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審視宋明理學的價(jia) 值與(yu) 流弊

作者：蔡方鹿（四川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四月十七日癸未

          耶穌2025年5月14日

北宋年間興(xing) 起的理學思潮，以思辨性、抽象性的哲理對儒家學說加以論證，使儒學在宋元明時期得到發展，在宋末以後占據了国际1946伟德界的正統地位。宋明理學興(xing) 起的原因、價(jia) 值與(yu) 流弊，對中國哲學與(yu) 文化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值得我們(men) 今天認真地整理、總結與(yu) 反思。

宋明理學興(xing) 起的原因

理學的興(xing) 起和發展具有時代的必然性。自唐中葉以來，思想領域出現的疑經思潮和懷疑、創新精神，是理學產(chan) 生的重要根源。理學家從(cong) 疑經出發，批評漢唐章句訓詁注疏之學而代之以義(yi) 理之學，具有深刻的時代背景和思想根源。唐宋之際，社會(hui) 經濟、政治、文化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央集權製進一步強化，重整綱常、複興(xing) 儒學盛行，變法運動全麵展開，宋代的經濟和自然科學得到大發展，文教事業(ye) 興(xing) 盛。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宋代義(yi) 理之學得以產(chan) 生。

宋代義(yi) 理之學的興(xing) 起引起了經學的理學化，促進了儒家經學的轉型和新儒學的發展。理學對經學加以哲理化改造，把哲學與(yu) 經學相結合，提高了中國哲學的理論思辨水平，基本適應了中國社會(hui) 的發展要求，具有相應的曆史必然性，確立了融合三教而以儒為(wei) 主的學術發展模式。這對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

具體(ti) 來講，理學興(xing) 起的必然性主要體(ti) 現在四個(ge) 方麵。一是宋代經濟、自然科學的大發展，為(wei) 理學的產(chan) 生奠定了基礎。經濟發展促進了宋代文化事業(ye) 的發展，宋代書(shu) 院林立，理學家們(men) 講學大盛，著述成風。二是疑經惑傳(chuan) 風氣的形成，為(wei) 新思潮的產(chan) 生開辟了道路。經學發展到唐代，已陷入困境，舊儒學奉行疏不破注、注不違經的原則，拘於(yu) 訓詁，墨守師說，限於(yu) 名物，流於(yu) 僵化，與(yu) 佛教、道教精致的思辨哲學相比，明顯處於(yu) 下風。宋代學者糾正此風，發揮經典中的大義(yi) 微言，以己意說經，疑經疑傳(chuan) 而又改經，以義(yi) 理之學取代箋注經學，形成疑經惑傳(chuan) 的新學風。三是思想家們(men) 要求複興(xing) 儒學倫(lun) 理，重整綱常。這是對唐末五代社會(hui) 動亂(luan) 的深刻反思，宋代學者基本上承繼了唐代韓愈提出的“道統”論，以複興(xing) 儒家聖人之道，理學在新形勢下興(xing) 起和發展起來。四是逐步出現了儒、佛、道“三教歸一”的趨勢，三家既排斥又融合，這為(wei) 理學的興(xing) 起提供了條件。儒家學者既批判佛、道違反儒家倫(lun) 理、脫離社會(hui) 治理的教義(yi) 教旨，又力圖解決(jue) 儒家倫(lun) 理缺乏本體(ti) 論的哲學依據和舊儒學缺乏抽象思辨的問題。於(yu) 是，他們(men) 以儒家綱常倫(lun) 理為(wei) 本位，吸收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學，建立起完整的新儒學（即理學）學說體(ti) 係，以圖既抗衡佛、道又光大儒學，為(wei) 實現社會(hui) 的治理與(yu) 穩定服務。自北宋以來，思想家們(men) 始終致力於(yu) 建立一種把儒家倫(lun) 理政治學說與(yu) 哲學本體(ti) 論相結合的思想體(ti) 係。這樣，理學作為(wei) 社會(hui) 思潮便應運而生，帶來了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又一高潮。

宋明理學的價(jia) 值

理學思想本身具有價(jia) 值和流弊的二重性，其功過是非值得認真總結。

其一是哲學本體(ti) 論方麵的價(jia) 值。宋代以前，儒家學說重視倫(lun) 理道德，而在本體(ti) 論哲學上較為(wei) 欠缺，難以抗衡以本體(ti) 論哲學為(wei) 依據的佛、道的衝(chong) 擊。如果不能改變漢唐經學重注疏訓詁的積習(xi) ，提升本體(ti) 論和心性論哲學的水平，構建一種區別於(yu) 宗教世界觀的儒家哲學，儒學的正統地位便難以維係，中國傳(chuan) 統的儒家世俗文化也將陷入困境。在這種情況下，理學家在借鑒佛、道之心性論、理本論、道本論等思想的基礎上，建立了將儒家倫(lun) 理政治學說與(yu) 哲學本體(ti) 論直接統一起來的新儒學理論體(ti) 係，體(ti) 現了學術發展的創新性，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yi) 。

其二是政治治理思想方麵的價(jia) 值。為(wei) 治理唐五代藩鎮割據、社會(hui) 動亂(luan) 的局麵，統治者加強中央集權，以實現社會(hui) 穩定。針對在社會(hui) 動亂(luan) 中儒家倫(lun) 理綱常消失殆盡，以致出現子殺父、臣弑君、男女無別、人無廉恥的局麵，理學家提出天理論，主張複興(xing) 儒學、重整綱常，以實現社會(hui) 治理和社會(hui) 生活的正常運轉。這是對前朝社會(hui) 動亂(luan) 的深刻反思，與(yu) 社會(hui) 曆史發展的客觀要求和民眾(zhong) 的願望基本適應。

理學家將天理論運用於(yu) 社會(hui) 政治治理方麵，把內(nei) 心存有的天理外化於(yu) 治理國家的政務，即外王由內(nei) 聖而出。治理地方頗有政績的理學家張栻概括說：“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yu) 萬(wan) 事。”他強調王者之政、治國之本在於(yu) 天理，要求統治者本於(yu) 天理來建立人之綱紀，施於(yu) 萬(wan) 事而實現國家治理。理學家總結曆史教訓，嚴(yan) 於(yu) 人欲、天理之分，批判唐統治者“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反映了在新的曆史背景下，理學家糾正唐五代綱常失序、人無廉恥的價(jia) 值取向，以及以維護社會(hui) 綱常倫(lun) 理、維持社會(hui) 穩定和長治久安為(wei) 己任的擔當。

其三是倫(lun) 理觀方麵的價(jia) 值。理學家重視倫(lun) 理道德的價(jia) 值，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價(jia) 值觀，既要求節製人欲以符合天理的原則，又批判佛教壓抑人性的僧侶(lv) 主義(yi) ：“耳聞目見，飲食男女之欲，喜怒哀樂(le) 之變，皆其性之自然。今其言曰：‘必盡絕是，然後得天真。’吾多見其喪(sang) 天真矣。”二程認為(wei) ，飲食男女的正常欲望出自人性之自然，而佛教卻要求禁絕此欲望，這是喪(sang) 失了人的自然本性。可見，提出存理去欲思想的理學家並不主張滅絕人的自然之性，而是主張節製人欲的泛濫，這體(ti) 現了理學的價(jia) 值觀。然而，這一思想逐漸被扭曲與(yu) 異化，統治者不斷削弱對自身欲望的約束，卻日益強化對平民百姓的束縛，使之淪為(wei) 壓製民眾(zhong) 正常欲望的禮教工具。這與(yu) 理學家提出存理去欲價(jia) 值觀的針對性和本義(yi) 已有所不符。

實際上，理學重義(yi) 輕利、尊公蔑私、存理去欲的價(jia) 值觀念代表了中國倫(lun) 理思想發展的主流。受其影響，在宋代及其後的中國曆史上，出現了一批批以天下為(wei) 己任、憂國憂民的誌士仁人，他們(men) 公而忘私、國而忘家、愛國愛民、重義(yi) 輕利、廉潔正直、講氣節、重操守，集中體(ti) 現了中華傳(chuan) 統美德。

其四是認識論方麵的價(jia) 值。宋元明時期是中國哲學認識論發展的高峰。在理學思想體(ti) 係中，有關(guan) 認識論的內(nei) 容十分豐(feng) 富。《禮記·大學》提出了格物致知，但未作更多的解釋。至宋代，程頤、朱熹對其加以發揮，提出了格物致知論。朱熹繼承程頤，提出“致知便在格物中”的思想，把感性認識與(yu) 理性認識相結合。王陽明則把程朱的格物致知論改造為(wei) 致知格物說，從(cong) “致良知”出發，先講致知，後講格物。他把格物訓為(wei) 正心中之物，而將其附屬於(yu) 致知，凡事致其知就是格物，以致良知為(wei) 本。

理學家提出了主客體(ti) 相對的心物範疇。張載認為(wei) “人本無心，因物為(wei) 心”，即人心之知，以物為(wei) 其內(nei) 容和根據，心與(yu) 物形成主客體(ti) 的對立。他提出知“由內(nei) 外之合”的思想，認為(wei) 人的認識是內(nei) 在的心與(yu) 外在的事物相結合的產(chan) 物，這體(ti) 現了中國哲學認識發展中客體(ti) 決(jue) 定主體(ti) 、由物到心、主觀與(yu) 客觀相結合的認識路線。朱熹不僅(jin) 明確提出主客體(ti) 相對的心物範疇，而且將其上升為(wei) “主賓之辨”。他說“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認為(wei) 認識主體(ti) 是人心之知，認識對象是事物之理，由此深化了中國哲學的認識論。

理學家發展了中國古代哲學的知行學說。知行關(guan) 係問題是中國哲學認識論發展史上長期爭(zheng) 論的重要問題，亦是宋明理學認識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的思想家對知行問題的論述各不相同，但都認為(wei) 知與(yu) 行是相互聯係、相互促進的。朱熹認為(wei) ，知行既有區別，又是統一而相互促進的，不可分為(wei) 兩(liang) 截，由此他提出“知行常相須”的思想。張栻亦提出“致知力行，互相發也”的思想，認為(wei) 知行雙方不可偏廢，批評脫離了躬行的知。他強調“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這在當時與(yu) 後世都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王陽明則提出“知行合一”說，認為(wei) 知行合一即是知行關(guan) 係的本質：說知，就包含了行；說行，就自有知在，強調知行合一、知行一致。

宋明理學的流弊

宋明理學的價(jia) 值與(yu) 流弊不可截然二分，其積極因素如被過分強調，就會(hui) 轉化為(wei) 消極因素。所以，對理學的價(jia) 值和流弊應持辯證的分析態度。

第一，天理論的流弊。天理論是宋明理學的核心理論，除其正麵價(jia) 值外，也存在著流弊。在政治方麵，天理論包含著三綱五常之內(nei) 涵，其中有對君為(wei) 臣綱的肯定，雖有維護社會(hui) 穩定的因素，但也阻礙了政治製度的更新與(yu) 發展。因其過於(yu) 強調君主製，限製了政治製度的民主化和近代化進程，也導致了啟蒙思想的遲滯和政治製度的僵化與(yu) 保守。天理論之理欲觀的流弊是明顯存在的，它過分強調道德理性的價(jia) 值，而忽視人的物質欲望和情感情欲的滿足，以致產(chan) 生抑製人性的弊端。在統治者的強化下，逐漸形成了禮教枷鎖和對下層百姓、婦女的束縛，遭到人們(men) 的批判。

第二，心性論的流弊。這表現在重視道德心性的價(jia) 值，並將其淩駕於(yu) 自然界之上。以內(nei) 聖為(wei) 主、外王為(wei) 輔，強調內(nei) 在修養(yang) ，相對忽視對自然和社會(hui) 的改造。即使論及事功和外王，也重在道德踐履，而缺乏改造社會(hui) 的事功行為(wei) 。對此，葉適批評說“專(zhuan) 以心性為(wei) 宗主，致虛意多，實力少”，就是針砭理學心性修養(yang) 論的弊病。

第三，認識論的流弊。理學認識論重視主體(ti) 的能動性，強調對內(nei) 在道德理性的認識，而對客觀自然規律的認識則相對不足。宋明理學各派均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以認識和保持道德理性，強調向內(nei) 用力，忽視了對客觀外物及其規律的認識。他們(men) 大多持知先行後的觀點，認為(wei) 人的知識是先於(yu) 社會(hui) 實踐、先天的存在，具有先驗論的局限。

第四，道統論的流弊。作為(wei) 宋明理學重要理論的道統論，雖有傳(chuan) 承中華文化、促進儒學發展的正麵價(jia) 值，但也存在著排他性、重道輕文、內(nei) 聖重於(yu) 外王、複古的曆史觀等流弊。總體(ti) 而言，我們(men) 應該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為(wei)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供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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