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一：《公羊》學研究

來源：“經學研究”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五月廿四日己未

           耶穌2025年6月19日

論壇一：《公羊》學研究

第一組

主持人：陳贇教授 華東(dong) 師範大學哲學係

評議人：陳峴副教授 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餘(yu) 治平教授：

董仲舒對“義(yi) ”的獨特規定

——以公羊經學語境下概念詮釋為(wei) 中心

文章以為(wei) ，董仲舒以誼代義(yi) ，處在五常之中卻又超越五常、統領五常。強調“化天理而義(yi) ”，把義(yi) 當作天道的有機成分，義(yi) 之中包含真理和力量。義(yi) 的天理化使義(yi) 獲得絕對的屬性和超驗的高度，也使義(yi) 從(cong) 事務性的公平公正詮釋中抽離出來而獲得更大的普適性。“土若地，義(yi) 之至也”，則要求效法地對天竭盡全力侍奉，而把對長輩的尊敬和順從(cong) 做到極致。陰陽災異係統中的“義(yi) 之至”則要求把倒置的陰陽次序糾正回去，讓義(yi) 獲得充分呈現，把義(yi) 發揮到最高的水平。董仲舒對義(yi) 概念的這些獨特規定，極大地豐(feng) 富了儒家義(yi) 的思想資源。

評議：

董仲舒吸納了很多不同經典中的內(nei) 容來構建他對於(yu) 義(yi) 的這樣一個(ge) 討論。就比方說董仲舒在《天道施》中說“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yi) ”，這裏我們(men) 可以看到他是對基於(yu) 《易傳(chuan) 》係統的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整合，而在這個(ge) 整合過程中最為(wei) 核心的一點，是把天道、地道、人道三道貫通。文章裏麵提到一個(ge) 很重要的觀點，就是說天理作為(wei) 一個(ge) 概念和觀念，不是到了宋學以後才真正產(chan) 生的，而是在董仲舒的學術係統中已經開始孕育和發生。那想請教您的一點，您覺得從(cong) 董仲舒人道背後的天道的觀念到理學的天理觀念，它轉換的核心點在哪裏？

上海師範大學哲學係王江武副教授：

“文王”與(yu) “受命”“改製”

——以《春秋公羊傳(chuan) 》隱公元年“文王”的不同詮釋為(wei) 中心

文章以《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為(wei) 中心，考察了“王”的含義(yi) 。《公羊傳(chuan) 》以為(wei) 是“文王”，董仲舒、緯書(shu) 、何休等指以周文王為(wei) 典範的“受命”王者，也可延伸至王者當尊奉的“文王法度”或“王道”。東(dong) 晉王愆期始以“素王”孔子的觀念詮釋“文王”，這個(ge) 傾(qing) 向在晚清以降有了相當的影響。但是以“文王”為(wei) 孔子，就否棄了“文王”中的“受命”與(yu) “改製”觀念，會(hui) 導致公羊學“湯武革命”微言的缺失。

評議：

在《公羊》的解釋體(ti) 係裏麵，王老師關(guan) 注到了王愆期的說法，這個(ge) 說法在後世影響開始逐漸變大。王愆期把素王孔子跟王進行了一種強行的整合，這種強行的整合其實是有一個(ge) 明顯的理論缺陷，就是否定受命說。所以想請問您這樣一個(ge) 問題，就是把素王說和孔子說整合的過程中，是不是會(hui) 有另外一個(ge) 維度的考慮？這樣可以規避一個(ge) 天命轉移的問題，而是能夠說是基於(yu) 孔子構建萬(wan) 世法度這麽(me) 一個(ge) 層麵的問題。

複旦大學哲學學院徐淵副教授：

“大一統”的禮義(yi) 基礎

作者認為(wei) ，在公羊學的傳(chuan) 統中，往往將“大一統”與(yu) 數術色彩濃厚的“三統說”聯係在一起，甚至將“三統說”作為(wei) “大一統”的理論前提。實際上，“大一統”本身完全可以在西周宗法製度內(nei) 部得到完整的說明，不需要具有數術色彩的“三統說”作為(wei) 其前提。發掘“大一統”的禮法內(nei) 涵，對於(yu) 說明“大一統”理念的來源有至關(guan) 重要的作用。同時為(wei) 勾連西周時代製禮義(yi) 與(yu) 公羊大義(yi) 提供了重要的橋梁，為(wei) 公羊學提供了更為(wei) 堅實的義(yi) 理基礎。

評議：

這篇文章認為(wei) 大一統有三個(ge) 層級，子統於(yu) 婦，小宗統於(yu) 大宗，臣統於(yu) 君，這樣一個(ge) 構建講的非常清晰。而且把大一統跟通三統對比，確實通三統在宗法意味上不是那麽(me) 具備。但這裏有一個(ge) 小的問題，就是大一統有三個(ge) 維度，但我們(men) 看《公羊》裏還涉及到草木鳥獸(shou) 昆蟲，那是不是可以從(cong) 臣統於(yu) 君的維度來進行論證？還是說需要一個(ge) 中介作為(wei) 擴充？

上海師範大學哲學係高瑞傑副教授：

《公羊》諸侯、天子誅絕辭考

文章分析了《春秋》針對天子、諸侯貶絕例，以為(wei) 在具體(ti) 事例中，可將誅絕辭由輕及重之程度不同分為(wei) 三個(ge) 層次：第一個(ge) 層次罪輕，大致為(wei) 誅責、推逐去之之義(yi) ；第二個(ge) 層次罪稍重，誅絕有“絕其身”或“絕其位”之義(yi) ；第三個(ge) 層次罪重，往往誅絕其身、位。通過輕重緩急分殊誅絕例之義(yi) 理層次，可以豐(feng) 富和廓清對天子諸侯誅絕例的理解；並對《春秋》辭例之謹嚴(yan) 繁複，有更深入認識。

評議：

徐彥疏裏對誅、絕分得非常清楚，有的時候是有誅無絕，有的時候是絕而不誅。但這篇文章點出一個(ge) 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事實上誅和絕有時候是可以混用的。這個(ge) 也是體(ti) 現了辭例變化性的一個(ge) 重要性。作者將誅絕分為(wei) 三個(ge) 層次，但其實也可以分為(wei) 四個(ge) ，最後是國之絕。在這四個(ge) 層次的區分之外，還要結合一些具體(ti) 的情況，進行一些變化案例的分析。

山東(dong) 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王光輝副教授：

論《春秋》為(wei) “孔子之刑書(shu) ”

文章分析了漢儒與(yu) 宋儒對《春秋》的看法，以為(wei) 漢儒多視《春秋》為(wei) “禮義(yi) 之大宗”，宋儒多視《春秋》為(wei) “孔子之刑書(shu) ”。清儒劉逢祿既從(cong) 理論上調和《春秋》為(wei) “聖人之刑書(shu) ”與(yu) “禮義(yi) 之大宗”的衝(chong) 突，又立足於(yu) 其禮部儀(yi) 製司主事的身份，依據《春秋》及諸經典之義(yi) 對一些司法案件作出自己的判斷，凸顯《春秋》的“刑書(shu) ”特征。

評議：

這篇文章關(guan) 注到了一個(ge) 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禮義(yi) 之大宗跟聖人之刑書(shu) 兩(liang) 者之間存在的一個(ge) 張力問題，《春秋》作為(wei) 刑書(shu) ，一方麵是在亂(luan) 世起到一個(ge) 治法的效果，另一方麵是為(wei) 萬(wan) 世立法。但以《春秋》為(wei) 刑書(shu) 還是有一個(ge) 很重要的問題，在政治實踐上的刑書(shu) 講究固定性，但是從(cong) 《春秋》的維度來講，又要揭示變化性。所以這就導致一個(ge) 比較具體(ti) 的問題，那就是如果真正以《春秋》為(wei) 刑書(shu) 的話，其實是很難把它直接進行刑法的具體(ti) 化。從(cong) 這個(ge) 維度上來講，還是要講禮義(yi) 之大宗，把它作為(wei) 一個(ge) 立法的原則。

複旦大學哲學學院博士研究生卜之凡：

不拘正經以垂治法：再論公羊權變說

文章以為(wei) ，在公羊學的闡釋體(ti) 係中，權變思想可體(ti) 現在三個(ge) 方麵。首先，孔子製《春秋》以臣子之身行天子之事，本身就是權變之舉(ju) 。其次，《春秋》無達辭，書(shu) 法義(yi) 例的選用，都是孔子從(cong) 治道出發精心權衡的結果。最後在治法的層麵，權變表現為(wei) “反經之法”與(yu) “兩(liang) 經相衡”。綜合來看，此三方麵之權變皆落腳於(yu) 彰顯治法，以待後王撥亂(luan) 反正。

評議：

這篇文章在已經比較充分的研究上進行了一個(ge) 非常有效的拓展。文章第一部分將作《春秋》本身視為(wei) 權，這是比較能成立的。第三部分講基於(yu) 治法的具體(ti) 可操作性的一個(ge) 考慮，把它跟權進行聯係，既合於(yu) 公羊義(yi) ，也合於(yu) 權。隻是第二部分講到“書(shu) 法”的問題，還可以進一步細化一下。《公羊》有正例、有變例，是不是所有的變例都可以從(cong) 權的角度來解釋？變例其實本身也是屬於(yu) 辭例秩序規則的一個(ge) 部分，所以這一部分還是要再考慮一下。

第二組

主持人：餘(yu) 治平教授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評議人：高瑞傑副教授 上海師範大學哲學係

複旦大學哲學學院郭曉東(dong) 教授：

論劉逢祿“三科九旨”說對何休的紹述與(yu) 修正

劉逢祿批評孔廣森的三科九旨說，是以作《公羊何氏釋例》，以申述何休之說為(wei) 主。同時，劉逢祿對何休又有修正，其采用宋均的三科次序，將何休通三統、張三世、異外內(nei) 的次序改而為(wei) 張三世、通三統與(yu) 異外內(nei) 。然如宋均論三科之次序，“以《春秋》當新王”的意思得不到顯豁，則《公羊》學通三統說革命性內(nei) 涵遂隱而不彰。劉逢祿以張三世先於(yu) 通三統，深刻地影響了清代《公羊》學，從(cong) 而使得《公羊》學的精神遂由革命而轉向改良。

評議：

有一個(ge) 問題，宋均和劉逢祿將張三世放在通三統之前，他們(men) 的用意是一致的嗎？以及何休如果特別重視通三統，那何休是不是也是一個(ge) 類似於(yu) 革命派的？但事實上好像感覺沒有看出，或者說這個(ge) 還需要繼續探討。此外，對於(yu) 王魯和王周，劉逢祿都強調一個(ge) 薪蒸之屬，其實都是一個(ge) 托，托於(yu) 魯或者托於(yu) 周，那這樣的一種托是不是確實能夠導向一個(ge) 革命意識？如果這樣講的話，那《春秋》是不是也可以作為(wei) 薪蒸之屬的一個(ge) 對象？整體(ti) 上來說，我覺得對於(yu) 劉逢祿這樣一個(ge) 講法，其實是極大的擴新了我們(men) 對於(yu) 劉逢祿的理解。

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許超傑副教授：

尊王與(yu) 治道：政統視域下的清中期《公羊》學

作者以為(wei) ，清中期《公羊》學研究，即莊存與(yu) 、孔廣森、劉逢祿等，雖崇尚《公羊》以及兩(liang) 漢董仲舒、何休之學，但其學之核心並非是恢複家法與(yu) 師法，而是清官方政治與(yu) 學術規範和引導下的尊王致治之學。是以，欲論清中期之《公羊》學，當以清官方《春秋》學，尤其是《春秋直解》為(wei) 切入點，才能真正理解其義(yi) 。

評議：

這篇文章非常宏大，講清代麵對這樣一個(ge) 政教危機，麵對一個(ge) 異族來入主中華的時候，他是怎麽(me) 通過經典的全新詮釋去塑造正統。文章提到幾對詞，比如說道統讓位於(yu) 正統，尊魯讓位於(yu) 尊周，攘夷讓位於(yu) 尊王等等，這些內(nei) 容我們(men) 覺得無可否認。但是文章後麵講到孔廣森和劉逢祿的時候，我感覺道統讓位於(yu) 正統的麵相好像沒那麽(me) 凸顯，這是我的一個(ge) 疑惑。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學院宮誌翀副教授：

徐彥疏的鄭學背景

文章梳理了徐彥疏的內(nei) 容，以為(wei) 徐彥疏的某些解釋風格繼承並發揮了何休，而另有一些段落對理解何休造成了障礙。作者以為(wei) 鄭玄學是徐彥疏的基本知識背景，這對於(yu) 定位徐彥其人其疏的時代，把握徐彥疏的意義(yi) ，有一定的佐證作用。

評議：

這篇文章梳理的十分完善，前麵是講徐彥疏的鄭學背景，後麵是講經學知識性的一個(ge) 維度，強調現實生活的必然性必然是要通過客觀知識的必要性來安頓的。但這裏有一個(ge) 疑惑，就是知識的背景和方法的背景的一個(ge) 區別。比如何休和鄭玄的區別隻是知識的背景有區別，實際上他們(men) 都屬於(yu) 私學在野學的一個(ge) 傳(chuan) 統，他們(men) 有一個(ge) 共同的背景，就是通學的背景，所以說他們(men) 有很多書(shu) 法是一致的。如果在通學的背景下，徐彥到底是在方法的層麵上去疏不破注，還是說在一個(ge) 義(yi) 理或者知識的方麵做出了難於(yu) 何休的麵向，這個(ge) 是需要考慮的。

北京大學哲學係陳姿樺博士後：

仁義(yi) 兼治

——論孔廣森《春秋》學中的天下治法

文章以為(wei) ，孔廣森認為(wei) 孔子作《春秋》主旨在於(yu) “救衰補弊”與(yu) “變文從(cong) 質”，通過損益六代之製為(wei) 後世垂範治天下之大法。孔廣森從(cong) “救衰補弊”與(yu) “變文從(cong) 質”的角度提出“仁義(yi) 兼治”為(wei) “《春秋》新意”。在孔廣森“仁義(yi) 兼治”思想中，仁義(yi) 皆本皆本於(yu) 人情。三世治法因人情而施設，以義(yi) 始，以仁終，教化和垂範君臣、父子、夫婦之正道。內(nei) 外治法則強調從(cong) 從(cong) 治人與(yu) 自治至治家國與(yu) 治天下的王化層次。

評議：

這篇文章講孔廣森的仁義(yi) 兼治，不僅(jin) 是在強調一個(ge) 公羊學的內(nei) 部問題，還強調一個(ge) 傳(chuan) 統儒家倫(lun) 理的問題，層次非常清楚，也非常容易把握。但是也有一個(ge) 疑惑，剛剛許超傑老師的文章特別強調孔廣森的致用背景，而陳老師更多強調學理、哲學的層麵，如果接許老師的文章講，孔廣森為(wei) 什麽(me) 要強調一個(ge) 文質兼備的麵向？因為(wei) 清代皇帝以質家自居，如果有這樣一個(ge) 背景，孔廣森說救文以質是不是也在做致用性的一個(ge) 關(guan) 切。另外一個(ge) 問題就是救文以質和文質兼備的張力是如何調節的？

複旦大學哲學學院博士生王侃：

公羊舊疏考證

文章通過離析文本的內(nei) 在層次，認為(wei) “若然”是問答體(ti) 的提示詞，是唐人改問答體(ti) 為(wei) 敘述體(ti) 的證據；“舊解”“舊雲(yun) ”“舊說”源於(yu) 南北朝舊疏，唐人將其附於(yu) 己之新解下；疏文所引“定本”是由唐人增益，或許就是顏師古受詔校訂的五經定本，“正本”“古文”“舊本”則是南北朝作疏者所見的一批珍本；舊疏多以“雲(yun) 某某者”“言某某者”標識注文，且末句有時省略“雲(yun) 某某者”，唐人為(wei) 之補綴出文，故出文、疏文偶見不相協調者。由此觀之，今本《公羊疏》是由南北朝人所作、經過唐人編纂後成型的作品。

評議：

這篇文章論證十分全麵，不僅(jin) 有內(nei) 證，也有外證，甚至引用了很多日本學者的觀點。但有一個(ge) 問題，《周禮注疏》和《儀(yi) 禮注疏》都是賈公彥所寫(xie) ，裏麵很多處都講“若然”，如果按照這篇文章的說法的話，那麽(me) 賈公彥疏、楊士勳疏等都可以說是抄六朝的，然後定於(yu) 唐朝，都可以有這樣一個(ge) 積累說，這樣會(hui) 不會(hui) 導致作者不會(hui) 定於(yu) 一了？另外郜積意老師有一篇文章，認為(wei) 徐彥是孔穎達之後，元行衝(chong) 之前的一個(ge) 人，你如何回應？

第三組

主持人：黃黎星教授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

評議人：曾海龍副教授 上海大學哲學係

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陳峴副教授：

經學視域下儒家複仇觀念的理論架構與(yu) 意涵演變

儒家經典以血親(qin) 原則為(wei) 基礎，通過整合血緣與(yu) 社會(hui) 性倫(lun) 理關(guan) 係，將複仇倫(lun) 理區分為(wei) 私仇、君仇、國仇等不同層次，並逐步將論述重心從(cong) 雙向不對等的“父子”轉移至單向度的“君臣”，完成了儒家複仇倫(lun) 理的理論框架構建。繼而在複仇倫(lun) 理實踐化的過程中，又通過對私人複仇權利的限製，將複仇行為(wei) 的解釋、裁定、執法權從(cong) 個(ge) 人轉移至公共機構。在法律規定與(yu) 司法、執法不斷完善的建設中，既通過對複仇觀念的肯定加深了儒家社會(hui) 倫(lun) 理觀念，又嚴(yan) 格控製了因為(wei) 複仇行為(wei) 所引發的暴力事件產(chan) 生頻次，從(cong) 兩(liang) 個(ge) 不同維度實現了維係社會(hui) 秩序穩定的最終目的。

評議：

從(cong) 儒家的複仇觀念演化來來看，其實整個(ge) 文章的梳理也特別清晰，所用的材料特別清晰。關(guan) 於(yu) 這個(ge) 複仇的正當性的問題，直接從(cong) 最初的血親(qin) 或者從(cong) 私仇到國仇。儒家在司法實踐當中，對於(yu) 複私仇的限製，從(cong) 最初主張到最後加上限製。這個(ge) 過程也體(ti) 現出整個(ge) 的儒家政教的建構，從(cong) 親(qin) 親(qin) 到分爭(zheng) 的演化。在演化的過程當中，從(cong) 分封到郡縣製的建立之後，也是從(cong) 基於(yu) 這種血緣到公權力的強化的演變過程。在複國仇的正當性建構中，我們(men) 也可以看到君臣關(guan) 係逐漸超越父子關(guan) 係的過程。

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黃鳴副教授：

《春秋》複“九世之讎”議

通過分析齊襄公滅紀國的事件，揭示其背後的大國政治與(yu) 輿論導向。其實，齊襄公滅紀國的行爲雖然被《公羊傳(chuan) 》讚譽爲複讎的賢舉(ju) ，但實際上是齊國擴張領土、掃除障礙的政治謀略。同時，文章通過對魯桓公之死的詳細考察，揭示了其表麵爲桃色案件、實則爲政治謀殺的真相。此外，還分析了齊、魯兩(liang) 國在事件中的輿論反應以及禮製與(yu) 風俗對事件的影響。通過唐代對“複讎”議的討論，闡述了“複讎”在經學、政治和法律層麵的複雜性和現實意義(yi) 。

評議：

通過情境性的呈現和對史料的梳理，得出魯桓公之死的根本原因，是齊襄公滅紀國。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講，我們(men) 會(hui) 發現魯莊公爲什麽(me) 沒有複仇的原因。我覺得這個(ge) 結果是有它的正當性，可以把關(guan) 於(yu) 地緣性政治的這個(ge) 主題更加明顯的凸顯出來。文章有一個(ge) 特別現實的關(guan) 切，可以拓展爲公羊傳(chuan) 中關(guan) 於(yu) 地緣政治的研究。

河南師範大學哲學係王康講師：

“理之所無，事之所有”

——陳立公羊災異說析論

公羊災異說是公羊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陳立的公羊災異說對於(yu) 何休既有繼承，又有發展。陳立大量援引《漢書(shu) ·五行誌》的內(nei) 容，以維護何休以陰陽說解災異的合理性，並詳細地比較了董仲舒、劉向、劉歆與(yu) 何休在具體(ti) 災異占事上的異同。此外，陳立提出“理之所無，事之所有”之說，以應對曆術對災異說的挑戰。同時，陳立堅持董、何以來“神道設教”的傳(chuan) 統，反對後世學者對“天人感應”的消解。陳立亦通過對“爲天下記異”與(yu) “爲天下記災”的闡發，拓展了《公羊》災異書(shu) 法的邊界。

評議：

針對在這個(ge) 漢代之後，整個(ge) 災異說的消解的背景，通過陳立的解釋，凸現出帝王和災異之間的一種張力，這種張力很大程度上會(hui) 消解災異說的合法性。陳立對於(yu) 災異的維護，有他的非常用意之所在。那今天我們(men) 在做這個(ge) 問題的時候，我覺得可能需要一些新的視角。將災異理解爲一種對於(yu) 政治社會(hui) 現象的解釋，雖然說我們(men) 叫微言大義(yi) ，但如果說我們(men) 把公羊學當中所有的災異都理解爲對於(yu) 政治和社會(hui) 現象的評價(jia) ，這樣是否是合理的？有一些地方有可能隻是單純地記災異。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張禹博士後：

《春秋》災異的敘事布局與(yu) 意義(yi) 隱微

《春秋》“災異”指對孔子《春秋》所記的發生在諸夏的一係列以自然現象為(wei) 前提並對人類生活、社會(hui) 與(yu) 政治造成一定影響的災變與(yu) 異象的綜合性名稱。經文所記災異種類包括天文異象、氣候災害、地理異象、動植物災異、火災及疾病災害。氣候災害、天文異象和動植物災異所占比重較大。據災異與(yu) 年份的比率，所傳(chuan) 聞世、所聞世、所見世三階段的災異發生頻率愈來愈高，這恰好與(yu) 公羊家“世愈近而愈亂(luan) ”的政治、社會(hui) 認識一致。

評議：

用統計學的方法，對災異的分布和名目的進行統計，是很有意義(yi) 的。問題就是，站在我們(men) 今天的角度講，災異說所代表的微言大義(yi) ，所謂的社會(hui) 心理機製或者輿論機製，是否可以在我們(men) 這個(ge) 學理機製中，可以把它闡釋得更明白一點。

第四組

主持人：黃銘副教授 重慶大學高研院

評議人：王康講師 河南師範大學哲學係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任新民博士後：

論啖助學派之《春秋》例學

《春秋》經與(yu) 中國法律史關(guan) 係密切，而唐代法學之完備、普及與(yu) 發達是法學界之常識與(yu) 共識，啖助、趙匡、陸淳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進行其《春秋》學研究的，而由“文法”之學上探《春秋》義(yi) 例，是啖助學派《春秋》學的重要進路。探究這一進路的實質及其形成的背景與(yu) 條件，是全麵理解啖助學派《春秋》學思想的應有之義(yi) 。

評議：

具體(ti) 內(nei) 容很詳細，很豐(feng) 富，優(you) 先引用了很多法學家的觀點。小問題就是說您文章中提到源與(yu) 流的問題。啖助學派從(cong) 法律一端來解釋春秋，即“流”。但這個(ge) 好像有點武斷。何休說：“明當以重者罪之，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以及鄭玄的三禮注，還有一些漢人也經常用漢誌解釋經典。文章落腳點在杜預身上，比較突然。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甘立娟：

公羊學以“滅同姓”為(wei) 大惡的義(yi) 理研究

基於(yu) 共同血脈，“同姓”之間本應彼此尊重、扶持。但隨著世係更迭，同姓聯結在現實政治與(yu) 利益格局中暴露出了局限性。到禮崩樂(le) 壞的春秋亂(luan) 世，同姓者爲逐利反目成仇，互相攻伐、滅國之事頻發。“滅同姓”不僅(jin) 是對宗法倫(lun) 理的巨大衝(chong) 擊，更是對天子分封秩序的嚴(yan) 重破壞。孔子對這一現象深感憂慮，在筆削《春秋》時對此尤爲關(guan) 注。孔子記載“滅同姓”的書(shu) 法、辭法不盡相同，但公羊《春秋》對此類事件的解讀具有一致性，均旨在張大打破天子“大一統”格局，不愛同姓、互相殘殺之罪，彰顯了公羊家對尊尊之道、親(qin) 親(qin) 之義(yi) 的堅守與(yu) 捍衛。

評議：

滅同姓是公羊學中重要的問題。滅同姓，到底值不是指周之同姓？文章首先已經限定範圍是公羊學。那它到底是專(zhuan) 指公羊傳(chuan) ，還是也包括何休注、徐彥疏？如果單論公羊傳(chuan) ，好像“滅同姓”隻在姬姓。但是如果關(guan) 注到何休注，便會(hui) 提到這個(ge) “魯同姓”這樣一概念，似乎和文章的結論不太一致，並不是“周同姓”。當然進一步發揮來講，那是不是隻有這個(ge) “魯同姓”或“周同姓”，也就是姬姓之間滅同姓才值得被討論。這也不盡然。比如說有個(ge) “紀侯大去其國”，這個(ge) 例子很明確，他們(men) 都是薑姓。這個(ge) 似乎也溢出了文章的結論。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黃康佳：

啖助的《春秋》觀與(yu) 春秋學的轉折

——以“變周從(cong) 夏”為(wei) 中心

啖助的“變周從(cong) 夏”說反映了唐宋之際春秋學轉折中的理論張力。啖助以“經史之別”評析三傳(chuan) ，又認爲《春秋》“因史製經”。這一理解內(nei) 在地包含著經與(yu) 史的矛盾，更集中地體(ti) 現爲“改製”與(yu) “尊周”的衝(chong) 突。啖助爲此區分了“製度”與(yu) “教化”，認爲孔子“變周”不在製度層麵而在更根本的教化層麵。相應地，“變周從(cong) 夏”實質上成爲一種本末論而非循環論觀點，開宋代春秋學之先聲。

評議：

啖助學派，有一種焦灼的狀態，好像既要也要。既強調這個(ge) 經史之別，也強調孔子修春秋，包括最後所謂的“變周從(cong) 夏”，很像三統三正的公羊學麵貌。但實際上啖助認爲春秋應該建立在這個(ge) 舊史上，又認爲不應該講改製，應該講教化，也就是所謂的“尚忠”。文章就學術史的角度，對啖助學派的研究很有啓發意義(yi) 。另外就是“行夏之時”的問題，包括所謂的“變周從(cong) 夏”，依然在“聖心”係統之中，也就是說好像又把孔子還原到聖人的狀態。這個(ge) 問題可以再展開一下。

複旦大學哲學學院博士生李蝶：

論何休《公羊解詁》功過相除計

何休《公羊解詁》使用“功過相除”對賢者進行評判爲重要準則，徐彥則更進一步將“功過相除計”上升爲《春秋》施行褒貶的普遍原則。“功過相除”作爲考黜的核心環節，常用於(yu) 漢代吏治的考核中，其與(yu) 《漢書(shu) 》所載“《春秋》之義(yi) ”的聯結肇始於(yu) 劉向，最終爲何休所發揚。在《公羊傳(chuan) 》以有過之人爲賢者的事實前提下，何休通過功過相除的方式，解答了有過之人得以稱賢是因爲功大於(yu) 過，而《春秋》“爲賢者諱”的深淺程度不同的情況，也源於(yu) 賢者功過大小不一。

評議：

這篇文章講很清晰，對王光輝、陳峴老師的研究做了推進，尤其是這裏“文實貶”的問題，但好像跟王光輝老師的結論又不太一樣。王老師那篇文章他是對這個(ge) “功過相除計”跟“文不與(yu) 實與(yu) ”這兩(liang) 順序進行一個(ge) 討論。認爲如果這個(ge) “文不與(yu) 實與(yu) ”在“功過相除計”發生之前，即“實與(yu) 文不與(yu) ”，不再討論“功過相除計”。如果“功過相除計”先用，他這個(ge) 落腳點就是“諱辭”，而不討論“文不與(yu) 實與(yu) ”。王老師延續的是徐彥疏的邏輯，而文章好像要刻意的區分何休注與(yu) 徐彥疏，好像可以看出注疏的前後態度不太一樣。有一個(ge) 小問題，文章中提到“文實貶雖爲賢者諱，但也存在著貶”，這個(ge) 有點奇怪，“文實貶”在表麵上就是貶，好像沒有所謂的“諱”。“實與(yu) 文不與(yu) ”其實是一種讚揚，雖然文辭上有些批評。可以進一步解釋，“文實貶”如何能看出所謂的“諱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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