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艾愷 著《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yu) 中國現代化的兩(liang) 難》出版暨序言

書(shu) 名：《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yu) 中國現代化的兩(liang) 難》

作者：[美]艾愷 著 王宗昱 冀建中 譯 [美]艾愷 審訂

出版社：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

出版時間：2025-4

【內(nei) 容簡介】

《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yu) 中國現代化的兩(liang) 難》是海內(nei) 外第一部研究梁漱溟的專(zhuan) 著，作者深入考察了梁漱溟的成長背景、思想發展軌跡、重要社會(hui) 活動，並將之置於(yu) 世界性反現代化思潮的大背景下予以解讀。作者提出，在20世紀的風浪中，梁漱溟保持了儒者的傳(chuan) 統和骨氣；他一生的為(wei) 人處世，大有孔孟之風；他四處尋求理解和支持，以實現他心目中的為(wei) 人之道和改進社會(hui) 之道，可稱“最後的儒家”。本書(shu) 1979年獲美國曆史學會(hui) 東(dong) 亞(ya) 史研究最佳著作獎。

【作者簡介】

艾愷（Guy S. Alitto），1975年獲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現任芝加哥大學曆史係教授,北京語言大學梧桐漢學學者講席教授。著有《持續焦慮：世界範圍內(nei) 的反現代化思潮》《這個(ge) 世界會(hui) 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合著）等作品。

【目錄】

中文版序言 

導 論

對梁漱溟性格和經曆的幾點評價(jia)  / 梁漱溟和中國的文化守成主義(yi) 者 / 世界性的保守主義(yi) 反應 / 農(nong) 本主義(yi) 和鄉(xiang) 村建設 / 梁漱溟和他父親(qin) 的關(guan) 係

第一章 父與(yu) 子

桂林梁氏 / 文化上反傳(chuan) 統觀念的梁濟 / 作為(wei) 道德貴族的梁濟 / 梁漱溟的早年

第二章 精神異常、自殺、成聖 

梁濟的民族自救計劃 / 共和革命 / 梁濟的誓願 / 梁漱溟的危機和退隱 / 佛教 / 複出 / 梁濟的自殺

第三章 北京大學的孔夫子和文化 

北大風氣 / 五四事件 / 從(cong) 菩薩到鴻儒 / 文化問題

第四章 中西文化（一） 

意欲和文化的形成/ 反對文化融合 / 科學和民主 / 西方化的結果 / 中國文化：《易經》和直覺/ 孔子的直覺主義(yi) 和柏格森的生命主義(yi)  / 中國文化實現自身的失敗/ 中國的早熟 / 人類即將中國化 / 中國的文化困境和梁漱溟的結論/ 一個(ge) 矛盾的解答

第五章 《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的社會(hui) 反應 

胡適的看法 / 其他的批評 / 矛盾及其批評家

第六章 梁漱溟的上下求索，1922—1926

一個(ge) 政治改革的計劃—“我們(men) 的政治主張” / 講學 / 社會(hui) 主義(yi)  / 批評與(yu) 教育改革 / 梁漱溟遇到兩(liang) 名同事/ 梁漱溟離京赴魯（1924—1925） / 梁漱溟再度隱退（1925—1926）

第七章 廣東(dong) 與(yu) 河南：鄉(xiang) 村重建的開端，1927—1931

共產(chan) 黨(dang) 人和梁漱溟的“頓悟” / 廣東(dong) ，1927—1928 / 陶行知和曉莊試驗鄉(xiang) 村師範學校/ 梁  漱溟回到北方 / 對現有鄉(xiang) 村工作的評價(jia)  / 村治派 / 鄉(xiang) 村建設理論的第一次係統闡述：1929年

第八章 中西文化（二） 

對西方社會(hui) 的探討/ 中國：宗教的滅亡/ 人類文化和“理性” / 中國和人類的未來

第九章 鄉(xiang) 村重建：儒家的現代化 

對鄉(xiang) 村建設的曆史的和實踐的辯護/ 士和農(nong) 民 / 團體(ti) 組織形式和政治 / 鄉(xiang) 約 / 儒家和毛澤東(dong) 的思想

第十章 “南京十年”時期之鄉(xiang) 村建設： 一個(ge) 政治和社會(hui) 的分析 

1927年 / 農(nong) 村的地方精英 / 國民黨(dang) 對鄉(xiang) 村建設的矛盾心理

第十一章 山東(dong) 的鄉(xiang) 村建設 

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研究院 / 鄉(xiang) 學村學是人民的衙門：鄒平方案的精髓 / 合作社 / 自衛力量 / 
旨在改進道德的地方團體(ti) / 農(nong) 業(ye) 技術 / 公共衛生 / 菏澤及“菏澤方式” / 鄉(xiang) 村建設在山東(dong)
的推廣 / 當時對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的批評/ 對鄉(xiang) 村建設的批評：理論和實踐

第十二章 抗戰時期和戰後：政治和論戰 

民主的第三力量的前奏：1937—1939 / 訪問延安，與(yu) 毛澤東(dong) 會(hui) 談 / 為(wei) 社會(hui) 改造和民族解放而工作 / 敵後1939：致山東(dong) 沉痛的告別辭 / 第三力量的崛起 / 桂林，1942—1944 / 重返政壇：和平談判和內(nei) 戰

第十三章 回到北京 

回到政治生活，1950—1955 / 與(yu) 毛澤東(dong) 的衝(chong) 突和1955—1956年的批判運動 / 晚年，1975—1977

第十四章 1986年跋 

采訪 / 梁漱溟的暮年 

參考書(shu) 目

【中文版序言】

在人們(men) 的腦海裏，梁漱溟有四種形象：哲學思想家、鄉(xiang) 村建設運動領袖、政治上的中間派以及20世紀50年代知名的受難者。

不過還有一點應予補充，梁漱溟也曾就此提醒過我們(men) 。他自謙地說，“我不是學問家而是實幹家”。這是他的獨到之處。他不同於(yu) 中國現代的知識分子，從(cong) 不“坐而論道”；他總是思考著社會(hui) 問題，一有所悟便去力行。此外，他自己還強調過，也無人可以否認，他是表裏如一的人，其思想和道德是一致的。

當隻有二十幾歲的梁漱溟成名時，正值具有重大意義(yi) 的五四時期。對於(yu) 這個(ge) 時期，各國史學界無一例外地給予重視。然而梁漱溟雖是該時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卻例外地沒有像別人那樣受到注意。不單在中國是這樣，美國亦然。

美國史學界研究中國史起步較晚，直至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這方麵的著作尚付闕如。華裔學者周策縱60年代寫(xie) 了The May Fourth Movement（《五四運動史》），才提到梁漱溟，但也隻有一頁半，僅(jin) 限於(yu) 介紹梁漱溟早年作品《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

拙作《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yu) 中國現代化的兩(liang) 難》（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是海內(nei) 外第一部梁漱溟評傳(chuan) 。同時代的梁啟超、胡適、李大釗、魯迅等，都有人作了傳(chuan) 記，甚至不止一種。美國人認為(wei) 胡適是五四時期的主要思想家，這和胡適與(yu) 外國聯係不無相關(guan) 。外國人容易知道他、理解他。胡適、李大釗和梁漱溟是同時代的人，而且李氏和梁漱溟還是好友。美國人在研究中國共產(chan) 主義(yi) 運動時， 首先注意到了李大釗。這當然不難理解，人們(men) 自然會(hui) 注意站在左右兩(liang) 翼突出位置的曆史人物。

梁氏終生被看作近代中國的保守派，或者“文化守成主義(yi) 派”，且又不屬保守派中的最傑出者。說到五四時期，人們(men) 可能提出梁啟超、張君勱或其他人為(wei) 保守派的主要代表。梁漱溟的思想在當時（五四）已被評定為(wei) 保守， 讚同他意見的人寥寥無幾，多數人則不免先入為(wei) 主地予以忽略。

作為(wei) 20世紀40 年代政治中間派的關(guan) 鍵人物，梁漱溟往往鮮為(wei) 人知。張君勱常被看作起主要作用的人物。張氏研究西方政治，又於(yu) 1953年寫(xie) 了英文專(zhuan) 著The Third Force in China（《在中國的第三勢力》），並領導著一個(ge) 中間派的民社黨(dang) ，因而大家知道他的作用。梁氏說過，他參與(yu) 政治，完全是為(wei) 了調解國共衝(chong) 突，一旦國共衝(chong) 突已無可避免，便決(jue) 意退出現實政治。這和許多人涉足政治的路徑很不一樣。

在50年代受到粗暴批判的人相當多，不過情形並不一樣。例如胡適， 對他的批判甚猛，但他卻身居海外，不受觸動。梁漱溟則不然，隻因他具有罕見的定力，抓住一次次政治運動的間隙，才完成他的《人心與(yu) 人生》及其他相關(guan) 的哲學著作。他後半生的著作，由於(yu) 政治上的禁忌，幾乎是在他辭世前不久才得以出版。這既可慶幸又可惋惜。

我研究梁漱溟先生既與(yu) 偶然機遇有關(guan) ，又與(yu) 個(ge) 人性格有關(guan) ，也和美國史學界對中國的研究逐步深化的總體(ti) 趨勢分不開。費正清先生在美國是研究中國的泰鬥，他對中國的研究是從(cong) 西方文化和曆史學進入中國並影響到中國開始，漸進深層，直至研究中國本身。進入五六十年代，受他的影響， 我們(men) 這些研究中國的後學，大體(ti) 上也是這樣一個(ge) 路數。

60年代初，大陸集中批判楊獻珍和周穀城。頗為(wei) 偶然地，這卻成了我研究梁漱溟的機緣。在閱讀那些批判文章時，我第一次看到梁漱溟這個(ge) 名字。當時台灣不允許公開出版梁漱溟等身居大陸的學者的著作，而在台港探訪梁漱溟早年的學生時，他們(men) 也不知道老師的現狀。我是在美國和中國台港地區搜集梁漱溟的資料的，可見封鎖還是很嚴(yan) 的。

在美國的圖書(shu) 館中雖然有關(guan) 於(yu) 梁漱溟的資料和他的一些著作，但學界對他實在很陌生，隻是在《最後的儒家》出版以後，注意他的人才漸漸多起來。例如費正清在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美國與(yu) 中國》）第三次再版時，便加進了有關(guan) 梁的述評。

我曾於(yu) 1973年首次訪問中國大陸，那時正著手撰寫(xie) 《最後的儒家》。一到北京，我就多方打聽梁先生，渴望見到他，但是每一個(ge) 被問到的人都難以回答。1980年夏天，我終於(yu) 如願見到梁先生，使我驚喜的是，他幾乎與(yu) 我想象中的那個(ge) 人相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wei) 梁漱溟的表裏如一，讀其書(shu) 如見其人。隻是到了這一天，我才確信自己成功了：我的書(shu) 抓住了梁漱溟思想的要義(yi) ，反映了他的人品。

在約半個(ge) 月的訪談中，我發現在拙著中有少許事實出入，這在第二版中都得到了糾正。

此後我多次訪華，和梁先生又長談過一次。不過，我把大部分精力用於(yu) 在山東(dong) 鄒平作長達數月的實地訪察，了解當年這裏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實驗的經過和成效。

梁先生過世後，我覺得，我對他的評價(jia) 應作一些改動。現在看來，我對他所提出的世界文化三個(ge) 路向和鄉(xiang) 村建設理論的意義(yi) 評價(jia) 偏低。通常，一件事做成了，人們(men) 會(hui) 說那是對的；一件事沒有做成，人們(men) 就說那是錯的。但是並非任何事都宜於(yu) 根據我們(men) 眼見的成敗去認識和估量。多次去鄒平後，我覺得，本來是他對了。他提出的確實是建設中國的長期方案。

我願借作序的機會(hui) 解釋一下—為(wei) 什麽(me) 稱梁漱溟為(wei) “最後的儒家”。在近代中國，隻有他一個(ge) 人保持了儒者的傳(chuan) 統和骨氣。他一生的為(wei) 人處世， 大有孔孟之風；他四處尋求理解和支持，以實現他心目中的為(wei) 人之道和改進社會(hui) 之道。

梁漱溟是一個(ge) 文化守成主義(yi) 者，他的思想在當下不易為(wei) 人們(men) 所接受。不過，一百年後回顧20世紀中國的思想家，或許隻有他和少數幾個(ge) 人才經得住時間的考驗，而為(wei) 曆史所記住。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