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典學研究發掘古代文學的當代價(jia) 值
作者:過常寶(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十月十九日丁亥
耶穌2024年11月19日
習(xi) 近平主席在致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hui) 賀信中,希望各位專(zhuan) 家學者擔負起古典學研究的使命,為(wei) 促進文明傳(chuan) 承發展、推動文明交流互鑒作出更大貢獻。古典學研究對古代文化研究有重要的啟發意義(yi) 。
中西古典學的不同形態
埃及托勒密王朝時期(前305—前30年),研究希臘文獻的學者們(men) 聚集在亞(ya) 曆山大城,開展了規模性的希臘典籍研究,奠定了古典學的基礎。而在中國,自齊權公(齊威王)至齊王建(前374—前221)時,學者們(men) 匯聚在齊國稷下學宮,百家爭(zheng) 鳴,形成中國古代學術的一波高潮。可以說,世界兩(liang) 端幾乎在同時亮起的學術明燈交相輝映,對世界學術文化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奠基意義(yi) 。
古典學是西方人文學術的重要支柱之一,它以古希臘羅馬典籍為(wei) 主要研究對象,有著特定的學術理念、成熟的研究方法以及豐(feng) 碩的學術成果。古典學值得關(guan) 注的特點主要有:
第一,有意複活古典時代的生活場景,傳(chuan) 承古典時代的精神。早期聚集在亞(ya) 曆山大城的學者大多也是詩人、劇作家,他們(men) 在研究希臘文獻的同時,也模擬希臘的文學創作,意圖延續、發展希臘文化。15世紀中期,不少希臘學者湧入意大利,古典學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並參與(yu) 文藝複興(xing) 運動,起到了理性啟蒙的作用。19世紀中葉,著名哲學家尼采作為(wei) 一位語言學教授,特別強調進入古人生活的想象力,並創作出《悲劇的誕生》這樣充滿激情的作品。總之,古典學雖然學派林立,分支繁多,但其中有識之士能夠充分認識到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價(jia) 值和魅力,強調對其中理性精神和文化價(jia) 值的繼承與(yu) 發展。
第二,強調對古典文獻進行綜合性研究,以最大程度呈現文獻的曆史文化意義(yi) 。古典學一般是從(cong) 文獻學和語言學入手,也離不開考古學、宗教學、神話、戲劇及詩藝研究等,容易形成獨立的學科意趣,但古典學者不斷提醒要關(guan) 注整體(ti) 文化價(jia) 值。如馬克斯·繆勒所言:“古典學術用希臘拉丁等語言作為(wei) 手段,以理解逝去歲月托留於(yu) 我輩的文學遺產(chan) ,其為(wei) 符咒,從(cong) 時間墳墓裏喚集千秋萬(wan) 邦之偉(wei) 人的思想意緒,其為(wei) 路徑,即自此來追蹤人類社會(hui) 、道德、知識與(yu) 宗教的演進。”(約翰·埃德溫·桑茲(zi) 《西方古典學術史》中譯本)就此而言,古典學實際上是一種學術的觀照方式,是一個(ge) 意義(yi) 域的集合體(ti) ,而不僅(jin) 是一個(ge) 學科。
第三,在文獻研究方麵積累了豐(feng) 富的經驗,形成了多種規範的學術方法。古典學所涉及的文獻形態眾(zhong) 多,包括抄本、口傳(chuan) 、銘文、紙草、實物等,研究方法包括考據、釋讀、鑒賞、編纂等,其核心學問被稱為(wei) “語文學”。以文獻為(wei) 核心的語文學,有著明確的人文主義(yi) 內(nei) 涵,強調對古代思想和精神的把握,同時在語義(yi) 、語法、修辭、文體(ti) 、版本等微觀方麵又有著精準規範的研究規則,並在很大程度上包容了研究者的悟性和個(ge) 性。
一般認為(wei) ,在中國學術中,與(yu) 古典學形態相近的有經學和文獻學。經學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核心學問,以《詩》《書(shu) 》《禮》《易》《春秋》等為(wei) 主要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包括文獻考證、文字訓詁、義(yi) 理闡發,其研究目的是形成並完善儒家思想體(ti) 係。由於(yu) 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以儒家思想為(wei) 官方意識形態,經學也就成為(wei) 官方學問,體(ti) 現國家意識形態。“文獻學”一詞起源於(yu) 晚清,是一種以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獻為(wei) 主的學問,目的在於(yu) 辨析、理解和完善古代文獻,使其更好地流傳(chuan) 下去。由此看來,經學和文獻學與(yu) 古典學在研究內(nei) 容、研究方法上都有部分重合,但在整體(ti) 學術文化的畛域、內(nei) 涵上都要窄於(yu) 西方古典學。
以經典為(wei) 核心的傳(chuan) 統“文學”
孔子是中國古代最早開展文獻整理和傳(chuan) 播的學者,其所整理的文獻包括《詩經》《春秋》《尚書(shu) 》等。《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shu) 禮樂(le) 教”,《大戴禮記·衛將軍(jun) 文子》雲(yun) “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則孔子的學問包括文獻和禮儀(yi) 。禮儀(yi) 在孔子之後也被文獻化,形成了“三禮”和“樂(le) 論”“樂(le) 記”等文獻,所以,孔門學問也可以說是經典的學問。《論語·先進》提到“孔門四科”:“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遊、子夏。”所謂“文學”,就是精通“詩書(shu) 禮樂(le) ”,在此後指的就是經典文獻。而德行、言語、政事三科則是在“詩書(shu) 禮樂(le) ”教化下形成的人格修養(yang) ,以及利用“詩書(shu) 禮樂(le) ”進行外交活動和治國理政的能力。所以,“文學”是儒家的基本學問,也是後世中國士人的基本學問。
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文學”經典是一個(ge) 開放的概念,這與(yu) 古典學和經學都有所不同。首先,經典的範圍不斷擴大,而不限於(yu) “五經”。戰國之後,不但儒家自創經典,如“三禮”和“樂(le) 經”等,諸子百家、史傳(chuan) 政論、奏疏表章、詩詞歌賦等,曆代之名著,皆被經典化。經典化的標準,一是思想性,也就是有修身、輔政之功能;二是修辭性,也就是文辭整飭且有章法,足成軌範。唐代魏徵雲(yun) :“文之為(wei) 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政於(yu) 下,下所以達情誌於(yu) 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隋書(shu) ·文學傳(chuan) 序》)說明了“文學”載道而教化社會(hui) 的意義(yi) 。
其次,“文學”的內(nei) 涵有所轉變,六朝時有文筆之論,有辨體(ti) 之議,有緣情之說,則“文學”開始重視或在內(nei) 涵上偏向於(yu) 抒情性和形式美,推崇作家的才情和個(ge) 性,形成一個(ge) 影響深廣的審美傳(chuan) 統。而這一點與(yu) 西方古典學早期重視詩學,強調“語文學”的文學批評功用,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和古典學中,“文學性”的最高境界,是個(ge) 體(ti) 性情誌趣與(yu) 整個(ge) 社會(hui) 或曆史精神的融合。
在中國古代,“文學”以文傳(chuan) 道,以文化人,以文輔政,以文抒情,負有建構精神價(jia) 值和社會(hui) 價(jia) 值的責任。“文學”中包含了經學,也包括了研究語言、文獻、文本以及建構理論的各種學術方法。劉勰的《文心雕龍》既包括各種經典研究、又包括文學創作研究,既包括道論研究、也包括審美評析,既包括文體(ti) 研究、也包括史論研究等,形成一個(ge) 以經典為(wei) 核心的,具有人文性、綜合性的“文學”學術體(ti) 係。這一體(ti) 係,在中國文化史上不絕如縷,屢有回音。比如,20世紀初林傳(chuan) 甲為(wei) 京師大學堂編撰的《中國文學史》,就秉承了傳(chuan) 統的“文學”理念,包括了經史子集、文字音韻訓詁之學等。
中國經典教育的價(jia) 值旨趣
古代“文學”是一門以經典為(wei) 載體(ti) ,有關(guan) 中華民族傳(chuan) 統的精神、文化、生活的綜合性學問,它包括對社會(hui) 、曆史、自我的認知,更包括對個(ge) 體(ti) 人格精神的培養(yang) 。孔子所謂“興(xing) 於(yu) 《詩》,立於(yu) 禮,成於(yu) 樂(le) ”,體(ti) 現了他的“文學”教育思想。“興(xing) ”代表的是價(jia) 值觀念認知,“立”代表的是行為(wei) 規範形成,“成”則代表了精神境界充盈,三個(ge) 階段體(ti) 現了主體(ti) 修養(yang) 逐層提升,最終成就君子人格的全過程。西方古典學也同樣重視文獻對於(yu) 個(ge) 體(ti) 成長的意義(yi) ,如19世紀的《古典學術與(yu) 古典學問》說,古典學者“不僅(jin) 熟記彼輩的語言與(yu) 思想,且已形成識鑒,好與(yu) 古哲為(wei) 友”(約翰·埃德溫·桑茲(zi) 《西方古典學術史》中譯本),這句話就很像孟子“知人論世”而“尚友”之說。當然,西方古典學者對知識的興(xing) 趣更高,更加在意“博學”的稱譽。
孔子的三階段人格教育論,以經典文獻教育為(wei) 人格養(yang) 成的初始階段,但隨著經典文獻的擴展,以及“文學”觀念的變化,經典教育貫穿於(yu) 傳(chuan) 統士人教育的全過程。由於(yu) 曆史的原因,孔子非常推崇《詩經》,認為(wei) 《詩經》包含了所有的思想觀念,所以子夏說《詩經》“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yi) ”(《韓詩外傳(chuan) 》)。漢代之後,經典學術快速發展,“六經”在文化和意識形態建設方麵形成分工,共同構成社會(hui) 主流思想的核心,雖然專(zhuan) 攻一經為(wei) 士人之常態,但士人必須學習(xi) 和熟知所有儒家經典,形成必備的知識修養(yang) 。從(cong) 社會(hui) 或自我認知的角度來說,諸子之學亦可備儒家經典之補充。所以,孔子人格教育的第一階段主要以儒家經典和諸子為(wei) 主要內(nei) 容。
由於(yu) “禮”有著特定時代性,其規範性隨著時代而不斷變化,社會(hui) 價(jia) 值也不斷減弱,傳(chuan) 統社會(hui) 士人的行為(wei) 規範主要體(ti) 現為(wei) 政治姿態和出處方式,而能夠在這方麵進行有效教育的主要是史著。中國古代史著除了為(wei) 統治者提供曆史鑒戒之外,主要記錄了不同階層的個(ge) 體(ti) 的政治行為(wei) 和命運,所以,史著學習(xi) 其實就是一種政治理念、政治規範、政治策略的訓練,並能從(cong) 不同的人生形態和命運中汲取經驗和教訓,形成自己的社會(hui) 行為(wei) 模式。左宗棠說:“讀書(shu) 時,須細看古人處一事、接一物,是如何思量,如何氣象,及自己處事、接物時,又細心將古人比擬;設若古人當此,其措置之法,當是如何;我自己任性為(wei) 之,又當如何。然後自己過錯始見,古人道理始出。斷不可以古人之書(shu) ,與(yu) 自己處事接物為(wei) 兩(liang) 事也。”(《左宗棠全集·書(shu) 信一》)所以,對於(yu) 士人來說,史著教育的目的更多是養(yang) 成社會(hui) 政治行為(wei) 的準則和應變能力。
孔子“成於(yu) 樂(le) ”說的是造就精湛深遠的精神境界,涉及審美教育。對此,孔子還有另一種說法:“遊於(yu) 藝”(《論語·述而》)。由於(yu) “樂(le) ”過於(yu) 專(zhuan) 業(ye) ,且應用範圍較小,所以後世以詩詞歌賦等經典教育取代了樂(le) 教。詩詞歌賦是古代士人的基本素養(yang) ,也是古代士人的精神故鄉(xiang) 。中國古代的文學經典非常繁富,且具有很高的美學水準,各種審美文體(ti) 、鑒賞理論、創作理論都很發達,它們(men) 是中國古人以情化人、超越現實、升華自我、建構生活意義(yi) 等的重要方式。中國文化將這部分文獻置於(yu) 集部,與(yu) 經、史、子部並列,相關(guan) 文獻的經典化更為(wei) 活躍、豐(feng) 富。
就人格教育而言,傳(chuan) 統經典教育還強調“知行合一”的方法。王陽明認為(wei) ,外在知識離卻了本心之真,便容易被私欲所利用,或者使人沉溺其間。隻有知行合一,才能複歸於(yu) 良能良知,使得經典學問有用於(yu) 世,有用於(yu) 己,賦予經典活潑潑的生命力。所以,古代經典教育,往往伴有自我體(ti) 驗、省思、相互砥礪切磋和社會(hui) 實踐。這也是古代經典教育常以書(shu) 院形式開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國古代的士人教育主要是經典教育,而人格的三階段構成也與(yu) 經典文獻的經史子集四部構成相吻合,“四部”皆屬於(yu) 古代“文學”經典,它們(men) 既是文化的載體(ti) ,也是人格教育的材料。“四部”分類顯示了古人對“文學”經典的體(ti) 係性、功能性的自覺認知。
中國傳(chuan) 統“文學”與(yu) 西方古典學,在文化整體(ti) 意識和文化精神傳(chuan) 承、文獻本體(ti) 觀念、闡釋及整理方法等方麵,有著共通性。所不同的是,中國古代“文學”的經典文獻不限於(yu) “六經”,還包括曆代各種類型的優(you) 秀作品,其“經典”是一個(ge) 開放的概念;更為(wei) 重要的是,古希臘羅馬文明早已終結,寫(xie) 就其典籍的古希臘語、拉丁語也成為(wei) 絕響,因此,西方古典學者的知識興(xing) 趣,時時超逸出文化傳(chuan) 承的願望,而中國古代“文學”在過去2000多年裏,除了建構起國家意識形態和民族文化特質外,還孵化出多層次的社會(hui) 生活和個(ge) 體(ti) 精神,是一個(ge) 不斷發展的、有著巨大創造力的文化生命體(ti) 。中國古代本就存在著文化根基之學的觀念、體(ti) 製和實踐,從(cong) 民族文化傳(chuan) 統出發,借鑒西方古典學,形成獨特的知識體(ti) 係、話語體(ti) 係,才能形成中國自己的古典學科,才能擔負起傳(chuan) 統文化傳(chuan) 承創新的新使命。
責任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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