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梁先生清楚地記得1900年義(yi) 和團進入北京時的情形。事實上，當年義(yi) 和團入京時曾立即給梁漱溟的個(ge) 人生活帶來了重大的影響。他當時正在一所西式學校就學，該學校由他家庭的朋友彭詒孫先生經營，彭先生也是梁漱溟與(yu) 我的訪談內(nei) 容裏提到的第一個(ge) 曆史人物。由於(yu) 學校有西式課程（如英語和科學），義(yi) 和團焚毀了學校，梁漱溟因此無法繼續就讀。為(wei) 了不讓漱溟有機會(hui) 自修，他的家人甚至將他的課本全數燒毀。就在此事發生五年以後，梁漱溟以一個(ge) 學生的身份，參加了中國近代史上首次民族主義(yi) 式的學生運動——抵製美國貨。

又五年，梁氏加入同盟會(hui) ，成為(wei) 地下革命分子，工作內(nei) 容包括從(cong) 事一些“子彈和炸彈行動”。一年後，他擔任記者，並在南京見證了中華民國的成立。又過了兩(liang) 年，他和反對袁世凱的勢力接觸，直至他全心全意修習(xi) 唯識宗佛學為(wei) 止，他也因此成為(wei) 20 世紀初佛教複興(xing) 的重要人物。眾(zhong) 所周知，梁漱溟在五四運動的中心北京大學教書(shu) ，而且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也因此認識了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章士釗、毛澤東(dong) 、熊十力、梁啟超以及其他當時中國重要的知識分子。

20世紀20年代，梁氏也和各式政治、軍(jun) 事人物有所接觸，如李濟深、馮(feng) 玉祥、閻錫山和韓複榘等人。他甚至與(yu) 許多愛好中國文化的歐洲人士結為(wei) 好友，包括了衛西琴（Alfred Westharp）、衛禮賢（Richard Wilhelm）等。30年代，梁漱溟持續對政治和社會(hui) 事務傾(qing) 注關(guan) 心，他結交了幾乎所有的改革運動的提倡者，如黃炎培和晏陽初等人。他也認識了許多國民政府的官員。

他去了延安並且與(yu) 毛澤東(dong) 對談。他參與(yu) 創立了一個(ge) 既非國民黨(dang) 、亦非共產(chan) 黨(dang) 的政治組織，即日後的中國民主同盟。他於(yu) 此過程中創辦了《光明報》。梁漱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緊接而來的國共和談中扮演了關(guan) 鍵角色。這一串他認識的重要曆史人物以及他所親(qin) 身參與(yu) 的事件可以一直寫(xie) 下去，但是我感覺這已足夠證明梁先生是第一手曆史知識以及關(guan) 鍵且獨特史料的來源，我因此決(jue) 定於(yu) 1984年繼續訪問他。

作為(wei) （在當時）梁漱溟唯一的傳(chuan) 記作者，我很幸運能將訪談內(nei) 容以口述曆史的方式呈現。我感覺有某種急迫的原因使我從(cong) 這方麵著手。當時梁老已逾九十高齡，身體(ti) 狀況就如同所謂“風中之燭”般，因此，我盡可能快地回去見梁老，以便展開第二次訪談的錄音工作。如同首次，訪談地點在梁先生住處，我每天早上前往，每次時間幾小時，共進行一個(ge) 多星期，訪談過程中我深感梁先生的記憶極為(wei) 清楚。

我在這次訪談中問的問題完全集中於(yu) 梁漱溟漫長且曲折的一生中所認識並交往的人物。在1984年作的這些訪談中，梁老輕鬆回憶起許多不為(wei) 人所熟知的人名。梁老立身處世正直誠信，早為(wei) 世人所稱，我想他斷不至於(yu) 故意閃避問題甚至捏造回答。這些訪談錄音有個(ge) 小問題，當中有部分內(nei) 容與(yu) 1980年筆錄《這個(ge) 世界會(hui) 好嗎？》重複。再說，由於(yu) 我向梁老請教許多曆史人物，而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向我解釋一些早已為(wei) 人所熟知的曆史背景—他大概以為(wei) 我是外國人，故有必要作解說。然而， 現在回想起來，我也覺得這些曆史背景解釋確實有必要，因為(wei) 它們(men) 反映並支持梁先生個(ge) 人的曆史觀點。

由此，我不禁想起口述曆史的另一項好處，它能盡量補充生活中各層麵因未留下足夠文字記錄所產(chan) 生的盲點或缺憾。這份訪談筆錄，如同已出版的首份筆錄（《這個(ge) 世界會(hui) 好嗎？》），完全以錄音為(wei) 準，段落文章亦未經潤色。當然，這也表示我有限的中文能力恐將難逃讀者的眼睛（想來甚是慚愧）。

本次訪談的地點與(yu) 首次訪談一樣，在梁先生住處的小房間內(nei) 進行，地址是木樨地22 號宅。必須特別注明的是，這些錄音的訪談均是在1984 年9月錄製。但其中有一例外（即本書(shu) 所收錄最後一節），這一例外是在1986 年，那是我和梁先生之間一次隨意閑聊的部分錄音。至於(yu) 我那時為(wei) 何在北京，說來話長，我也頗願意在此與(yu) 讀者分享：原來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hui) 作為(wei) 美國國家科學院的組成部分建立於(yu) 1972 年，旨在推動中美兩(liang) 國間的學術交流事宜。1979 年，中美兩(liang) 國正式建交以來，雙方開始互派訪問學者。

然而毛思迪事件後，那些研究領域為(wei) 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美國專(zhuan) 家在中國失去了研究基地。他們(men) 開始向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hui) 施加壓力，申請這樣的研究基地。當時，麥克·奧克森伯格（Michael Oxenberg）擔任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hui) 的主席，他直接寫(xie) 信給鄧小平提出了這個(ge) 請求，請求被轉到了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但是最終隻有山東(dong) 省社科院院長劉蔚華給了肯定的答複。

1986 年春，奧克森伯格代表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hui) 委派我去鄒平進行考察，並寫(xie) 出一份調查報告。他告訴我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hui) 正考慮在鄒平設立一個(ge) 研究基地。鄒平考察之後，我在北京拜訪了梁先生，向他講述了我在鄒平的所見所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將我們(men) 的部分談話內(nei) 容錄了下來。後來，我給梁老先生寫(xie) 了封信，信中描述了對美國學者“開放”的鄒平以及這一發展的重要性。梁老一直以來對鄒平的民生非常關(guan) 注，他將我的信登在了《光明日報》上。

1985年後，梁先生和我仍有許多麵談的機會(hui) ，但我並未將內(nei) 容錄下來。這些談話都是較為(wei) 輕鬆的閑談，而不是正式的訪談。例如1985年我和內(nei) 子一起拜訪梁先生。他非常熱情地招待我們(men) ，我們(men) 如同老朋友般天南地北地聊天。我現在仍然可以一字不漏地記得當時談話的部分內(nei) 容，但我並未將這些內(nei) 容收入本集之中，因為(wei) 這部作品是我們(men) 訪談內(nei) 容的直接錄音文本。我目前正在重新撰寫(xie) 梁漱溟的傳(chuan) 記，我計劃利用和他所有的談話記錄—無論錄音與(yu) 否—作為(wei) 修改所依據的資料。

整體(ti) 而言，我提供這些與(yu) 梁先生的錄音訪談作為(wei) 珍貴的“原版”曆史文件。我也有意將其譯成英文並附加一些評論。我在此謝謝出版社以及吳浩先生的努力，使這些文件有機會(hui) 呈現在讀者麵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