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邵雍易學展開的三種趨向

作者：李震（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5年第2期

摘要：北宋邵雍提出的以《先天圖》為(wei) 核心的易學體(ti) 係，受到宋代學者的重視，注釋者代不乏人。兩(liang) 宋學者對於(yu) 邵雍易學的詮釋大體(ti) 是在如下三種脈絡中展開：鄭夬、晁說之、朱震在漢易理路中解讀邵雍易學的象數，強調其中的“錯綜變通之妙”；邵伯溫、王湜、朱子更具宋易色彩，關(guan) 注邵雍易學的義(yi) 理內(nei) 涵，發掘當中的“自然齊整之理”；術數派則將邵雍易學引向占算，以造成一種命定的曆史觀。漢、宋之別與(yu) 學、術之別構成了邵雍易學在兩(liang) 宋和後世發展的基本線索。

關(guan) 鍵詞：邵雍漢易宋易變通定理

北宋邵雍以《先天圖》為(wei) 核心的易學體(ti) 係，從(cong) 根本處刷新了傳(chuan) 統易學的諸多特質，可謂宋代象數易學之大宗與(yu) 漢宋易學之轉關(guan) 。這種曆史地位的取得並不隻是邵雍個(ge) 人之功，而應視為(wei) 學派性的成果。由於(yu) 諸多不同背景的學者的參與(yu) 和詮釋，自北宋而南宋，邵雍易學經曆了一個(ge) 學派逐漸建立、內(nei) 涵不斷豐(feng) 富的過程。考察這一複雜的詮釋史，對於(yu) 完整把握邵雍易學有重要意義(yi) 。

宋代學者對於(yu) 邵雍易學的詮釋，大體(ti) 是在漢易、宋易與(yu) 術數三種走向中展開，當中尤以前兩(liang) 種為(wei) 主。不同詮釋脈絡的對峙、交織，不僅(jin) 組合成邵雍易學展開的基本線索，同時也體(ti) 現出漢易向宋易整體(ti) 的轉換路徑。

一、邵雍易學的漢易詮釋

邵雍易學具有一種可兼容或曰可溝通的複雜特質：不論是從(cong) 事傳(chuan) 統漢易的學者，還是具有更強的宋易自覺的學者，都在邵雍身上看到了各自關(guan) 心的思想資源，都從(cong) 自身理路出發對其作了有特色的詮釋。漢易脈絡下，北宋鄭夬、晁說之與(yu) 南宋朱震的論述最具代表性。

與(yu) 邵雍同時代的鄭夬是較早深入發揮邵氏易學的學者。鄭夬兼習(xi) 劉牧與(yu) 邵雍兩(liang) 派學術，其留名後世則是由於(yu) “竊取”邵雍卦變說的曆史公案。筆者曾論鄭夬學說的特點在於(yu) 從(cong) 卦變而非成卦的角度闡發邵雍易學，此種卦變視角代表了當時學者的一般理解。（1）今推而論之，卦變其實是一種具有典型漢易風格的學說，漢易的乾坤二元論是其底色，故其說必以乾坤為(wei) 諸卦之始，而非以太極為(wei) 乾坤之本；關(guan) 心的更多是如何描述變化的錯雜過程，而非如何總結變化的確定原理。鄭夬從(cong) 卦變角度發揮邵雍易學，表明其人主要是在漢易的脈絡下理解邵雍。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夢溪筆談》對鄭夬卦變法的記錄特別突出“乾坤錯綜”（2）四字，以見其特色與(yu) 宗旨。這代表了漢易詮釋的一個(ge) 方向。

與(yu) 鄭夬從(cong) 卦變角度呈現邵雍與(yu) 漢易的關(guan) 係不同，稍後的晁說之則主要是從(cong) 卦氣的角度將邵雍與(yu) 漢易關(guan) 聯起來。晁說之出身中原文獻世家，為(wei) 學“博極群籍，尤長經術”（3），在易學上宗主孟、京、鄭、虞的漢人之學，而痛斥王弼，以“使小王之說不得一日容也”（4）為(wei) 職誌。作為(wei) 北宋屈指可數的漢易大家，晁說之卻一生仰慕邵雍，這一點很值得注意，似乎表明邵雍學術在晁說之眼中與(yu) 漢易具有某種親(qin) 緣性。事實正是如此。在晁說之看來，邵雍學說的殊勝之處在於(yu) 其準確描述了變化的過程，特別能擬合自然節候的演變節奏，這正是漢易卦氣說的目標。在《易玄星紀譜後序》中，晁說之談到：

溫公又本諸《太初曆》而作《玄曆》，其用意加勤矣，然簡略難明。繼而得康節先生《玄圖》，布星辰，辨氣候，分晝夜，而《易》《玄》相參，於(yu) 中為(wei) 極悉矣。（《嵩山文集》卷十，第3頁下至第4頁上）

晁說之認為(wei) ，邵雍《太玄準易圖》闡明了星辰、氣候、晝夜的變化，才使司馬光過於(yu) 簡略的《玄曆》得以明晰。（5）這裏，以卦爻、首讚擬配節候的邵雍易學，分明被視為(wei) 一種卦氣說。（6）邵雍將卦氣說推展到了一個(ge) 新高度，漢易至邵雍而更見光大，這是使得作為(wei) 漢易學者的晁說之傾(qing) 心服膺的原因所在。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晁說之提出隻有通曉京房易學者才“可以語邵康節之易”（《嵩山文集》卷十八，第6頁上）；而《傳(chuan) 易堂記》的如下推重，也應在漢易的意義(yi) 上得到理解：

惟康節先生，天資既卓越不群，而夜不施枕、惟《易》之學者三十年，其兼三才，而錯綜變通之妙始大著明矣。（《嵩山文集》卷十六，第11頁上）

由晁說之學術的宗旨觀之，這裏的“錯綜變通”大概不是指鄭夬式的卦變說，主要應指卦氣說而言。不過，作為(wei) 一種宏觀定位，“錯綜變通之妙”六字不妨說是涵蓋了卦變與(yu) 卦氣兩(liang) 個(ge) 方麵，從(cong) 而概括出了邵雍易學在漢易學者眼中的整體(ti) 特色：邵雍之學的成就正在於(yu) 細膩地刻畫出了變化的複雜性。這種理解，與(yu) 後來朱子等人在邵雍身上讀出的“自然齊整之理”有深刻的差異。

南渡後揚名的朱震是宋代漢易象數學的另一重鎮，其對邵雍易學的詮釋與(yu) 上述兩(liang) 位又有區別，主要是在圖象的角度下展開的。在著名的《進周易表》中，朱震對北宋五子及劉牧的易學有如下判攝：

故雍著《皇極經世》之書(shu) ，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敦頤作《通書(shu) 》，程頤述《易傳(chuan) 》，載造《太和》《參兩(liang) 》等篇。或明其象，或論其數，或傳(chuan) 其辭，或兼而明之，更相唱和，相為(wei) 表裏。（《通誌堂經解》第一冊(ce) ，第194頁）

從(cong) 朱震在《漢上易傳(chuan) 》正文中特重橫渠之學的態度來看，他這裏的“兼而明之”是指張載而言，即認為(wei) 隻有張載易學做到了象、數、辭的兼顧；而邵雍、程頤等各家則“或論其數，或傳(chuan) 其辭”，不免各有局限。理解這一點對於(yu) 把握朱震的相關(guan) 論述十分重要：或許是由於(yu) 對邵雍以數為(wei) 本的易學理解和評價(jia) 有限，《漢上易傳(chuan) 》很少從(cong) 數的內(nei) 在理路詮解邵雍；相反，其論述往往是從(cong) 象與(yu) 圖等其他視角作出的，表現出整合、改造的意味。

朱震在對《說卦傳(chuan) 》的解釋中，較集中地征引了邵雍易說，如：

1.引邵雍“月為(wei) 寒”“水遇寒則結，遇火則竭，從(cong) 所勝也”之語，以說明“乾為(wei) 寒，為(wei) 冰”；

2.引邵雍“天依形，地附氣，其形有涯，其氣無涯”之語，以說明“坤為(wei) 地”；

3.引邵雍“君子以萬(wan) 物為(wei) 輿馬”“群者，通陰陽言之”之語，以說明“坤為(wei) 大輿”“為(wei) 眾(zhong) ”；

4.引邵雍“枝幹，土石也，故歲不易；葉花，水火也，故歲易”之語，以說明“（離）其於(yu) 木也，為(wei) 科上槁”；等等。（《通誌堂經解》第一冊(ce) ，第263-264、268頁）

《漢上易傳(chuan) 》引用邵雍的條目不多，此類解釋約占其間的一半。這些解釋有一個(ge) 特點：其所引文字本是邵雍觀物之學的內(nei) 容，卻被朱震用作說明八卦取象的根據，這實際上就是要將邵雍的觀物學轉變為(wei) 漢易的取象說。學者指出，南宋初年有一漢代象學的複興(xing) 潮流，朱震是當中最重要的代表。（7）《漢上易傳(chuan) 》通篇最重要的解釋手法就是取象。朱震的上述解釋，牽引邵雍本意以從(cong) 己說，正體(ti) 現出從(cong) 象學角度將邵雍納入漢易的努力。

除取象外，朱震以漢易統攝邵雍的另一手段是借助易圖。《周易卦圖》錄有多種與(yu) 邵雍易學有關(guan) 的圖式，其中不太引人矚目的一種是所謂《納甲圖》。（《通誌堂經解》第一冊(ce) ，第283頁）實則此圖頗有深意。朱震記錄的《納甲圖》，在卦位順序上遵從(cong) 的是虞翻及《周易參同契》的月體(ti) 納甲說，但在卦圖形式上卻刻意采取了與(yu) 邵雍《伏羲八卦圓圖》（通常稱《小圓圖》）相同的做法，即將八卦按《小圓圖》的形式排列成圓。這種設計不是偶然，而是要在《小圓圖》與(yu) 《參同契》等的納甲學說間人為(wei) 勾連起關(guan) 係。納甲在漢易中不是一種孤立的方法；經由納甲，包括五行、八宮、爻辰在內(nei) 的種種漢易手法都能得到運用。朱震所載《納甲圖》的真正意義(yi) ，似是在使邵雍易學經由納甲而與(yu) 漢易之整體(ti) 獲得溝通的途徑，從(cong) 而也就是將邵雍易學更徹底地整合到漢易當中去，盡管這種嚐試隻是初露端倪，尚未完全展開。（8）

從(cong) 鄭夬到朱震，宋代的漢易論述留意到邵雍的思想資源，並努力在卦變、卦氣、取象、易圖等視角下加以統攝，其意在於(yu) 使邵雍易學更徹底地融入漢易，以便更好描述變化的過程。這種統攝自有其根據：作為(wei) 一種“數學”，邵雍易學以借助數字準確刻畫陰陽消長為(wei) 追求，這與(yu) 漢易的精神深有契合；卦變、卦氣等議題因而也就是邵雍易學的重要內(nei) 容。但這種統攝終究未能較徹底地完成，除去學術思潮進退的偶然因素外，更根本的原因乃在於(yu) ，邵雍易學自有其不能被完全化歸為(wei) 漢易的複雜性。一個(ge) 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漢易學者的上述詮釋普遍較少用到邵雍易學的核心材料，諸如六十四卦之成卦、《先天圖》之方位與(yu) 象數，以及太極、兩(liang) 儀(yi) 、四象關(guan) 係等關(guan) 鍵問題，基本是在上述漢易詮釋的範圍之外。對於(yu) 這些問題的處理，需要一種與(yu) 漢易不同的解讀方式。（9）

二、邵雍易學的宋易詮釋

不同於(yu) 朱震等人，北宋邵伯溫、南宋王湜與(yu) 朱子等學者在解讀邵雍易學時，基本不引入漢易的體(ti) 例和手法，而是闡發邵雍易學的義(yi) 理問題；即使是在解釋邵雍易學的象數論題時，關(guan) 心的也更多是核心象數模式中的義(yi) 理意蘊。其說具有典型的宋學風格。

邵伯溫作為(wei) 邵雍嫡子，畢生致力於(yu) 光大乃父的影響，撰寫(xie) 了多篇推尊邵雍的文字。其在邵雍學術上之較為(wei) 實質性的貢獻，是注釋了《觀物內(nei) 篇》。在邵伯溫的注釋中，對太極與(yu) 天地之心的解釋特別能見出宋易的特色：

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為(wei) 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wei) 後，終天地而未嚐終，始天地而未嚐始，與(yu) 天地萬(wan) 物圓融和會(hui) 而未嚐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liang) 儀(yi) 、四象、八卦，以至於(yu) 天地萬(wan) 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liang) 儀(yi) ，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liang) 儀(yi) ，兩(liang) 儀(yi)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yu) 無窮，皆然。（10）

這段文字中，太極被認為(wei) 具有某種本體(ti) 的非時間性，且兩(liang) 儀(yi) 、四象、八卦的生成過程也是“一時具足”，無先後次第可言。邵伯溫的這種解釋，與(yu) 後來朱子關(guan) 於(yu) 成卦過程“有則具有”（11）的主張十分相似，而與(yu) 秦漢思想中被理解為(wei) 宇宙之早期階段的太極明顯不同，有更強的本體(ti) 色彩。

邵伯溫太極解釋的另一值得注意之處，是將太極與(yu) 理學話語明確結合起來：

萬(wan) 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wan) 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wan) 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wan) 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yu) 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yang) 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七百一十冊(ce) ，第214-215頁）

二程曾言易、道、神等皆天之一義(yi) ，而帝、鬼神、乾等等也不過是對天“分而言之”的稱呼。（12）邵伯溫在邵雍身後問學於(yu) 程門，其將命、性、天、心統一於(yu) 太極的思路和言說方式，明顯帶有二程的痕跡。邵伯溫又引《說卦》《孟子》，將邵雍的太極學說導引到理學核心的理性命、心性天結構中來，用意同樣在於(yu) 使邵雍與(yu) 二程理學相接合，以為(wei) 邵學發展打開途徑。

不過，在借助二程闡釋邵雍的同時，邵伯溫也注意為(wei) 兩(liang) 者劃開距離，這在其對天地之心的討論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世儒昧於(yu) 易本，不見天地之心。見其一陽初複，遂以動為(wei) 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生物為(wei) 心。噫，天地之心何止於(yu) 動而生物哉!見其五陰在上，遂以靜為(wei) 天地之心，乃謂動複則靜，行複則止。噫，天地之心何止於(yu) 靜而止哉!為(wei) 虛無之論者，則曰天地以無心為(wei) 心。噫，天地之心一歸於(yu) 無，則造化息矣!蓋天地之心，不可以有無言，而未嚐有無，亦未嚐離乎有無者也；不可以動靜言，而未嚐動靜，亦未嚐離乎動靜者也。故於(yu) 動靜之間有以見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七百一十冊(ce) ，第231頁）

邵伯溫認為(wei) 邵雍的“一動一靜之間”最能貼合天地之心，而動、靜、無都是對天地之心性質的誤解。其中，以動為(wei) 心即程頤之說（《二程集》，第819頁）。以邵伯溫對二程學說的熟悉，他這裏的評論明顯有針鋒相對的爭(zheng) 辯意味。伯溫之子邵博曾提到南宋初年程門後學與(yu) 邵學之間既相親(qin) 近，又有緊張；（13）邵伯溫對二程理學既借重又批判的態度，反映出其在處理程邵學術關(guan) 係時的微妙考慮。

與(yu) 朱震大體(ti) 同時的王湜，在學術史上聲名不顯，但對邵雍易學卻有到位的詮解，是張行成、朱子以前最係統的邵學學者。王湜《易學》在以邵解邵的前提下，較多啟用了分析思辨的方式，其說清通簡要，頗能挖掘出邵雍易學的義(yi) 理內(nei) 涵。如其論四象雲(yun) ：

陽中有陰，陰抱陽而下降，陰降而陽亦降矣，所以能交於(yu) 地也。……陰中有陽，陽負陰以上升，陽升而陰亦升矣，所以能交於(yu) 天也。（《通誌堂經解》第一冊(ce) ，第99頁）

邵雍易學中有一個(ge) 看似矛盾的問題：《觀物外篇》言陽下交於(yu) 陰，陰上交於(yu) 陽，但陽性趨上，何以能下交?陰性趨下，何以能上交?《觀物外篇》的說法似與(yu) 陰陽性質相悖。後來朱子及其後學引及此句時，多將上下二字顛倒，以避免解釋上的困難。（14）王湜則給出了一種頗具哲學性的解釋：邵雍說法的根據正在於(yu) 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每一存在的內(nei) 部都涵蘊著對立性的力量，一種力量與(yu) 其對立麵相抱合、牽引而造成變化，這就是陰陽之運動所以能與(yu) 自身本性相反的原因。王湜將陰陽互涵這一邵雍已有的觀念推廣到對生成運動問題的解說，其論述風格不僅(jin) 是義(yi) 理化的，而且構成對於(yu) 邵雍易學的推進。

以類似的分析思辨的方式，王湜討論了八卦體(ti) 用、先天後天方位等邵雍易學的核心問題。當中的細節不必詳言，但王湜的解釋頗以理觀念為(wei) 根據，此種形式性的特征值得留意。如論八卦卦象之變與(yu) 不變，則言：“陰陽之理，交則變，不交則不變。”論《河圖》《洛書(shu) 》、九數十數之關(guan) 係，則言：“然則天地數增九以為(wei) 十，卦數減九以為(wei) 八，豈聖人之私智哉?皆自然之理而已。”（《通誌堂經解》第一冊(ce) ，第100、102頁）在王湜稍後的張行成筆下，“自然之理”“理之自然”這樣的說法作為(wei) 解釋性的根據更是大量出現。邵雍雖以觀物之理聞名，但其論述中其實甚少使用“理”概念作為(wei) 解釋性的根據，更罕曾言及“自然之理”，“理”在邵雍哲學中的主要作用隻是凸顯存在的確定性；真正使“自然之理”獲得對現象之解釋效能的，是二程。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可以說，經過邵伯溫時代的導引，及至王湜、張行成，二程理學已經有深度地介入了邵雍易學，成為(wei) 解釋邵雍的重要方法。（15）

南宋邵雍詮釋中影響最大者無疑是朱子。通過講明成卦方法，朱子廓清了此前邵雍易學中長期存在的成卦與(yu) 卦變主題之爭(zheng) ；通過引入先天橫圖，朱子為(wei) 邵雍易圖的詮釋提供了新的麵向。除去這些“實”的內(nei) 容外，朱子對邵雍的詮釋中尚有不甚為(wei) 人注意的“虛”的方麵，即其特定的詮釋角度：朱子是有意用“理”來理解邵雍。在根本概念上，朱子認太極為(wei) 理的觀念提供了邵雍易學與(yu) 程朱理學接榫的途徑；（16）在學問性質上，朱子認為(wei) 邵雍的數學其實就是理學。《朱子語類》載：

康節其初想隻是看得“太極生兩(liang) 儀(yi) ，兩(liang) 儀(yi) 生四象”。心隻管在那上麵轉，久之理透，想得一舉(ju) 眼便成四片。……蓋理在數內(nei) ，數又在理內(nei) 。康節是他見得一個(ge) 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

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hui) 數，自是有此理。……蓋其學本於(yu) 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頹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yu) 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麵前便見，便不待思量。”（《朱子語類》卷一百，第2546頁）

邵雍之學以數聞名，但在朱子看來，數本於(yu) 理，理數一體(ti) 兩(liang) 麵，邵雍對數的探討隻是其明理的表現。這就從(cong) 根本上將邵雍易學的主題收束到了理的範圍之內(nei) 。朱子又特別強調邵雍所言易理之“自然齊整”的特點：

然聖人當初亦不恁地思量……自一為(wei) 二，二為(wei) 四，四為(wei) 八，八為(wei) 十六，十六為(wei) 三十二，三十二為(wei) 六十四。既成個(ge) 物事，便自然如此齊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略假聖人手畫出來。

問：“先生說：‘伏羲畫卦皆是自然，不曾用些子心思智慮，隻是借伏羲手畫出爾。’唯其出於(yu) 自然，故以之占筮則靈驗否?”曰：“然。自‘太極生兩(liang) 儀(yi) ’，隻管畫去，到得後來，更畫不迭。正如磨麵相似，四下都恁地自然撒出來。”（《朱子語類》卷六十五，第1605、1612頁）

“自然”指的是無心無為(wei) ，不假安排；“齊整”指的是一陰一陽，條理粲然。這是說，六十四卦的成卦原理極其簡單，隻是“一陰一陽”這一簡單原則的不斷應用，並無刻意造作的成分。這裏值得注意的是，相比於(yu) 晁說之等漢易學者，朱子對邵雍易學之特質的理解已從(cong) “錯綜變通之妙”轉向了“自然齊整之理”。在朱子看來，邵雍易學的高明之處不是在於(yu) 細致追摹了變化的過程，而是在於(yu) 提煉繹了變化的原理；定理的確定性、秩序感而非變通的曲折性、複雜度才是朱子及其時代的思想精神。這裏的“自然齊整之理”，當然也是接續著前文所論程頤以來“自然之理”“理之自然”的思想脈絡發展而來的。

從(cong) 邵伯溫、王湜到朱子，以理觀念為(wei) 根據，邵雍易學的結構被勾勒得越來越清晰、簡明，理對於(yu) 邵雍易學的整合與(yu) 奠基越來越深入；與(yu) 此同時，此前漢易學者關(guan) 注的邵雍易學的許多重要內(nei) 涵，在這一理則化的過程中則被拋棄、簡化或者省略掉了。作為(wei) 所有這些過程之結果的是，一種邵雍易學的新麵貌由此正式登場，而一種宋學精神的新周易觀也自此基本定型。

三、術數詮釋與(yu) 漢宋流變

漢易與(yu) 宋易之外，邵雍易學在宋代的展開還有另一重趨向，即其與(yu) 術數的糾葛。此非哲學史研究所欲詳論，大體(ti) 而言，邵雍易學在宋代的術數化是沿兩(liang) 條脈絡展開：一脈是“自雲(yun) 傳(chuan) 邵雍之學於(yu) 司馬溫公”（17）的北宋牛師德、牛無邪父子，以所謂司馬光秘傳(chuan) 的邵雍《太極圖》與(yu) 衍卦法為(wei) 依傍，鋪演成一套複雜的卦氣係統，其說得張行成保存，後來傳(chuan) 者不絕；另一脈是較早見於(yu) 南北宋之交、亦為(wei) 朱子稱引、而被《梅花易數》等托名占書(shu) 發揚光大的數字占法，此脈在後世更為(wei) 知名。兩(liang) 說同屬術數命定論，其主要區別在於(yu) 前者是一套係統的援易入曆、以卦配時的方法，將曆史的每一步驟都視為(wei) 預定；後者則是在懸置曆史整體(ti) 之可知與(yu) 否的前提下，窺探未來某一特定時點的吉凶。若就本文所論漢宋學術的區別言之，大要可說，前一脈以卦氣說為(wei) 方法，其錯綜變通的進路較近於(yu) 漢易；而後一脈對描摹變化之整體(ti) 性全不措意的態度，則表現出某種走出漢易的意味。漢宋的差異在發揮邵雍易學的術者群體(ti) 中也有曲折的表現。

三種趨向中，術數趨向既不是邵雍易學自身的精神，也難成其為(wei) 一種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獨立的易學形態，真正有學理意義(yi) 的主要是漢宋兩(liang) 家。依常理言，漢易與(yu) 宋易對邵雍易學的理解既有重大不同，原本應有直接交鋒；交鋒之後，新的主導性的易學形態方能建立。然而宋代易學史的發展特點是，以朱震為(wei) 主要代表的漢易路向僅(jin) 僅(jin) 在南宋初年短暫複興(xing) 之後尋即偃息，並未形成持續的力量，更沒有與(yu) 以朱子為(wei) 代表的宋易路向發生直接爭(zheng) 論。當朱子登上易學史舞台時，朱震的聲勢早已消歇。於(yu) 是，這場本該發生的對峙最終是以一方的提前退場告終，朱子通過以成卦取代卦變“悄無聲息”地結束了宋代易學中的漢宋之爭(zheng) 。此後，在宋明時代，邵雍易學其實已經被整合進入朱子學中，成為(wei) 了朱子學體(ti) 係的一個(ge) 部分；而其被朱子擺落或未進入朱子視野的內(nei) 容，則少有問津，湮沒在了曆史的角落中。

不過，這場“悄無聲息”的勝利並不徹底。由於(yu) 漢宋爭(zheng) 論未曾展開、學理互動不夠深入，漢易在朱子時代並未真正被駁倒，更多隻是被省略與(yu) 隱藏；待到明清之際，便重新開始成為(wei) 流行的易學風潮。這種風潮表現在邵雍易學的接受上，就是朱子及其先行者所建構的以“理”為(wei) 主導的邵雍易學的麵貌不再為(wei) 人所關(guan) 注；反過來，在黃宗羲、胡渭等人筆下，卦變、卦氣、方圓等漢易視角在結合了宋易圖書(shu) 之學等內(nei) 容後，重新成為(wei) 理解邵雍的重要途徑。邵雍易學的形象與(yu) 內(nei) 涵因此一直在漢宋之間保持著某種張力。另一方麵，如同漢、宋之爭(zheng) 未有定局一樣，邵雍身上的學（學理）、術（術數）之爭(zheng) 也並未隨著朱子的綜合便消失。在朱子學占據勝場的精英與(yu) 官方學術外，南宋至元代，四川、江右等地始終有學者、術士致力於(yu) 闡發邵雍思想極數知來的功能，如祝泌、廖應淮等，通過將卦爻進一步與(yu) 曆史、聲音相配比而起卦占驗，構成牛無邪、張行成之學的餘(yu) 波。此種學問風格頗能代表一般士人和百姓對邵雍的理解，且反過來影響到精英士人的認知。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學、術之爭(zheng) 也一直延貫於(yu) 邵雍易學展開的始終。本文希望講明的是，塑造上述學風進退與(yu) 麵貌虛實的更深沉的學理上的力量，始終是在“錯綜變通之妙”與(yu) “自然齊整之理”之間。

注釋
（1）關於鄭夬卦變說的背景和方法，參見拙文：《從邵雍到朱子：“一分為二”說的演變與定型》，《中國哲學史》2021年第6期。
（2）胡道靜：《夢溪筆談校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19頁。
（3）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四，中華書局，1965年，第1334頁。
（4）晁說之：《太極傳後序》，《嵩山文集》卷十七，《四部叢刊續編》，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7頁下。
（5）晁說之既追隨司馬光學易，又深服膺邵雍易學；既重司馬光《玄曆》，又取邵雍《玄圖》“合而譜之”（《易玄星紀譜後序》），他對於兩家易學的推崇不是偶然、孤立的，也不隻是因為邵、馬二人交誼深厚遂愛屋及烏，而是有更深的理論上的原因：從漢易來看，邵雍與司馬光都是卦氣說的繼承者，其學理形態有內在的相近處。
（6）此種卦氣說的內涵，從傳世的《太玄準易圖》可以有直觀的認識。（參見朱震：《周易卦圖》卷中，《通誌堂經解》第一冊，江蘇廣陵古籍刊印社，1996年，第278頁）
（7）王鐵：《宋代易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0頁。
（8）在易圖與取象之外，朱震還接續鄭夬的說法，從易學史觀上統攝邵雍易學。朱震在《周易卦圖》中評述說，鄭夬自稱從《歸藏·初經》中得到了邵雍的《伏羲八卦圖》，而伏羲之易兩兩相對的八卦方位也正相當於《歸藏·初經》的八卦次序，因此邵雍的伏羲之易就相當於傳統三易說中的《歸藏》。（《通誌堂經解》第一冊，第273-274頁）三易說較早見於漢代王充、鄭玄等人的論述，鄭夬、朱震將邵雍與《歸藏》關聯起來，雖未必是曆史的真實，卻使得邵雍易學開始被較深地整合到傳統的易學史觀當中去。此後，南宋三易說日漸豐富；而邵雍與三易說的關係，亦在張行成等人的發揮下愈見複雜。
（9）南宋張行成的邵雍解釋中也有漢易成分，如其《易通變》對卦變所作的接近鄭夬的解讀，以《既濟圖》為代表的若幹圖式中的卦氣說，等等。但應指出的是，張行成身上的漢易屬性遠不能與上述三位並論。這一方麵是因為張氏之學龐大蕪雜，宋易、術數之說都有網羅；更重要的原因則在於，張行成基本是沿邵雍易學的思路規模展開發揮，而不是站在漢易立場上統攝邵雍易學。因此，本文不將張行成簡單劃入三種趨向中的某一類，而將其視為邵雍易學之較為“本位”“集成”但又“主觀”的詮釋者。
（10）胡廣編：《性理大全》卷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七百一十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214頁。
（11）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六十七，中華書局，1986年，第1667頁。
（12）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一、《周易程氏傳》卷一，《二程集》，中華書局，2004年，第4、695 頁。
（13）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六，中華書局，1983年，第45-46頁。
（14）穀繼明與陳睿超曾提及此點。胡方平、胡一桂：《易學啟蒙通釋·周易本義啟蒙翼傳》，穀繼明點校，中華書局，2019年，第87頁；陳睿超：《朱子易學對〈太極圖〉和〈先天圖〉的交互詮釋》，《周易研究》2021年第1期。
（15）王湜不僅用理概念詮解邵雍，還將《河圖》《洛書》及周敦頤的哲學與邵雍相結合；張行成的解釋則較多引用張載之說。這些都體現出南宋邵學的綜合趨勢。
（16）朱子認為，邵雍成卦說中的“太極生兩儀”就是“一理之判”。（朱熹：《答虞士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朱子全書》第二十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057頁）
（17）孫猛：《郡齋讀書誌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