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學與(yu) 諸子學對嘉道古文的影響

作者：蔡德龍（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三月初十日丙午

          耶穌2025年4月7日

嘉道以降，以公羊學、諸子學為(wei) 代表的新學術思想漸興(xing) ，由此促動了古文創作的變革。學界對此多關(guan) 注公羊學而少有注意到諸子學的影響。事實上，士人往往同時傾(qing) 心於(yu) 二家學術，故而嘉道古文的革新，實為(wei) 公羊學與(yu) 諸子學的綜合作用。《東(dong) 方雜誌》1907年刊發的社評，便將公羊學（今文經）與(yu) 諸子學視為(wei) 嘉道古文轉型的共同原因：“一則今文之學派大盛也，一則諸子之墜緒複興(xing) 也。”（蛤笑《神州文學盛衰略論》）

公羊學與(yu) 諸子學在傳(chuan) 承上本就關(guan) 聯，二者實可會(hui) 通。

其一，宗旨與(yu) 思維方式。在時代危機刺激下，二者均以匡時救世故而起，都有參與(yu) 現實政治的品格。劉師培《公羊荀子相通考》雲(yun) ：“《荀子》一書(shu) ，多《公羊》之大義(yi) 。”以公羊學重要人物龔自珍來說，他本人在詩中多次提及對諸子的接受，道光二年（1822）詩雲(yun) ：“我方九流百氏談宴罷。”言及對諸子的濃厚興(xing) 趣。道光十九年（1839）詩雲(yun) ：“九流觸手緒縱橫，極動當筵炳燭情。若使魯戈真在手，斜陽隻乞照書(shu) 城。”他驚歎於(yu) 諸子思想的廣博，至老境而研讀不衰。要之，無論是諸子學還是公羊學，龔自珍都是出於(yu) 經世目的來接觸和學習(xi) ，經世之旨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學術門戶。

魏源與(yu) 龔自珍齊名，二人均受到公羊學與(yu) 諸子學的共同影響。魏源稱“《老子》，救世之書(shu) 也”（《老子本義(yi) 》），這可與(yu) 桐城派姚鼐對比。姚鼐亦好讀《老》《莊》，他受道家與(yu) 禪宗啟發倡導古文的神韻境界；作為(wei) 諸子學者，魏源則積極探尋《老子》的現實政治意義(yi) ，開啟了晚清從(cong) 社會(hui) 政治角度闡釋老子的先河。受其影響，袁昶在目錄學分類上，將“九流”全部放入“經濟”類：“道、法、名、墨、陰陽、農(nong) 諸家，皆關(guan) 治世之術。”（《袁昶日記》）以經世統領諸子之學。

除共同的經世宗旨外，二家學術均以求“變”為(wei) 特征，在思維方式上亦得以會(hui) 通。公羊學主張“張三世”“通三統”，認為(wei) 變革是曆史演變的基本規則；而出於(yu) 亂(luan) 世的諸子學，同樣主張變法易俗，以家言上抗官學。以龔、魏為(wei) 代表的晚清士人合公羊與(yu) 諸子於(yu) 一體(ti) ，力主變革。《東(dong) 方雜誌》社評認為(wei) 新興(xing) 的諸子文體(ti) 多言變革：“諸子之學，又以變法易俗為(wei) 其要旨，故諸家文集，經世之言最居多數。”作為(wei) 時代先覺者，龔自珍等在“盛世”表象後發現危機，高言“此不可不為(wei) 變通者也”（《明良論三》），傳(chuan) 承了公羊學與(yu) 諸子學的變革精神。

其二，以常州為(wei) 中心的兩(liang) 派學者之交融。晚清東(dong) 南學術以常州為(wei) 核心，學術轉移之風向在常州也最為(wei) 明顯。常州既是古文之鄉(xiang) ，惲敬、張惠言、李兆洛等陽湖派興(xing) 起其間；也是公羊學複興(xing) 之地，常州人莊存與(yu) 及其外孫劉逢祿是晚清公羊學派的創始人。梁啟超說：“欲知思潮之暗地推移，最要注意的是新興(xing) 之常州學派。常州派有兩(liang) 個(ge) 源頭，一是經學，二是文學，後來漸合為(wei) 一。”“兩(liang) 派合一來產(chan) 出一種新精神”，即“經世致用之學”（《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常州學人出於(yu) 經世目的，融通多種學術，尤其對公羊學與(yu) 諸子學有濃厚興(xing) 趣。以惲敬為(wei) 例，他首先提出以諸子救文集之弊，其自身古文創作則有得於(yu) 法家。袁昶發現惲敬古文於(yu) 法家之外，又有《公羊》風味，稱其：“不為(wei) 劉、姚所縛，生辣氣味，頗得於(yu) 經生之《公羊》家、九流之《申》《韓》家。”（《袁昶日記》）惲敬古文能夠兼容《公羊》與(yu) 《申》《韓》之風，當與(yu) 常州學風兼容公羊學與(yu) 諸子學有關(guan) 。

從(cong) 學術交往來看，東(dong) 南學者或偏諸子學，或偏公羊學，二者往往有密切聯絡，彼此間相互推重。李兆洛以諸子教授弟子，而其對公羊學也有深切關(guan) 注。他與(yu) 劉逢祿相知，撰有《禮部劉君傳(chuan) 》。何紹基稱：“父執經師李與(yu) 劉，二申儒術重常州。公羊大義(yi) 粗聞後，又見先生括眾(zhong) 流。”（《龍城書(shu) 院謁李申耆年丈》）將李、劉二人視為(wei) 常州公羊學代表。由於(yu) 共同的經世目的，李兆洛對包世臣、魏源、龔自珍皆非常看重。魏源作《武進李申耆先生傳(chuan) 》，亦將李兆洛與(yu) 常州莊存與(yu) 並稱，謂為(wei) “並世兩(liang) 通儒”。包世臣曾從(cong) 劉逢祿習(xi) 公羊學，他還曾在李兆洛家居住七月有餘(yu) ，二人亦師亦友；其對首倡諸子文體(ti) 的惲敬亦推崇不已。從(cong) 上述學術網絡可知，晚清常州陽湖文派惲敬、李兆洛於(yu) 諸子學、公羊學兼修，而包世臣、龔自珍、魏源則通過與(yu) 常州公羊學派、陽湖文派的交往、學習(xi) ，成長為(wei) 嘉道間經世學風的代表人物，亦是諸子學與(yu) 公羊學的巨擘。

以經世為(wei) 宗旨，以變革為(wei) 共同思維方式，集公羊學與(yu) 諸子學於(yu) 一身的嘉道學者的古文寫(xie) 作，呈現出新學術的綜合性影響。以龔自珍《葛伯仇餉解》為(wei) 例來說，此文以“問曰”提出經學史上的問題，以“答曰”結體(ti) ，對《尚書(shu) 》記錄的、後經《孟子》解釋的“葛伯仇餉”之事進行討論。這種解經體(ti) 文章在體(ti) 製上來源於(yu) 《公羊傳(chuan) 》，《公羊傳(chuan) 》常為(wei) 《春秋》經文歸納筆法義(yi) 例，如隱公元年《傳(chuan) 》文：“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wei) 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龔自珍仿其筆法雲(yun) ：“仇者何？眾(zhong) 詞，大之之詞。殺者何？專(zhuan) 詞。殺一人不得言仇，仇不得言殺。”再如，《公羊傳(chuan) 》常結合經文中重要詞語的訓釋來闡釋經義(yi) ，這些詞語包括人名、地名、行為(wei) 動詞等，在形式上以“……何”“……也”的問答方式展開。《葛伯仇餉解》中說：“亳眾(zhong) 者何？窺國者也，策為(wei) 內(nei) 應者也。老弱饋者何？往來為(wei) 間諜者也。”這是對經文中的人物進行解釋，認為(wei) 商湯派往葛國幫助耕種的人實為(wei) 刺探葛國情報，目的在策劃內(nei) 應，那些為(wei) 其送飯的老弱則為(wei) 往來兩(liang) 國傳(chuan) 送情報的間諜。

此文在形式上取法《公羊》，而解經的理據則來自《韓非子》的權謀思想，以此對《孟子》宣揚的商湯之仁予以解構：“王者取天下，雖曰天與(yu) 之，人歸之，要必有陰謀焉。”文章從(cong) 權謀角度重新解讀商湯伐無道，暗喻當時中國為(wei) 列強構陷罪名以圖兼並的殘酷外交困局，具有深刻的警示意義(yi) 。文末點出主題雲(yun) ：“夫葛何罪？罪在近。後世之陰謀，有遠交而近攻者，亦祖湯而已矣。”對當時列強的滲透、侵略保持警惕。龔自珍以《韓非子》權術理念解經，其經學闡釋目的在於(yu) 為(wei) 現實政治服務，公羊學與(yu) 諸子學在經世的目標下被綜合運用。

公羊學與(yu) 諸子學都注重思想闡釋的空間，但亦有明顯差別。同樣是經世致用，公羊學主要是在理論上設想曆史發展的進程，受其影響的古文主要寫(xie) 政治理想、政治改革；周秦、東(dong) 漢諸子長於(yu) 現實批判，因而諸子學主要是對國計民生的考究、社會(hui) 製度的批判。張豈之指出，“龔自珍的思想中心是他的社會(hui) 批判論”（《中國思想史》），強調其受諸子學影響的批判性。公羊學將人類社會(hui) 的演進分為(wei) 據亂(luan) 世、升平世、太平世三段，龔自珍《乙丙之際著議第九》開篇雲(yun) ：“吾聞深於(yu) 《春秋》者，其論史也，曰：‘書(shu) 契以降，世有三等。’”表明本文的理論背景是公羊學“張三世”之說。龔文借用其說而微別，提出治世、亂(luan) 世、衰世三世說，又引申雲(yun) ：“三等之世，皆觀其才。”三世人才各有差等，衰世人才最乏。他以衰世影射晚清，由此談論晚清人才匱乏的現實問題。對具體(ti) 政治問題的討論，是諸子學所長；而宏觀層麵的曆史演進設想，則是公羊學專(zhuan) 精領域。此文即是在公羊學擘畫的“三世”理論背景下探討諸子所長的現實政治問題。龔自珍《尊隱》則借公羊學“衰世”概念，指出“衰世”中被清王朝擯斥的“山中之悴民”實為(wei) 國家需求的真正人才，他們(men) “仁心為(wei) 幹，古義(yi) 為(wei) 根，九流為(wei) 華實，百氏為(wei) 杝藩”，即以具備諸子學涵養(yang) 為(wei) 特征。《尊隱》在公羊學“三世”演進脈絡中，表彰諸子學人才，也是公羊學與(yu) 諸子學雙重浸潤的表現。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