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簡《成後》篇所見周初史事

作者：阮明套（西北大學曆史學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四月初一日丁卯

          耶穌2025年4月28日

新史料推動了史學研究的新進展，清華簡即是這樣的新史料。近期公布的清華簡《成後》篇，“是關(guan) 於(yu) 西周早期史料的新發現，初步研讀簡文內(nei) 容，可以看出簡文反映了西周早期曆史和王朝政治的若幹信息”。《成後》篇記載了文王、武王和成王的事跡，這為(wei) 我們(men) 認識周初曆史提供了重要參考。

《成後》篇所見文王事跡

“成後念往，共（恭）皇丕戒”是對全文的總括。周成王追念往昔，要恭敬遵守往昔的皇戒，進而尋求治國理政之道。成王首先追述了文王的功績，即“文奠禹浚，甸度從(cong) 則，厥成其重，因榦其休，保囗囗囗，囗囗囗忒。上帝有卓（綽），鹹戡不備（服）”。整理者認為(wei) ：“文奠，指堯之功績。”但他們(men) 同時提供了另一種說法：“一說‘文奠禹浚，甸度從(cong) 則’蓋指文王事跡，略同於(yu) 《詩·文王有聲》‘豐(feng) 水東(dong) 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我們(men) 認為(wei) 另一種說法是正確的。整理者認為(wei) “文奠”是指堯的事跡，其出發點在於(yu) 從(cong) “禹浚”上溯到堯，然而，堯與(yu) 禹之間還隔著舜，從(cong) 禹不能直接上溯到堯。另外，堯從(cong) 未被稱為(wei) “文”，所以，“文奠”不是指堯的事跡。周初文獻中稱為(wei) “文”的隻有周文王，因而，這裏的“文奠”講述的是文王的事跡。

“文奠禹浚”指文王“作邑於(yu) 豐(feng) ”一事。禹浚即西周中期豳公盨銘文中記載的“天命禹敷土，隨山濬川”之“濬川”，此處即是“豐(feng) 水東(dong) 注，維禹之績”。鄭玄認為(wei) ：“昔堯時洪水而豐(feng) 水亦泛濫為(wei) 害，禹治之使入渭，東(dong) 注於(yu) 河，禹之功也。文王武王今得作邑於(yu) 其旁地。”（《毛詩正義(yi) ·文王有聲》）在周人觀念當中，敷土、隨山和濬川均是禹的豐(feng) 功偉(wei) 績，時人活動的地域即是“禹跡”。“文奠禹浚”是指文王在豐(feng) 水一帶建都之事，即“作邑於(yu) 豐(feng) ”，這是周代曆史上的重要事件。“甸度從(cong) 則”中的甸，整理者認為(wei) ：“甸，甸服。”並引《國語·周語》上為(wei) 證。這裏似乎不應解釋為(wei) 甸服。文王時期商王朝的服製是“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這裏的甸與(yu) 甸服沒有關(guan) 係。此處的甸即田，作冊(ce) 令方彝銘文中的甸即寫(xie) 作田，可以為(wei) 證。“甸度從(cong) 則”即“度田從(cong) 則”，這裏可以有兩(liang) 種解釋：一是相當於(yu) 豳公盨銘文記載的“差地設征”，“‘差地’是區別不同的土地，‘設征’是規定各自的貢賦”。即根據田地征收貢賦。一是相當於(yu) 《詩經·大雅·公劉》篇中的“徹田為(wei) 糧”，鄭玄認為(wei) ：“度其隰與(yu) 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為(wei) 國用。”（《毛詩正義(yi) ·公劉》）兩(liang) 種解釋盡管有所不同，但是均為(wei) 度田出稅，這在中國古代農(nong) 業(ye) 社會(hui) 中是國家最主要的收入，是國家機構運行的基礎。因而，“文奠禹浚，甸度從(cong) 則”講的是文王建都於(yu) 豐(feng) 並治田收稅之事。“厥成其重，因榦其休”是對“文奠禹浚，甸度從(cong) 則”之事的讚美，周人正是以豐(feng) 邑為(wei) 根據地開始了滅商進程，這即是“成其重”。

“上帝有卓（綽），鹹戡不備（服）”，整理者認為(wei) 是指舜的事跡，即“‘上帝有卓（綽）’，綽，寬。蓋《書(shu) ·堯典》所記舜‘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之事。‘鹹含（戡）不備（服）’，含，讀為(wei) ‘戡’，殺、克。《堯典》：‘（舜）流共工於(yu) 幽洲，放驩兜於(yu) 崇山，竄三苗於(yu) 三危，殛鯀於(yu) 羽山，四罪而天下鹹服。’”“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是舜作刑罰之事，與(yu) 上帝並無關(guan) 聯；舜之流、放、竄、殛四凶族與(yu) “鹹戡不服”亦不能等同。戡為(wei) 殺、克，它與(yu) 流、放、竄、殛有較大不同，兩(liang) 者不可混同。再者，如果這裏是舜的事跡，它不應在“禹浚”之後。因而，“上帝有卓（綽），鹹戡不備（服）”是講文王受上帝之命伐商一事。清華簡《程寤》篇記載了文王受命的經過，“王及大子發並拜吉夢，受商命於(yu) 皇上帝”。這與(yu) 《詩經·大雅·皇矣》篇記載相一致，“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yu) 宅”。文王獲得天命後沒有立刻舉(ju) 起反商的大旗，表麵上他仍然是商王朝的臣屬，但實際上已經開始了征伐進程。《史記·周本紀》記載周文王的事跡：“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feng) 邑，自岐下而徙都豐(feng) 。”這與(yu) 《成後》篇記載的“鹹戡不備（服）”相一致。

《成後》篇所見武王事跡

《成後》篇記載的武王事跡為(wei) “元監初序，規度四荒，遠猷光（廣）圖，惟德稱用。乂辟不秉，悛民非彝，替文興(xing) 索（素），因常由榦，休辭時降，文武受度”。“元監初序”是指周武王立三監一事。清華簡《係年》篇第一章記載周武王監觀商王之不恭上帝，“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第三章記載“周武王既克殷，乃設三監於(yu) 殷”。兩(liang) 者合觀可知，周武王滅商後首先“設三監於(yu) 殷”，此即“元監初序”，“規度四荒”是“敷政天下”的重要組成部分。學者或謂周武王滅商後分封武庚祿父管理殷商故都，這是受到司馬遷的影響。《史記·衛康叔世家》記載：“武王已克殷紂，複以殷餘(yu) 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為(wei) 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司馬遷認為(wei) 周武王以殷餘(yu) 民封武庚祿父，比諸侯，這是誤解。《逸周書(shu) ·作雒》篇記載：“（周武王）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yu) 東(dong) ，建蔡叔、霍叔於(yu) 殷，俾監殷臣。”武王立武庚之目的在於(yu) 讓他“守商祀”，這是興(xing) 滅繼絕而非分封諸侯。商王畿一帶的治理權實由三叔負責，三叔代表周人統治著殷商故都，初步實現了變商為(wei) 周，這即是“元監初序”。

“元監初序”之後便是對全國的治理，此即“規度四荒”。20世紀上半葉，王國維講道：“武王克紂之後，立武庚，置三監而去，未能撫有東(dong) 土也。”這為(wei) 部分學者所信從(cong) 。現在看來該觀點失之偏頗。武王不是“未能撫有東(dong) 土”，而是在設置三監後“規度四荒”，此即周初的分封。《史記·周本紀》記載：“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nong) 之後於(yu) 焦，黃帝之後於(yu) 祝……於(yu) 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wei) 首封。封尚父於(yu) 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yu) 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yu) 燕。封弟叔鮮於(yu) 管，弟叔度於(yu) 蔡。餘(yu) 各以次受封。”武王的分封包含兩(liang) 部分內(nei) 容：一是對先聖王之後裔的“褒封”，這是為(wei) 了團結盡可能多的異姓力量；二是分封齊、魯、燕等國，它們(men) 是周人控製東(dong) 部一帶的重要力量，是周武王分封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由此，周王朝初步實現了對全國的控製。武王時期天亡簋銘文記載：“乙亥，王有大禮。王凡（同）三方。”三方指的是東(dong) 、南、北三方諸侯和方國，這是武王分封的結果，促進了華夏共同體(ti) 的形成。

“乂辟不秉，悛民非彝”，整理者認為(wei) ：“乂辟不秉，指治理不秉彝常者；悛民非彝，指製止、糾正民之非彝者。”這是正確的，這使我們(men) 想到了《尚書(shu) ·洪範》篇的記載。箕子言道：“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lun) 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xing)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lun) 攸敘。”由箕子所言可知：洪範九疇是治理國家的重要準則，關(guan) 乎彝倫(lun) 興(xing) 敗，它始自禹。自禹開始，中國早期國家發展到了一個(ge) 新階段，它不僅(jin) 是政治疆域的擴大，此即“禹畫九州”，更是國家治理經驗的成熟，即洪範九疇的係統化和條理化，由此促使了“彝倫(lun) 攸敘”。以洪範九疇為(wei) 核心的國家治理經驗和方法世代相傳(chuan) 並不斷完善，成為(wei) 中國古代政治智慧的象征，它不因朝代更替而廢棄，周武王將此運用到國家治理中，“因常由榦”，結果是“休辭時降”，形成了“鬱鬱乎文哉”的周代文明。

《成後》篇記載了周初重要的曆史事件，文王時期的“甸度從(cong) 則”即度田出稅為(wei) 以往文獻所未見，屬於(yu) 新發現，填補了相關(guan) 領域研究的不足。武王時期“元監初序，規度四荒”的記載糾正了人們(men) 對周初曆史的一些錯誤認識，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yi) 和價(jia)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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