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liang) 漢河圖洛書(shu) 的文明意象與(yu) 詮釋演變

作者：陳峴（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六月三十日甲午

          耶穌2025年7月24日

河圖洛書(shu) 在中國曆史上兼具多重意涵，既是《周易》《尚書(shu) 》《論語》《禮記》等經典文本敘事中的重要文明意象，也曾在不同曆史時期被賦予天降預言與(yu) 神話傳(chuan) 說等神秘性質。我們(men) 如今見到的黑白點《河圖》《洛書(shu) 》，是在宋代之後，經由劉牧、李覯、朱熹等學者加以改造後的產(chan) 物。但如果從(cong) 文明意象上追溯，那麽(me) 自先秦時起，就在不同的經典文本中記載了古人對河圖洛書(shu) 的豐(feng) 富詮釋與(yu) 多元想象。

河圖洛書(shu) 之所以能成為(wei) 曆代學者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想象載體(ti) ，離不開其與(yu) 《周易》這部經典的密切關(guan) 係。《易·係辭》記載：“河出圖，洛出書(shu) ，聖人則之。”在這一涉及《周易》創作起源的經典敘事中，河圖洛書(shu) 被視為(wei) 上天賜予上古帝王伏羲氏的重要啟示，伏羲在受此啟示之後，完成了八卦的創製，中國自此進入了文明時代。以河圖洛書(shu) 為(wei) 中華文明起源之論的影響極為(wei) 重大，以至於(yu) 許慎在編纂《說文解字》時，就把伏羲受河圖洛書(shu) 而作八卦確立為(wei) 漢字誕生的源頭。隻不過，伏羲所受的河圖洛書(shu) 究竟是什麽(me) 形態？上麵又記載了什麽(me) 內(nei) 容？《係辭》並沒有給出具體(ti) 的答案。

在另外兩(liang) 部先秦時期的重要典籍《尚書(shu) 》和《論語》中，也有河圖意象的出現。《尚書(shu) 》記錄周康王即位典禮的《顧命》篇記載：“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dong) 序。”與(yu) 河圖一起陳列的大玉、夷玉、天球皆為(wei) 寶玉，由此可以推斷，《尚書(shu) 》所載之河圖比起《係辭》要更為(wei) 具象，就是一件玉質寶物，並無額外的文明意象。《論語》中記載的則是孔子“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的慨歎。在孔子所處的時代，隻有受天命之聖王才有製禮作樂(le) 的資格，孔子沒有等到鳳凰來儀(yi) 、河圖降世，也就意味著他並沒有像周文王那樣得到上天受命之祥瑞，因此也就沒有成為(wei) 新一代聖王的可能。於(yu) 是，晚年的孔子隻能通過作《春秋》並寓意褒貶的方式為(wei) 後世製法，以承載自己的抱負與(yu) 理念。可以注意到，雖然《論語》中的河圖也有上天受命的意象，但相較於(yu) 《係辭》中河圖需要承擔的八卦理論淵源職能，《論語》中的河圖與(yu) 鳳凰一樣，隻有祥瑞意義(yi) ，而沒有額外的理論職能。由此可見，在《係辭》《顧命》和《論語》的論說中，河圖分別具有文明起源、玉質寶物、受命祥瑞三種各不相同的詮釋意象，而在這三種不同的河圖意象中，對春秋戰國思想發展影響最大的當屬《論語》的“受命祥瑞”說。

除了“受命祥瑞”意象之外，在從(cong) 春秋戰國到漢代的思想衍變中，河圖洛書(shu) 還演化出了另一種不同的祥瑞意涵。在道家色彩較重的《文子》和《淮南子》這兩(liang) 部文獻中，河圖洛書(shu) 作為(wei) 祥瑞的出現時間，就從(cong) 聖人受命的亂(luan) 世轉變為(wei) “至德”之盛世。如果天下太平，那麽(me) 就會(hui) 出現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河圖洛書(shu) 降世的盛景。這一河圖洛書(shu) 的“盛世祥瑞”觀念為(wei) 儒家所接受，則以《禮記·禮運》為(wei) 代表：“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考慮到《禮記》編纂於(yu) 西漢的時代背景，我們(men) 很容易理解這種河圖洛書(shu) 作為(wei) 祥瑞意象的轉變。春秋戰國時處亂(luan) 世，無論是思想家還是底層人民，都盼望著有聖王受命，拯救天下蒼生於(yu) 水火。可到了漢王朝一統天下之後，政局趨於(yu) 穩定，儒家士大夫的訴求也就從(cong) 穩定秩序的構建轉變成得君行道，希望通過勸導君王施行仁義(yi) ，讓天下穩定繁榮。因此，在河圖洛書(shu) 的“盛世祥瑞”意象產(chan) 生之後，很快被士大夫群體(ti) 廣泛接受，賈誼、晁錯、陸賈、公孫弘等皆承續此說，遂成一時之主流。

然而，隨著漢代經學的發展，原本在《係辭》中承載著豐(feng) 富理論意涵的河圖洛書(shu) 卻隻能作為(wei) 沒有實際價(jia) 值的祥瑞存在，開始令經學家們(men) 感到不滿。於(yu) 是，在托名孔安國的《尚書(shu) 傳(chuan) 》以及《漢書(shu) ·五行誌》所載的劉歆論說中，出現了一種全新的“河圖—八卦”“洛書(shu) —九疇”理論。在這種理論中，河圖與(yu) 洛書(shu) 的性質被完全區分：河圖仍舊是伏羲創作八卦的啟示來源，洛書(shu) 則變為(wei) 大禹治水時的天降啟示。大禹在受到了洛書(shu) 的啟示後創作出了《洪範》，其中的核心內(nei) 容即為(wei) “九疇”，也就是包含“五行”在內(nei) 的九種治國理政之法。在這種全新的河圖洛書(shu) 範式創作中，“文明起源”與(yu) “受命祥瑞”兩(liang) 種不同的文明意象得到了整合，河圖與(yu) 洛書(shu) 既分別成為(wei) 《周易》與(yu) 《洪範》創作淵源的神秘意象，又在學理上與(yu) 八卦和九疇這兩(liang) 套經典理論體(ti) 係各自捆綁，無論是權威性、神秘性還是學理價(jia) 值，都得到了顯著加強。基於(yu) 《係辭》論說中河圖與(yu) 洛書(shu) 的天然關(guan) 聯，《周易》的陰陽、八卦理論係統開始與(yu) 《洪範》的五行、九疇理論係統展開理論結合，如京房易學以五行、天幹、地支融匯六十四卦，便是這種經典交互詮釋與(yu) 經義(yi) 整合的成功案例。在此基礎上逐漸發展完善的陰陽五行學說，也成為(wei) 了整個(ge) 漢代思想的共通底色。

隻是，“河圖—八卦”“洛書(shu) —九疇”的理論缺陷也同樣明顯，那就是無論在《周易》《尚書(shu) 》還是任何其他先秦經典的記載中，洛書(shu) 與(yu) 《洪範》九疇之間都沒有任何瓜葛，“洛書(shu) ”二字甚至沒有在《尚書(shu) 》文本中出現過。換言之，洛書(shu) 與(yu) 《洪範》的關(guan) 聯是劉歆等人的憑空構建，雖然理論意義(yi) 突出，也產(chan) 生了巨大的曆史影響，然而並沒有任何經典文本的依據作為(wei) 支撐。

到了東(dong) 漢之後，自先秦至西漢時漸次產(chan) 生的多種河圖洛書(shu) 詮釋模式也開始得到整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表現，就是河圖洛書(shu) 意象開始與(yu) 帶有強烈預言吉凶功能的讖緯深度綰合，《河圖絳象》《河圖括地象》《河圖祿運法》《洛書(shu) 摘六辟》《洛書(shu) 靈準聽》等幾十種河圖洛書(shu) 類讖緯在這一時期開始流行。這些河洛類讖緯的內(nei) 容大致可以分為(wei) 三大類：其一，受“受命祥瑞”觀念及“大禹治水”傳(chuan) 說的影響，河圖洛書(shu) 被認為(wei) 是上天賜予受命新王建功立業(ye) 的指導。所以，此類河洛讖緯之內(nei) 容多為(wei) 融合了“九州”“八極”等觀念的世界版圖想象。在時人看來，受命之新王得到了這些包含山川、河海、族群、物產(chan) 等地理信息的河圖洛書(shu) 後，就足以平治天下。其二，在“盛世祥瑞”說的觀念下，河圖洛書(shu) 被認為(wei) 記載的是聖王治理天下的方法。因此，這一類的河洛讖緯多為(wei) 凝練先秦經典及諸子典籍中的治國理政論說而成。其三，為(wei) 了著力凸顯河圖洛書(shu) 的神秘性，有人認為(wei) 其中記載的一定是對未來吉凶禍福的預測。因此，這一類的河洛讖緯或為(wei) 預言，或為(wei) 整合象數易學、陰陽災異、五行占星等理論而成的方技術數。

緯候之書(shu) 雖有一時之影響，但並不為(wei) 有識之學者所喜。如王充就認為(wei) ，天道實存但鬼神無稽，因此，無論是將河圖洛書(shu) 當作聖帝明王之瑞應，還是按照劉歆的論說將之分別視為(wei) 伏羲畫八卦、大禹治水而作《洪範》的天啟，都未嚐不可。但在王充看來，其核心意義(yi) 在於(yu) 彰明天道，繼而實現天道與(yu) 人道的貫通，沉迷於(yu) 讖言神鬼之說則大謬。鄭玄也通過“河圖有九篇，洛書(shu) 有六篇”之論將河圖洛書(shu) 的詮釋語境返回到經學文獻中。到唐人孔穎達編纂《五經正義(yi) 》時，《尚書(shu) 傳(chuan) 》中的“河圖—八卦”“洛書(shu) —九疇”範式雖有缺陷，但作為(wei) 先秦兩(liang) 漢時期文明意象最為(wei) 深刻、理論意涵最為(wei) 豐(feng) 富的河圖洛書(shu) 詮釋，仍舊成為(wei) 了官方欽定的權威範式。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