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樟法】《商君書-更法》解評

欄目:散思隨劄
發布時間:2012-08-06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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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東海

作者簡介:餘(yu) 東(dong) 海,本名餘(yu) 樟法,男,屬龍,西元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麗(li) 水,現居廣西南寧。自號東(dong) 海老人,曾用筆名蕭瑤,網名“東(dong) 海一梟”等。著有《大良知學》《儒家文化實踐史(先秦部分)》《儒家大智慧》《論語點睛》《春秋精神》《四書(shu) 要義(yi) 》《大人啟蒙讀本》《儒家法眼》等。






秦孝公登基時“周室微,諸侯 力政,爭相並。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史記-秦本紀》)。秦孝公希望通過變法強國強軍也強君。

更,變更,更改,改革。更法即變法。《更法》是《商君書》第一篇,記敘了商鞅在秦孝公麵前與甘龍、杜摯就變法問題展開的一場激烈辯論,集中反映了商鞍的變法思想,並被視為儒法鬥爭的史料之一---甘龍、杜摯被視為代表儒家的勢力。其實兩人雖然反對變法,但言論很不儒家,與商鞅政治立場相反,卻同樣似是而非,辯術則遠遜商鞅,難怪失敗。

在這個禦前會議上,商鞅以高超的狡辯術,贏得了秦孝公的支持,讓法家成為秦國指導思想。茲逐段予以評析疏解,以擊其謬,以正視聽。

【原文】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禦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解評】畫,商討,謀劃。公孫鞅、甘龍、杜摯等三位大夫陪侍孝公,分析時代的變化,討論修正法製的原則,尋求統治人民的方法。

【原文】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 

【解評】秦孝公不甘平庸,勇於變法圖強,是個有為之君。但是從秦孝公“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這句話,足見他動機不正,出發點有誤,雖然有求強之誌,卻不知政治之正,有失為君之道,被商鞅所惑,是必然之理。

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社稷雖重,不是第一,為君之道,重在民本;把“務明主長”(務必顯示君主權威)視為“錯法”(錯,通措。錯法:製訂法度)的主要目的和為臣之道,更是本末顛倒。

【原文】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訾於民。語曰:‘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 

【解評】泛泛而言,都有道理,有的還是至理名言。“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與儒家愛民、利民、富民思想一脈相承;“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與儒家“禮,時為大”、“禮以義起”、“與時偕宜”、“與時消息”的時中原則,亦可相通。

關鍵問題是,商鞅要實行的嚴刑惡法,根本違背禮之精神,強國而不利民,強君而弱民。強國也是強而不久,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耳。至於“便事”,確實方便了君主,方便了極權---這一點無疑最對秦孝公胃口,他明明白白要求“錯法務明主長”嘛。

【原文】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孰察之。” 

【解評】甘龍的回駁毫無力度。是否改變民俗施行教化,改變法製來治理國家,聖人因時製宜。如果舊俗舊製不良,當然不妨改變。關鍵在於怎麽變,往哪個方向改,是改良更是變惡?

當時秦國被中國諸侯輕蔑,“夷翟遇之”,被視為夷狄,故秦孝公急於變法強國。甘龍這種因襲守舊的迂腐之論,哪能得君心呢?另外,關於“天下之議君”的提醒,前麵商鞅說過“有獨知之慮者,必見訾於民。”秦孝公也說“善”,沒有對症之藥,何必老話重提。

【原文】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製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製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  

【解評】三代不同禮,但是同“道”,禮的形式有所損益,禮的精神一如既往;五霸不同法,但假借仁義、尊道重德、尊王攘夷則同。背離仁義原則,哪有智賢可言?商鞅變法,不是智者作法是惡者作法,不是更禮是滅禮,讓禮崩樂壞的狀況進一步惡化。

【原文】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  
 
【解評】變法易器,當然要追求大利大功,但必須十全十美才考慮變易,其實是取消了任何變易。“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是一種極端僵化保守的思想。

道德是文明的精神核心,禮樂是文明製度表現。“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話是沒錯,用得不當。法古,是要效仿古代聖王和道統,循禮應該遵循儒家禮製(當時是周禮)。當時中國諸侯並不法古循禮,但比起秦國還是略強。可見杜摯法古循禮之言純屬空談。

【原文】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複,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製禮。禮法以時而定,製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

【解評】商鞅所為,與湯武王道背道而馳,與桀紂暴政精神相通,卻拿他們來
為自己惡性變法作證,真夠無恥的。

“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此言典型的似是而非。湯武在禮法上不循古,商禮有別於夏禮,周禮又有別於商禮,但是,在道統上卻是一以貫之的。桀紂不易禮(桀紂沒有改變夏禮和商禮),但不遵守禮製規範,無道缺德,所以滅亡。正確的說法是:湯武之王也,循道而興;殷夏之滅也,違禮而亡。

【原文】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曲學多辨。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令。

【解評】秦孝公智慧不足,求強心切,又圖“便事”,終於上了商鞅的當。這次會議,決定了秦國的指導思想和發展方向。秦民和儒家的災難,中華的厄運,秦國統一的輝煌和滅族的下場,在這裏都可以找到因源。201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