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三:《春秋》學史研究
來源:“經學研究”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五月廿五日庚申
耶穌2025年6月20日
論壇三:《春秋》學史研究

第一組

主持人:劉德明(台灣“中央”大學中文係教授)

評議人:張靖傑(上海大學哲學係副教授)

張高評(台灣成功大學中文係名譽教授) :
朱熹《春秋》詮釋學之層麵與(yu) 價(jia) 值
——以《朱子語類·春秋綱領》為(wei) 例
朱熹解讀《春秋》,常言難懂、難看、難理會(hui) 、其實看不得、煞不可曉,此生不敢問。然而,考察《朱子全集》、《朱子語類》之文獻,關(guan) 於(yu) 《春秋》經典詮釋之視角與(yu) 方法,朱子實已提示四大層麵:其一,或筆或削以昭義(yi) ;其二,據實直書(shu) 以見義(yi) ;其三,屬辭比事以顯義(yi) ;其四,張本繼末以求義(yi) 。朱子之《春秋》學,說書(shu) 法,談義(yi) 例,上承程頤、胡安國;發蹤指示,踵事增華,下開張洽、張自超。四家之《春秋》學與(yu) 朱子相較,多聲氣相通,血脈相連。相觀而治之,當有若幹相互發明之處。
評議:
這篇文章從(cong) 詮釋學層麵深入探討了朱熹《春秋》學的價(jia) 值。朱熹的春秋學闡釋建立在對前人學說的係統批判之上。文章認為(wei) 朱熹反對對《春秋》的過度詮釋,在學術研究層麵“臆斷處頗多”的問題,在治《春秋》時,朱子優(you) 先保證義(yi) 理係統的完整性。此外,文章對於(yu) 朱熹《春秋學》的梳理具有清晰脈絡,即朱熹上承程頤、胡安國;下開張洽、張自超。作者以此四家之《春秋》學與(yu) 朱子相較,將朱子《春秋學》的特色與(yu) 傳(chuan) 承脈絡爬疏得非常清晰。

葛煥禮(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教授):
王安石《春秋》“斷爛朝報”說的源起與(yu) 流衍
王安石的“斷爛朝報”說,因其間摻雜著元祐黨(dang) 、新黨(dang) 鬥爭(zheng) 及其影響下的黨(dang) 派立場等因素,所記載的產(chan) 生原委和含義(yi) 往往不同,這直接影響到對王安石《春秋》觀的認識和他的曆史形象。蘇轍一生為(wei) 官起落和人生沉浮,與(yu) 王安石變法及其引發的黨(dang) 爭(zheng) 密切相關(guan) ,也與(yu) 安石本人有些幹係。因此聯想到王安石熙寧“貢舉(ju) 新製”不立《春秋》一事,遂借酒杯燒心中塊壘,發為(wei) 這一不實之說。胡安國則抹殺王安石所區分的《春秋》秦火前、後之別,說成王安石以世代流傳(chuan) 的孔子所作的《春秋》為(wei) “斷爛朝報”。胡安國養(yang) 子胡寅也把所謂的王安石擬解、詆斥《春秋》置於(yu) 這一解經活動中,因而同蘇轍一樣犯了將安石不立《春秋》與(yu) 其解經活動時序倒置的錯誤,形成了對王安石更大的攻擊。
評議:
這篇文章對於(yu) 王安石“斷爛朝報”說作了非常係統且深刻的反思。相關(guan) 文獻搜集得非常詳實,對“斷爛朝報”這一曆史公案的剖析非常深刻,對於(yu) 此說的研究開辟新意。此外,作者對於(yu) 此說提出的曆史原因作了詳細的考察。對於(yu) “斷爛朝報”說的曆史還原,作者對此公案背後的政治觀念與(yu) 意識形態做了非常深刻的思考。作者的這篇文章,不單是為(wei) 了考察此說的成因及流變,更是為(wei) 了對背後的政治、文化、思想背景做係統性的考辯。

鄧鋭(陝西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
宋代“佛教正史”的興(xing) 起及其中《春秋》學的影響
宋代的天台宗,在佛教的發展與(yu) 中國化進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其中一個(ge) 重要方麵是,佛教史著領域的創新與(yu) 本土融合深化,突出表現在開創與(yu) 確立了佛教史著的紀傳(chuan) 史體(ti) 。其中,紀傳(chuan) 體(ti) 是儒家史學的正史體(ti) 裁,具有學術義(yi) 理、政治正統等多方麵的文化內(nei) 涵。重視史學著述,是佛教中國化的一種深刻表現。宋代天台宗援引儒家紀傳(chuan) 體(ti) ,而顯“佛教正史”之妙,既有其義(yi) 學之內(nei) 因,又順應其宋代中興(xing) 之外緣。從(cong) 元穎《天台宗元錄》與(yu) 吳克已《釋門正統》開創紀傳(chuan) 體(ti) 佛教史著,到宗鑒《釋門正統》發展豐(feng) 富,再到誌磐《佛祖統紀》集此大成,一方麵接納與(yu) 融合了世俗紀傳(chuan) 體(ti) 與(yu) 《春秋》義(yi) 理及其影響下史學思想,另一方麵又根據宗派本位和宗教需求做出了重要調整,形成了佛教的紀傳(chuan) 體(ti) 撰述傳(chuan) 統,從(cong) 而確立了佛教的“正統”史學,標誌著佛教融合中國本土儒家學術與(yu) 政治文化達到一個(ge) 新的階段。
評議:
這篇文章係統思考了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佛教正史”興(xing) 起的機製。在文章中,作者探討了佛教正史與(yu) 史學寫(xie) 作的內(nei) 因與(yu) 外因。內(nei) 因來自判教體(ti) 係構建需求,需通過曆史書(shu) 寫(xie) 確立宗派傳(chuan) 承正統性;外因則源於(yu) 與(yu) 儒家文化的競爭(zheng) 壓力,需借助史學權威提升宗教話語權。其書(shu) 寫(xie) 策略形成特殊張力——既吸納《春秋》“懲惡勸善”的倫(lun) 理功能,又消解其“尊王攘夷”的政治內(nei) 核。在編纂體(ti) 例維度,作者融合《春秋》編年體(ti) 與(yu) 《史記》紀傳(chuan) 體(ti) 形成“佛統紀”新體(ti) 例;此外,借鑒《左傳(chuan) 》敘事策略來書(shu) 寫(xie) 佛教“正統”史學,這既保持了佛教主體(ti) 性,也實現儒家史學元素的工具化運用。

劉俊(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祛弊與(yu) 開新:朱子的《春秋》觀發微
朱子終生不治《春秋》卻在後世形成宗朱的《春秋》學派。朱子的《春秋》觀確有其異於(yu) 眾(zhong) 家之處在於(yu) ,一是他不隨波逐流,在眾(zhong) 人皆視《春秋》為(wei) 經之時,他則將《春秋》還原為(wei) 史;二是推進《春秋》的義(yi) 理化、理學化詮釋;三是《春秋》不必治。而這不僅(jin) 是其經學理學化的體(ti) 現,也是其義(yi) 理解《春秋》觀念的落實,使得朱子的《春秋》學頗具個(ge) 性,但個(ge) 性並不意味著就不合理,往往具有遠見卓識和非凡意義(yi) 。朱子的《春秋》觀不僅(jin) 具有祛除《春秋》學研究的流弊之效,也具有開新之功,打開《春秋》學研究的義(yi) 理麵向,將《春秋》學研究在盡可能的詮釋方向上提揭出來,範導和形塑著《春秋》學研究的取向,進一步拓展和深化《春秋》學的研究。
評議:
這篇文章同樣是聚焦於(yu) 朱子的《春秋學》,係統剖析了朱熹對於(yu) 《春秋》詮釋的獨特角度。這篇文章對我來說,最有啟發的地方在於(yu) 提出朱子《春秋》學“去弊”與(yu) “開新”兩(liang) 個(ge) 方麵。“去弊”即對於(yu) 之前解經過分追求“微言大義(yi) ”;“開新”則是經學“理學化”的轉型。文章提到朱子的《春秋》觀並非是消極回避的態度,而是欲正本清源,對《春秋》是史還是經的問題做一個(ge) 整體(ti) 的反思。文章的思考深深啟發了我,我也有些問題需要和作者進一步探詢,即作者提到朱子的“開新”麵向的具體(ti) 是何種意義(yi) 的“開新”?這個(ge) “新”指的是否是經學理學化的轉向?

閆雲(yun) (重慶大學哲學係副教授):
南宋朱子後學《春秋》學的理論貢獻及其學術困境
南宋朱子後學《春秋》學以張洽、黃仲炎、黃震、洪谘夔、家鉉翁、呂大圭等為(wei) 主要代表。他們(men) 繼承和發展了朱子的《春秋》學思想,並對其理論體(ti) 係進行了係統地總結和建構。在《春秋》大義(yi) 方麵,他們(men) 對朱子之論有著更為(wei) 精微的闡發。例如,他們(men) 從(cong) 人心道心之辨的角度論《春秋》,以“立人極”的思想論聖人作經之旨,對齊桓、晉文伯業(ye) 優(you) 劣進行辨析,注重討論春秋時世道升降與(yu) 王霸興(xing) 衰。在具體(ti) 解經思想上,他們(men) 全麵批判和破除凡例褒貶之說。首先,認為(wei) 聖人主乎立教垂法而非專(zhuan) 於(yu) 賞罰褒貶。其次,認為(wei) 治經要求聖人“心法”所寓和“特筆”所係。基於(yu) 此,他們(men) 解經的思想與(yu) 方法逐漸回歸於(yu) 平實。
評議:
這篇文章對於(yu) 南宋時期朱子後學的《春秋》學作了係統的梳理。就義(yi) 理方麵,作者著重提到了“人心道心”與(yu) “立人極”兩(liang) 個(ge) 方麵。同時對於(yu) 世道升降與(yu) 王霸興(xing) 衰之間的問題做了辨析與(yu) 深化。從(cong) 整體(ti) 來說,這篇文章對於(yu) 南宋朱子後學《春秋》學的敘述十分詳實,同時對於(yu) 他們(men) 的學術脈絡與(yu) 發展有著深刻的反思。此外,作者對朱子後學有非常強烈的理論關(guan) 切。這也就帶來一些問題,即麵對朱子後學的學術走向保守與(yu) 守成,作者如何去突破他們(men) 的思想困境,如何避免問題詮釋的扁平化?如果將經學問題收攝到理學的話語體(ti) 係中,對於(yu) 經學本身是否是一種傷(shang) 害?

張尚英(四川大學古典學係副研究員):
心學與(yu) 明代《春秋》學
——以朱、胡之爭(zheng) 為(wei) 中心的考察
朱(熹)、胡(安國)之爭(zheng) ,是元明二代《春秋》學發展的主線。心學“六經皆心學”“以心釋經”,不拘泥於(yu) 經典文本的主張,為(wei) 朱熹一派《春秋》學反對胡安國一派一字褒貶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聖凡同心”說為(wei) 闡發據事解經體(ti) 係掃清了理論障礙,促使明代很多學者加入了反胡的隊伍,在反對褒貶義(yi) 例的基礎上,承繼元儒之說,重述孔子筆削對象,引入以心觀事的詮釋新路徑,使朱子一派據事解經體(ti) 係漸趨成熟、完善,朱子一派《春秋》學在學術領域逐漸取得優(you) 勢,成為(wei) 當時《春秋》學的主流。通過心學對明代《春秋》學朱、胡之爭(zheng) 影響的觀察,可見心學對明代《春秋》學發展的促進作用,以及對整個(ge) 《春秋》學發展曆程的影響,亦可管窺明代中晚期心學與(yu) 朱學既相爭(zheng) 又融合的複雜關(guan) 係。
評議:
這篇文章對於(yu) 明代心學的思潮及朱胡之爭(zheng) 的問題有著很好的啟發,闡述了朱子學派對於(yu) 《春秋胡氏傳(chuan) 》的反思,以及朱子一派對胡安國一派一字褒貶的批判的詮釋體(ti) 係的成熟,揭示了明代心學與(yu) 朱學學術融合的複雜麵貌。這篇文章帶給我最大的感觸就是,作者關(guan) 注到朱子後學借助心學義(yi) 理在朱胡之爭(zheng) 中取得優(you) 勢,對明代經學史的理解非常有意義(yi) 。此外心學與(yu) 理學之爭(zheng) 本身是在廣義(yi) 的理學框架內(nei) 的爭(zheng) 議,二者對於(yu) 經學的總體(ti) 態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那麽(me) 就產(chan) 生一個(ge) 問題,這種從(cong) 經學中生發出來的理學對於(yu) 理學家們(men) 有什麽(me) 意義(yi) ?這些理學家對經學意義(yi) 的詮釋是要放到理學家理氣心性的框架中去理解,還是放入經學敘事的框架中去理解?
第二組

主持人:方旭東(dong) (華東(dong) 師範大學哲學係教授)

評議人:劉俊(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劉偉(wei) (浙江工商大學曆史係教授):
孔鮒與(yu) 秦代《春秋》經傳(chuan) 之學考略
戰國到秦朝時期的經學傳(chuan) 授,主要存在兩(liang) 條線索。一條是儒家各派之師承授受,如《七錄》《經典釋文·敘錄》所載《左傳(chuan) 》傳(chuan) 承係統。另一條則是孔子與(yu) 曆代孔氏之家學傳(chuan) 承,由孔子始經子思乃至於(yu) 孔鮒,對於(yu) 儒家經典文獻的保存以及經學的傳(chuan) 承也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秦代的《春秋》經傳(chuan) 之學雖然受到文化政策的極大影響,但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作為(wei) 秦代傳(chuan) 承與(yu) 傳(chuan) 播《春秋》經傳(chuan) 之學的重要代表,孔鮒的學術活動與(yu) 經學著述為(wei) 此後漢代的經學複興(xing) 做出了重要貢獻。
評議:
這篇論文以秦代經學傳(chuan) 承為(wei) 切入點,聚焦孔子八世孫孔鮒的學術活動,係統考證其在《春秋》經傳(chuan) 保存與(yu) 闡釋中的曆史作用。突破了學界對秦代 “文化荒漠”的固有認知,通過紮實的文獻考據與(yu) 學術史梳理,為(wei) 春秋學研究開辟了新的時間維度,兼具史料價(jia) 值與(yu) 理論創新性。論文聚焦秦代《春秋》經傳(chuan) 研究,彌補了經學史研究的空白。以往研究多集中於(yu) 漢代,忽略了秦代學術傳(chuan) 承。作者在論文中強調,盡管秦代焚書(shu) ,但戰國學術文化仍有影響,孔鮒的學術活動對漢代經學複興(xing) 有重要貢獻。該研究不僅(jin) 解決(jue) 了秦代經學是否中斷的爭(zheng) 議,還拓展了《春秋》學的研究範圍,強調了經學史的連續性。論文探討了孔鮒的學術傳(chuan) 承、《春秋》經傳(chuan) 的具體(ti) 應用以及秦漢經學的聯係。例如,作者通過孔鮒在嵩陽授徒的史實,揭示了秦代私學的傳(chuan) 承情況,反駁了“六經缺失”的觀點。

宋惠如(金門大學華教係教授):
王充《論衡》春秋學論述
王充身為(wei) 東(dong) 漢重要思想家,其《論衡》對當時學術思潮提出深刻批判。作為(wei) 非官方體(ti) 係出身的民間文士代表,王充在經學立場上呈現獨特視角:一方麵高度推崇董仲舒的學術成就,肯定孔子《春秋》的經典價(jia) 值;另一方麵卻對當時主流儒者的《春秋》詮釋體(ti) 係多有批評,形成鮮明的批判性學術立場。在此背景下,《論衡》中關(guan) 於(yu) 《春秋》的具體(ti) 論述內(nei) 容與(yu) 思想特質,實值得深入探究。作者首先分析王充論孔子與(yu) 《春秋》之關(guan) 係;其次考察王充對董仲舒《春秋》釋義(yi) 的見解,探討王充對漢代春秋學發展的觀察,說明王充春秋學論述的要旨。
評議:
這篇文章以王充的《論衡》為(wei) 切入點,係統剖析其春秋學思想的理論架構與(yu) 學術史意義(yi) ,在文獻考據的精準性、理論闡釋的創新性及學術脈絡的縱深感三個(ge) 維度,均展現出顯著的學術價(jia) 值,為(wei) 春秋學研究提供了極具啟發性的民間經學視角。首先,文章具有文獻考據的精密性與(yu) 學術史補白意義(yi) 。其次,文章具有理論框架的突破性與(yu) 哲學闡釋深度。論文構建了“批判性繼承”的理論分析框架,突破傳(chuan) 統經學史敘事模式。王充繼承並轉化了董仲舒的政治哲學,將《春秋》視為(wei) 政治經典,同時通過解構儀(yi) 式,將天人感應論轉化為(wei) 政治倫(lun) 理的象征性表達。最後,論文還揭示了王充思想的當代啟示,其實證精神與(yu) 當代經典詮釋學中的“曆史語境還原”原則形成跨時空對話,彰顯了傳(chuan) 統經學的現代生命力。

張靖傑(上海大學哲學係副教授):
紹述董生,奠基名教:論《白虎通義(yi) 》所見“名”的思想
作為(wei) 東(dong) 漢時期儒術與(yu) 政治互動的產(chan) 物,《白虎通義(yi) 》所見“名”的思想有著豐(feng) 富的義(yi) 理麵向。釋義(yi) 通經的經學實踐,以名為(wei) 綱的編纂體(ti) 例,因聲求義(yi) 的正名方法,陰陽五行的天人係統,綱紀倫(lun) 常的秩序建構,“名”不僅(jin) 在形式上貫穿於(yu) 《白虎通義(yi) 》全書(shu) ,更是其作為(wei) 經學著作,同時深具政教意義(yi) 的樞要所在。倘若將其置於(yu) 儒家“正名”思想的發展脈絡,《白虎通義(yi) 》的名學接續了董仲舒“深察名號”的主張,在“名”的神聖化、經學化與(yu) 政治化方麵有了更為(wei) 切實的推進,“名教”的理論基礎亦由此奠立。
評議:
首先,論文立足東(dong) 漢 “白虎觀會(hui) 議” 的曆史語境,通過《後漢書(shu) 》等文獻考證,明確了《白虎通義(yi) 》作為(wei) 經學 “通義(yi) ” 與(yu) 禮典的雙重屬性。在釋義(yi) 通經部分,作者細致剖析 “正名” 與(yu) “通經” 的互動關(guan) 係,指出該書(shu) 通過聲訓、義(yi) 訓等方法正定經義(yi) ,將 “名” 的訓詁作為(wei) 貫通五經的基礎。如對 “聲訓” 方法的分析,不僅(jin) 統計了全書(shu) 363 例聲訓實例,更揭示出 “因聲求義(yi) ” 背後 “聲音感應” 的天人觀念,使訓詁學方法與(yu) 哲學思想形成呼應。這種考據與(yu) 義(yi) 理的結合,體(ti) 現作者紮實的文獻功底與(yu) 理論穿透力。

蔣爽(遼寧大學哲學院講師):
人道之積與(yu) 天道之應:漢代春秋學中的“太平”探析
“太平”是中國傳(chuan) 統政治語境中對風調雨順、政治穩定、百姓和樂(le) 的常見形容。“太平”一詞的形成受先秦黃老道家影響,在漢代其詞義(yi) 逐漸涵蓋了人道與(yu) 天道兩(liang) 方麵指向。漢代春秋學為(wei) 貫通天人之間的“太平”給出了可具象化的標準,即在人道政治上的民生積蓄和禮樂(le) 製度,與(yu) 在天道感應上的符瑞之象。春秋學所構想的“太平”並非遙不可及的彼岸理想,而是現實中可以積善而至的目標,但同時,現實中可致的“太平”也意味著致太平之後仍要統治者時時刻刻反躬自省,誠敬於(yu) 政事,方可保持太平不墮。
評議:
這篇文章通過爬梳先秦至漢初的典籍,清晰勾勒出 “太平” 觀念的演變軌跡,為(wei) 春秋學的 “太平” 論述奠定基礎。這篇論文的其中一個(ge) 重要性在於(yu) 提出了“人道之積”和“天道之應”這兩(liang) 個(ge) 分析框架。全篇以嚴(yan) 謹的文獻考據、係統的理論建構與(yu) 敏銳的問題意識,勾勒出漢代春秋學 “太平” 觀的完整圖景。其對 “人道 — 天道” 關(guan) 係的闡釋,不僅(jin) 豐(feng) 富了漢代政治哲學的研究維度,更為(wei) 理解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理想的實踐邏輯提供了重要模板。

於(yu) 超藝(清華大學哲學係博士後):
從(cong) 《春秋》學的視野看董仲舒“心論”
在作者看來,董仲舒更關(guan) 注“心”的實踐意義(yi) ,即基於(yu) “心”的一般認識,何種通往道德的徑路是可能的,並進而確認了王教對於(yu) 道德的必要性。對董仲舒而言,儒學的任務是麵對一個(ge) 廣土眾(zhong) 民的國家,如何才能實現其有效的治理,因此,後世心性論的問題並不是他關(guan) 注的重心,其論說心性的目的,不外乎指明不能有王教之外的路徑通向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董仲舒隻重教化,不重視“心”。事實上,在董仲舒的政治哲學中,他對心的關(guan) 注度非常高,甚至可以說與(yu) 心相關(guan) 的內(nei) 容是其政治哲學非常有特色的部分。對董仲舒而言,王者之教化,需落實在“心”上。
評議:
這篇文章首先是深入分析了董仲舒關(guan) 於(yu) “心”的論述,提出了“心為(wei) 氣君”、“栣惡禁欲”和“因事見心”三個(ge) 理論維度。董仲舒的“心”論與(yu) 孟荀不同,更多地與(yu) 《春秋》的具體(ti) 事例相結合,強調道德判斷與(yu) 經義(yi) 的聯係。論文還構建了“經學義(yi) 理—政治實踐”的分析模型,探討了董仲舒如何將“心”作為(wei) 連接天意與(yu) 人事的樞紐,並將心性修養(yang) 轉化為(wei) 治國理政的原則。非常難能可貴的地方,這篇論文中作者打破了傳(chuan) 統觀念,認為(wei) 董仲舒通過《春秋》學重構了先秦“心”論,使其成為(wei) 道德與(yu) 政治相結合的理論體(ti) 係。文章最後提出,董仲舒如何平衡“心之自然善質”與(yu) “教化必要性”的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並指出其“心”論在儒學史上的重要性,為(wei) 理解漢代思想轉型提供了新的視角。
第三組

主持人:葛煥禮(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教授)

評議人:張彧(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助理教授)

劉德明(台灣“中央”大學中文係教授):
北宋杜諤《春秋會(hui) 義(yi) 》研究對《春秋》性質與(yu) 定位初論
——以對《公羊》與(yu) 《穀梁》的接受與(yu) 批評為(wei) 線索
作者認為(wei) ,目前學界對北宋四川《春秋》學的研究成果,多聚焦於(yu) 蘇轍與(yu) 崔子方兩(liang) 人,而約與(yu) 蘇轍同時期的杜諤及其《春秋會(hui) 義(yi) 》長期被學界所忽視。《春秋會(hui) 義(yi) 》匯集漢代三《傳(chuan) 》至宋代孫覺等三十餘(yu) 家學說,並附有杜諤按語用以闡釋經義(yi) 。《春秋會(hui) 義(yi) 》雖在經文後廣引前人諸家學說,卻極少直接引用三《傳(chuan) 》原文。然而杜諤在“諤曰”的按語中,其論述核心仍圍繞三《傳(chuan) 》展開。杜諤實是把《春秋》往經典化的方麵更加推至極致,故而主張《春秋》中則則有義(yi) 。同時杜諤主張《春秋》一經是對於(yu) 在具體(ti) 事件中的人、事,能給予最適當的褒貶評價(jia) ,這應可視為(wei) 宋代《春秋》學一個(ge) 發展的重要階段。
評議:
這篇文章聚焦於(yu) 杜諤《春秋會(hui) 義(yi) 》,探討其對於(yu) 《春秋》性質與(yu) 定位的看法。文章剛開始指出《春秋會(hui) 義(yi) 》匯集三《傳(chuan) 》至宋代孫覺等三十餘(yu) 家學說,實際上指明了其經典體(ti) 式。宋代解經的方式,是拋開注疏,直麵經文。文章指出,杜諤雖然沒有直接引用大量的材料,然其按語的部分仍是圍繞三《傳(chuan) 》展開,尤其是《公羊傳(chuan) 》與(yu) 《穀梁傳(chuan) 》。這篇文章對《春秋》性質的討論是環環相扣的,文章的結構與(yu) 體(ti) 例非常嚴(yan) 謹,文中列舉(ju) 的例子也非常貼切,這篇文章對於(yu) 重新審視北宋時期四川地區《春秋》學的研究,具有比較高的價(jia) 值。同時,也為(wei) 我們(men) 理解《春秋》性質與(yu) 定位提供了一個(ge) 新的視角。

黃覺弘(華中師範大學曆史文獻學研究所教授):
讀程公說《春秋分記》三題
《春秋分記》中多有單篇考證、論析文字,與(yu) 全書(shu) 體(ti) 例不大協調,此可見“書(shu) 脫稿”後程公說沒有時間和精力作進一步的修改整飭,使之嚴(yan) 密圓潤,故而體(ti) 例尚略見粗疏。《春秋分記》征引浩博,卻偏偏沒有引及聲名赫奕的朱熹,這是因爲“書(shu) 脫稿”仍值“慶元黨(dang) 禁”影響之時,出於(yu) 政治忌諱,程公說實不便稱引其學說。《春秋分記》卷首有《春秋分記例要》一卷,模仿了胡安國《春秋傳(chuan) 》卷首的體(ti) 例與(yu) 方法,內(nei) 容基本上承襲和改編自胡安國《春秋傳(chuan) 》卷首諸文。如此再反觀程公說所言“多取程氏、胡氏之論”,實有更新更深的認識。《春秋分記》雖然聲稱“曲明聖人遺意,以示來世”,但最重要的論說要旨和落實之處其實是“至於(yu) 得失盛衰之變,亦備論其故”,具體(ti) 而言即是“考觀春秋之變”。寧宗前後似乎形成了以“世變”論《春秋》的普遍學術風尚。
評議:
黃老師的這篇文章,對陳公說的《春秋分記》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春秋分記》是宋代《春秋學》著述中篇幅最大的一部。文章主要分為(wei) 三部分,第一部分對此書(shu) 的成書(shu) 過程作了論述,認為(wei) 此書(shu) 是在其顛沛流離時期編纂,故而陳公說未能進一步完善它。同時指出《春秋分記》不引用朱熹之說的曆史原因。第二部分指出《春秋分記》的卷首《春秋分記例要》,模仿了胡安國《春秋傳(chuan) 》卷首的體(ti) 例與(yu) 方法,在內(nei) 容上基本承襲和改編了胡安國《春秋傳(chuan) 》卷首諸文。第三部分認為(wei) ,《春秋分記》強調“考觀春秋之變”,即通過考察春秋時期的曆史變遷探究它背後的規律與(yu) 原因。我的疑惑在於(yu) ,陳公說同時期的《春秋學》著作並沒有不引朱熹《春秋》觀點的現象,對於(yu) 陳公說不引朱熹《春秋》觀點的做法,需要再補充點證據。

黃銘(重慶大學高研院副教授):
情理與(yu) 辭例:崔子方《春秋》學研究
作者將崔氏的《春秋》學與(yu) 《春秋三傳(chuan) 》進行對比,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崔氏的《春秋》學,最終的指向是 “情理”,那麽(me) 在學術史定位上,還是屬於(yu) 理學思想影響下的《春秋》學。第二,崔氏的《春秋》學包含了以往《春秋》學的諸多內(nei) 容,特別是保留了“以例解經”的特點。崔氏在宋代也能算是堅守辭例者。這種堅守到後來影響到了元代的黃澤、趙汸,黃、趙重新以辭例為(wei) 根本來解釋《春秋》。黃澤、趙汸又影響到了清代的常州學派。可以說,崔子方的學術,對於(yu) 清代常州學派的興(xing) 起,是有間接影響的。第三,崔氏的《春秋》學,以情理為(wei) 指歸,然而情理本身也是比較主觀化的,甚至是隨著時代觀念的變遷而改變的。比如崔氏絕對的尊君觀念,對於(yu) 霸主的無限期許等等,其實都是宋以後的觀念,與(yu) 先秦兩(liang) 漢時期的思想是不一樣的。
評議:
這篇文章主體(ti) 部分是研究崔子方的《春秋經解》,但是文章本身並不局限於(yu) 此一部著述。本文是以整體(ti) 的視角來研究崔子方的《春秋》學,探討它的學術傾(qing) 向與(yu) 方法論。文章第一個(ge) 部分討論了崔子方的生平與(yu) 著作;第二部分討論了崔子方《春秋》學方法論,崔子方解經的方式是從(cong) 經文本身出發,直麵經文,不依賴於(yu) 三《傳(chuan) 》的解釋,這與(yu) 北宋初年的經解體(ti) 式是一致的;第三部分歸納了崔子方《春秋》學研究的義(yi) 理思想。文章最後對崔氏《春秋》作了定位,指出其學術不顯的原因。這篇文章揭示了崔子方《春秋》學學術傾(qing) 向與(yu) 方法論,為(wei) 宋代春秋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與(yu) 思路。盡管崔子方的某些觀點存在爭(zheng) 議,但其學術成就不容忽視,他的思想可為(wei) 宋代的《春秋》學研究提供重要參考。

康凱淋(台灣中興(xing) 大學中文係助理教授):
解經·論政·評史
——南宋洪谘夔《春秋說》的詮釋麵向
在作者看來,洪谘夔《春秋說》以聖人“以天治人”之意為(wei) 旨歸,確立“奉天命而立人極”的解經主軸。洪谘夔詮釋“天命”為(wei) 具有主宰性與(yu) 意誌性的實在力量,並將“人極”具體(ti) 化為(wei) 君臣、父子等倫(lun) 理綱常,違逆綱常者必遭天譴,禍延子孫,與(yu) 程頤主張自然規律式的“天理”有所不同。同時《春秋說》書(shu) 中展現強烈的政治關(guan) 懷,不僅(jin) 抨擊人臣植黨(dang) 結私之弊,亦主張國君當以正心為(wei) 治本,勤政愛民。此外,洪谘夔評史融合《周易》、《春秋》,即以“《春秋》人事”印證“《周易》理象”的模式;並采取對偶、用典等文學化手法,呈現北宋以降史論文學化的特點。從(cong) 洪谘夔《春秋說》解經、論政、評史三方麵的詮釋麵向,可見其開展經學的詮釋方法與(yu) 表現形式,為(wei) 南宋《春秋》學另辟蹊徑。
評議:
這篇文章從(cong) 詮釋學的角度解讀了洪谘夔的《春秋說》。通過前言部分可以了解到洪谘夔是具有史學修養(yang) 的。洪谘夔解經主要強調《春秋》的目的是通過維護天命,從(cong) 而確立社會(hui) 的倫(lun) 理綱常。在洪谘夔被罷官後,是有以時事解經的傾(qing) 向的,即以史解經。此外,洪谘夔還援引《周易》為(wei) 評論依據。文章在最後指出,《春秋說》不僅(jin) 有史筆,更有文筆,此是洪谘夔的一大特色。
第四組

主持人:王剛(江西師範大學曆史文化與(yu) 旅遊學院副教授)

評議人:康凱淋(台灣中興(xing) 大學中文係助理教授)

張德恒(山東(dong) 理工大學中文係副教授):
伊藤仁齋、伊藤東(dong) 涯的《春秋》學
伊藤仁齋、伊藤東(dong) 涯父子的《春秋》學,最顯著的特點是推崇《左傳(chuan) 》,認為(wei) 《左傳(chuan) 》能得《春秋》經旨。伊藤仁齋學術植根於(yu) 《論語》《孟子》,故其完全認同孟子關(guan) 於(yu) 孔子《春秋》的論述。伊藤東(dong) 涯釋解《春秋》經文疑難問題,雖然綜緝《左》《公》《穀》及胡傳(chuan) ,但其重心在據《左傳(chuan) 》而考證《春秋》經旨。伊藤父子的《春秋》學鮮明體(ti) 現出“古義(yi) 學”的治學特征,他們(men) 的《春秋》學觀念以及對相關(guan) 《春秋》經傳(chuan) 內(nei) 容的具體(ti) 論述,均為(wei) 德川日本《春秋》學的發展尤其是古學派《春秋》學的發展起到重要引領作用。伊藤父子之後,德川日本《左傳(chuan) 》學研究逐漸走向繁盛,而胡傳(chuan) 則不斷遭到質疑、批判,逐漸衰微,《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亦不為(wei) 學者所重,始終處於(yu) 沉寂狀態。
評議:
這篇文章討論到日本伊藤父子的《春秋》學,從(cong) 學術貢獻上來說,此文是有助於(yu) 開拓域外漢學的主題。我非常肯定作者在論文中歸納的伊藤父子的學術貢獻。伊藤父子雖然主張左傳(chuan) ,但是他們(men) 也非常了解胡安國的《春秋》學。他們(men) 二人反對胡安國《春秋》學,推崇《左傳(chuan) 》,並非是從(cong) 學術義(yi) 理上認為(wei) 《左傳(chuan) 》優(you) 於(yu) 《胡傳(chuan) 》,而是為(wei) 了在學界取得話語權,創立新的學術秩序,故而推《左傳(chuan) 》。台灣學界有關(guan) 於(yu) 《春秋》學著作的數量非常可觀,也有很多台灣學者致力於(yu) 研究域外漢學。就大陸對域外漢學的關(guan) 注而言,這篇文章還是有開創之功。

張彧(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助理教授):
日本有鄰館藏古寫(xie) 本《春秋經傳(chuan) 集解》新考
日本有鄰館藏《春秋經傳(chuan) 集解》卷二殘卷為(wei) 唐寫(xie) 本,通過考察其流傳(chuan) 過程可以發現,中日“書(shu) 籍之路”上書(shu) 籍往來過程是複雜而又曲折的,而人物往來又是促進其流轉的重要因素,該卷的流傳(chuan) 過程是一個(ge) 很好的體(ti) 現。該卷與(yu) 敦煌所藏唐寫(xie) 本在載體(ti) 形製、行文詞語、用字習(xi) 慣等方麵多有相合之處,文字上多與(yu) 宮內(nei) 廳本以及《水經注》、《經典釋文》、《漢書(shu) 》顏師古注、《後漢書(shu) 》李賢注等六朝、唐代古舊注所引用《春秋》經傳(chuan) 文字相同,早於(yu) 阮氏所用底本數百年,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輾轉抄寫(xie) 之訛誤,可以作為(wei) 校勘阮本的重要參考依據。該卷不僅(jin) 具有重要的校勘價(jia) 值,也是研究古書(shu) 形製、書(shu) 籍史,中古漢語俗字、虛詞的重要參考資料。
評議:
這篇文章討論到《春秋經傳(chuan) 集解》的中日書(shu) 籍交流問題。這篇文章的優(you) 點在於(yu) 其不僅(jin) 提到了不同的文獻版本,更呈現了很多漢語語字的考辯,可以看出作者紮實的學術訓練與(yu) 深切的用心。文章雖然主要探討《春秋經傳(chuan) 集解》這本書(shu) ,但是對其他的著作也有很多的涉及。在文中,作者提出語言虛詞在大量消失,這個(ge) 問題不單單出現在這一本書(shu) 中,而是一個(ge) 時代的現象。如果作者想要考辯清楚這個(ge) 問題,需要耗費很高的精力。

吳迎龍(清華大學哲學係博士研究生):
日本國何休研究述評
總體(ti) 上看,日本的研究者似乎並不僅(jin) 將何休作為(wei) 理解公羊學的階梯,而是將其作為(wei) 獨立的作者來理解其思想。關(guan) 心他所處的時代環境,以及在這個(ge) 環境下何休所產(chan) 生的問題意識。這當然是理解何休思想的重要維度,但從(cong) 另一麵來看,何休的《解詁》不僅(jin) 表達的是一種曆史訴求,同時也是一種經學訴求。為(wei) 公羊學塑造一個(ge) 圓融自洽的解釋體(ti) 係,使《公羊傳(chuan) 》的有限性文本擴展出更多詮釋的徑路和理論上的可能,這或許更能代表何休的著述意圖。相較於(yu) 其曆史關(guan) 懷,日本的研究者們(men) 對於(yu) 何休經學上的訴求,似乎沒能展開更深的討論。
評議:
這篇文章的優(you) 點在於(yu) ,問題意識非常鮮明。作者意識到何休研究的曆史訴求與(yu) 經學訴求是不一樣的,然而曆史訴求與(yu) 經學訴求是無法作截然劃分的。經學與(yu) 曆史、文化、政治、學術是融為(wei) 一體(ti) 的,無法作完整的切割。這個(ge) 問題不僅(jin) 體(ti) 現在何休研究上,也體(ti) 現在所有經學問題研究上。

鍾贛鈞(中山大學曆史學係博士研究生):
《春秋諸國興(xing) 廢說》的文本生成與(yu) 演變
《春秋諸國興(xing) 廢說》大概於(yu) 宋末元初時產(chan) 生,很可能是當時學者根據杜預《世譜譜》中相關(guan) 內(nei) 容剪裁而成。南宋時不少學者將將《春秋》經傳(chuan) 改成紀傳(chuan) 體(ti) 或紀事本末體(ti) 某種意義(yi) 上也是受到史學興(xing) 盛的影響,《諸國興(xing) 廢說》也是史學化改造潮流下的產(chan) 物,可視爲漢晉《左傳(chuan) 》譜牒之學的異化。元代以降,諸多《春秋》學注本都會(hui) 附刻《諸國興(xing) 廢說》,足見其輔翼《春秋》之功。明清兩(liang) 代,官方修撰的《春秋》注本均附刻了這篇文獻,使其更爲流行,爲科考士子了解、學習(xi) 《春秋》提供幫助。在清代《諸國興(xing) 廢說》的文本被大幅改造,成爲《王朝列國興(xing) 廢說》的麵貌,這種改造本質上還是出於(yu) 《春秋》官學的變化,服務於(yu) 康熙皇帝的政治意圖,以維護清廷政權的合法性。
評議:
通過閱讀這篇文章,可以發現作者的學術敏銳度非常高,他關(guan) 注到了《春秋諸國興(xing) 廢說》文本前後的不同。同時作者辯證地發現並提出,《春秋諸國興(xing) 廢說》中沒有理性的觀點。然而,漢晉《左傳(chuan) 》譜牒可以稱為(wei) 一個(ge) 濫觴源頭,並不能被稱為(wei) 某種“學”說。原因在於(yu) ,一方麵漢晉的《左傳(chuan) 》譜牒並沒有很多相關(guan) 著作,另一方麵在學術界並未形成主流風氣。對於(yu) “漢晉《左傳(chuan) 》譜牒之學”的定義(yi) 可以再加以斟酌。
責任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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