泳、範海燕譯，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7頁。
(2)這些說法最初出自丹·席勒、曼紐爾·卡斯特等人，可參[美]考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楊立平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1頁;[美]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黃慧琦、殷寶寧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新的進展可參考張蘇、張美文：《國外學者關於數字資本主義與數字異化問題的研究進展》，《國外理論動態》2021年第1期。國內藍江等學者關於數字資本主義的研究也頗具代表性。
(3)張世英：《現實·真實·虛擬》，《江海學刊》2003年第1期。
(4)吳寧：《在虛擬生存與現實生存之間》，《天津社會科學》2001年第4期。
(5)陳贇：《現時代的精神生活》，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19頁。
(6)[加]查爾斯·泰勒：《現代性的隱憂》，程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4頁。
(7)賈英健：《論虛擬生存》，《哲學動態》2006年第7期。
(8)甘紹平：《數字社會中的輿論倫理》，《道德與文明》2018年第6期。
(9)藍江：《從物化到數字化：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異化理論》，《社會科學》2018年第11期。
(10)[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第4頁。
(11)[法]讓·鮑德裏亞：《為什麽一切尚未消逝》，張曉明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88頁。
(12)陳紅等：《數字勞動異化的表征、危害及其超越》，《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
(13)：《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頁。
(14)楊國榮：《日常生活的本體論意義》，《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03年第2期。
(15)陳來：《中國近代思想的回顧與前瞻》，《傳統與現代——人文主義的視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18頁。
(16)中國哲學史編寫組：《中國哲學史》(上冊)，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0-11頁。
(17)張誌強：《時代·傳統·中國哲學——時代課題與中國哲學史研究三十年來的演進邏輯》，《中國哲學史》2008年第4期。
(18)陳來：《仁學本體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1、4頁。
(19)彭國翔：《重思“形而上學”》，《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11期。
(20)藍江：《智能算法下人的數字異化與生存變革》，《人民論壇》2022年2月。
(21)陳少明：《中國哲學：通向世界的地方性知識》，《哲學研究》2019年第4期。
(22)董慧、李家麗：《數字勞動中情感的異化和解放》，《世界哲學》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