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轉譯”：黃庭堅的“理語”詩

作者：趙旭（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六月十三日丁醜(chou)

          耶穌2025年7月7日

閱讀黃庭堅的《山穀集》，我們(men) 會(hui) 發現從(cong) 元祐後期到南遷黔南、戎州期間，山穀詩的創作呈現出一種以經典為(wei) 詩料進行說理的傾(qing) 向。“詩料”源自書(shu) 本或是現實，表現在作法上就是“用事”或者“直寫(xie) ”。兩(liang) 者相反相成，不可偏廢。用事過度則易因餖飣而使主旨晦昧、意脈破碎，目擊直書(shu) 則易使詩歌滑易，直白少味。北宋詩壇的蘇、黃二家，蘇詩時有後一種弊端，黃詩則傾(qing) 向於(yu) 前一類。金代王若虛《滹南詩話》批評黃詩“鋪張學問以為(wei) 富，點化陳腐以為(wei) 新，而渾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準以此評，首當其衝(chong) 的便是山穀的這一類“理語”詩。

其中大部分是從(cong) 經子典籍中擇取蘊含義(yi) 理的詞句、事類，將之綴入五六七言的形式裏，借以闡說儒家立身行事為(wei) 學之道。這類作品每多格言警句。但若就傳(chuan) 統標準來看，往往會(hui) 如王若虛所言，事象多而碎，不夠渾成。如《頤軒詩》其一：“金石不隨波，鬆竹知歲寒。冥此芸芸境，回向自心觀。”其六：“涇流不濁渭，種桃無李實。養(yang) 心去塵緣，光明生虛室。”金石、鬆竹、涇渭、桃李等事物並無必然現實關(guan) 聯，意象支離瑣碎，無法使讀者感知到一個(ge) 完整的視覺畫麵。但嚴(yan) 肅的道德說教需要的是清晰的理路，在審美性上不必苛求，況且山穀在此前及此後也並非沒有情、景、事、理完美融合的作品。就此二詩而論，詩人要揭明的是須認明心源，以為(wei) 本知，對於(yu) 外界塵俗的緇染要堅決(jue) 摒除之。而前一詩是從(cong) 內(nei) 在的持守出發而論；後一首講清心寡欲、分別諸塵緣，是從(cong) 對外的角度而論的。二詩結構相近，都是前兩(liang) 句用事類喻理，後兩(liang) 句勸誡；主旨一致，而在立意上互為(wei) 補充，實在是一組精妙的格言詩。

黃庭堅的心性論哲學體(ti) 係就是由這類詩作來闡釋和演繹的。山穀有他獨特的一套見解，所論既共同指向一個(ge) 中心，又能互為(wei) 補充說明。比如他在一詩中說：“喜與(yu) 嗔同本，嗔時喜自俱。”於(yu) 另一詩裏又說：“狙公倒七芋，勿用嗔喜對。”這兩(liang) 處用的都是《莊子·齊物論》中“狙公賦芋，朝三暮四”的故事，但強調的側(ce) 重點有異，前者闡其理，後者明其用。我們(men) 讀這兩(liang) 句，像是獲覽了山穀本人的讀《莊子》的劄記或曰箋釋，道理簡單卻深刻，是原書(shu) 所未載的。

對於(yu) 這類詩作，王若虛認為(wei) 它“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葉夢得也批評道“何用事此死聲活氣語也”，我們(men) 對二人意見不敢苟同。譬如上文所分析的兩(liang) 句，展示出的就是山穀經曆了宦海風波、體(ti) 驗了人生沉浮之後，所練就的一種順逆之境交現於(yu) 前而喜怒之形不現於(yu) 色的姿態，這是他忠厚樂(le) 易、篤行仁義(yi) 的最佳注腳。此類看似枯燥的理語，背後是山穀親(qin) 身的經曆與(yu) 隨之不斷深刻著的體(ti) 會(hui) 。比如他在戎州時勸勉黃斌老清心寡欲、慎於(yu) 食色的幾句：“外物攻伐人，鍾鼓作聲氣。待渠弓箭盡，我自味無味。”這讓我們(men) 想到黃氏在青年時代任葉尉時發表的那番言論：“夫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此物之情也。故極道狹邪遊冶之樂(le) 、江湖契闊之愁，至蕭然疲役，不可支持，乃反之以正雲(yun) 。”（《再和元禮春懷十首序》）可見他對黃斌老的勸誡，依據的是自身生活經驗。我們(men) 讀著山穀詩集中這類樸素的理語，不難懷想他隱藏在詩句背後的閱曆和感慨。

黃庭堅並未任由他理語詩中的這種“樸素”發展下去。首先，這類作品並未成為(wei) 他創作的主流。比如他作六首《頤軒詩》的同時，也有《寺齋睡起二首》《記夢》那樣或疏俊、或綺麗(li) 的作品。根據我們(men) 上文提到的一些理語詩可以看出，他的這類詩作多屬於(yu) 勸勉後進的酬贈類，正需要經典中這類精警的格言來作“詩料”，但也並非徑直搬來。如上所舉(ju) ，“金石”“鬆柏”的謂語是“不隨”“不知”，這就使冷冰冰的外物被賦予了主觀的價(jia) 值判斷，具有了高尚的人格。並且山穀理語詩的寫(xie) 作，愈到後來愈注重其藝術性，而非熱衷於(yu) 講習(xi) 性理之學的士人們(men) 那些枯燥、槎枒、淺露的說理韻語可比。

山穀的這類詩作集中出現在元祐後期至謫居黔、戎的數年間，此段時間恰與(yu) 他的“廢詩期”相合。這幾年由於(yu) 諸多不可避免的外部因素，他的生活處境甚為(wei) 艱難，尤其是遭貶以後。若將與(yu) 他經曆相近的蘇軾兄弟的書(shu) 寫(xie) 謫居生活的詩作拿來比較，就會(hui) 發現，他創作中這種純作理語、不涉及日常瑣碎的書(shu) 寫(xie) 傾(qing) 向還是比較突出的。那麽(me) 我們(men) 如何來認識和評價(jia) 他這類作品的意義(yi) ？

首先，他此時的生活狀態並非溪山鬆風之間的高士，而是“已為(wei) 黔中老農(nong) 耳”。他一方麵“杖藜草履，林下與(yu) 老農(nong) 漁父遊”，一方麵也接受地方官員的府會(hui) 酒筵邀約。雖經曆豐(feng) 富，詩歌創作卻暫停下來。這些日常生活中的瑣屑雜事，山穀並非不關(guan) 心，而是根據所要表達的內(nei) 容進行了文體(ti) 選擇，以其他文體(ti) 記日常，以詩歌講道德。比如填詞憶念遠在萬(wan) 裏外的家人，作書(shu) 與(yu) 人談論日常柴米、養(yang) 生之道等。並且他的這些“理語”並非與(yu) 生活細事無關(guan) ，反倒正是源於(yu) 日常、有為(wei) 而發的，比如上文提到勸誡黃斌老的那兩(liang) 句“外物攻伐人，鍾鼓作聲氣”，以及“宴安衽席間，蛟鱷垂涎地”，用的是《左傳(chuan) 》中“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wei) 之戒者，過也”的語典，講的是關(guan) 乎日用的常理。

值得關(guan) 注的是部分作品詩題與(yu) 序言的關(guan) 係。例如《頤軒詩》以短小的六首絕句羅列出修身養(yang) 德的格言，卻以數百字的小序從(cong) 內(nei) 、外兩(liang) 方麵引證論說“盡性”乃頤養(yang) 之要訣。若將詩序中豐(feng) 富而形象的故事化入詩作中，理、事結合，夾敘夾議，或許詩歌的麵貌會(hui) 有所不同。黃氏有意將那些形象可感的、宜作為(wei) “肌理”的事類抽取出來，而把詩作濃縮為(wei) 純任理語、鏗然有聲的道德格言。山穀在《次韻楊明叔四首》前的詩序裏說：“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葉也。故次韻作四詩報之，耕禮義(yi) 之田而深其耒。”在山穀心目中，這一類創作也應屬於(yu) 道德履踐的範疇，應當高明嚴(yan) 肅而切於(yu) 實用。遷謫期間集中出現的純作理語的格言詩，正是萬(wan) 裏投荒、潛伏林泉的黃庭堅約己修身、持守本心的宣言。他謫居黔南，嚐作書(shu) 與(yu) 秦觀共勉道：“古之人不得躬行於(yu) 高明之勢，則心亨於(yu) 寂寞之宅；功名之途不能使萬(wan) 夫舉(ju) 首，則言行之實必能與(yu) 日月爭(zheng) 光。”（《與(yu) 太虛書(shu) 》）後因避嫌徙居戎州，在生存境況最艱難的時候又寄書(shu) 友人，重申此理：“古之人不從(cong) 流俗之波，自放於(yu) 深山窮穀，非為(wei) 山川之美與(yu) 不交世事無憂患而已，蓋欲深明己事，關(guan) 百聖而不愧，質鬼神而無疑，故於(yu) 彼有所不願耳。”（《答王子厚書(shu) 》）他書(shu) 信中所說“己事”，也就是融攝三家、關(guan) 乎本體(ti) 的心性之學。並且，他的這套理論認為(wei) 心性修養(yang) 不僅(jin) 要驗之行事，且須發為(wei) 文章。故而在他的格言詩中，“文”與(yu) “行”常常是結合在一起的：“文章瑞世驚人，學行刳心潤身。”“行要爭(zheng) 光日月，詩須皆可弦歌。”既重視道德心性，同時並未像理學家那樣忽視詩文創作；並且為(wei) 了“道”的更為(wei) 明晰深刻，愈發追求“器”的高妙精美。譬如此處征引的兩(liang) 句六言詩，前一例刻意用了個(ge) 生硬的“刳”字，讀來令人駭愕，但也因此反收精警動人之效。後一例打破六言詩慣常二字一頓的呆板句式，轉用古文句法，於(yu) 拗折之中現出鏗鏘之致。

黃庭堅不認同“熙寧、元豐(feng) 間大儒”的空談性命之學，因為(wei) 其遠離日用人倫(lun) 而顯得空虛；同時也反對“後生玩華藻，照影空沒世”的矜詡文辭風習(xi) ，因為(wei) 那多半是不能夠直指本心的綺語浪言。他在遷謫期間所作的這類理語詩，既有切於(yu) 日用的觀照，也能摒棄浮華直造其理，但又保持並發揮了詩歌應具的藝術性。這類作品既是他忠厚堅毅品節的自然流露和藝術演繹，又是對所曆所感的沉潛和反思。山穀此後詩作中，無論是對日常中事情物理的摹寫(xie) 發揮，還是對重大朝事政局變動的議論評價(jia) ，都是以這類理語詩所參與(yu) 建構的心性之學為(wei) 根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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