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安生與(yu) 北朝經學

作者：程誌華（河北大學燕趙哲學與(yu) 文化研究中心首席專(zhuan) 家、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十月十八日丙戌

          耶穌2024年11月18日

中國曆史上的南北朝時期，由於(yu) “宇內(nei) 分崩”，國家分裂，導致“禮樂(le) 文章，掃地將盡”，儒家經學（經術）受到嚴(yan) 重衝(chong) 擊。然而，盡管世道盛衰迭變，但儒學實際上仍“斯文不墜”，體(ti) 現出頑強生命力。其中，北朝的情況頗具代表性。

北朝包括北魏、東(dong) 魏、西魏、北齊和北周五個(ge) 北方朝代。北魏時期，道武帝即意識到，“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臨(lin) 之”，初定中原，百廢待興(xing) ，“便以經術為(wei) 先”。之後，數代皇帝繼承道武帝傳(chuan) 統，興(xing) 學重教，以致孝文帝時“斯文鬱然，比隆周漢”。東(dong) 魏、西魏曆時均較短，屬於(yu) 北魏向北齊、北周過渡朝代，其儒家經術由前後三朝所代表。北齊時期，皇帝不好經術，導致官吏“失其守”，國學“徒有虛名”，“弦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儒家經術幾於(yu) 絕盡。所幸朝政鬆弛，經術於(yu) 民間盛行，“遍於(yu) 鄉(xiang) 邑”，以成“燕趙之俗”。北周時期，太祖宇文泰麵對“舊章”“遺訓”“掃地盡矣”，“求闕文於(yu) 三古”“黜魏晉之製度，複姬旦之茂典”，恢複周孔之道正統地位。周世宗崇尚儒家經術，以致人才濟濟，遠逾以往。周高祖雅重儒術，重用儒士，“待熊安生以殊禮”，“幸其第”，“親(qin) 執其手，引與(yu) 同坐”，終致“風移俗變”，成為(wei) 北周備受稱讚之美事。

縱觀北朝儒家經術情況，《魏書(shu) 》《北齊書(shu) 》《周書(shu) 》和《北史》均列有《儒林傳(chuan) 》，《魏書(shu) ·儒林》列傳(chuan) 17人，《北齊書(shu) ·儒林》列傳(chuan) 17人，《周書(shu) ·儒林》列傳(chuan) 6人，《北史·儒林》列傳(chuan) 45人。在前述《儒林傳(chuan) 》中，除《北齊書(shu) ·孫靈暉傳(chuan) 》論及熊安生外，《周書(shu) ·儒林》和《北史·儒林》則均專(zhuan) 列《熊安生傳(chuan) 》。鑒於(yu) 此，以熊安生為(wei) 代表進行剖析，可以“管窺”北朝經學的整體(ti) 情況。

熊安生（498年-578年），字植之，長樂(le) 郡阜城縣（今河北省阜城縣）人。少年時勤奮好學，孜孜以求，絕不懈怠。先師從(cong) 儒生陳達學《春秋》三傳(chuan) ，後師從(cong) 儒生房虯學《周禮》，均至通曉其大義(yi) 。在師事大儒徐遵明多年後，又師從(cong) 儒生李寶鼎學《禮記》。經過刻苦求學，熊安生能夠“博通”《五經》，而尤以《周禮》《儀(yi) 禮》《禮記》見長。例如，在討論圖讖緯書(shu) 時，關(guan) 於(yu) 各種奇聞異說，前代儒師未能解悟者，他“皆發明之”，均能一一講明。因此，北齊時，經大儒陽休之舉(ju) 薦，被朝廷任命為(wei) 國子博士。

相較於(yu) 南朝經學的全麵性，北朝經學並不全麵，所流傳(chuan) 者主要為(wei) 鄭玄、服虔與(yu) 何休所注諸經。後來，杜預所注《左傳(chuan) 》在北齊亦有流傳(chuan) 。之後，諸經在北朝經過了不同的傳(chuan) 衍脈絡。《易經》的傳(chuan) 衍脈絡為(wei) ：大儒徐遵明講授鄭玄所注，傳(chuan) 業(ye) 於(yu) 盧景裕；盧景裕傳(chuan) 業(ye) 於(yu) 郭茂，之後北朝包括北齊言《易經》者“多出郭茂之門”。不過，後來此脈絡“師訓蓋寡”，所師承者較少。《書(shu) 經》的傳(chuan) 衍脈絡為(wei) ：大儒徐遵明講授王聰、鄭玄所注，傳(chuan) 業(ye) 於(yu) 北齊，但“齊時，儒士罕傳(chuan) 《尚書(shu) 》之業(ye) ”，《書(shu) 經》之傳(chuan) 未能繼續。與(yu) 上述兩(liang) 經在北齊所傳(chuan) 情況不同，《三禮》之傳(chuan) 則較為(wei) 興(xing) 盛，具體(ti) 脈絡為(wei) ：大儒徐遵明傳(chuan) 業(ye) 於(yu) 李鉉、祖俊等，李鉉傳(chuan) 業(ye) 於(yu) 張買(mai) 奴、熊安生，熊安生傳(chuan) 業(ye) 於(yu) 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等，以致“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不過，在《三禮》當中，後儒所精通者主要為(wei) 《小戴禮》，而較疏略於(yu) 《周禮》《儀(yi) 禮》。《詩經》之傳(chuan) 源於(yu) 大儒劉獻之，其後傳(chuan) 業(ye) 於(yu) 李周仁，李周仁傳(chuan) 業(ye) 於(yu) 程歸則，程歸則傳(chuan) 業(ye) 於(yu) 劉敬和、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春秋經》之傳(chuan) 亦源於(yu) 大儒徐遵明，所傳(chuan) 為(wei) 服虔所注《左傳(chuan) 》。傳(chuan) 衍脈絡為(wei) ：徐遵明傳(chuan) 業(ye) 於(yu) 張買(mai) 奴、邢峙等，所傳(chuan) 者主要為(wei) 服虔所注《左傳(chuan) 》，但流衍過程中亦兼及杜預所注《左傳(chuan) 》。相應地，《公羊傳(chuan) 》《榖梁傳(chuan) 》則不受關(guan) 注。此外，《論語》《孝經》為(wei) 北朝經學“通講”內(nei) 容，故頗受熊安生、劉軌思等儒生關(guan) 注，二人均有專(zhuan) 門“義(yi) 疏”之撰著，承繼並傳(chuan) 衍兩(liang) 經之學術。

在上述諸經傳(chuan) 衍過程中，大儒徐遵明為(wei) 宗師級人物，對於(yu) 北朝經學傳(chuan) 衍起到關(guan) 鍵作用。熊安生曾師事徐遵明多年，頗得師承經學之精蘊，不僅(jin) “博通”《五經》，而且精通《三禮》，於(yu) 《三禮》尤其是《小戴禮》之傳(chuan) 貢獻尤著。因此，求學者紛至遝來，達千餘(yu) 人。熊安生“專(zhuan) 以《三禮》教授”，受業(ye) 者後來“擅名”即享有名譽者頗多，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儒士“皆其門人”。

熊安生既重《三禮》經術本身，亦重其經世致用。在北齊朝，因其精通《周禮》，朝廷曾派其與(yu) 北周來使辯論。北周使者雖然“有口辯”，口才雄辯，但於(yu) 經術義(yi) 理卻略遜一籌，熊安生卻“鹹究其根本”，終使北周使者“深所嗟服”，從(cong) 而亦讓周高祖欽佩、敬重。在北周朝，高祖宇文邕執政初期，“重道尊儒”，頗為(wei) 敬重熊安生，並親(qin) 自登門問政。高祖問政有三，熊安生均一一作答。其一，興(xing) 兵可否。高祖認為(wei) “未能去兵，以此為(wei) 愧”，對於(yu) 自己未能消弭戰爭(zheng) 而自覺慚愧。熊安生的回答是：出於(yu) 正義(yi) 而興(xing) 討伐，乃為(wei) 政必要之途。曆史上，黃帝曾有“阪泉之戰”，實現了炎黃部落統一。同樣，高祖為(wei) 國家統一而興(xing) 討伐，乃“龔行天罰”，為(wei) 奉天命興(xing) 兵，故不必擔憂、慚愧。其二，賑濟可否。北齊朝，賦稅勞役繁重，百姓生如水火，不得聊生。麵對北齊積弊，周高祖欲以朝廷府庫財物救濟百姓，但猶豫未決(jue) 。熊安生的回答是：周武王滅商之後，曾以“鹿台之財”和“钜橋之粟”即以金庫和糧庫所貯賑濟百姓，於(yu) 周初政權穩定起到重要作用。如今，高祖若仿照周武王之舉(ju) 賑濟百姓，則乃“異代同美”，同樣會(hui) 對北周政權起到穩定作用。其三，政權奠立與(yu) 殺戮多少之關(guan) 係。相對於(yu) 武王伐紂，砍下紂王首級，懸掛於(yu) 白旗，周高祖則較少殺戮取代北齊政權，兩(liang) 種做法哪種較好呢？於(yu) 此，高祖內(nei) 心猶豫不明。熊安生的回答是：高祖盡量“兵不血刃”以平齊，要優(you) 於(yu) “懸首白旗”的周武王。熊安生以上三點回答，堅定了周高祖猶豫未決(jue) 的想法，也奠定了北周初期的大政方針。

曆史地看，北朝經學與(yu) 南朝經學形成了不同風格。《北史》和《隋書(shu) 》均以“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之概括來加以區別。不過，此區別隻是就方法、特征不同而言，而其宗旨卻並無二致——均為(wei) 儒家經學之傳(chuan) 承、發揚。而且，無論就不同來講，還是就相同來講，熊安生對於(yu) 《三禮》之研究和授業(ye) 均有一份貢獻，終而在曆史上有一席之地。到唐代，太宗曾下詔，讚揚熊安生等“前代名儒，經術可紀”，要求門生繼承、發揚其經術，對於(yu) 優(you) 異者予以賞賜，以激勵後學之士；還要求官吏尋訪其後人，登記造冊(ce) ，將優(you) 秀者向朝廷舉(ju) 薦。唐太宗此舉(ju) ，證明了熊安生在經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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