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性理之學的問題意識與(yu) 內(nei) 在張力

作者：祝浩涵（貴州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四月十七日癸未

          耶穌2025年5月14日

以理氣心性等範疇為(wei) 核心，將儒家的根本信念與(yu) 儒學所承載的價(jia) 值追求奠基於(yu) 天道性命之中，是宋代理學既承續又有別於(yu) 此前儒者的地方。但宋儒並非一開始即以理氣心性等問題作為(wei) 其思考的中心，即便在被朱子追溯為(wei) 道學先聲的“三先生”那裏，理氣心性等話題也並非其言說的重心。當時一些重要思想家甚至明確宣稱“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斥責探究性說者乃“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者。不主動甚至明確反對以性理為(wei) 核心來展開思考與(yu) 寫(xie) 作，是北宋前中期思想家有別於(yu) 後期思想家的顯著之處。就此，陳植鍔將北宋學術分為(wei) 三期，並以“義(yi) 理之學”和“性理之學”來分別指代其前後相繼的兩(liang) 個(ge) 學術時段，我們(men) 認為(wei) 是符合北宋學術思想的內(nei) 在展開邏輯的。

當佛教伴隨著異域文明的想象與(yu) 中國遭遇，當聖人之文與(yu) 聖人之道因其“二本”的緣故在事實上難以不分離，儒者想要單純依靠經典的權威性為(wei) 某種特殊的價(jia) 值理想與(yu) 生活方式奠基實已不再可能。以性為(wei) 體(ti) 乃至性理學思潮的出現，根本上是為(wei) 了探究一切價(jia) 值的最終根據，北宋由義(yi) 理之學轉向性理之學，其內(nei) 在邏輯或亦如是。這同時也就意味著，性理學的工作不是經驗性地說明性是善或惡，即根據現成或已有的善惡觀念去對性作出評價(jia) 。在這裏，何謂善惡是一個(ge) 無須討論的問題，它或為(wei) 經典權威所啟示，或為(wei) 文化曆史所凝成，總之是現成且具有共識性地存在於(yu) 每一個(ge) 要對性作出善惡評價(jia) 的學者心中的。而事實上，捍衛既往的價(jia) 值共識或曰塑造不悖於(yu) 既往的新的價(jia) 值共識，才是性理學的目標。性理之學關(guan) 注與(yu) 言說的首先是“性”體(ti) ，是繼生生之道而來的“成之者”，其所謂“善”，是由此“繼”而先天規定與(yu) 保證的“泛性善”，故非經驗的、倫(lun) 理的善惡之善。性理之學是在“以性說善”（以“繼”來規定所謂“善”），而非“以善說性”（獨斷一種所謂的善惡，再討論其與(yu) 性是否相合）。

實際上，通過主體(ti) 來審視價(jia) 值的根據，就會(hui) 自然而然地走上兩(liang) 條道路。一條道路是“以性說善”，即所謂的“善”是主體(ti) 存在自身給出的價(jia) 值設定，這一設定來源於(yu) 主體(ti) 自身被給定的某種不得不然的能力，其為(wei) “命”、為(wei) “天”、為(wei) “自然”，都是據此“不得不”而言。這裏所謂的“惡”或“不善”，實質就是對此“不得不”之不明而生出的“不足”，是“善”的不充分實現。這樣一來，所謂的“性”即成為(wei) “至善”，或所謂“不與(yu) 惡對”之“善”，因為(wei) 現實的所謂善惡與(yu) 善惡判斷正是基於(yu) 此而來的。另一條道路則是“以善說性”，即善惡的定義(yi) 與(yu) 評價(jia) 是現實的社會(hui) 曆史生活所給定的，判斷性之善惡也就是要在這一坐標係中對主體(ti) 能力實現與(yu) 發揮的行為(wei) 作出判斷，與(yu) 之相符即為(wei) “善”，相悖即為(wei) “惡”。這樣一來，“性”就其本質而言便是沒有固定價(jia) 值屬性的狀態，其實質隻是主體(ti) 生而能有的種種中立的情感與(yu) 能力。

北宋儒者正是要通過對天道性命的探究，說明善惡以及與(yu) 之相關(guan) 的價(jia) 值理想究竟為(wei) 何，再由此來審視何謂良好生活，並通過廟堂與(yu) 基層的活動來實現它。事實上，像王安石與(yu) 蘇軾那樣區分善惡與(yu) 性，也同樣是在重新衡定善惡的意義(yi) 。毋寧說，他們(men) 的努力正是對那種“以善說性”的思路的反抗，而他們(men) 所謂無善惡的“性”，本身又承載了各自新的價(jia) 值追求，雖沒有既往倫(lun) 理的善惡規定，但又呼喚著新的善的理想。然而，舊有的倫(lun) 理之善惡既由社會(hui) 曆史所凝成，也依舊在他們(men) 的體(ti) 係中伸張著自己的權威。王安石與(yu) 蘇軾之所以比起貫徹“以性言善”思路的二程兄弟而言，更青睞於(yu) 以傳(chuan) 統的注釋方式組織與(yu) 表達自己的思想，或即緣於(yu) 此。

在與(yu) 佛教性論的對話中，二程最徹底地落實了以性言善的思路，如《二程遺書(shu) 》開篇所說明的，人性本身就是人之不得不然者，無論釋氏以為(wei) 它存在何種缺陷，我們(men) 都不存在“別尋一個(ge) 好的性來，換了此不好的性”的可能。唯其如此，一項基於(yu) 此性的“踐形”“盡性”的活動，才成為(wei) 天命人之為(wei) 人時自然賦予的召喚。對二程而言，更重要的是這一“踐形”“盡性”的活動本身是有明確倫(lun) 理內(nei) 容的規定的。王安石和蘇軾對性命問題的探究同樣有著尋求價(jia) 值根據的目的，隻是對他們(men) 而言，探究的結果是將仁義(yi) 奠基在一種更為(wei) 本源性的價(jia) 值根據之上。他們(men) 設想的世界圖景都預設了性與(yu) 善的分離，人文世界的價(jia) 值是聖人基於(yu) 道所作出的認定與(yu) 發明，它們(men) 本身並不一定與(yu) 道相違背，但至少它們(men) 自身並不是道。“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正道出了他們(men) 的關(guan) 懷所在。可在程子看來，那種認為(wei) 天道“無形無兆”，人文世界的種種價(jia) 值是“待人旋安排引入來”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倘若人道、天道不為(wei) 一貫，則作為(wei) 人的聖人便不可能做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人文秩序，遑論特定的人文秩序與(yu) 價(jia) 值理想（仁義(yi) ），便不可能是值得我們(men) 追求的天經地義(yi) 。“性即理”，便意味著天道運行的秩序本身也是人文世界的秩序，人文世界的條理本身就是天道運行的秩序，這是由天命賦予過程所保證的。既然是道，既然是“塗轍”，那這“塗轍”便隻能是一個(ge) 。換言之，五常就是天道。所謂五常，本來正是聖人有見於(yu) 天命運行的秩序，而為(wei) 其中條理所命之名。那種以五常與(yu) 道德為(wei) 二的觀點，在程子看來顯然是錯誤的。總之，性在二程處也成為(wei) 本體(ti) 性的概念，而其目的正在以此性之同於(yu) 理，而“把人文性情與(yu) 自然之理綰合為(wei) 一”（牟宗三語）。也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程子借著《尚書(shu) 》“天敘”“天秩”的命辭，道出了“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的宣言。

程子所謂“本天”，指的是聖人所啟迪的價(jia) 值理想與(yu) 安排的生活方式，是依據人物之不得不然與(yu) 天道生生的本來秩序而來的。更關(guan) 鍵的是，程子斷言了人之“與(yu) 物同”，從(cong) 而認定了二者的合一，即天道便是人道，不存在人道之外的天道，因而也就根本不存在離人倫(lun) 而求天道的可能。佛道之所謂“本心”，在一定意義(yi) 上包含了一種克服人類有限性的邏輯。他們(men) 總設想在儒家宣稱的價(jia) 值之外還有著更本真、更自然的價(jia) 值與(yu) 理想存在，而這些價(jia) 值存在的根據，當然是他們(men) 對世界與(yu) 天道的言說。因此，即便不討論儒家理想的可欲與(yu) 否，隻要有一種獨立於(yu) 其之外的可能性理想存在，那麽(me) 儒家的價(jia) 值與(yu) 生活方式之為(wei) “天經地義(yi) ”也就缺乏有效性。程子的努力，正在於(yu) 通過形式化的“與(yu) 物同”及“天人不二”的說明，從(cong) 根本上否定那種逾越人道而求天道的可能。就理論形式而言，程子的這一努力是有效的。

但進一步的問題在於(yu) ，首先，就實操而言，對於(yu) “本天”的體(ti) 認如何能自異於(yu) “本心”？理學家最終關(guan) 心的是工夫與(yu) 教化問題，倘若不能在工夫與(yu) 教化領域落實自身的主張，所謂“本天”之學亦終將限於(yu) 獨斷之宣稱而已。對有修身理想的個(ge) 人而言，“本心”意味著當下可識的明證性，是以人倫(lun) 日常為(wei) 無常流轉中的塵勞煩惱，還是以之為(wei) 生生大德中的天秩天序，終究是有賴於(yu) “本心”的體(ti) 認的。就此而言，學者如何能實際明察到“萬(wan) 物一體(ti) ”，並以此為(wei) 為(wei) 學動機來響應天命的召喚，便始終是一個(ge) 問題。其次，道同時還是實現於(yu) 曆史中的道。道遍在於(yu) 萬(wan) 物，也實現於(yu) 曆史。“天下隻是一個(ge) 理”，它不僅(jin) 要求世間事上所求者能會(hui) 而歸一，還要求其所得者能匯入浩蕩不息的曆史川流之中，而華夏之所以為(wei) 華夏之理，也正由這一川流所塑造。在這裏，工夫顯然就溢出了主體(ti) 與(yu) 當下世間的關(guan) 係，又或者說回到了它們(men) 更本來的關(guan) 係之中。對這一結構的明察，當下一念又是否能容納和涵括，仍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總之，宋代儒學由義(yi) 理之學轉為(wei) 性理之學，見證了傳(chuan) 統思想在三教對話的語境下，不斷因應時代主題而深化發展、吐故納新。性理之學在回應時代主題的過程中，也根據自身領會(hui) 和主張，發展出了不同的思想流派。加深對這些流派之異同的“所以然之故”和“所當然之理”的理解，正是我們(men) 領會(hui) 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獨特問題意識與(yu) 內(nei) 在發展脈絡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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