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論黃老

作者：杜曉（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副教授）

來源：《孔子研究》2025年第3期

摘要：朱子在《資治通鑒綱目》中列舉(ju) 西漢至南北朝時期的黃老史實，形成“清靜”治道、“刑名”治法、“清虛”修身養(yang) 性的概要認知，揭示了黃老流於(yu) 慘酷、淪為(wei) 術數的原因。《朱子語類》記載朱子與(yu) 弟子在討論四賢“荀揚王韓”時，通過認定揚雄“全是黃老”，從(cong) 而將其從(cong) 北宋流行的道統中排除，以重建新道統。從(cong) 學術思想的曆史總結和價(jia) 值判定來看，《綱目》接續了《史記》的黃老敘事與(yu) 闡釋，為(wei) 今人係統理解黃老學提供了重要參考。但朱子對黃老的評價(jia) 與(yu) 《論六家要旨》不同，“學聖賢之道則為(wei) 正，黃、老、申、商則為(wei) 非”，立意判教以推明儒家，或失之切實中肯。朱子造就了南宋理學的理論高峰，其所論黃老也為(wei) 明清儒者評價(jia) 黃老奠定了基調。

關(guan) 鍵詞：朱子 黃老 清靜 刑名 荀揚王韓

自馬王堆《黃老帛書(shu) 》出土，原本隱於(yu) 史書(shu) 的黃老學成為(wei) 眾(zhong) 多學者的關(guan) 注研究對象，豐(feng) 碩的研究成果使一些基本概念和問題也得到明晰。[1]但從(cong) 思想史的角度對黃老學進行梳理，以把握不同曆史時期的黃老麵貌，明其流變，還需進一步深化理論研究。

從(cong) 黃老思想發展史來看，除漢初的理論高峰外，宋代也是非常重要的曆史時期。尤其是朱子對黃老多有議論，涉及曆史、六經、道統等多個(ge) 層麵。學界以往對於(yu) 朱子的老學研究多集中於(yu) 老莊[2]，較少涉及黃老，而朱子的黃老研究對於(yu) 了解黃老學在宋代的發展、豐(feng) 富朱子學說的理論內(nei) 涵，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jia) 值。

一、朱子曆史觀照中的黃老

朱子的曆史觀，尤其是對於(yu) 黃老的曆史考察，可見於(yu) 其《資治通鑒綱目》。在朱子創作《資治通鑒綱目》之前，已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目錄》《舉(ju) 要曆》諸本通行於(yu) 世。《資治通鑒》共二百九十四卷，卷帙浩繁；《目錄》又太簡，僅(jin) 三十卷；《舉(ju) 要曆》八十卷恰適中，卻未能完稿。南宋紹興(xing) 初年，胡安國依據《舉(ju) 要曆》遺稿修成《舉(ju) 要補遺》若幹卷，朱子“往者得於(yu) 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強，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嚐過不自料，輒與(yu) 同誌因兩(liang) 公四書(shu) 別為(wei) 義(yi) 例，增損檃括以就此編”[3]。可見，朱子為(wei) 了能夠“領其要而及其詳”，參考“兩(liang) 公四書(shu) ”，“增損檃括”以成《資治通鑒綱目》（後文簡稱“《綱目》”）。

《綱目》和之前的“兩(liang) 公四書(shu) ”相比，不僅(jin) 兼收司馬光言論和胡安國評說，而且對兩(liang) 公所遺漏的近世大儒的可取之語也一並采納，以求貫通天人之道，明晰格物致知之學。朱子在《序例》中說：

若兩(liang) 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yu) 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yu) 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ju) 而監戒昭矣，眾(zhong) 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為(wei) 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yu) 斯，而兩(liang) 公之誌，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4]

由此可知，收錄於(yu) 《綱目》中的黃老史實，並非簡單鋪陳，而是朱子認為(wei) 極其重要、具備曆史參考價(jia) 值的內(nei) 容。和《史記》相比，《綱目》雖然沒有記錄黃老學派傳(chuan) 承，亦沒有全麵呈現《老子韓非列傳(chuan) 》和《孟子荀卿列傳(chuan) 》中的先秦黃老代表人物，但接續了《史記》思想史意義(yi) 上的黃老闡釋，在側(ce) 重於(yu) 西漢黃老史實的同時，展現了東(dong) 漢至南北朝時期黃老餘(yu) 緒的主要麵貌。

首先，認可黃老之清靜治道。在“以曹參為(wei) 齊相國”一綱，《綱目》記錄了蓋公“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的黃老之言：

參之至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為(wei) 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5]

“清靜”治道源自《老子》，如“清靜為(wei) 天下正”（《老子》第45章），“我無為(wei) ，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老子》第57章）。在本節中，聞名於(yu) 齊的黃老學者蓋公認為(wei) 治道貴在“清靜”，“貴清靜”是黃老在政治層麵的最重要特征。黃老的“清靜”治道主要包括：君無為(wei) 而臣有為(wei) ，民眾(zhong) 有充分發展空間；君主無欲抱樸，不因個(ge) 人名利欲望而對民眾(zhong) 橫征暴斂；法令簡約、行之有效以利於(yu) 民眾(zhong) 生活。

漢初尊奉黃老，從(cong) 高祖劉邦至景帝均行“清靜”治道，如漢高祖劉邦“除秦苛法”[6]，漢惠帝“省法令妨民者”“除挾書(shu) 律”[7]，文帝十三年（前167年）“夏，除秘祝”“五月，除肉刑”“六月，除田之租稅”[8]，景帝“減笞法”[9]等等。通過去除妨礙民生的法令、輕徭薄賦以及不向農(nong) 民征收租稅，漢初的文景之治得以實現。從(cong) 《綱目》所記史實，以及朱子與(yu) 弟子的對談來看，朱子對於(yu) 黃老“清靜”治道的養(yang) 民功效是高度讚許的。

其次，強調黃老與(yu) 刑名的關(guan) 係。朱子在《綱目》中將黃老與(yu) 刑名並提，如在“韓以申不害為(wei) 相”一綱雲(yun) ：

申不害者，鄭之賤臣也，學黃、老、刑名，以幹韓昭侯。昭侯用以為(wei) 相，內(nei) 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10]

刑名本是黃老的“因循”之用，但值得注意的是，此處黃老與(yu) 刑名的關(guan) 係表述，與(yu) 《史記》有細微不同。《老子韓非列傳(chuan) 》中明言申不害之學乃“本於(yu) 黃老而主刑名”，韓非的刑名法術之學也“歸本於(yu) 黃老”，刑名本於(yu) 黃老。但朱子在《綱目》中或將黃老、刑名並提，或隻說“韓諸公子非善刑名法術之學”，而不見歸本黃老之說。這種差異自《資治通鑒》始，表明宋人弱化了前人申、韓“本於(yu) 黃老”的觀點，更多考慮黃老、申韓的差異性，並據此來評判曆史人物。

最後，《綱目》展現出從(cong) 西漢至北魏時期黃老修身養(yang) 性的特點，如西漢以張良為(wei) 代表的“道引”“辟穀”之術，東(dong) 漢初年流行的黃老“養(yang) 性”之福、繼而與(yu) 浮屠並稱的“清虛”之道。按《綱目》所記，至兩(liang) 晉、北魏，黃老修身養(yang) 性之術在演變過程中漸生遺世之憂，而為(wei) 有識者所警惕，如襄楷在上書(shu) 勸諫漢桓帝時說：

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為(wei) 此？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黃老清虛，貴尚無為(wei) ，好生惡殺，省欲去奢。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li) ；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耆欲不去，殺罰過理，奈何欲如黃老、浮屠乎？[11]

漢代的黃老養(yang) 生既包括“道引”“辟穀”等身體(ti) 修煉，也包括“頤愛精神，優(you) 遊自寧”的心性修養(yang) ，還有“好生惡殺，省欲去奢”的行為(wei) 準則。漢桓帝在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時加祭祀，同時又“耆欲不去，殺罰過理”，完全不符合黃老“清虛”的宗旨。從(cong) 中可以看出東(dong) 漢末年的黃老具有養(yang) 生和祠祀的雙重色彩。

自東(dong) 漢明帝時代起，黃帝與(yu) 浮屠並稱，後逐步演化為(wei) 道教。“兩(liang) 漢之世，鬼神祭祀、服食修煉，托始於(yu) 黃帝老子，采用陰陽五行之說，成一大綜合，而漸演為(wei) 後來之道教。”[12]朱子在《綱目》中也提到“钜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自稱大賢良師”[13]，表明了黃老和道教的直接聯係。

綜而論之，《綱目》中所見黃老史實，主要包括“清靜”治道、“刑名”治法、“清虛”修身養(yang) 性等內(nei) 容。這些內(nei) 容是對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黃老道豐(feng) 富內(nei) 涵的曆史篩選和時代重塑，可以幫助我們(men) 理解黃老在東(dong) 漢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新發展。雖然黃老此時期不再是官方學術，但“清靜”治道在多個(ge) 飽經戰亂(luan) 之苦而急需休養(yang) 生息的曆史時期均發揮著積極作用。魏源曆史性地回顧了黃老的政治影響：“此黃老無為(wei) 可治天下。後世如東(dong) 漢光武孝明、元魏孝文、五代唐明宗、宋仁宗、金世宗皆得其遺意。是古無為(wei) 之治非不可用於(yu) 世明矣。”[14]朱子承認黃老“清靜”治道曾起到的曆史作用，但他對黃老刑名持保留態度，基本反對黃老的修身養(yang) 性之道。這可以解釋《綱目》與(yu) 《史記》的文本差異，也明確了兩(liang) 者不同的價(jia) 值立場。

二、與(yu) 《史記》不同的黃老認知

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分天下學術為(wei) 六家，即陰陽、儒、墨、名、法，以及代表黃老的道德家，其中黃老之道“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最為(wei) 高明。司馬遷在《史記》中梳理了黃老的學派傳(chuan) 承，論及諸多黃老人物和典故。司馬氏父子尊奉黃老，代表了漢初史學的主流認知。朱子以“增損檃括”的筆法在《綱目》中提到諸多黃老史實，但對黃老的認識和評價(jia) 卻和司馬氏父子有所不同。例如，在黃老與(yu) 六經的閱讀順序上，朱子否定浙東(dong) 學派“先黃、老，後六經”的次序，認為(wei) 應先讀四書(shu) 、六經，否則“史”為(wei) 淺見；在黃老與(yu) 法的關(guan) 係方麵，朱子認為(wei) 黃老好清淨便“一付之法”，從(cong) 而流於(yu) 慘酷；黃老之教“本不為(wei) 刑名，隻要理會(hui) 自己”，不免淪為(wei) 一種權謀術數。

在黃老和六經的重要性及先後次序方麵，朱子明晰了自身學問和司馬氏父子的不同。據《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二“呂伯恭”章記載：

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為(wei) 先黃、老，後六經，此自是太史談之學。若遷則皆宗孔氏，如於(yu) 《夏紀讚》用行夏時事，於(yu) 《商紀讚》用乘商輅事，《高祖紀讚》則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蓋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脈恐誠如是，考得甚好。然但以此遂謂遷能學孔子，則亦徒能得其皮殻而已。假使漢高祖能行夏時、乘商輅，亦隻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此等議論，恰與(yu) 欲削鄉(xiang) 黨(dang) 者相反。[15]

浙間學者，是指以呂祖謙為(wei) 代表的浙東(dong) 金華學派。呂祖謙等出經入史，尤其推尊《史記》，認可司馬氏父子的觀點，即黃老優(you) 先於(yu) 六經。但朱子認為(wei) “凡讀書(shu) ,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鑒在此，而妍醜(chou) 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一個(ge) 權衡，多為(wei) 所惑。”[16]朱子以儒家經典為(wei) 先，主張通透義(yi) 理之後，再去把握史書(shu) 中的內(nei) 容，這是《綱目》的基本立場。呂祖謙曾為(wei) 司馬遷辯護，認為(wei) 司馬氏父子之間也存在著認識差異，司馬談尊黃老，而司馬遷宗孔子。朱子則認為(wei) 司馬遷隻學到了孔子的皮殼：

遷之學，也說仁義(yi) ，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卻隻在於(yu) 權謀功利。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yi) 道德之說。今求義(yi) 理不於(yu) 六經，而反取疏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17]

司馬遷之學雖然論及仁義(yi) ，但本意在於(yu) 權謀功利，而聖賢之學以仁義(yi) 道德為(wei) 根基，兩(liang) 者雖然表現出共同的禮儀(yi) 規範，但內(nei) 在本質卻不同。以呂祖謙為(wei) 代表的浙東(dong) 婺學不在六經中求義(yi) 理，反而選擇了疏略淺陋的司馬遷史學，可見執迷不悟之深。這表明朱子將聖賢之學的根本，即“仁義(yi) 道德”之說，作為(wei) 評判其他學說的依據，這也體(ti) 現在後續朱子對黃老理論缺失的探討以及人物品評之中。

明確了六經優(you) 先於(yu) 黃老的次序，朱子又通過對漢文帝、漢景帝的評價(jia) ，表明在黃老“清靜”治道的政治層麵之上，還需要考慮執政者的“天資”，即道德修養(yang) 水平。如：

文帝學申、韓刑名，黃、老清靜，亦甚雜。但是天資素高，故所為(wei) 多近厚。至景帝以刻薄之資，又輔以慘刻之學，故所為(wei) 不如文帝。班固謂漢言文、景帝者，亦隻是養(yang) 民一節略同；亦如周雲(yun) “成、康”，康亦無大好處。或者說《關(guan) 雎》之詩，正謂康後淫亂(luan) ，故作以譏之。[18]

漢文帝、景帝都遵行黃老清靜之道，但景帝所為(wei) 不如文帝，是因為(wei) 兩(liang) 人資質不同。文帝“天資素高”，秉性寬厚，而景帝則是“刻薄之資”，所以後人雖然將文景二帝並提，但兩(liang) 人的共同點隻存在於(yu) “清靜”治道下的“養(yang) 民”部分，資質則相差甚遠。朱子甚至以“成康之治”中後期淫亂(luan) 的周康王來對比景帝，可見景帝雖然能夠做到清靜養(yang) 民，但因個(ge) 人修養(yang) 的匱乏，朱子對其評價(jia) 並不高。

朱子所理解的個(ge) 體(ti) 仁義(yi) 道德修養(yang) ，並非僅(jin) 靠天資，更重要的是源於(yu) 學問，因為(wei) “美質有限，學問無窮”[19]。因此文帝作為(wei) 漢初黃老執政的典型代表，朱子及弟子雖對其不乏讚譽，如“恭儉(jian) 之主”“文帝曉事，景帝不曉事”“文帝便是善人，武帝卻有狂底氣象”等[20]，但文帝卻不能入聖人之室，究其原因即在於(yu) 其不知學問。魏才仲請教朱子，兩(liang) 人借漢文帝探討了黃老的理論不足之處：

又問：“如太史公讚文帝為(wei) 善人，意思也是？”曰：“然。隻為(wei) 他截斷，隻到這裏，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為(wei) 惡，隻是不能入聖人之室。”[21]

漢文帝以黃老清靜之道養(yang) 民，天資素高，可以稱作是黃老道的典範了。但他的德行也僅(jin) 此而已，不能稱之為(wei) 聖人。一方麵是因為(wei) 文帝不明仁義(yi) 道德之學問，倒置了黃老和六經的優(you) 先序；另一方麵是因為(wei) 文帝雖寬厚，也不免有慘酷之處。魏才仲疑惑問道，難道是因為(wei) 黃老好清淨，導致法度不立，必須要慘酷才能服人？朱子並不認可，師徒探討如下：

又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才好清淨，便至於(yu) 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卻如此說不得。唯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何如。隻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yu) 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為(wei) 慘酷。”[22]

朱子從(cong) 黃老和法的關(guan) 係，揭示了黃老流於(yu) 慘酷的緣由。黃老本好清淨，尊崇無為(wei) 。“無為(wei) ”而“無不為(wei) ”的路徑之一便是遵“法”而為(wei) ，提倡法治，也就是朱子所說的“一付之法”。如果有犯罪的人，依法而行即可，忽視了法之外的其他主體(ti) 要素，隻餘(yu) 下冷冰冰的法，就不免流於(yu) 慘酷了。朱子認為(wei) “法”是實現黃老清淨的必要途徑，可以說抓住了黃老無為(wei) 的關(guan) 鍵，但據此引出黃老流於(yu) 慘酷的觀點，尚可討論。根據《論六家要旨》的學派特征，朱子此處貌似混淆了黃老之法與(yu) 法家之“法”的不同性質。朱子所言“一付之法”更接近於(yu) 法家的“一斷於(yu) 法”，而非黃老“有法無法，因時為(wei) 業(ye) ”；慘酷也更類似於(yu) 黃老對法家“嚴(yan) 而少恩”的批判。或許這就是朱子認為(wei) 文帝之學甚雜的原因，不僅(jin) 有黃、老清靜，還有申、韓的刑名法術，並非是純粹的黃老。要想實現黃老清淨，就需借申韓之法，從(cong) 而流於(yu) 慘酷。如此一來，朱子所理解的黃老與(yu) 法的關(guan) 係，已和《論六家要旨》不同，這是朱子對於(yu) 黃老的新闡發。

接下來，朱子和弟子又討論了黃老和刑名的關(guan) 係：

伯謨曰：“黃老之教，本不為(wei) 刑名，隻要理會(hui) 自己，亦不說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著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詞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幾杖等事。這退一著，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為(wei) 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隻欠識術數，故以晁錯傅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luan) 。看文、景許多慈祥豈弟處，都隻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23]

方伯謨乃朱子高足，被讚為(wei) “人中翹楚”，六經皆通，長於(yu) 《易》，好《老子》。他認為(wei) 黃老之教“本不為(wei) 刑名，隻要理會(hui) 自己”，朱子進一步指出黃老之術在於(yu) “凡事都先退一著做”，文景二帝看似慈祥和藹，但隻是術數而已。至此黃老從(cong) “贍足萬(wan) 物”的至高道德境界，徹底淪為(wei) 一種權謀之術了。這和朱子對於(yu) 司馬遷之學的評價(jia) 相一致，朱子認為(wei) 司馬遷之學也有仁義(yi) ，但“本意卻隻在於(yu) 權謀功利”。

朱子對司馬遷史學的評價(jia) 失之偏頗，學界早有論斷：“朱熹對史學的評論自然是偏頗不對的，無須多論”[24]。而他立足於(yu) 《六經》的仁義(yi) 道德之說，否定了《史記》中“先黃、老，後《六經》”的優(you) 先序，認為(wei) 黃老好清淨而“一付之法”，流而為(wei) 慘酷，甚至將其歸為(wei) 權謀術數，這些理解和《史記》中所闡明的黃老原旨也相去甚遠。朱子基於(yu) 儒家立場對黃老的偏頗之見，奠定了其後儒家對於(yu) 黃老的評價(jia) 基調。

三、朱子論黃老之“非”

為(wei) 了應對佛學的挑戰，程朱理學以“理”為(wei) 中心，構建了儒家的本體(ti) 論、道德倫(lun) 理準則以及關(guan) 乎心性修養(yang) 的工夫論。心性修養(yang) 直通聖人之道，尤為(wei) 重要。朱子認為(wei) 尊奉黃老的漢文帝雖然“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卻仍然“不能入聖人之室”，原因就在於(yu) 其缺乏修身養(yang) 性的學問。因此，僅(jin) 僅(jin) 討論治國安邦之策而沒有為(wei) 己之學，就是“路頭不正”。黃老雖然有著非常豐(feng) 富的修身養(yang) 性內(nei) 容，但朱子認為(wei) 其或是假托名目，或流於(yu) 禪佛，終非正途。總之，修身行義(yi) 之道，“學聖賢之道則為(wei) 正，黃、老、申、商則為(wei) 非”[25]。《朱子語類》中記載朱子與(yu) 弟子關(guan) 於(yu) 黃老的討論較為(wei) 豐(feng) 富深入，提到“黃老”二十餘(yu) 處，涉及治道、與(yu) 六經的關(guan) 係、曆史人物評判等，其中有關(guan) 心性修養(yang) 的內(nei) 容是關(guan) 鍵。

朱子首先辨明“為(wei) 己為(wei) 人之別”，說明自身心性修養(yang) 的重要性：

比見浙間朋友，或自謂能通《左傳(chuan) 》，或自謂能通《史記》，將孔子置在一壁，卻將左氏、司馬遷駁雜之文鑽研推尊，謂這個(ge) 是盛衰之由，這個(ge) 是成敗之端。反而思之，幹你身己甚事!你身己有多多少少底事合當理會(hui) ，有多多少少底病未曾去，卻來說甚盛衰興(xing) 亡治亂(luan) ，這個(ge) 直是自欺！[26]

浙東(dong) 學派非常重視曆史，通達《左傳(chuan) 》《史記》，以明治亂(luan) 興(xing) 衰之道。但朱子認為(wei) 在不明“為(wei) 己”之學的前提下談興(xing) 亡治亂(luan) ，簡直是自欺欺人，因此推尊左氏、司馬遷的浙東(dong) 學派就成了其“路頭不正”的批判對象。

黃老不乏修身養(yang) 性之道，在朱子修編的《綱目》中，就有西漢以張良為(wei) 代表的“道引”“辟穀”之術，東(dong) 漢初年流行的黃老“養(yang) 性”之福以及與(yu) 浮屠並稱的“清虛”之道。但這些在朱子看來也都需要辨明，以正視聽。比如，朱子認為(wei) 張良的黃老“辟穀”養(yang) 生之術是一種假托，真實目的是避禍，《朱子語類》記載如下：

又問：“崔浩如何？”曰：“也是個(ge) 博洽底人。他雖自比子房，然卻學得子房呆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耳，他卻真個(ge) 要做。”[27]

崔浩乃北魏漢臣，智謀過人，常自詡張良，修服食養(yang) 性之術，為(wei) 北魏立下汗馬功勞，卻身死族滅。根據朱子的一貫認知，張良的黃老之術要在“凡事放退一步”，善於(yu) 以清高之意來緣飾詭譎計謀，“辟穀”養(yang) 生隻是其功成身退以免禍的外在遮蓋手段而已，崔浩卻將之視為(wei) 成為(wei) 當世張良的根本路徑，身體(ti) 力行，最終身死族滅。在朱子看來，黃老“辟穀”等養(yang) 生之術隻是假托名目，真實性存疑。

除去“道引”“辟穀”等養(yang) 生之術外，東(dong) 漢初年還流行“頤愛精神，優(you) 遊自寧”的黃老養(yang) 性方法。漢明帝曾以此勸諫光武帝：

帝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yang) 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you) 遊自寧。”帝曰：“我自樂(le) 此，不為(wei) 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ye) ，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ti) ，總覽權綱，量時度力，舉(ju) 無過事，故能恢複前烈，身致太平。[28]

此節中所提到的黃老養(yang) 性之法承接了《論六家要旨》中的“精神專(zhuan) 一，動合無形”，光武帝晝夜操勞，雖有禹、湯之明，但可能會(hui) 導致神竭形敝，因此當時還是皇太子的漢明帝以“頤愛精神”向武帝進諫。但光武帝崇尚儒學，雖操勞政事卻樂(le) 此不疲，並未接納明帝建議。後因黃老和佛教具有類似的神形觀念，光武帝之子楚王劉英開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慈”[29]，至北魏拓跋弘“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常有遺世之心”[30]，東(dong) 漢初至北魏約四百餘(yu) 年間，黃老、浮屠並稱，黃老漸互通於(yu) 佛教。同時，自東(dong) 漢末年張角“事黃、老”以創立太平道以來，至北魏寇謙之發揚黃老服食修煉之術，黃老又漸融入道教。黃老養(yang) 生、養(yang) 性之道逐漸融匯於(yu) 佛教、道教，從(cong) 朱子辟佛老來看，亦非正道。

朱子在闡釋《易》之“頤”卦時，表明對於(yu) 黃老的態度：

問：“觀頤，‘觀其所養(yang) ’，作所養(yang) 之道；‘觀其自養(yang) ’，作所以養(yang) 生之術。”曰：“所養(yang) 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為(wei) 正，黃、老、申、商則為(wei) 非，凡見於(yu) 修身行義(yi) ，皆是也。所養(yang) 之術，則飲食起居皆是也。”又問：“伊川把‘觀其所養(yang) ’作觀人之養(yang) ，如何？”曰：“這兩(liang) 句是解‘養(yang) 正則吉’。所養(yang) 之道與(yu) 養(yang) 生之術正，則吉；不正，則不吉。如何是觀人之養(yang) ！不曉程說是如何。”[31]

“頤”卦，上震下艮。《象》曰：“山下有雷，《頤》。”卦象山下有雷，是天暖之時，正值天地頤養(yang) 萬(wan) 物之機，所以卦名曰《頤》。故《序卦》曰：“《頤》者，養(yang) 也。”《彖》曰：“天地養(yang) 萬(wan) 物。聖人養(yang) 賢以及萬(wan) 民。《頤》之時，大矣哉。”[32]此卦之“養(yang) ”原本重在闡明天地養(yang) 育萬(wan) 物，以及自食其力。朱子之闡發重在修身養(yang) 生，所養(yang) 之道即聖賢之道，並評判說：“學聖賢之道則為(wei) 正，黃、老、申、商則為(wei) 非”“所養(yang) 之道與(yu) 養(yang) 生之術正，則吉；不正，則不吉”。很明顯，在朱子看來，黃老之道並非正道，行之不吉。

至此，朱子對黃老的是非判定已明。對於(yu) 黃老的清靜治道，因其具有養(yang) 民的功效，朱子是讚同的；對於(yu) 黃老好清淨而“一付之法”，流而為(wei) 慘酷，進而淪為(wei) 權謀術數，朱子是持批判態度的；對於(yu) 黃老的養(yang) 生、養(yang) 性理論，朱子認為(wei) “道引”“辟穀”之術可靠性存疑，而“頤愛精神”又流於(yu) 禪佛，為(wei) 宣揚聖賢正道，斷定其為(wei) “非”，以維護儒家正統。

四、朱子品評黃老代表人物

朱子從(cong) 曆史的角度對黃老之學進行了梳理，辨明其清靜治道、刑名法術、修身養(yang) 性之道，還對黃老代表人物進行了品評，其目的是正本清源，重建儒家道統。朱子對黃老代表人物的品評圍繞兩(liang) 組焦點人物展開，一組是“子房、孔明”，另一組是“荀揚王韓”四子。通過品評子房、孔明，朱子駁斥黃老、申韓，以確立儒家道統；通過認定揚雄“全是黃老”，將其從(cong) 原來流行的北宋儒家“五賢”道統中排除，以重建理學新道統。

朱子在和弟子的談論中多次提到子房、孔明，因為(wei) 兩(liang) 人受到曆代士人的推崇，被當作有漢甚至三代以來人品卓著的代表。如：

唐子西雲(yun) ：“自漢而下，惟有子房、孔明爾，而子房尚黃、老，孔明喜申、韓。”也說得好。子房分明是得老子之術，其處己、謀人皆是。孔明手寫(xie) 申、韓之書(shu) 以授後主，而治國以嚴(yan) ，皆此意也。[33]

唐庚是北宋末著名文人，他認為(wei) 從(cong) 漢至宋，隻有張良和諸葛亮是無可挑剔的賢能之士的代表，而張良尊奉黃老，諸葛亮喜歡申韓。又如：

論三代以下人品皆稱子房、孔明。子房今日說了脫空，明日更無愧色，畢竟隻是黃、老之學。及後疑戮功臣時，更尋討他不著。[34]

張良、孔明分別作為(wei) 黃老、申韓的代表人物，在當時士人中享有如此讚譽，是推明儒家的朱子所不能接受的。朱子認為(wei) 張良“今日說了脫空，明日更無愧色”，且能功成身退，也是慣於(yu) “退一著”，假托“辟穀”以避禍。朱子對張良、諸葛亮的品評，目的是排斥黃老、申韓，另立儒家代表作為(wei) 士人推崇的對象。

自北宋始，儒家已經初步確立了自身道統，即“荀揚王韓”四子，再加上孟子。此五者是流行於(yu) 北宋的賢人序列，如石介說：

孔子歿，楊、墨作，道大壞也，孟子存之。戰國盛，儀(yi) 、秦起，道大壞也，荀況存之。漢祚微，王莽篡，道大壞也，揚雄存之。七國弊，王綱圮，道大壞也，文中子存之。齊、梁來，佛、老熾，道大壞也，吏部存之。[35]

從(cong) 戰國到唐代，每一時期均有其護道者，石介之言道出北宋“五賢”的由來。宋初石介和孫複都主張此道統，宋神宗亦下詔讓“孟荀揚韓”從(cong) 祀：“以鄒國公孟軻配食文宣王，設位於(yu) 兗(yan) 國公之次。荀況、揚雄、韓愈以世次從(cong) 祀於(yu) 二十一賢之間，並封伯爵。”[36]說明無論是北宋官方還是士人群體(ti) ，荀子、揚雄作為(wei) 護道的賢人，處於(yu) 道統之中，是廣受認可的。

但朱子隻認可孟子，認為(wei) 其餘(yu) “荀揚王韓”四子均需再議。在“問荀揚王韓四子”一節，朱子說：

凡人著書(shu) ，須自有個(ge) 規模，自有個(ge) 作用處。或流於(yu) 申韓，或歸於(yu) 黃老，或有體(ti) 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ti) ，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yu) 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為(wei) 作用處，極見得分曉，隻是於(yu) 這作用曉得處卻有病。韓退之則於(yu) 大體(ti) 處見得，而於(yu) 作用施為(wei) 處卻不曉。……隻是空見得個(ge) 本原如此，下麵工夫都空疏，更無物事撐住襯簟，所以於(yu) 用處不甚可人意。……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鬥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yu) 明法製、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揚雄則全是黃、老。某嚐說，揚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隻是投黃、老。……他見識全低，語言極呆，甚好笑！荀、揚二人自不可與(yu) 王、韓二人同日語。[37]

荀子流於(yu) 申韓，揚雄歸於(yu) 黃老，王通有用而無體(ti) ，韓愈有體(ti) 而無用。四人均有不足之處，故不能入道統。

既然以上四子不能入道統，那麽(me) 辨明正統之後，朱子所推崇的周、二程、張、邵，就可以直承孟子，形成新的道統序列。而朱子逝世後，也被弟子列入道統之中，形成後世理學所傳(chuan) 承的道統體(ti) 係。

從(cong) 朱子對漢文帝的高度讚許來看，黃老清靜治道的養(yang) 民功效是為(wei) 理學所認可的。但漢文帝雖然天資素高，因儒學修養(yang) 欠缺，也不能入聖人之室，這揭示了朱子之學與(yu) 黃老學的重大分歧，即朱子以是否具有接續孔孟的修身養(yang) 性學問為(wei) 標準。朱子據此對於(yu) 黃老之刑名法術，以及養(yang) 生、養(yang) 性之說進行了評判，認為(wei) 黃老“一付之法”而流於(yu) 慘酷，甚至淪為(wei) 保全自我的權謀術數；其養(yang) 生養(yang) 性之道或是假托名目，或混於(yu) 禪佛。這和《史記》尤其是《論六家要旨》中“贍足萬(wan) 物”的評定截然不同，既反映了儒、道的不同立場，也折射出黃老在宋代尤其是南宋所經曆的價(jia) 值降維。縱觀黃老在宋代的思想發展，有兩(liang) 次比較明顯的轉變：一是從(cong) 北宋初年的黃老興(xing) 盛到融入荊公新學，二是以南宋朱子為(wei) 代表的理學家對於(yu) 黃老的評判。今人立足於(yu) 《綱目》《語類》等文本，梳理評判的義(yi) 理依據，對於(yu) 明晰黃老在宋代的模糊麵貌，豐(feng) 富朱子造就理學的方法論認知，均有助益。朱子對黃老的認知，接續了韓愈在《原道》中的立場，也汲取了程頤對老子的評價(jia) ，借助理學的巨大影響力，基本奠定了後世儒者對於(yu) 黃老的評價(jia) 基調。

注釋
[1]參見曹峰：《黃老道家研究的幾個基本問題》，《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
[2]參見張豔清：《朱熹之學與老莊》，《中國哲學史》1999年第2期；劉固盛：《朱熹論莊思想述析》，《孔子研究》2007年第2期。
[3]（宋）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北京：中華書局，2022年，第2頁。
[4]（宋）朱熹：《資治通鑒綱目》，第4頁。
[5]（宋）朱熹：《資治通鑒綱目》，第312頁。
[6]（宋）朱熹：《資治通鑒綱目》，第250頁。
[7]（宋）朱熹：《資治通鑒綱目》，第358頁。
[8]（宋）朱熹：《資治通鑒綱目》，第434-436頁。
[9]（宋）朱熹：《資治通鑒綱目》，第454頁。
[10]（宋）朱熹：《資治通鑒綱目》，第40頁。
[11]（宋）朱熹：《資治通鑒綱目》，第1590頁。
[12]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年，第69頁。
[13]（宋）朱熹：《資治通鑒綱目》，第1656頁。
[14]（清）魏源：《老子本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頁。
[15]（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956-2957頁。
[16]（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195頁。
[17]（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2952頁。
[18]（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3224頁。
[19]（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1021頁。
[20]（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3224-3226頁。
[21]（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1022頁。
[22]（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1022頁。
[23]（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1022頁。
[24]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文史哲》1995年第1期。
[25]（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1803頁。
[26]（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2757頁。
[27]（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3222頁。
[28]（宋）朱熹：《資治通鑒綱目》，第1268-1270頁。
[29]（宋）朱熹：《資治通鑒綱目》，第1288頁。
[30]（宋）朱熹：《資治通鑒綱目》，第3564頁。
[31]（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1803頁。
[32]高亨：《周易大傳今注》，濟南：齊魯書社，1998年，第196-197頁。
[33]（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3222頁。
[34]（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3221-3222頁。
[35]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29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10頁。
[36]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117冊，第110頁。
[37]（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32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