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二：《左傳(chuan) 》學研究

來源：“經學研究”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五月廿五日庚申

          耶穌2025年6月20日

論壇二：《左傳(chuan) 》學研究

第一組

主持人：李偉(wei) 榮（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教授）

評議人：田訪（嶽麓書(shu) 院曆史係副教授）

郭院林（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試論杜預《左傳(chuan) 》注以文解經的特色

作者指出，杜預從(cong) 文章學角度深入剖析經傳(chuan) ，進而揭示《左傳(chuan) 》文學特色。首先，杜預以文辭作為(wei) 解經的出發點與(yu) 理論依據，總結出“變例”以及《春秋釋例》與(yu) “五體(ti) ”；其次，杜預從(cong) 文章學角度闡釋敘事結構，通過“張本”“終”“為(wei) ……傳(chuan) ”等文字提示伏筆、結局的文章內(nei) 在聯係，形成首尾呼應的敘事閉環；另外，杜預從(cong) 文章學的角度揭示《左傳(chuan) 》的敘事方式，著重闡釋了《左傳(chuan) 》預敘、倒敘的手法，將《左傳(chuan) 》的線性時間轉化為(wei) 意義(yi) 網絡。杜預善於(yu) 通過關(guan) 鍵細節的注釋，串聯散落各篇的史實，構建完整的曆史邏輯鏈，避免冗贅鋪陳，塑造了“簡明暢達”的注釋風格；他這種以文解經的方式，啓發了後人從(cong) 文辭、文章結構、敘事角度進一步討論。

評議：

郭老師的這篇論文主要是從(cong) 文章學的角度去探討杜預注，這個(ge) 角度是比較新穎的。文章主要分爲三個(ge) 部分，第一部分強調文辭，以文辭作爲解經或者理解經義(yi) 的出發點。孟子曰：《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文則史”應該怎麽(me) 理解呢？郭老師說應該是指史官文辭的特色，這一點我是十分認同的。《左傳(chuan) 》是在很長的時間當中，由不同的史官群體(ti) 不斷地書(shu) 寫(xie) 、延續、修改而完成的，其中文辭上的差別是我們(men) 需要分辨的。我們(men) 必須要逐字逐句地閲讀《春秋》和《左傳(chuan) 》，並通過杜預注去理解文本，因此文辭對我們(men) 來講依然是很重要的解經的出發點和理論依據。除此之外，把同一事件的記載加以羅列和排比，體(ti) 會(hui) 不同的用辭及其背後的深意，這是杜預研究《春秋》義(yi) 例的基礎和重點，而杜預正是在此基礎之上構建起義(yi) 例理論框架。在這個(ge) 框架之中，杜預排除了漢儒所引申發揮出來的一些義(yi) 例的說法，把他認爲有意義(yi) 的部分又劃分爲舊例和新例，將前者歸爲周公所創製，後者為(wei) 孔子的發揮，就構建出了“五體(ti) ”的義(yi) 例理論。這部分是《春秋》學的傳(chuan) 統，點明文字和例是互爲表裏、互相統攝的關(guan) 係，是非常有價(jia) 值的。這篇文章的第二、第三部分通過“張本”“以……傳(chuan) ”“為(wei) ……專(zhuan) ”“終”幾種要素來分析《左傳(chuan) 》的敘事結構和敘事方式，郭老師也非常精細地討論了這些要素相關(guan) 的條目以及相互聯係與(yu) 功能。但如果僅(jin) 從(cong) 文章學的角度、僅(jin) 僅(jin) 從(cong) 以上幾個(ge) 要素來解讀杜預的結構的話，可能會(hui) 麵臨(lin) 過於(yu) 表麵化的風險。

黃黎星（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論《左傳(chuan) 》《國語》筮例的文化意義(yi)

作者指出，易筮與(yu) 易論的記載，是《周易》與(yu) 《左傳(chuan) 》這兩(liang) 部儒家經典值得重視的交集點。《左傳(chuan) 》及《國語》所記易筮，是傳(chuan) 世文獻中最古老的占筮實例。對《左傳(chuan) 》《國語》筮例的考察辨析，可以認識史家記筮之用意與(yu) 特色，同時，對於(yu) 剖析古代卜筮文化現象，研究春秋時期對《周易》理解運用的特點，考辨《周易》成書(shu) 過程若幹階段的遺跡，探索易學史上“象數”與(yu) “義(yi) 理”兩(liang) 大派別的萌生狀態等，都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yi) 。作者介紹了《左傳(chuan) 》《國語》所記易筮概況，回顧曆代學者對此所作的不同傾(qing) 向的闡釋解說，對筮例作出擬議與(yu) 評判，並探析了筮例所體(ti) 現的筮法與(yu) 占法、筮例所運用的象數與(yu) 義(yi) 理解說，還對易筮演進及其影響進行文化闡釋。

評議：

讀完黃教授的論文給我的感受是“體(ti) 大思精”。這篇文章的內(nei) 容非常豐(feng) 富，每一個(ge) 部分探討的內(nei) 容也非常精深。我比較感興(xing) 趣的內(nei) 容首先是第四部分列舉(ju) 的《左傳(chuan) 》《國語》十六則筮例“一爻變者九例，二爻變無例，三爻變二例，四爻變無例，五爻變二例，六爻變無例，六爻皆不變三例”，我想知道從(cong) 數學上來看為(wei) 什麽(me) 會(hui) 出現“一爻變”“二爻變”這類的情況？其背後是否體(ti) 現了某種數學理論？另外文章中也提到之前的學者對於(yu) 《左傳(chuan) 》中的占筮有相信者也有懷疑者，我也十分想了解黃教授個(ge) 人的看法。我個(ge) 人認爲《左傳(chuan) 》中的占筮是經過後人編纂而呈現的，那麽(me) 編纂者應該是看到占筮結果之後再去編纂相應的內(nei) 容，所以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講，我們(men) 是否應以批判的眼光來看待這些占筮內(nei) 容？最後，我們(men) 知道《左傳(chuan) 》裏麵占筮的方法不止一種，比如有龜卜也有筮卜，因此《左傳(chuan) 》當中占筮的例子是否呈現出早期的多元化的占筮方法？是否在《左傳(chuan) 》記錄的年代，《周易》占法還不是主流？

方韜（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左傳(chuan) 》為(wei) 魏氏造飾”說新證

作者提到，“《左傳(chuan) 》為(wei) 魏氏造飾”說由清姚鼐首倡，它指出《左傳(chuan) 》的編纂與(yu) 戰國時期魏國有著特殊的關(guan) 聯。此說逐漸為(wei) 現代學術界重視，但缺乏詳細的論證。從(cong) 《左傳(chuan) 》“魏絳和戎”“魏舒執政”“季劄觀樂(le) ”三個(ge) 重要的事件入手分析，在與(yu) 《國語》《史記》、諸子及出土文獻的充分比對研究下可知，左氏為(wei) 魏氏先祖增飾，預言魏繼晉為(wei) 盟主，確有為(wei) 其造飾的證據。《左傳(chuan) 》編撰者與(yu) 魏國或有較密切的關(guan) 係，由“季劄觀樂(le) ”一事推知，《左傳(chuan) 》成書(shu) 下限或在前300年左右。

評議：

我認爲這篇文章還是很雄辯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理有據、邏輯清晰。隻是文章第三部分，所談論的是否是另外的主題？比如第三部分開頭提到了《左傳(chuan) 》與(yu) 《史記》之間記載的區別，如《左傳(chuan) 》作“明主”，而《史記》作“盟主”，方老師也對此進行了辨析，這一部分似乎有些偏離主題。另外還有一個(ge) 疑問，在第三部分中，季劄作爲吳國的大臣，他在魯國觀樂(le) 的時候，爲什麽(me) 要預言魏國作盟主這件事？魏為(wei) 盟主這件事似乎與(yu) 魯國、吳國都沒有關(guan) 係，這似乎是比較奇怪的一點。

張婉瑩（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項目助理教授）：

《春秋》三《傳(chuan) 》對魯文薑之述評比較

作者首先點出了文薑這一人物在《春秋》學的議題中所存在的爭(zheng) 議。文薑嫁給魯桓公後，又與(yu) 其兄齊襄公私通，釀成桓公遭弒之禍。不過，文薑死後卻能得到「文」之美諡，且《春秋》記載也給予相當的尊重與(yu) 禮遇，此間的矛盾與(yu) 差異，為(wei) 《春秋》學者考察和詮釋的重要問題。作者梳理了三《傳(chuan) 》對文薑相關(guan) 記載的解釋，探討三《傳(chuan) 》如何理解：魯桓公與(yu) 文薑的婚聘、魯莊公的身世之疑、魯桓公之死的罪責、文薑屢次非禮踰境及其和莊公的母子關(guan) 係等重要問題，並比較三《傳(chuan) 》的立場及觀點差異。而對於(yu) 引發後世疑義(yi) 的，何以文薑得諡「文」，及其死書(shu) 「薨」，葬用君夫人之禮，三《傳(chuan) 》皆未多作說明，有待後世經學家之闡釋。

評議：

張教授的文章從(cong) 非常傳(chuan) 統的經學視角，梳理了三傳(chuan) 對於(yu) 文薑嫁到魯國與(yu) 魯桓公成婚、兩(liang) 人生下莊公、文薑在桓公被弑之後又多次踰境以及莊公對文薑的態度種種事件和問題的解釋。張教授把這一係列事件劃分得很細致，在每一個(ge) 事件下都對比了三傳(chuan) 的說法。看完文章後我也會(hui) 有疑問，即文章在總結了對三《傳(chuan) 》對文薑事跡的解釋與(yu) 評價(jia) 之後便戛然而止，似乎沒有很明確的問題意識。聽了張教授的講述之後才明白原來張教授是要將宋人的議論引進來作爲文章的後半部分。我也很期待後半段，因爲宋人與(yu) 漢人的立場不同，他們(men) 可能也會(hui) 用另外的視角去看待文薑之事。另外，就這篇文章而言，其實也不妨在結論的部分再進行一些提升和概括。

高強（武夷學院文教學院講師）：

晉文公圍鄭史事新研

晉文公圍鄭之事，傳(chuan) 世文獻《左傳(chuan) 》《國語·晉語四》《呂氏春秋·上德》《呂氏春秋·簡選》《商君書(shu) ·賞刑》《韓非子·外儲(chu) 說右上》《史記》及出土文獻清華二《係年》、清華七《晉文公入於(yu) 晉》皆有記載。諸書(shu) 記載的差異主要在晉國何時圍鄭。作者按典籍所記晉圍鄭之時間分別進行了討論，辨別了同一史事的不同記載的可信與(yu) 否。作者指出，戰國時期的作品記事爲說理服務，有時會(hui) 將不同時期、不同人之事係於(yu) 同一時期、同一人之下；也會(hui) 爲敘述便利而調整記事順序，作爲史料使用時須仔細辨析其是否可信。

評議：

聽了高老師的報告、看了文章之後，可以知道像《商君書(shu) 》《呂氏春秋》《韓非子》這類的戰國時期的作品很有可能會(hui) 爲了說理而運用春秋時期的一些史實，在運用的過程中就會(hui) 產(chan) 生誤差，或者爲了說理的目的把史實本身進行調整，這種情況是普遍存在的。相對而言，《左傳(chuan) 》的記載還是要可靠一些。關(guan) 於(yu) 清華簡，比如高老師提到的清華簡七，它雖然也提到了同一事件，但其細節與(yu) 《左傳(chuan) 》是有衝(chong) 突的，或者不是很清楚的。所以對於(yu) 清華簡這樣的出土文獻，一方麵它與(yu) 《左傳(chuan) 》《國語》這樣的傳(chuan) 世文獻形成了對照，另一方麵它本身的矛盾和不可靠的地方也是需要剔除掉的。從(cong) 考證的角度來講的話，這篇文章也非常紮實，我們(men) 現在做學問也正是要從(cong) 精細的地方入手，用傳(chuan) 統的方法、對比的方法和考察事物發展邏輯等方法來存真去僞，這也是非常精深細致的，也是任重道遠的。

第二組

主持人：黃覺弘（華中師範大學曆史文獻學研究所教授）

評議人：方韜（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陳贇（華東(dong) 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浙江大學馬一浮書(shu) 院教授）：

《春秋》“大一統”與(yu) “天下時代”普遍秩序的構建

作者指出，人們(men) 通常將“大一統”思想理解為(wei) 領土、疆域和人口的規模和量級的擴展，這樣的大一統鼓勵的是帝國的秩序設置，而《春秋》本源性的大一統關(guan) 切的則是普遍秩序的構建。“《詩》亡然後《春秋》作”表麵關(guan) 涉的是學術變遷，其內(nei) 核則是禮樂(le) 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甚至自大夫出的失序。在天下因無王而退隱而國又成為(wei) 秩序主角的前提下，如何創建普遍性的天下秩序，這是中國天下時代麵臨(lin) 的根本性問題。孔子作《春秋》，以及與(yu) 之相關(guan) 的《六經》的成立，構成一樁大事因緣，三代以上“治出於(yu) 一”（治教渾然、官師未分）的緊湊性天下分殊為(wei) 精神性天下和政治性天下。精神性天下通過“聖”與(yu) “經”的符號得以落實，但政治性天下在現實中則被降格為(wei) 上無天命、下無天下人認可的帝國。大一統作為(wei) 一種普遍秩序構建方案，其核心在於(yu) 在作為(wei) 有限支配的國家中引入精神性天下，以轉換與(yu) 充實帝國，使之成為(wei) 承載精神性天下的天下型國家。故而，大一統乃是天下時代構建普遍秩序的一種方案。

評議：

陳老師用新的一個(ge) 視角來重新看待《春秋》，對我們(men) 來說是非常有啓發的，尤其是您提到三代以上是政教合一的，以及春秋時代的政治失序、緊湊性天下分殊為(wei) 精神性天下和政治性天下，孔子作《春秋》是開創了一個(ge) 新的精神世界這一係列的觀點。而且您提到的這個(ge) “天下”的觀念是從(cong) 孔子的精神秩序和人文秩序的角度出發，跟過去的“治國平天下”的政治製度的角度不同，這對我來說是一個(ge) 很大的啓發。我最近也在思考《左傳(chuan) 》中齊桓、晉文的書(shu) 寫(xie) 問題，爲什麽(me) 對齊桓公的書(shu) 寫(xie) 那麽(me) 少，而對晉文公的書(shu) 寫(xie) 那麽(me) 多，後來我考慮到這背後可能會(hui) 有一個(ge) 霸權合法性的問題。陳老師這篇文章中從(cong) 孔子作文獻的角度入手，對我的思考也有很大的啓發。

李偉(wei) 榮（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教授）：

美國《左傳(chuan) 》研究之述評

作者梳理了《左傳(chuan) 》研究在美國的發生和發展。西方《春秋》學研究肇端於(yu) 西方通史類著作，但從(cong) 1588年到1848年250餘(yu) 年間，西方對於(yu) 《春秋》學並無特別大的進展。美國的《左傳(chuan) 》研究始於(yu) 衛三畏，到了20世紀下半葉，《春秋》學研究的中心逐漸移到了美國。到了21世紀，西方《春秋》學達到了更高的學術水平，同時，20世紀下半葉以來，董仲舒研究在西方的異軍(jun) 突起也是一個(ge) 非常重要的學術現象，《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也逐漸進入西方研究者的視野。作者梳理了發展美國及西方《春秋》學，尤其是《左傳(chuan) 》學發展過程當中重要的學者及著作，並重點介紹了華茲(zi) 生、史嘉伯兩(liang) 位漢學家的突出成果。

評議：

我最近也在關(guan) 注英語世界的《春秋》學研究，確實近年來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美國對於(yu) 《左傳(chuan) 》的翻譯和研究越來越多，有的研究還是很係統的。正如李老師說的，西方世界研究《左傳(chuan) 》的思路確實跟國內(nei) 有很大的差別，例如史嘉伯研究曆史的思路，可能是目前國內(nei) 的學界沒有接受的。但目前他們(men) 的文章也有國內(nei) 的學者在翻譯，他們(men) 的文章可能會(hui) 給我們(men) 帶來一種刺激，也會(hui) 給我們(men) 提供一種新的理論資源，這對我們(men) 的研究也是有幫助的。

張立恩（西北師範大學哲學與(yu) 社會(hui) 學院教授）：

《春秋》“褒貶”發微

——以杜預有關(guan) “一字褒貶”的詮釋爲例

作者提出，杜預在反省先儒“錯文見義(yi) ”方法的基礎上首次提出“一字褒貶”的概念。他認為(wei) 此二者既有聯係，又有區別：“一字褒貶”與(yu) “錯文見義(yi) ”具有一種內(nei) 在的邏輯關(guan) 係，其對“一字褒貶”的肯定反映出對“錯文見義(yi) ”的某種認同；但這種認同絕非對後者的完全肯定。因為(wei) ，他認為(wei) 《春秋》之結構有“三體(ti) ”：“凡例”“非例”“新意變例”，“錯文見義(yi) ”隻適用於(yu) “凡例”與(yu) “新意變例”，而且，根據是否蘊含褒貶之義(yi) ，其又將“凡例”與(yu) “新意變例”加以區分，而“一字褒貶”僅(jin) 針對“新意變例”而言。同時，其非常強調經文的文本語境與(yu) 曆史語境，前者更多是為(wei) 反對前儒解經方法，後者才是決(jue) 定褒貶生成的根本因素。即此而言，其不僅(jin) 縮小了前儒“錯文見義(yi) ”方法的適用範圍，且將“一字褒貶”鎖定於(yu) “新意變例”之屬，並強化《左傳(chuan) 》事實對褒貶之生成及其“一字”之用字的決(jue) 定性，這與(yu) 強調文辭優(you) 先性的前儒經說大為(wei) 不同。

評議：

張老師的這篇文章是真正的經學文章。在張老師講述的時候我有一些體(ti) 會(hui) ，首先是關(guan) 於(yu) “一字褒貶”和“微言大義(yi) ”，關(guan) 於(yu) “一字褒貶”您解釋的十分清楚，但“字”究竟是什麽(me) 意思？這個(ge) 字並不是“言”和“文”的意思，您也提到“字”在《春秋》裏麵是有很多含義(yi) 的，所以解釋杜預的“一字褒貶”的字的含義(yi) 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文章當中牽扯到經學史的問題，也就是關(guan) 於(yu) 孔子的變例和新意，您劃分得也很好，它確實要通過一字褒貶來體(ti) 現，因爲杜預所創立的體(ti) 係一定要能容納兩(liang) 漢以來的經學傳(chuan) 統，不能完全把過去推翻，他在創立新體(ti) 係時一定是基於(yu) 對過去的繼承。但是杜預又提出“當依傳(chuan) 以為(wei) 斷”，要以《左傳(chuan) 》爲依據來判斷《春秋》經，我覺得這個(ge) 問題您應當進一步解釋。

田訪（嶽麓書(shu) 院曆史係副教授）：

《左傳(chuan) 》解讀的多重向度

——評《〈左傳(chuan) 〉的書(shu) 寫(xie) 與(yu) 解讀》

作者在文章中全麵評析了哈佛大學李惠儀(yi) 教授的研究型著作《〈左傳(chuan) 〉的書(shu) 寫(xie) 與(yu) 解讀》。首先，該書(shu) 以《左傳(chuan) 》中的“敘事”“修辭”等為(wei) 考查重點，表明其非常重視《左傳(chuan) 》闡釋曆史的意識與(yu) 模式。其次，該書(shu) 以“文學式的結構與(yu) 形式化的思想”為(wei) 《左傳(chuan) 》敘述曆史的模式。另外，考察《左傳(chuan) 》的作者、時代和如何成書(shu) 並非作者的重心，但在分析一些具體(ti) 故事的過程中，該書(shu) 也做過一些重要的判斷。該書(shu) 作者所透露出的《左傳(chuan) 》研究的理念、視角、方法，雖不可避免地透露出以其固有的曆史意識、理論標準審視《左傳(chuan) 》文本的痕跡，但也促使我們(men) 更多角度、更深層次地研究自己的文化傳(chuan) 統，具有中西文化交流和比較的非凡意義(yi) 。

評議：

在您這篇書(shu) 評之前，北京大學的田天老師也曾寫(xie) 過一篇長篇書(shu) 評，名爲《如何解讀過去——評李惠儀(yi) 〈左傳(chuan) 〉的書(shu) 寫(xie) 與(yu) 解讀》，您可以參考一下。我覺得您的梳理是挺細致的，因爲這部書(shu) 可能由於(yu) 翻譯的問題，還是較爲難讀的，並且李老師的一些觀點，我個(ge) 人也是不能認同的。雖然李慧儀(yi) 老師的作品當中也存在著一些閃光點，值得我們(men) 學習(xi) ，但是《左傳(chuan) 》本身是比較複雜的，可能還是需要形成一些比較整體(ti) 的看法。

林盈翔（東(dong) 吳大學中國文學係副教授）：

陳壽化用《左傳(chuan) 》以寄寓史識

——陳壽《春秋》學蠡測（三）

作者試圖蠡測陳壽《三國誌》對於(yu) 《左傳(chuan) 》的接受與(yu) 運用，在外部史料不足的情況下，由內(nei) 部勾勒陳壽可能的《春秋》學脈絡。作者詳細梳理出陳壽在《三國誌》行文中，使用、化用《左傳(chuan) 》詞匯典故共有二十八種、五十五條，其中有七種在《三國誌》之前僅(jin) 見《左傳(chuan) 》而不見於(yu) 他書(shu) ，特別是《史記》《漢書(shu) 》皆未使用。通過這些典出《左傳(chuan) 》的詞匯，便能進一步理解、詮釋陳壽藉由其《左傳(chuan) 》學養(yang) ，所隱含的觀點與(yu) 判斷。如以稱後主“息民”、薑維“怨讟”，傳(chuan) 達其主和思想；以“越境”“來告”，彰顯三國並立的曆史事實；以“虐用其民”“見伐”，隱含“不務令德，必不免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的德治判斷。由此，陳壽經學（《春秋左氏傳(chuan) 》）於(yu) 史學（《三國誌》）的影響與(yu) 浸潤，便得以彰顯。

評議：

林老師用引用典故來判斷《三國誌》和《左傳(chuan) 》是我非常讚同的，而且您查明了上下限，上限就是有些引用的典故不見於(yu) 他書(shu) ，隻見於(yu) 《左傳(chuan) 》，陳壽不可能引自其他的典籍，我認爲這是很有價(jia) 值的論述。另還有一點值得討論，例如《三國誌》講《春秋》之義(yi) ，《後漢書(shu) 》也講《春秋》之義(yi) ，他們(men) 之間的差別在何處？再例如像《後漢書(shu) 》和《三國誌》，它們(men) 當中對《左傳(chuan) 》所引用典故的理解或許會(hui) 與(yu) 杜預的解釋有所不同，這在某種情況下或許可以作爲對《左傳(chuan) 》的回應。

第三組

主持人：張德恒老師（山東(dong) 理工大學中文係副教授）

評議人：林盈翔（東(dong) 吳大學中國文學係副教授）

彭華（四川大學古典學係教授）：

《再論曆史書(shu) 寫(xie) 與(yu) 在場性問題》

——以《春秋》和《左傳(chuan) 》的“書(shu) ”與(yu) “不書(shu) ”為(wei) 例

西方哲學在經曆“在場性轉向”之後所討論的“在場”（presence）與(yu) “不在場”（absence），類似於(yu) 中國哲學所討論的“陽”與(yu) “陰”。將這種哲學的思辨引入經學、史學之中，便會(hui) 產(chan) 生對曆史事實、曆史記憶以及曆史書(shu) 寫(xie) 的思考，而“記載”（“書(shu) ”）或“不記載”（“不書(shu) ”）的問題便得以凸顯。其中之一，即後人可由經史著作之“所書(shu) ”而推見其“所不書(shu) ”（“以其所書(shu) ，推見其所不書(shu) ”），一如由其“陽”而推見其“陰”。而我們(men) 在極力“還原曆史”的過程中，也應該多關(guan) 注“曆史書(shu) 寫(xie) ”，從(cong) 而發現蘊涵其中的“曆史意義(yi) ”。本文擬以《春秋》和《左傳(chuan) 》的“書(shu) ”與(yu) “不書(shu) ”為(wei) 例，再次論述“曆史書(shu) 寫(xie) 與(yu) 在場性問題”，而所取角度則以史學為(wei) 主。

評議：

彭先生處理的“在場性”實則為(wei) 大問題，本文引入新的思考視野，以小見大，誠疏通知遠。然確如先生所提示的在場性與(yu) 社會(hui) 記憶的問題，當我們(men) 注視典籍中可見的文字之時，或許也要同等留意空白之處，如此當能得言與(yu) 不言間，微而顯、誌而晦的《春秋》要旨。

周博（南昌大學國學研究院副教授）：

《讀〈左傳(chuan) 〉劄記一則》

文章聚焦《左傳(chuan) 》昭公十三年晉大夫叔向“再會(hui) 而盟以顯昭明”一語的文本爭(zheng) 議。傳(chuan) 統注家將“顯昭明”解為(wei) “彰顯信義(yi) ”，然考其上下文“歲聘以誌業(ye) ，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hui) 以示威，再會(hui) 而盟以顯昭明”，與(yu) 後文“誌業(ye) 於(yu) 好，講禮於(yu) 等，示威於(yu) 衆，昭明於(yu) 神”對應，可見“誌業(ye) ”“講禮”“示威”皆為(wei) 動賓結構，唯“顯昭明”多一“顯”字而文例扞格。結合字詞訓詁與(yu) 辭例、文意等來判斷，《左傳(chuan) 》昭公十三年叔向之語“再會(hui) 而盟以顯昭明”的“顯”似爲衍文，西晉時期似未出現，不過至晚在唐代已經存在，並影響了之後對於(yu) 傳(chuan) 文的解釋。

評議：

周先生深入文本，推論有理，潔淨精微。使諸侯歲聘以誌業(ye) 。閑朝以講禮。再朝而會(hui) 以示威。再會(hui) 而盟以（顯）昭明。此版本確實於(yu) 文字為(wei) 工整、於(yu) 義(yi) 亦長。然也確如文章所言，版本衍字的推論，較難有定論。也幸於(yu) 此對於(yu) 文義(yi) 理解影響不大。

肖瀟（西北大學文學院講師）：

《杜預〈春秋經傳(chuan) 集解〉“分章集解”探析》

“分章集解”是杜預《春秋經傳(chuan) 集解》展開的主要方式，與(yu) 漢代《左氏》學形成明顯差異。杜預的“大事書(shu) 之於(yu) 策，小事簡牘而已”之說，以及在此基礎上對《春秋》《左傳(chuan) 》文獻來源的認定，在學理層麵支持了經傳(chuan) 分章集解的做法。分章集解下的《春秋經傳(chuan) 集解》，可分為(wei) 相對獨立的無傳(chuan) 之經，發生直接涵攝關(guan) 係的有傳(chuan) 之經與(yu) 核心傳(chuan) 文，以及彌散分布且柔性存在的廣記備言之傳(chuan) 三部分。《春秋經傳(chuan) 集解》重塑了《春秋》與(yu) 《左傳(chuan) 》的關(guan) 係，以《左傳(chuan) 》涵攝《春秋》，改變了《左氏》學發展的格局與(yu) 樣態，實現了《左傳(chuan) 》相對於(yu) 《春秋經》地位的實質性提升。

評議：

肖先生的文章精細厚實，於(yu) 篇論中再開蹊徑，實廣博易良。此題目並不好做，迎難而上確實不易。經注的發展脈絡，值得深究。經傳(chuan) 合本的發生時間、佛經的合本子注、史注的體(ti) 例確立，可能是同步發生的。

汪鳳（同濟大學經學研究院兼職研究員）：

《杜預〈春秋〉學弑君例探微》

杜預關(guan) 於(yu) 《春秋》弒君例的闡釋自問世以來就毀譽參半，直至清代，儒者們(men) 不僅(jin) 批評杜預之學術更指責杜預之人品。但是清儒對杜預的批評還是限於(yu) 《左氏》弒君例不如《公》《穀》深明《春秋》大義(yi) ，以及批評杜預解經的政治考量。實際上，《左氏》弒君例與(yu) 《公》《穀》弒君例並無實質上的差異，隻是有書(shu) 法上的不同。而杜預之所以屢被責難，其原因在於(yu) 杜氏將《春秋》書(shu) 法中的討賊之辭和大夫相殺的書(shu) 法均解爲弒君稱人之例，並爲弒君自立的合法性在學理上進行了辯護。不僅(jin) 如此，杜預還大發「弒君稱臣」凡例，將《左氏》例學作爲獨立的解經體(ti) 係進行了極致的發揮。

評議：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汪先生之文，可謂得珠。本文所涉論題龐大，文章先述一端，後勢可期。研究或可粗分為(wei) 文本內(nei) 部的義(yi) 理研究，與(yu) 外部的影響接受研究。本文兩(liang) 者兼涉，但粗讀之下，後者或許更好發揮？

第四組

主持人：張立恩（西北師範大學哲學與(yu) 社會(hui) 學院教授）

評議人：周博（南昌大學國學研究院副教授）

吳柱（山東(dong) 大學文學院教授）：

《春秋盟書(shu) 的文體(ti) 結構》

完整的盟書(shu) 包含序辭、盟首、要言三部分。序辭是盟書(shu) 的開端，用來交代盟的時間、參盟的人、祭告的神。盟首是盟書(shu) 正文的首章，需要陳述舉(ju) 行盟禮的背景和理由。要言是盟書(shu) 的核心，是在神明麵前約定將來要共同遵守的內(nei) 容，並強調背棄盟約者將招致神罰。要言之中又包含誓辭和詛辭，有時誓、詛分寫(xie) ，有時誓、詛合寫(xie) 。出土侯馬、溫縣盟書(shu) 基本隻有要言部分，均為(wei) 誓、詛合寫(xie) ，這並非完整意義(yi) 的盟書(shu) 形態。侯馬105號坑所見墨色文書(shu) 亦屬盟書(shu) 性質，不是詛禮的產(chan) 物。

評議：

文章主要分析了春秋時期盟書(shu) 的結構，完整的盟書(shu) 包括序辭、盟首、要言。要言又包括誓辭、詛辭。文章將《左傳(chuan) 》等傳(chuan) 世文獻與(yu) 侯馬盟書(shu) 、溫縣盟書(shu) 等出土文獻很好地結合了起來，探究了何為(wei) 盟書(shu) 的正體(ti) 、變體(ti) ，具有很大的啟發性。盟書(shu) 作為(wei) 一種特別的公文題材，其體(ti) 例關(guan) 係到盟書(shu) 的原貌、複原及其時代觀念，具有重要的曆史價(jia) 值。從(cong) 甲骨文例到金文例，再到盟書(shu) 文例，文例研究一直是基礎性的工作，需要向吳老師學習(xi) 。不過，文章在談及盟、詛之別時，有些地方可能還是盟禮，比如《左傳(chuan) 》襄公十一年載季武子先盟後詛，盟詛似為(wei) 一體(ti) 。楊伯峻先生《春秋左傳(chuan) 注》也指出此處的“詛”是“祭神使之加禍於(yu) 不守盟誓者”。至於(yu) 地點不同是否一定是性質之別，似乎仍需要再加強論證。

閆春新（山東(dong) 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教授）

閆齊麟（曲阜師範大學曆史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科舉(ju) 〈左氏〉學述要》

所謂的“科舉(ju) 《左氏》學”，是明清科舉(ju) 考生主要以科考《左傳(chuan) 》命題作文的形式，來研討、闡釋《左傳(chuan) 》文意、探究其經學義(yi) 理及史事的專(zhuan) 門之學。作為(wei) 明清兩(liang) 朝相對其他朝代最具特色的“《左氏》學”，其核心內(nei) 容有二：一是考官《左傳(chuan) 》命題，二是科舉(ju) 考生據以引申所命《左傳(chuan) 》試題而闡發《左傳(chuan) 》經義(yi) 的答卷或時文（“《左氏》八股文”）。清代“科舉(ju) 《左氏》學”的主要類型，大致有院試“《左氏》學”、鄉(xiang) 試“《左氏》學”與(yu) 會(hui) 試“《左氏》學”。但清代一朝，各具體(ti) 時段又相應不同，大體(ti) 大同小異，不一而足。“科舉(ju) 《左氏》學”不僅(jin) 空前推進了官學《左氏》學及其意識形態對普通讀書(shu) 人的思想滲透，而且大大促進了《左傳(chuan) 》的文化傳(chuan) 播，延及韓、日、越等地。

評議：

文章主要論述了《左傳(chuan) 》在隋唐以後科舉(ju) 考試中的考查方式，從(cong) 考記誦到宋以後的史論、經義(yi) 並重。注重曆時性與(yu) 共時性的結合，相關(guan) 梳理較為(wei) 清晰。在文獻引證方麵，重點分析了光緒二十年甘肅鄉(xiang) 試題目及第一名的作答情況，揭示出科舉(ju) 《左氏》學的時代內(nei) 涵。不過，整體(ti) 而言，文獻引證似偏少，時代跨度似偏大，題目也略顯宏大，可以聚焦於(yu) 明清或清代作一精細化研究。

樊寧（華中師範大學曆史文獻學研究所副教授）：

《重慶圖書(shu) 館藏孫誌祖〈春秋左傳(chuan) 注疏〉批校本價(jia) 值初探》

筆者於(yu) 2021年親(qin) 赴重慶圖書(shu) 館，查閱清人孫誌祖《春秋左傳(chuan) 注疏》批校本，發現該本征引了103條盧文弨校語，頗為(wei) 珍貴，據此可考察盧文弨《春秋左傳(chuan) 注疏》校本原貌。盧文弨校勘大量借鑒、參引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浦鏜《十三經注疏正字》、陳樹華《春秋經傳(chuan) 集解考正》、武英殿本及後附《考證》，不僅(jin) 吸收各家優(you) 點，還指出各自的不足，並參以己見，有力推進了《春秋左傳(chuan) 注疏》的校勘工作。此外，通過分析阮元《春秋左傳(chuan) 注疏校勘記》對盧文弨《春秋左傳(chuan) 注疏》校本的使用情況，可得《春秋左傳(chuan) 注疏校勘記》不僅(jin) 明確引用了諸多盧文弨校語，還存在一些沒有翻閱原書(shu) ，誤把《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十三經注疏正字》《春秋經傳(chuan) 集解考正》的內(nei) 容當作盧文弨校勘成果的情況，甚至有若幹掩蓋使用盧文弨校本、暗襲盧文弨校語的條目。由此可見，盧文弨對《春秋左傳(chuan) 注疏校勘記》的編纂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這是其他參引諸家所無法比擬的。

評議：

文章對重慶圖書(shu) 館所藏孫誌祖《春秋左傳(chuan) 注疏》批校本進行了探討，係統梳理了批校本中所征引的大量盧文弨校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盧文弨《春秋左傳(chuan) 注疏》校本之原貌。同時，對盧校本所參校之諸本進行了係統梳理、考證，又將盧校本與(yu) 阮元《春秋左傳(chuan) 注疏校勘記》進行了對比考察，揭示出盧校本的曆史價(jia) 值。總之，文章視角很好，版本互校細致紮實，文獻分析合理。

楊永生（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多重視域下“五侯九伯”的再討論

魯僖公四年，齊桓公伐楚，管仲回應楚使兩(liang) 國疆土“風馬牛不相及”之質疑，並申說桓公伐楚之正當性時，言及太公受命“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管仲並未言明“五侯九伯”具體(ti) 所指，曆代注疏家或聯係爵製、方伯製等禮製、或分析桓公伐楚之史事，提出了多種看法。20世紀40年代，河南洛陽出土的保卣（《集成》5415），銘記“王令保及殷東(dong) 國五侯”，論者多將兩(liang) 者結合一並討論，使這一問題更加複雜。可以說，“五侯九伯”的含義(yi) 不僅(jin) 是傳(chuan) 統經學領域的疑難問題，更是討論兩(liang) 周曆史、尤其是齊桓公霸政不可避免的問題。筆者不揣淺陋，試就這一問題提供一孔之見，以就教於(yu) 方家。

評議：

文章聚焦於(yu) 《左傳(chuan) 》僖公四年管仲所提到的“五侯九伯”，對之進行了係統全麵的再探討。學術史梳理的很好，將古往今來的各種說法，歸並為(wei) 禮製派、史事派。作者眼光獨到，關(guan) 注到二者都脫離了曆史背景與(yu) 文獻記載，故從(cong) 文獻本身入手，結合金文材料還原曆史情境，提出了“五侯九伯”存在原始語境、使用語境的兩(liang) 重語境的新認識。文章引證充分，論證紮實，信而有征。不過，有些地方似乎還可以加強論證，比如在談及“五侯九伯”統言天下諸侯時，隻分析了“侯”，並未涉及諸侯稱“伯”現象，對此可以吸收學界研究成果深入探討一番。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