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須由文學而顯

——作為(wei) 中國古典學基本方法的文章學

作者：孫廣（鄭州大學文學院講師）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八月十三日丙午

          耶穌2025年10月4日

自2024年以來，隨著中國古典學學科的設立，學界對這一學科的概念範疇、價(jia) 值意義(yi) 等，作了非常周備的論述。然而，對於(yu) 中國古典學的研究方法，似乎少有論及。歸根結底，中國古典學的核心是中國古代經典，如何讀懂中國古代經典，便是中國古典學的基本方法。隻有在讀懂中國古代經典的前提之下，才能真正地立足於(yu)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才能談進一步的傳(chuan) 承轉化、開拓創新。

隱於(yu) 理論與(yu) 方法背後的經典

經典解讀的主體(ti) 對象是經典本身，但很可惜的是，在當前中國古典學的研究中，理論和方法已經成為(wei) 研究的主體(ti) ，而經典本身，在多數時候隻是各種理論和方法的“試驗田”，淪為(wei) 了材料範圍。

首先是理論的遮蔽。自晚唐“疑經”思潮興(xing) 起，個(ge) 人的思想創造便成為(wei) 絕大多數學者的追求，並催生了宋明理學這一具有代表性意義(yi) 的學術思想。從(cong) 中國思想史上來看，宋明理學實在是一座高峰，朱熹、王陽明等人的思想尤可謂博大精深。因此采用理學、心學、氣學的理論以解讀經典，遂成為(wei) 宋明時期的普遍做法。晚清民國以來，西方學術思想傳(chuan) 入中國，迅速取代經學和儒學，占據了學術思想的高地。於(yu) 是采用西方學術思想來解讀中國古代經典，又成為(wei) 百餘(yu) 年的學術主流。而且，隨著西方學術思想的發展變化，以及中國思想界對西方認識的不斷加深，我們(men) 對西方的各種學派、思想、理論的接受與(yu) 傳(chuan) 播不斷更新，對於(yu) 中國古代經典的解讀，尤可謂眾(zhong) 說紛紜。從(cong) 經典解讀的角度來說，這些理論也在某些方麵深化了我們(men) 對經典的認識。例如程朱的“天理”、王陽明的“良知”、康德的“道德律”，都為(wei) 解讀孔孟之“仁”提供了不同維度的重要參照。但相比而言，這些理論帶來更多的是“理障”，使得經典淪為(wei) 這些理論的論證材料，而經典本身反而遭到了遮蔽。例如宋明學者基本都是站在“理氣論”的立場來談孟子，於(yu) 是孟子“性善論”隻是“論性不論氣”的“不備”之說。又如部分研究墨家名學的論文，雖然使用了《墨子》的文本材料，但展示的卻是西方邏輯學理論。凡此之類，皆是將古今中西的各種理論作為(wei) 目的，而不是以經典本身為(wei) 目的。

其次是方法的遮蔽。清儒提倡考據，本是為(wei) 了解讀經典，還原經典的“本來麵貌”。然而，隨著考據學的發展，文字、音韻、訓詁等考據方法日益專(zhuan) 業(ye) ，形成了類似於(yu) “方法論”這樣的理論自覺。如高郵二王，就已經形成了初步的“語法學”理念，並用於(yu) 經典考證。其後如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古史辨派的“層累說”，以及西方的邏輯學、語言學、階級分析法等等，都深刻影響了我們(men) 對中國古代經典的解讀，深化了我們(men) 對經典著作的認識。但是，在近百年的發展過程中，我們(men) 似乎越來越強調“方法論”的重要性，而經典本身反而不再受到重視。體(ti) 現在研究成果上，便是經典淪為(wei) 方法的應用場。例如部分研究語言學的學者，利用結構語言學的方法去解讀古代經典，隻注重“文例”而不注重“語境”，導致許多解讀都無法在具體(ti) 的文本中講通。又如部分研究出土文獻的學者，依據某個(ge) 出土文獻的個(ge) 別例證，甚至隻是個(ge) 別字的特殊寫(xie) 法，便對經典的某個(ge) 說法提出了顛覆性的解讀，導致與(yu) 經典的整體(ti) 特征相違背。再比如部分研究訓詁學的學者，為(wei) 了達成某個(ge) 新的解讀，在麵對經典文字時，由甲而乙，經乙至丙，轉相訓詁，無所底止，以至於(yu) 一字之訓，可通萬(wan) 物，尤可謂穿鑿附會(hui) 。凡此之類，皆是將研究方法作為(wei) 主體(ti) ，而經典本身最終淪為(wei) 了一種應用的場地，而非研究目的。

注經傳(chuan) 統及其回歸

理論與(yu) 方法對經典的遮蔽，其根本原因就在於(yu) 不以解經為(wei) 目的，使得經典喪(sang) 失了主體(ti) 性。因此，要對這種研究現狀予以糾偏，就必須以經典解讀為(wei) 本位，回歸我國固有的注經傳(chuan) 統。

我國的注經傳(chuan) 統發源於(yu) 戰國，成形於(yu) 漢代，並一直傳(chuan) 承到清末民國時期。漢代“五經博士”製度取代此前“備顧問”的博士製度，便標誌著以經典及其解讀為(wei) 本位的學術範式正式確立。此後博士家法師承傳(chuan) 續，至東(dong) 漢末發展為(wei) 以馬融、鄭玄為(wei) 代表的“義(yi) 疏學”，直至唐代《五經正義(yi) 》，成為(wei) 注經傳(chuan) 統上的一座高峰。宋代以後，雖然學者們(men) 深處“疑經思潮”之中，對經典及其注解頗多不滿，但也創作了大量的注經著作。甚至一些極為(wei) 宏大的思想創造，也必須通過注經的方式予以呈現，如程朱對《周易》、《詩經》、“四書(shu) ”等經典的注解即是。明代學者如王陽明等雖然不尚注經，但更多的學者依然創作了大量的注經著作，如焦竑、王夫之等即其典型。至於(yu) 清代，考據之學大興(xing) ，注經著作的質量與(yu) 數量都居於(yu) 曆代之冠。今學界所通用的經典解讀著作，如“清人十三經注疏”和“新編諸子集成”，便絕大多數都是清人作品。由此可見，自漢至清，注解經典，一直是我國學術研究的基本範式和根本傳(chuan) 統。

自漢代設立“五經博士”，一直到清末的科舉(ju) 考試，學界一直有著“專(zhuan) 經”學習(xi) 和研究的傳(chuan) 統，成為(wei) 學者的前提就是“明經”，至少“五經”必通其一。在這樣的製度支撐下，注經傳(chuan) 統得以發展壯大，不斷傳(chuan) 承。然而，近代以來，學術分科成為(wei) 核心體(ti) 製，並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而日益精細、日益嚴(yan) 苛，形成了牢固的學科壁壘。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具備各種專(zhuan) 項能力的學科人才成為(wei) 研究主力，而傳(chuan) 統的“明經”人才則不斷凋零。因此，晚清民國以來，注經傳(chuan) 統便逐漸式微，學術研究呈現為(wei) 理論、方法、曆史三分的局麵，並各自往深廣方向發展。雖然如程樹德、程俊英、楊樹達、楊伯峻等部分學者還有高質量的注經著作，使得注經傳(chuan) 統不絕如縷，但更多的學者對注經的貢獻，隻在於(yu) 對經典中的個(ge) 別問題作較為(wei) 深入的研究，並不關(guan) 注某部經典的完整解讀。當今市麵上仍在不斷出版各類經典注解、譯注類著作，大多也都是剽剝清儒，隻在部分問題上補苴罅漏。整體(ti) 來說，學界隱隱呈現出一種“經自清儒以後不必再注”的態勢。

所幸的是，近年來，注經傳(chuan) 統已經有逐漸回歸的趨勢，而超越清儒的注經著作，也已經出現了苗頭。如楊逢彬的《論語新注新譯》《孟子新注新譯》主體(ti) 仍然是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鄧秉元的《孟子章句講疏》《周易義(yi) 疏》則主要采用哲學範式，雖然還呈現出鮮明的學科特性，但在解經方麵取得的成績已足以引人注目。而如程水金《尚書(shu) 釋讀》《莊子釋讀》，以及楊海文“《孟子》單章研究”的幾篇論文，則已經展現出超越學科界限的特點，能夠將考據、義(yi) 理、辭章融為(wei) 一體(ti) 。隨著中國古典學學科的建設，未來或許會(hui) 在人才培養(yang) 體(ti) 係中出現“明經”教育——這在許多“國學班”的培養(yang) 體(ti) 係中已經得到了長期的實踐，也一定能培養(yang) 更多的“明經”學者，推動注經傳(chuan) 統重新走向繁榮。

作為(wei) 解經方法的文章學

回歸注經傳(chuan) 統，必須以經典本身為(wei) 本位，否則仍難以避免理論和方法的遮蔽，如郭象注《莊子》、朱熹注《四書(shu) 》即是如此。對於(yu) 傳(chuan) 統解經方法，姚鼐“考據、義(yi) 理、辭章”三分的說法可以信從(cong) ，而三者也都不可或缺。但相比而言，考據和義(yi) 理對於(yu) 經典文本來說具有相對獨立性。因此，清儒重考據，必強調文字音韻學的基礎性意義(yi) ，而其後終不免蔽於(yu) 考據方法，沉溺於(yu) 單文隻字，徒為(wei) 尋行數墨之學。民國以來重義(yi) 理，必強調思想學說的價(jia) 值意義(yi) ，而其後終不免蔽於(yu) 理論學說，甚至於(yu) 斷章取義(yi) ，強古人以就己說。然對於(yu) 辭章來說，就無法脫離經典文本而獨立存在。因此，今欲凸顯經典本身的主體(ti) 性，必須以文章學為(wei) 核心。

作為(wei) 一種解經方法，文章學的核心就是立足經典文本，以文本脈絡和語境為(wei) 核心，確保各種考據成果或義(yi) 理闡發服從(cong) 於(yu) 經典本身，為(wei) 經典解讀提供支撐。在這樣的解經活動中，所有的理論、方法，隻有在契合經典本身的情況下才能得到采納，否則便在排除之列。這一解經方法源於(yu) 章句之學，其後在曆代注經活動中均有體(ti) 現，而明清學者的經書(shu) 和諸子評點、桐城派的文學解經理論，亦對此有所貢獻。這是我國固有的解經傳(chuan) 統，也是回歸經典的必經之路。

章句學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出土文獻中的章句符號，以及類似《詩經》中“《關(guan) 雎》五章，章四句”的劃分，最初隻是單純地劃分經典的文本層次。隨著解讀需要，學者開始在章句之中添加各種注釋，早期如漢代律章句中所附的簡短說明，後則逐漸擴展增益，形成了包括訓詁注釋、史事引證、章旨概括在內(nei) 的成熟的章句之學，如趙岐《孟子章句》、王逸《楚辭章句》即其代表。章句學的核心就是“分章析句”，即分析、梳理經典內(nei) 在的文本層次和邏輯結構，此即文章學的分析。其間具體(ti) 的考證，則是用以證成和支撐這些文章學分析的基礎。而更進一步的義(yi) 理發揮，則是建立在正確疏通經典文本的基礎之上。簡而言之，章句學是以考據為(wei) 基礎，以義(yi) 理為(wei) 曼衍，而經典的文本則是聯結二者的中心。而另一方麵，相應的考據是否準確，義(yi) 理發揮是否得當，也必須回歸到經典文本中予以驗證。

由於(yu) 辯難、師法、官學等多種原因，作為(wei) 解經之法的章句學逐漸變得繁瑣、僵化，章句這一解經文體(ti) 逐漸退出了曆史舞台。但是，以經典內(nei) 在的文本層次和邏輯結構為(wei) 突破口的解經方法，仍然體(ti) 現在曆代的注經著作之中，成為(wei) 一種常用的解經方式。例如朱熹《孟子集注》雲(yun)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這就是對經典上下文文本層次的分析。時至今日，這樣的方法運用也常見於(yu) 各類經典解讀著作之中。但是，在更多的情況下，由於(yu) 缺乏基本的理論自覺，這樣的章句分析並未得到特別的重視，在深入考據或發揮義(yi) 理時，便往往會(hui) 遭到遮蔽甚至割裂。

明清時期，原本用於(yu) 文學作品的評點之法，被運用到了經學和諸子學領域，形成了一個(ge) 文章學與(yu) 經典互動的風潮。具體(ti) 到解經方麵來說，如李贄《四書(shu) 評》評點《孟子》“盡心知性”章雲(yun) ：“首節先說‘心’‘性’‘天’是一個(ge) ，不是三個(ge) ，下麵便教人下手，故有兩(liang) ‘所以’字。”他通過“所以”這一關(guan) 鍵詞，劃分了此章的文本層次和邏輯結構，而由此體(ti) 現的本體(ti) 論與(yu) 工夫論界限，也就十分清晰了。然而，由於(yu) 明清時期的經書(shu) 和諸子評點，其根本目的是總結經典所體(ti) 現的文法，在文學創作上“宗經”，因而相關(guan) 評語多是賞析性質的“妙”“奇”，或文法方麵的“頓挫”“開合”等內(nei) 容。相關(guan) 著作對於(yu) 經典解讀雖有所涉及，但並不重視，因此終究隻是文學評點，而不是經解。

清代桐城派興(xing) 起，乃於(yu) 文學解經方麵有了理論上的突破。陳用光曾說：“諸經雖不可以文論，然固文也。不知文、不能文者，則不可以通經。”明確指出需要以文章學來達成“通經”的目的。到了晚清，吳汝綸更是提出：“士生三代後，而欲求古人精微之所寄，舍文章之學，其誰與(yu) 歸？”強調文章學是解經的唯一途徑，真正從(cong) 理論上確認了文章學在解經方麵的獨到價(jia) 值。然而，可惜的是，桐城諸子的主要成就還是在於(yu) 文學方麵，在解經方麵缺乏有價(jia) 值的代表性著作。即便是晚清桐城派的吳汝綸、馬其昶、唐文治等，雖然著有解經作品，也未能彰顯其文章學解經的方法。他們(men) 的文學解經理論雖好，卻並未得到很好的實踐。而後隨著“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的批判，以及西方思想和方法的湧入，桐城派這一文學解經的方法，也就逐漸被時代遺忘了。

近年來，明確采用文章學解經的代表是程水金教授。他指出：“經學須由文學而顯，舍文學亦無經學。不通文章之道，經學必晦而不章。”這一說法，可謂桐城諸子之同調。而在他的《尚書(shu) 釋讀》和《莊子釋讀》中，這種解經方法已經得到了具體(ti) 的實踐，取得了不俗的解經成效。

由此可見，文章學是自漢代以至當代都傳(chuan) 承不絕的基本解經方法，且相比於(yu) 傳(chuan) 統的考據或義(yi) 理兩(liang) 端，更能凸顯經典本身的主體(ti) 性。可惜的是，自漢代章句學式微之後，這種方法便主要成為(wei) 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領域的專(zhuan) 有名詞，雖發展出了豐(feng) 富多彩的理論和方法，卻幾乎未再轉入解經活動中來。時至今日，我們(men) 有必要將其重新納入解經活動之中，從(cong) 而凸顯經典本身的主體(ti) 性，真正做到讀懂經典。同時，我國古代的文章學理論，也不再隻是紙麵上的研究對象，而是作為(wei) 中國古典學的基本方法，活在我們(men) 當下的解經活動之中。

結語

采用文章學解經是為(wei) 了突出經典的主體(ti) 性，從(cong) 而真正讀懂經典。但是，追求讀懂經典並非一種“原教旨主義(yi) ”，而是跳出曆史的遮蔽，體(ti) 認真正的中華文化根脈，從(cong) 而為(wei) 當代的文化建設、文明互鑒提供基本的參照係。正如程水金教授所說，我們(men) 既不要“照著講”，也不要“接著講”，而是要回歸元典“重新講”。唯其如此，我們(men) 方能真正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體(ti) 係。而這，也正是中國古典學的根本追求。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