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學者對河洛圖學的批判與(yu) 反思

作者：李蝶（複旦大學哲學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六月三十日甲午

          耶穌2025年7月24日

宋末元初之後，經由朱子改造後的黑白點《河圖》《洛書(shu) 》很快成為(wei) 圖書(shu) 易學中的權威範式，其文化影響也逐漸拓展到了民間。然而，到了明末清初之時，以黃宗羲、黃宗炎、毛奇齡和胡渭為(wei) 代表的一批學者卻反其道而行之，以批判河洛、先天、太極為(wei) 代表的圖書(shu) 易學範式為(wei) 重心，掀起了一場“圖學批判”運動。他們(men) 揶揄圖書(shu) 易學是“《易》外別傳(chuan) ”，徹底否定了易圖作為(wei) 《周易》除經、傳(chuan) 外第三組成部分的經典地位。清初學者本著嚴(yan) 謹的批判立場，對兩(liang) 漢以來的易學史進行梳理，重新闡發宋代圖書(shu) 易學關(guan) 涉的概念，審視並反思了宋代圖書(shu) 易學及其發展的合理性，在深度挖掘中引領了圖書(shu) 易學朝多個(ge) 方麵深化發展。

雖然朱子的河洛圖學在元明時期一家獨大，但也並非完全沒有反對之聲。隻不過，相較於(yu) 元明學者對朱子河洛圖學所作的批判而言，清初學者秉持更為(wei) 清晰且堅定的立場，力圖從(cong) 河、洛形成之根源著手，對宋代大興(xing) 的河洛圖學予以駁斥，以捍衛和廓清《周易》這部經典的詮釋邊界。黃宗羲和胡渭等人並沒有全盤否定易圖的價(jia) 值，而是不認可《河圖》《洛書(shu) 》作為(wei) 聖人作《易》的來源。胡渭指出：“《易》之為(wei) 書(shu) ，八卦而已。”伏羲仰觀俯察，得天、地、人三才之道，故立八卦以象之，因而重之而為(wei) 六十四卦，此為(wei) 聖人作《易》之由。而《河圖》《洛書(shu) 》僅(jin) 是聖人仰觀俯察的對象之一，不可將之作為(wei) 聖人作《易》之本。在他看來，《周易》的詮釋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ti) 六爻之畫即其圖矣。並且，易圖理應為(wei) 《周易》經傳(chuan) 的詮釋提供可利用的資源，一切無益於(yu) 經傳(chuan) 詮釋的易圖都應予以廢除。黃宗羲亦認為(wei) ，非《周易》經文所有的易圖皆為(wei) 穿鑿附會(hui) ，欲明“圖書(shu) ”之義(yi) ，亦惟求之經文而已。

與(yu) 之相反的是，宋代圖書(shu) 易學中黑白點圖像的創製，主要是為(wei) 了解釋聖人作《易》的原理，不能直接解釋卦爻象或卦爻辭。這一點斷斷不能為(wei) 以胡渭為(wei) 代表的清初學者所接受。在他們(men) 看來，作為(wei) 一種經典的詮釋方式，易圖學雖是對《周易》的解釋和發展，但卻不能躍升為(wei) 聖人作《易》之由。胡渭認為(wei) 《河圖》自古以來便無傳(chuan) ，無人知曉《河圖》真正的實質內(nei) 容，盡管《洛書(shu) 》之文見於(yu) 《洪範》，但與(yu) 《周易》卦爻並無關(guan) 聯，而劉牧以來將《河圖》《洛書(shu) 》畫定為(wei) 黑白點的圖像，也隻是假托河、洛之名，並非河、洛之實。因此，胡渭對以《河圖》《洛書(shu) 》為(wei) 聖人作《易》之由的宋代圖書(shu) 學，尤其是朱子《周易本義(yi) 》、蔡元定《易學啟蒙》詳列易圖這一顛倒本末的做法，從(cong) 根源上予以徹底否定。

其實，從(cong) 方法論上來說，胡渭並不反對以圖像詮釋經典的方式，而是認為(wei) 圖像作為(wei) 對《周易》進行解釋的輔助工具，不可淩駕於(yu) 經典的源初地位之上。相較於(yu) 胡渭的果斷，黃宗羲由近及遠回應了世人對朱子對調劉牧版《河圖》《洛書(shu) 》的合理性所作的辯護。一是邵雍雖提及“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shu) 》之文”，但並未明確說明九、十之數何者為(wei) 圖、何者為(wei) 書(shu) ；二是關(guan) 朗《易傳(chuan) 》為(wei) 阮逸偽(wei) 造，更不足以取信；三是鄭玄注三《禮》，但並未注解《大戴禮記》，故“法龜文也”之說並不成立。

清初學者不僅(jin) 從(cong) 源頭上否定宋代《河圖》《洛書(shu) 》的成立，而且力圖回到《周易》經傳(chuan) 的原始文本中，從(cong) 內(nei) 容構成維度拆解宋代的河洛圖學。他們(men) 以批判的態度從(cong) 曆代文獻的梳理中對宋代《洛書(shu) 》的來源展開再論證。《洛書(shu) 》最先與(yu) “九宮”相關(guan) 聯，但無論是漢唐以來的儒家著作還是道家經典，都無意將九宮之數確定為(wei) 《洛書(shu) 》。因此，宋本《河圖》《洛書(shu) 》絕無可能就是伏羲畫卦、文王演易時所見之河圖洛書(shu) ，此為(wei) 不易之定論。

從(cong) 文本來源與(yu) 圖像的生成角度來說，黃氏兄弟、毛奇齡和胡渭敏銳地覺察到《係辭》所載“大衍之數”“天地之數”與(yu) 宋代《河圖》的關(guan) 聯，以此展開對宋代河洛圖學的批判。黃宗羲認為(wei) 天一至地十之數出自《周易》，而純粹的“一至九”之數則無法在《周易》中找到明文。在他看來，朱子之所以對調劉牧以四十五點為(wei) 《河圖》、五十五點為(wei) 《洛書(shu) 》的版本，完全是出於(yu) 五十五點之“十”數圖更合於(yu) 《係辭》的緣故。在此基礎上，黃宗羲進一步指出，盡管朱子爭(zheng) 十為(wei) 《河圖》之意長於(yu) 劉牧，但仍沒有辦法完全疏通《河圖》與(yu) 《周易》的理論連接度的問題。《周易》僅(jin) 記載了天一至地十之數，對於(yu) 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間的兩(liang) 兩(liang) 相合、每一數對所處具體(ti) 方位以及五行之生成的連接，則均與(yu) 《周易》無關(guan) 。至於(yu) 所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在黃宗羲看來，應該是指天（奇數）地（偶數）各自之合為(wei) 二十五和三十。胡渭則認為(wei) ，應當將之理解成五奇五偶的兩(liang) 兩(liang) 相配，而與(yu) 五行、五方、天地生成一概無關(guan) 。總而言之，在清初學者看來，無論是生數、成數概念，還是天地之數的五行屬性，俱不見於(yu) 《係辭》，因而皆屬附會(hui) ，不足為(wei) 信。

毛奇齡對這一問題的論斷則更為(wei) 徹底，在他看來，鄭玄注“大衍之數”時雖提及數與(yu) 數的相配及方位，但未作圖以傳(chuan) 世，且與(yu) 河圖截然無關(guan) ，即使有圖，也絕非今之《河圖》。加之在魏晉以後，易學一轉而以王弼為(wei) 尊，鄭學稍廢，故當宋人以鄭注“大衍”之說畫為(wei) 《河圖》時，也無人可以看出其中原委。所以，在毛奇齡看來，今之所謂《河圖》名之為(wei) 《大衍圖》《天地生成圖》或《五行生成圖》皆可，唯獨斷斷不得名之為(wei) 《河圖》。

隻不過，毛奇齡對於(yu) 宋易河洛圖學的批判雖然犀利，但其中也並非沒有可以指摘之處。“大衍之數”與(yu) “天地之數”在《係辭》文本中本是兩(liang) 套不同的數理係統，鄭玄卻認為(wei) 二者應當統一。毛奇齡對宋易河洛圖學的批評，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漢學與(yu) 宋學間“拉偏架”，隻批評宋人的問題，而無視漢人的問題。相比之下，胡渭的態度就客觀很多，他指出鄭注之“大衍”也並非伏羲所指“大衍”的真正含義(yi) 。大衍之數雖然出自天地之數，但二者不可混為(wei) 一談。“大衍”是占蓍的法則，應當將之理解為(wei) 太極、兩(liang) 儀(yi) 、四象、八卦相生的過程，而《係辭》所舉(ju) “天地之數”實為(wei) “大衍之數”張本。因此，胡渭承認毛奇齡將宋代《河圖》命名為(wei) 《天地生成圖》或《五行生成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認可將揭示天地和五行生成問題的宋代《河圖》命名為(wei) 《大衍圖》。

以抽象的黑白點圖為(wei) 主要內(nei) 容，以解釋作《易》原理為(wei) 主要目的，是宋代圖書(shu) 易學的兩(liang) 大特征。宋人這種圖像化的經典解釋方法，無疑是一種對《周易》經傳(chuan) 的全新闡釋。毛奇齡、黃宗羲、黃宗炎與(yu) 胡渭也並不是想要徹底顛覆朱子河洛圖學的“圖十書(shu) 九”之說，而是意欲重申對《周易》這部經典的來源、構成和闡發的不同理解。在他們(men) 看來，對《河圖》《洛書(shu) 》的探索目的並不在於(yu) 厘清《河圖》《洛書(shu) 》的本來麵目，而在於(yu) 更深層次地挖掘《周易》的終極表達。不同於(yu) 元明之際的學者聚焦於(yu) 《河圖》《洛書(shu) 》黑白點圖像的發揮和修補，清初學者對河洛圖學的批判有著更為(wei) 宏闊的視野與(yu) 目標，因此跳出了具體(ti) 圖像的束縛藩籬，在批判的過程中源源不斷地延展出新的學理內(nei) 容，反而引領了圖書(shu) 易學發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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