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禮與(yu) 攝盛

——從(cong) “新郎官”說起

作者：楊鴻飛（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生）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西曆2018年6月15日

在曆史上和當代諸多地區方言中，往往在“新郎”後加一“官”字，稱呼新婚男士為(wei) “新郎官”。多一“官”字，新婚男士便多了一層不同的身份，特別是對於(yu) 大多數沒有官職的百姓來說，在結婚當日也有了官職品級，當上了“官”。

其實，多出的一個(ge) “官”字，暗含著中國禮製中的一個(ge) 重要文化現象——攝盛。

莫高窟116窟北壁壁畫（局部） 選自譚蟬雪著《中世紀的敦煌》

“攝盛”一詞，始見於(yu) 鄭玄《儀(yi) 禮注》，《儀(yi) 禮·士婚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cong) 者畢玄端，乘墨車，從(cong) 車二乘，執燭前馬。”鄭玄注：“墨車，漆車。士而乘墨車，攝盛也。”鄭玄在此條注中首提“攝盛”一詞，但並未闡釋其意，唐代賈公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解釋：“《周禮·巾車》雲(yun) ：‘……士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士乘大夫墨車為(wei) 攝盛。”據賈公彥的解釋可知，按照等級劃分，士隻可以乘用棧車，但在結婚當日，士使用了大夫級別的墨車，即為(wei) “攝盛”。由此可知，攝盛是指在舉(ju) 行一些特定的儀(yi) 式時，地位較低的人越級使用比自己地位高的人的儀(yi) 製。葉國良先生在其《攝盛及其流衍》一文中對“攝盛”做了如下定義(yi) ：“在特定的場合或條件下，容許地位較低的人士使用等級較高的禮數以榮耀之，謂之攝盛。”此說較為(wei) 允當。

《儀(yi) 禮·士昏禮》中記述周代婚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和親(qin) 迎六個(ge) 環節，據漢代鄭玄注（以下簡稱“鄭注”）和唐代賈公彥的疏（以下簡稱“賈疏”）來看，其行禮過程中通過“越級”加重禮數，屬“攝盛”現象的有以下幾處：其一，“納采，用雁。”《儀(yi) 禮·士婚禮》：“婚禮有六，五禮用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qin) 迎是也。”雁在這五個(ge) 環節中，均作為(wei) 登門時所隨帶的禮品，按中國古禮，凡請見，必有摯，但根據拜訪者地位、身份的不同，摯的品類各不相同。按周代禮製，士用的摯應當為(wei) 雉，雁是大夫級別的摯；其二，“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cong) 者畢玄端。”按鄭注和賈疏解釋，爵弁服是“與(yu) 君祭之服”，屬更高規格儀(yi) 式才可使用的服製；其三，“乘墨車。”按《周禮·巾車》：“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的記載，士應當乘棧車，不可用墨車；其四，“從(cong) 者二乘，執燭前馬。”士不應用兩(liang) 輛車，親(qin) 迎時用兩(liang) 輛車，屬攝盛。另，鄭注：“從(cong) 者，有司也。”古代設官分職，各有專(zhuan) 司，簡稱“有司”，泛指官吏，士作為(wei) 當時最底層的貴族，並無下屬官吏，鄭玄釋“從(cong) 者”（即仆人）為(wei) 有司，應是從(cong) 攝盛角度進行闡釋；其五，“女次，純衣，纁袡。”袡，是捆（衣服）邊的意思；纁，是紅色的布料，按鄭注，女子隻有在祭祀時才可以穿有袡的衣服且不能用纁，在親(qin) 迎當日穿有“纁袡”的服飾，屬攝盛；其六，“女從(cong) 者畢袗玄，纚、笄、被顈黼，在其後。”按鄭注，除新婚女子外，她的女從(cong) （即姪娣）亦穿著規格較高的服製。

以上六點是《儀(yi) 禮·士昏禮》中記載的士在婚禮過程中，特別是親(qin) 迎當日，新婚男女在用摯、服製、車製以及其他儀(yi) 製規格上越級使用大夫級別儀(yi) 製的現象，均為(wei) 攝盛的表現，這是當前所見文獻中關(guan) 於(yu) 婚禮中攝盛現象的最早記載。此外，在曆代注疏中，因行文之便，亦用“攝之”“攝焉”“盛之”“禮盛”“加之”“攝也”等，表示加重禮數行禮，同“攝盛”。

我們(men) 雖無法知道“攝盛”這一現象最早在什麽(me) 時候出現，但依據《周禮》《儀(yi) 禮》等古籍的記載和鄭注、賈疏可推斷，至少從(cong) 漢代起，“攝盛”習(xi) 俗在漢民族禮製中就已普遍存在了，即人們(men) 在行禮過程中“越級”使用較高級別的儀(yi) 製，以示對行禮之人在地位、身份上的美好願景或尊重之情。後世“新郎官”一詞的出現，正是“攝盛”在中國禮製文化中傳(chuan) 承和演變的表現。

敦煌歌謠《無名氏婚嫁詩》中的《逢瑣詩》有“暫請鑰匙開，且放刺史過”一句（黨(dang) 銀平，段承校編著《隋唐五代歌謠集》，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其中的“刺史”即為(wei) 官職的名稱，《逢瑣詩》中將新婚男士稱之為(wei) “刺史”，即是賦予新婚男士官員的身份，故譚蟬雪在《敦煌婚嫁詩詞》中對此句詩的解釋為(wei) ：“詩中的‘刺史’並非確指新郎的身份，而是古代婚嫁的攝盛之俗。即新郎在舉(ju) 行婚禮時，可以誇大自己的身份，可以按照超越自己實際級別的禮儀(yi) 行事。”（《社會(hui) 縱橫》1994年第4期）《敦煌文化探微》“民俗”一章中記述：敦煌婚禮中也流行“攝盛”習(xi) 俗，即在婚禮中人們(men) 可以打破一貫森嚴(yan) 的封建等級和禮製界限，有所僭越。如男子可虛抬自己的身份、官位，可乘五馬之車，可頭戴冕旒；女子可鳳冠霞帔，滿頭插花釵等。敦煌文獻《下女夫詞》中也描述了親(qin) 迎當日女方攔門時男女雙方的對話，“女問：本是何方君子？何處英才？精神磊朗，因何來到？兒(er) 答：本是長安君子，進士出身，選得刺史，故至高門。”（嶽慶平《中華文化通誌第9典宗教與(yu) 民俗·婚姻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其中的“進士”“刺史”均是虛指新婚男士的身份和官職，以提高其地位，亦是攝盛的表現。

另外，我們(men) 也可以從(cong) 一些古代書(shu) 畫作品和古籍插圖中以圖像的方式看到攝盛的現象。如莫高窟116窟北壁壁畫，壁畫中可看到新郎頭戴冕旒、持笏（官職的象征），新娘頭戴鳳冠的畫麵。（譚蟬雪《中世紀的敦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聊齋誌異》中的《寄生》篇描寫(xie) 的是兩(liang) 位佳人搶著嫁給才貌雙全的名士王寄生的故事，王寄生隻是個(ge) 秀才，但在這個(ge) 故事的插圖中，王寄生結婚時戴上了官員的烏(wu) 紗，穿上了官員的公服。《聊齋誌異》記述的故事多發生在明代，因而在清刻本的《聊齋誌異》插圖中人物多穿戴明代服飾衣冠，由此可見，清代的畫師已根據明代的禮製，讓這位秀才在結婚時攝盛，從(cong) 而當上了“官”。（費成康《中國家族傳(chuan) 統禮儀(yi) （圖文本）》，上海社會(hui) 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

如果說通過攝盛的方式賦予新婚男士官職，在中國早期的禮製中是約定俗成的話，那麽(me) 發展到明、清時期，這種現象便以法律的形式允許存在。清人俞正燮在其《癸巳存稿·昏禮攝視議》記述到：“《明史·輿服誌》雲(yun) ：‘庶人婚，許假九品服。’亦攝盛也。《大清會(hui) 典·禮部·昏禮》雲(yun) ：‘品官之子，未受職者，禮得視其父，已受職者，各從(cong) 其品。士，昏禮，得視九品官，庶民輿服采飾，均得視士。’是亦視九品官，皆攝盛也。”由此可知，明、清時期以法律的形式允許新婚男士“假九品服”，士“得視九品官”，從(cong) 而讓新婚男士在親(qin) 迎當日做了一次“真正”的官，故明、清時期用“新郎官”代指新婚男士變得愈加合理和普遍。

就當代婚禮習(xi) 俗來看，攝盛現象依然普遍存在，如在婚禮舉(ju) 行當日，新郎新娘享受各種形式的最高禮遇：迎親(qin) 時，新郎不用親(qin) 自開車門，由伴郎為(wei) 之代勞；新娘不用親(qin) 自拿包，由伴娘為(wei) 其拿包；接親(qin) 時，新郎新娘可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使用更高級別的轎車；迎親(qin) 車隊的數量大多情況下也比較多等等，這些都是攝盛在當代婚禮中的表現。這些現象究其本質同樣是通過加重禮數來表示婚禮的貴盛和對新人、婚姻的美好祝願，隻不過因時代的變遷和社會(hui) 的進步在形式上發生了變化。

攝盛在中國禮製中的表現不僅(jin) 僅(jin) 局限在婚禮中，古代士冠禮、士相見禮、聘禮、祭禮、喪(sang) 禮中也廣泛存在攝盛的現象。攝盛作為(wei) 中國禮製的一個(ge) 重要文化現象，其產(chan) 生的原因有著鮮明的政治色彩。“人類進入私有製的階級關(guan) 係的社會(hui) ，體(ti) 現這種階級關(guan) 係的（奴隸製乃及於(yu) 封建社會(hui) ）禮製也出現了。”（汪玢玲《中國婚姻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但需要指出的是，攝盛並不意味著僭越，因為(wei) 攝盛並沒有破壞社會(hui) 共同遵守的秩序，隻是在特定的環境和條件下，允許行禮之人暫時使用規格較高的儀(yi) 製，以此給予當事人貴盛之感和心靈上的安慰。

“攝盛”這一文化現象的本質是在封建等級社會(hui) 中，在儒家文化背景下，通過儀(yi) 式的表演功能強化等級關(guan) 係和儒家倫(lun) 理綱常，並通過儀(yi) 式的轉換功能，利用固化的等級結構中偶在的、臨(lin) 時的、虛擬的變通與(yu) 仿擬，滿足社會(hui) 大眾(zhong) 的心理預期，同時利用攝盛發揮儒家思想中鼓勵人們(men) 積極向上的功能，以達到維護封建統治、安定社會(hui) 秩序的目的。

中華文明的禮樂(le) 文化深深地植根於(yu) 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從(cong) “新郎官”一詞體(ti) 現出的古代禮製中的“攝盛”文化現象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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