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日講述略

作者：楊阿敏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六月廿六日丙申

          耶穌2024年7月31日

康熙朝日講是中國古代曆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禦前講席，自康熙十年四月始，至康熙二十五年閏四月止，持續十五年，日講近九百次。康熙帝是日講製度最成功的實踐者，其勤學之精神，不僅(jin) 遠邁前代帝王，即比之士大夫讀書(shu) 人，亦不遑多讓。對於(yu) 日講的目的，康熙帝有著清醒的認識：“卿等每日起早進講，皆天德王道修齊治平之理。朕孜孜問學，無非欲講明義(yi) 理，以資治道。”從(cong) 根本上來說，是為(wei) 了更好治國，要能躬行實踐，不徒為(wei) 口耳之資。在以往的研究中，對於(yu) 康熙朝日講的研究，或從(cong) 日講與(yu) 政治、社會(hui) 、學術和帝王教育的關(guan) 係入手，或著眼於(yu) 清代經筵製度的沿革與(yu) 禮儀(yi) ，對於(yu) 康熙皇帝日講活動本身的探究不夠深入完整，本文希望能就康熙日講活動做一係統梳理，以呈現日講活動的整體(ti) 麵貌。

本文論述以《康熙起居注》為(wei) 依據。《康熙起居注》的記錄始於(yu) 康熙十年九月，終止於(yu) 五十七年三月。起居注官均由日講官同時擔任，其侍直禦前、直接記注的方式使得《康熙起居注》較之《聖祖實錄》更加真實可信，且《聖祖實錄》對《康熙起居注》多有刪改，故而本文徑取《康熙起居注》。

一、學問之道 必無間斷

日講活動能持續如此長的時間，與(yu) 康熙皇帝本人的勤學是密不可分的。康熙十年四月初講。康熙十二年二月初七日，康熙皇帝對於(yu) 隔日進講猶未滿足，曉諭以後由隔日進講改為(wei) 每日進講：“人主臨(lin) 禦天下，建極綏猷，未有不以講學明理為(wei) 先務。朕聽政之暇，即於(yu) 宮中披閱典籍，殊覺義(yi) 理無窮，樂(le) 此不疲。向來隔日進講，朕心猶為(wei) 未足，嗣後爾等須日侍講讀，闡發書(shu) 旨，為(wei) 學之功，庶可無間。”

據舊例，日講每歲自二月經筵大典後開始，夏至日停止。八月經筵大典後開始，冬至日停止。康熙十二年，五月初三日，講官以舊例夏至輟講奏明，上曰：“學問之道，必無間斷，方有裨益。以後雖寒暑不必輟講，待至六月溽暑，再來請旨。”五月二十九日，正值炎暑，講官因前次旨意，再行請旨，希望能停講。康熙皇帝雖然同意了停止日講，但仍要求照常進呈講章，以便在宮中學習(xi) ：“朕禦講席，殊不覺勞。爾等退後，朕在宮中亦不時溫習(xi) ，未有間斷。今既溽暑，姑停數日。講章仍照常進呈，以便朝夕玩閱。”康熙十一年閏七月十六日，康熙帝不待舉(ju) 行秋季經筵大典，即吩咐講官開始進講：“方今秋爽，正宜講書(shu) ，爾等即於(yu) 本月二十五日進講。”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康熙帝以天氣猶未甚寒為(wei) 由，仍令講官繼續進講。這個(ge) 月的十三日，康熙帝傳(chuan) 旨照舊例冬至後輟講，但又以為(wei) 若等春季經筵大典舉(ju) 行後再開講，過於(yu) 遲久，吩咐於(yu) 正月二十日後，即行進講。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曾傳(chuan) 諭講官：“天氣雖寒，朕於(yu) 宮中煖閣可以進講。且機務少暇，每日披覽經義(yi) ，於(yu) 學問多所裨益，不必停講。”觀康熙帝這些舉(ju) 措，或於(yu) 寒暑時節繼續進講，或於(yu) 春秋經筵大典前提前開講，無非是為(wei) 爭(zheng) 取時日，多學一些。

除上述日講常例外，在一些特殊情況下，更能見康熙帝時刻不忘日講之事。康熙十二年三月初四，康熙帝因修葺宮殿，暫時移居瀛台，仍吩咐講官照常進講：“今緣修葺宮殿，明日移駐瀛台，暫居數日。講書(shu) 之事最要，不可少間。爾等仍照常每日至瀛台進講，今日暫停。”康熙十六年十二日，先是傳(chuan) 諭講官：“今日政務繁多，可少候進講。”中間又傳(chuan) 諭說：“今日事雖繁，事畢仍進講。”最後傳(chuan) 諭說：“欲事畢仍令進講，一時料理未完，今日且暫停講。”最後雖然沒有進講，但其在繁雜政務中，尚惦記著進講之事，足見其用心。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十四日，講官為(wei) 皇上萬(wan) 壽節之事，請求自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停講，康熙帝表示：“講書(shu) 深有益於(yu) 學問，朕愛聽不倦。前偶爾違和，輟講數日，心尚歉然。朕意欲將《詩經》速速講完，不必停也。”而這次康熙帝確實沒有休息，據《康熙起居注》記載，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二十日均照常進講《詩經》。

康熙作為(wei) 皇帝，日理萬(wan) 機，畢竟不隻有讀書(shu) 一事，所以在這十五年的時間中，日講也並非逐日進行，現實情況也不允許。如康熙二十四年，康熙帝曾說：“朕比來每清晨詣太皇太後宮問安，又親(qin) 為(wei) 皇太子講書(shu) ，並披覽他經及古文，以此宮中略無暇晷，所講《詩經》不得逐日無間，應須陸續進講。然講論經義(yi) ，未嚐刻忘於(yu) 心，爾等照常伺候，有暇即召爾等進來。”而有時輟講時間還頗長，如康熙十三年，自上一年冬天十二月停講以來，直至九月初五才恢複日講。對此康熙帝心中也頗為(wei) 不安。為(wei) 此，九月初一康熙帝吩咐乘間進講，充分利用一切時間學習(xi) 。

康熙二十五年閏四月初六日，上諭曰：“《春秋》《禮記》朕在內(nei) 每日講閱，爾等將《詩經》《通鑒》講章每日捧至乾清門豫備，詣講筵行禮進講為(wei) 時良久，有妨朕披覽書(shu) 籍。其每日豫備，著暫行停止。《詩經》《通鑒》講章俱交與(yu) 張英，令其齎至內(nei) 庭。”持續十五年之久的日講至此停止，但康熙帝並未放鬆學習(xi) ，隻是不再需要講課這一形式，對經典的學習(xi) 仍在繼續。自古帝王好學右文，往往虛應故事而已，少有持之以恒者，康熙帝日禦經筵，盛暑隆冬無間，為(wei) 自古所未有。

二、先親(qin) 講 後進講

康熙帝對待日講，不隻徒應故事而已，還很重視學習(xi) 的方法與(yu) 效果。在早年，他對此即有清醒的認識，在進講之後，還勤加溫習(xi) 。心有所得，必考正於(yu) 人。

在講官進講之後，康熙帝還提出自己覆講的方式。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諭曰：“日講原期有益身心，加進學問。今止講官進講，朕不覆講，則但循舊例，漸至日久將成故事，不惟於(yu) 學問之道無益，亦非所以為(wei) 法於(yu) 後世也。自後進講時，講官講畢，朕仍覆講，如此互相講論，方可有裨實學。應若何舉(ju) 行？ 爾等會(hui) 議具奏。”康熙帝認為(wei) 講書(shu) 務求實學，若不覆講，則進益與(yu) 否，無由得知。關(guan) 於(yu) 覆講之事，據《康熙起居注》對於(yu) 日講的記載，並未見施行。隻有康熙十六年六月初五日，康熙帝認為(wei) 自己究心《四書(shu) 》已久，命講官試舉(ju) 一章，令其講解之事可算是。

與(yu) 此議稍有不同，據其後的日講記錄，這次上諭的精神具體(ti) 落實為(wei) 親(qin) 講，其形式為(wei) ：上親(qin) 講畢，講官照常進講。形式上雖有區別，而與(yu) 覆講的目的則是一致的。

由親(qin) 講可知康熙帝對於(yu) 經典的學習(xi) 程度。皇帝本人亦不再是被動接受者，而是積極參與(yu) 到經典的講論之中，與(yu) 但循舊例者的學習(xi) 效果必將大不相同。康熙十六年五月初四日的日講進講：告子曰性猶杞柳也一章，告子曰性猶湍水也一章。康熙帝先試講告子曰性猶杞柳也一章，講完後，講官仍進講性猶湍水也一章。此處講官隻講未親(qin) 講的一章，應屬特例，故而記載有所區分，點明講官所講。而據康熙十六年五月的記載：“十三日戊子。辰時，上禦弘德殿，講官喇沙裏、陳廷敬、葉方藹進講：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一章。上親(qin) 講畢，講官照常進講。”同月十八日的記載：“辰時，上禦弘德殿，講官喇沙裏、陳廷敬、葉方藹、張英進講：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一章、孟子曰仁人心也一章。上親(qin) 講畢，講官照常進講。”並未如前有所區分，則照常進講應包括康熙帝所親(qin) 講過的章節。親(qin) 講亦成為(wei) 此後慣例。

三、講求治道

聽講之餘(yu) ，康熙帝常就相關(guan) 問題詢問講官，勤學下問，務求實學。或論治道，或講經典，或談文章，或評史事，總是要講求治道。如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五其對於(yu) 講讀內(nei) 容的詢問，比較典型地記錄了日講之餘(yu) 康熙帝與(yu) 講官對話的情景。康熙帝讀書(shu) 畢竟是為(wei) 了有資於(yu) 治道，故而關(guan) 於(yu) 治國之道的討論，常見於(yu) 日講之中。

康熙帝認為(wei) 服人心是治國理政的根本，熊賜履告之以以道服人，自然心悅誠服。若要以道服人，這又離不開平時將道理講究明白。同年九月，康熙帝也曾表示：“看來講明道理要緊，若無這道理，一切事務都無憑發落。”在同年八月二十六日與(yu) 講官論及治道時，康熙帝說：“明理最是緊要，朕平日讀書(shu) 窮理，總是要講求治道，見諸措施。故明理之後，又須實行，不行，徒空談耳。”與(yu) 之前熊賜履所說一脈相承，由此亦可見熊賜履對其思想之影響。

講求治道，用人為(wei) 先。自古以來，治日常少而亂(luan) 日常多者，皆由於(yu) 疏正人、親(qin) 小人之故。如康熙十九年四月初九日，討論律與(yu) 例的問題時，康熙帝說：“律與(yu) 例不容偏廢。律有正條，自應從(cong) 律。若無正律，非比例何以定罪？ 總之，用律用例俱在得人。”若不得人，則用律亦不能無弊。而用人之先，又必能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不可不辨，有似君子而非君子者，亦不可不察”，因而討論君子小人之分的次數較多。

在康熙帝看來，隻有君臣上下同心盡力，才能達到天下大治。康熙十七年九月初五，因進講《尚書(shu) 》，康熙帝有感而發說：“朕觀高宗命傅說諄諄以納誨輔德為(wei) 言，可見自古君臣必一德一心至誠孚感。為(wei) 上者，實心聽納，以收明目達聰之益；為(wei) 臣者，實心獻替，以盡責難陳善之忠。然後主德進於(yu) 光大，化理躋於(yu) 隆平。後世君臣之間，徒尚虛文，中鮮實意，治不逮古，職此故耳。”十九年四月初三又說：“觀《尚書(shu) 》內(nei) ，古來君臣無不交相勸勉，如此何憂天下不治。”康熙帝認為(wei) 堯、舜、禹、湯以來，心法、治法具在《尚書(shu) 》。反複致意之間，也凸顯了他試圖從(cong) 經典中尋求治道的努力。

四、道學之士 必務躬行心得

康熙帝與(yu) 講官的對話中，可見濃厚的理學氣息。如對於(yu) 學問之道，認為(wei) 應以正心為(wei) 本。其對於(yu) 文章的看法，即秉持著理學家的一貫立場：“文章以發揮義(yi) 理、關(guan) 係世道為(wei) 貴，騷人詞客，亦不過技藝之末，非朕之所貴也。”重道輕文，文之可貴在於(yu) 載道而已。對於(yu) 釋道二教的態度，他曾對熊賜履說：“朕生來不好仙佛，所以向來爾講辟異端，崇正學，朕一聞便信，更無搖惑。”明確表示崇尚正學，不信異端。且對民間一有喪(sang) 事，便延集僧道，超度煉化之事，深以為(wei) 非。這都是站在理學的立場上對佛道的態度，實際上則並不完全排斥。

此外，康熙帝還經常與(yu) 講官直接談論理學話題。如康熙十二年九月十三日，講畢，上召賜履至禦前，諭曰：“朕昨觀《大學》，格物二字最是切要工夫，蓋格物即窮理也。”對於(yu) 格物的解釋，曆代聚訟紛紜，此處康熙所論為(wei) 朱子的觀點。《大學章句》釋“格物”曰：“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這與(yu) 康熙帝尊崇朱子學的立場是一貫的。但他並沒有公開反對陽明學：“朕常讀朱子、王陽明等書(shu) ，道理亦為(wei) 深微，乃門人各是其師說，互為(wei) 攻擊。夫道體(ti) 本虛，顧力行何如耳。攻擊者私也，私豈道乎？”對於(yu) 宗守朱子學與(yu) 陽明學，康熙帝以為(wei) “意見若能持久，亦自不妨，但久之彼自變易其說耳”。

上舉(ju) 格物之說以外，還曾詢問講官本然之性與(yu) 氣質之性所指為(wei) 何。然不論如何談論，康熙帝對理學有一根本看法：“道學之士，必務躬行心得。”這就涉及到知與(yu) 行的問題。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康熙帝曾問曰及知行合一之說？ 熊賜履對曰：“宋儒朱熹雲(yun) ：論輕重行為(wei) 重，論先後知為(wei) 先。此言極為(wei) 稔實。知行合一乃後儒穿鑿之論，畢竟有病。”這一回答得到了康熙帝的首肯，表明他是讚同這一觀點的：先知後行，行重於(yu) 知。對於(yu) 先知後行之說，康熙帝主要的表現在於(yu) 鼓勵讀書(shu) ：“凡出仕之人，須讀書(shu) 明理，方有裨益。若不能通曉文義(yi) ，焉能治民理事？”隻有先講明道理，行事方不致盲目。

對於(yu) 行重於(yu) 知之說，康熙帝則表現為(wei) 反對空談理學，要在能身體(ti) 力行：“如理學之書(shu) ，為(wei) 立身根本，不可不學，不可不行。……凡人讀書(shu) ，宜身體(ti) 力行，空言無益也。”康熙帝認為(wei) 當時自誇詡為(wei) 道學者，惟口為(wei) 道學之言，不能實踐者甚多。而他深惡痛絕的假道學，也主要指不能實踐者。

對理學諸書(shu) ，康熙帝用功頗深。他自幼喜讀性理之書(shu) ，晚年總結讀書(shu) 心得說：“性理一書(shu) ，千言萬(wan) 語，不外一敬字。人君治天下，但能居敬，終身行之足矣。”曾與(yu) 大臣談及《太極圖》《西銘》《皇極經世》《近思錄》《性理大全》等書(shu) 。

五、講章以簡要 明白為(wei) 尚

講章不僅(jin) 供講官進講之用，也是皇帝溫習(xi) 的重要輔助，在停止日講，隻進呈講義(yi) 時，其作用就更加重要。因此，康熙帝一貫重視講義(yi) 的撰寫(xie) ，對此發表過不少意見。明代張居正所撰講義(yi) ，是康熙帝評價(jia) 講章的重要參考。康熙十二年九月初八，“辰時，上禦弘德殿，講官熊賜履、喇沙裏、孫在豐(feng) 進講：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yu) 一章。講畢，上召賜履至禦前，諭曰：‘朕觀爾等所撰講章，較張江陵直解更為(wei) 切實。’”明代張居正為(wei) 講官時曾給萬(wan) 曆皇帝進講《四書(shu) 》《尚書(shu) 》《資治通鑒》等書(shu) ，後將講義(yi) 刊刻成書(shu) 。康熙帝此處評論講官所撰講義(yi) 應是《論語》講章，後來編輯成《日講四書(shu) 解義(yi) 》一書(shu) 。康熙二十五年四月初四，就皇太子的教育問題，康熙帝再次談及兩(liang) 書(shu) 優(you) 劣問題：“四書(shu) 粗解之，則張居正《直解》為(wei) 佳，欲求精意，莫過於(yu) 《日講解義(yi) 》。皇太子誠能通貫此書(shu) ，自克明晰義(yi) 理，惟視其力行何如耳。不然，徒滋繁言何益？”指出學習(xi) 《四書(shu) 》之法，可先讀張居正《四書(shu) 直解》，再讀《日講四書(shu) 解義(yi) 》，最終落實在力行上。

康熙帝對於(yu) 每部講章的撰寫(xie) 基本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如前述的《四書(shu) 》《詩經》之外，還就《尚書(shu) 》《易經》《禮記》等書(shu) 的講章撰寫(xie) 工作做出過指示。對於(yu) 《尚書(shu) 》講章與(yu) 《四書(shu) 五經大全》諸說有所不同，康熙帝曾就此詢問講官：

上問：“所撰《尚書(shu) 講章》與(yu) 《大全》諸說不同？”廷敬對：“《大全》一書(shu) ，雜引諸儒之說，《講章》專(zhuan) 主蔡傳(chuan) ，其《大全》精要處俱已該括在內(nei) 。”方藹對：“《大全》以外，尚有《注疏》。蔡沈作集注時，其可取者俱已采入。《大全》一書(shu) ，亦發明蔡傳(chuan) 之意而已。”上問：“《注疏》與(yu) 《大全》何如？”廷敬對：“《注疏》雖漢、唐儒者之書(shu) ，其言克明俊德，為(wei) 能明顯俊德之人平章百姓，為(wei) 百官族姓。其義(yi) 甚短，不如《大全》所解之正。”上曰：“然。”

由此可見康熙帝不僅(jin) 學習(xi) 講章而已，還主動閱覽其他典籍，故能提出此問。講官因《大全》一書(shu) ，遂將《尚書(shu) 注疏》一並提及，表示蔡沉撰寫(xie) 《書(shu) 集傳(chuan) 》之時可取者俱已采入，而《大全》也不過是發明蔡傳(chuan) 之意，所以不必再參考《尚書(shu) 注疏》。

經典之中有些詞句對於(yu) 統治者而言，看來可能不是很順眼，講官為(wei) 了避忌，揣摩上意，也許就會(hui) 忽略這部分內(nei) 容不講。如《易經》亢龍有悔一節：

早，上禦乾清宮，講官牛鈕、孫在豐(feng) 、歸允肅進講：勞謙君子有終吉一節。上親(qin) 講：亢龍有悔一節。講畢，上顧孫在豐(feng) 問曰：“亢龍有悔一節何以注在不應講之列？”孫在豐(feng) 奏曰：“因乾卦文言有此一節，前已進講，此節重見，字句皆同。且亢龍意義(yi) 似宜避之，是以不講。”上曰：“天道虧(kui) 盈，過高則亢。《易》中所言無非此理，正宜以此為(wei) 戒，不必避忌。以後《係辭》講章不分應講、不講，俱以次逐節進講。”孫在豐(feng) 奏曰：“誠如聖諭。帝王保泰持盈，有大能，謙則豫。堯谘舜儆，兢兢業(ye) 業(ye) ，實同此心。皇上以此為(wei) 心，真天下萬(wan) 世之福也。”

前朝的朱元璋就曾命人刪節《孟子》，而康熙帝則無此避忌，命令講官以次逐節進講。這種保泰持盈之心，也保證了康熙帝能夠順利在位六十一年，而不致如前代許多帝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對於(yu) 《易經》講章的撰寫(xie) ，講官曾上奏說：“臣等詳繹《易經》一書(shu) ，卦辭言一卦之統體(ti) ，爻辭言各爻之時位，其義(yi) 各有不同。《解義(yi) 》內(nei) 每卦之前，須總論一段，發明卦爻之旨。”康熙帝指示說：“《易經》卦爻之義(yi) 原各不同，如噬嗑一卦中，四爻主用刑之人，初上二爻主受刑之人，每爻各有取義(yi) ，必得此一段，方覺全卦之理了然。諸卦可即照此式撰刻。”康熙帝對於(yu) 《易經》有著特殊的偏愛，但又深感《易》學最難，曾對講官說：“《易》理精微，難以意測。就講章披覽，詞意亦甚分明，然尋繹聖人係辭取象之旨，實非言語所能盡意，故《易》學最難。”且以不能一一體(ti) 認，見諸躬行為(wei) 憾。

康熙帝於(yu) 經筵日講之外，更命儒臣分撰《春秋》《禮記》講義(yi) ，他曾批評張英等人所撰《禮記》講章不佳。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記載：“張英人亦謹厚，但無主見，且怠惰。朕再三諄諭，並不肯細心體(ti) 認文字。當日尚好，自此番來甚覺嬾惰。如《禮記》講章將來欲傳(chuan) 於(yu) 後世，豈可不斟酌精當。且《禮記》多漢儒傅會(hui) 之說，翰林官不過照舊時解義(yi) 敷衍詞章，其中是非理宜自加體(ti) 察。向來熊賜履屢言張英止屬謹慎之人，其中卻無主見。”從(cong) 康熙帝的批評中，可見他是認真研讀過進呈的講章，所以能深中其弊。《禮記》講章直到乾隆時期才編刻成書(shu) 。

六、崇儒重道

對日講官的選擇，康熙帝也十分重視。康熙二十六年，康熙帝回顧自己的學習(xi) 經曆說：“朕政事之暇，惟好讀書(shu) ，始與(yu) 熊賜履講論經史，有疑必問，樂(le) 此不疲。繼而張英、陳廷敬等以次進講，於(yu) 朕大有裨益。”沒有忘記這些講官對他的教育，且虛心稱自己限於(yu) 資質，未能融貫，不過得其大概。其揀擇的標準一般考慮人品與(yu) 學問如何，加之以試講，綜合考評。如康熙二十三年三月十二日：

大學士、學士等會(hui) 同翰林院學士等為(wei) 日講員缺，將正黃旗侍讀學士多奇、鑲黃旗侍講學士鄔黑選擇引見。上問曰：“此二人何如？”大學士明珠奏曰：“多奇雖為(wei) 人平常，學問優(you) 通。鄔黑才具堪用，學問不及多奇。其侍講學士顧巴代前日試令講書(shu) ，據伊言眼目昏花，故不入選。”上頷之，顧問學士牛鈕。牛鈕奏曰：“多奇為(wei) 人謹慎，學問頗優(you) 。鄔黑才具堪用，長於(yu) 辦事，先以侍講坐名補用，學問較之多奇稍遜。”上問曰：“多奇學問與(yu) 誰相等？”牛鈕奏曰：“與(yu) 臣等仿佛。”上又問曰：“鄔黑出差尚未回耶？”明珠奏曰：“鄔黑尚未回來。”上曰：“多奇著補充日講官。”諭畢，牛鈕等出。

日講官的人選一般是先由大學士會(hui) 同翰林院學士等簡選材品優(you) 長、學問淹通者具奏，然後再由康熙帝親(qin) 自揀擇。決(jue) 定具體(ti) 人選時，康熙帝總是先讓大學士陳述對於(yu) 候選者的評價(jia) ，供其裁擇。結合自己對臣下的認識，確定日講官的人選。有時也會(hui) 參考翰林院的考試成績。在評價(jia) 各人學問時，康熙帝又將之區分為(wei) 記誦與(yu) 著作兩(liang) 方麵，更加看重善著作者：“人之學問原有一定分量，真偽(wei) 易明，若徒肆議論，而不知著作之難，則不自量矣！”不獨在選擇講官時注重學問，任命其他官員時，康熙帝亦常問其人學問如何。

對於(yu) 講官，康熙帝也常能體(ti) 貼下情，給予特殊關(guan) 照。如康熙十六年八月十八日上諭曰：“汝等講書(shu) 之前，既已行禮，講書(shu) 畢，著免行禮，此朕尊崇儒道之意。”在物質生活上，康熙帝也對於(yu) 講官有所優(you) 待。康熙十二年七月十一日講畢，諭達禮曰：“朕或出郊外，或幸南苑，常不輟講，以故翰林官員每次隨從(cong) 。但翰林各官，俱係遠離家鄉(xiang) ，京城毫無資產(chan) ，常川隨朕，不免艱苦，殊為(wei) 可念。嗣後扈從(cong) 講官所用賬房及一切應用物件，酌定數目，由內(nei) 給與(yu) 。此等物件，在何處駝載隨行，著一並議奏。”康熙帝能考慮及此，真是體(ti) 察入微，絕非何不食肉糜者所能想見。

還不時給予講官特別賞賜，對其每日進講，寒暑無間，著有勤勞，略示優(you) 眷儒臣之意。如康熙十二年十月十二日，特賜滿漢講官貂皮、白金表裏。康熙十六年九月初六，因之後天氣漸寒，特賜講官貂皮各五十張、表裏緞各二疋，以示重道崇儒至意。講官喇沙裏病故後，康熙帝念其“自任講官以來，在內(nei) 則講筵盡瘁，在外則扈從(cong) 勤勞，曾無一事少曠職業(ye) ”，考慮到其身後“家無餘(yu) 資，特賜銀三佰兩(liang) ，為(wei) 一切治喪(sang) 之費”。

對待講官，康熙帝還是比較優(you) 厚寬容的。康熙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進講：嗚呼慎厥終一節、王歸自克夏二節、夏王滅德作威一節、肆台小子一節、上天孚佑下民一節、俾予一人一節。上天孚佑下民一節，原不應講，進講章單內(nei) 錯寫(xie) 應講。講官喇沙裏、陳廷敬、葉方藹、張玉書(shu) 講畢出，隨欲檢舉(ju) 。上遣侍衛傳(chuan) 諭說：“錯誤亦事之常，且係小錯，不必認罪。”講官等對此次寬免要謝恩，康熙帝還推辭，以為(wei) 此次錯誤原係小節，不必謝恩。康熙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講畢，諭牛鈕等曰：“講官嚴(yan) 我斯身體(ti) 肥重，難於(yu) 趨走，如忽痰升喘嗽，恐有失大禮。我斯在講幄効力年久，仍以講官照常辦事，凡遇升殿禦門，免其侍班。爾等可傳(chuan) 諭行。”考慮到身體(ti) 狀況，對其加以特別安排，避免失禮犯忌。

七、結語

康熙帝五歲開始讀書(shu) ，早夜讀誦，無間寒暑，至忘寢食。年十歲，益博綜群書(shu) ，潛心好古，背誦不遺。年十三，援筆為(wei) 文章。“衝(chong) 齡讀書(shu) 時，奉聖夫人愛護聖躬，恐勤誦過苦，乃匿所讀書(shu) ，冀得暫輟，皇上必索讀之不少休。太皇太後嚐謂皇上曰：‘貴為(wei) 天子，豈欲應主司試而勤苦乃爾。’上亦不為(wei) 止”，其好學不倦蓋出於(yu) 天性。貴為(wei) 天子，自然不用為(wei) 科舉(ju) 功名而苦讀詩書(shu) ，而能銳誌墳典，沉潛理義(yi) ，理政之暇，猶未嚐廢書(shu) 卷，讀書(shu) 人亦難以企及。史書(shu) 記載，容有溢美，然其始終如一，則不可輕易否定。

康熙日講依次進講了《四書(shu) 》《尚書(shu) 》《易經》《詩經》，其中，十六年以後又兼講《資治通鑒》《通鑒綱目》。停止日講之後，《禮記》《春秋》二經則隻是進呈講章供皇帝閱讀。在長達十五年的日講期間，為(wei) 保證學習(xi) 的連續性，康熙帝盡可能在日理萬(wan) 機之餘(yu) 照常開講，其好學之程度，有目共睹。為(wei) 了更加有效地學習(xi) ，康熙帝在講官進講之前親(qin) 講一遍，又在講畢之後，常就相關(guan) 疑問詢問講官，與(yu) 之討論，不隻是被動接受而已。對於(yu) 講章的撰寫(xie) ，康熙帝十分關(guan) 心，對諸經講章的撰寫(xie) 均有具體(ti) 指示，對講官的任命也是綜合考察多方麵因素而後定奪，平日對講官亦頗為(wei) 寬厚，顯示了其崇儒重道之心。康熙日講雖是天子之事，然以讀書(shu) 人視之亦無不可，雖有講求治道之目的，而初則不過讀書(shu) 明理而已。故其好學不倦之精神，足以為(wei) 後世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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