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包容性的曆史特征

作者：範恩實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六月廿六日丙申

          耶穌2024年7月31日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文化傳(chuan) 承發展座談會(hui) 上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從(cong) 根本上決(jue) 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曆史取向，決(jue) 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並存的和諧格局，決(jue) 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並蓄的開放胸懷。”包容性是中華民族發展形成的精神指引，今天，我們(men) 要在新的曆史起點上不斷構築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為(wei)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奠定堅實的精神和文化基礎，就必須深刻理解和把握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的曆史特征、發展規律，進而深入挖掘當代價(jia) 值，服務於(yu)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

在中華文明包容性發展的第一階段（文明起源至秦漢），以華夏文化為(wei) 中心的包容性根基得以形成。早在文明起源時代，中華大地上如滿天星鬥一般分布的人類遺跡，已經展現出彼此之間的交往與(yu) 聯係。可以說，原始時代農(nong) 業(ye) 、手工業(ye) 生產(chan) 技術以及與(yu) 之伴隨發展的文化藝術等的廣泛傳(chuan) 播和相互吸納、融合，已經顯現出中華文明包容性的曙光。

伴隨著以黃河中下遊、長江中下遊為(wei) 中心的文化互動交流的圈層和網絡的深耕密植，中華文明發展的政治、文化中心逐步形成，經過夏商周時代的政治整合與(yu) 族群凝聚，中原各政治力量的華夏意識不斷增強。春秋時期，競爭(zheng) 霸主地位的諸政權紛紛以“尊王攘夷”相號召。戰國七雄相互兼並，並不斷推進打破封建壁壘的郡縣製，終於(yu) 伴隨秦中央集權官僚製國家的建立，實現了地方均質化行政管理，輔以統一度量衡和文字，進一步為(wei) 均質化、一體(ti) 性提供了要素保障。漢代則延續和擴大了華夏文明的核心範圍，並強化了對周邊的政治、文化影響力。經過以上曆史進程，華夏“大一統”政治觀念形成並牢固樹立。

華夏凝聚核心的形成也促成了中華文明包容性發展的第一個(ge) 高潮，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ge) 方麵。一是向中原的周邊地區擴展郡縣統治，將更多華夏周邊人群凝聚、融合到華夏之中；二是在華夏政治文明和先進生產(chan) 力影響之下，周邊地區更多族群進入文明發展階段，並依托宗藩關(guan) 係形成廣泛的政治關(guan) 係網絡；三是華夏周邊人群向長城邊塞遷徙，有些甚至進入郡縣統治之下，例如匈奴、烏(wu) 桓、鮮卑、羌等；四是西域地區成為(wei) 中西文明交流的樞紐，大量動植物、工藝品以及音樂(le) 、舞蹈、雜技等藝術傳(chuan) 入中原內(nei) 地。特別是佛教，首先進入西域地區，再發展、傳(chuan) 播到中原內(nei) 地。

在中華文明包容性發展的第二階段（三國至隋唐），從(cong) 胡漢共融到四海一家的開放與(yu) 包容格局得以形成。漢末以來，中原統治失序，分布於(yu) 周邊地區的少數民族趁機大量進入中原地區。在此過程中，各民族之間開展頻繁活躍的交往交流交融。一方麵，胡族政權為(wei) 了建立統治，紛紛接受華夏政治文明，並推崇漢文化；另一方麵，五胡政權此興(xing) 彼亡，失敗的一方不僅(jin) 政權瓦解，認同也隨之改變，一部分融入漢人，一部分則嬗變為(wei) 其他族群，從(cong) 而形成中華民族大融合的局麵。

南北朝胡漢融合的曆史經驗為(wei) 隋唐時代中華文明的開放、包容創造了思想和社會(hui) 條件。隋朝短祚，卻恢複了以華夏為(wei) 中心的大一統王朝統治秩序，重新確立了華夏的凝聚核心地位和中華文明的發展統緒。唐朝在隋朝的基礎上進一步規劃擴展，推動邊疆統治製度創新——羈縻府州製度，強化政治認同、經濟互動、文化交流、人群交融，推動形成新的共同體(ti) 認同。在族群關(guan) 係上，一方麵華夏中心從(cong)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發展為(wei) “愛之如一”的包容性族群政策，另一方麵則是周邊在“天可汗”的政治架構下的向心發展。

以政治製度創新和廣泛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為(wei) 基礎，盛唐時代呈現出“夷夏混居”的族群格局、胡風漢韻交融的文化麵貌和總體(ti) 上“四海同風”的社會(hui) 狀態。同時，唐朝繁榮、和諧、開放的氣象對外也產(chan) 生了廣泛的吸引力，大量外國文化傳(chuan) 入，唐朝成為(wei) 開放的世界文化中心。

在中華文明包容性發展的第三階段（五代至宋金），複數“中國”形成相互認同，文化“大一統”的凝聚力得以增強。安史之亂(luan) 以後，唐朝的政治大一統局麵難以維係，中原地區經曆五代的分立動蕩，而原本處於(yu) 華夏邊緣的契丹、黨(dang) 項等借助唐朝政治文明的影響，紛紛立國，中國曆史發展進入宋遼夏金並峙時期。一方麵，以宋為(wei) 中心的華夏文明仍居於(yu) 文化、經濟核心地位；另一方麵，各政治體(ti) 勢力大體(ti) 均衡，大一統局麵難以實現。在這種情況下，各方力量紛紛調適，推動中華文明包容性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在正統與(yu) “中國”之爭(zheng) 中，形成彼此一家的相互認同。

繼承文化“中國”的北宋，士大夫積極推動“正統論”的探討，正視北魏的正統地位，並由此認識宋與(yu) 遼、金、夏關(guan) 係。同時，他們(men) 希望通過提升“中國”文化內(nei) 涵來獲得優(you) 勢，從(cong) 而將中華文化推向巔峰。遼（契丹）、金、夏雖然由非漢族群主導建立，但是在政治上接受大一統觀念，在文化上積極追隨華夏文明、儒家文化，推動儒釋道之合。基於(yu) 政治、文化的一體(ti) 觀念，遼金均自稱中國，同時與(yu) 兩(liang) 宋互相認同。

與(yu) 此同時，各邊地政權也強化了中國認同。統治西域的西遼政權延續了遼朝的典章製度，推動中華文明在西域持續發揮深遠影響。其他中華一體(ti) 範圍內(nei) 的邊地政權，如高昌回鶻、於(yu) 闐、喀喇汗王朝、吐蕃、大理等，也進一步強化了中國認同，分別與(yu) 遼宋金等形成朝貢冊(ce) 封關(guan) 係，並積極融入中華文化之中。

總的來說，這一時期，政治上以華夏為(wei) 中心的大一統局麵不再延續，出現華夏政權不再是唯一，甚至不是政治中心的新局麵。但是，自南北朝以來逐步形成的“文化之關(guan) 係較重、種族之關(guan) 係較輕”的新發展趨勢反映到政治領域，不以種族而以文化為(wei) 標準的新“大一統”觀念已然加速醞釀。

在中華文明包容性的第四個(ge) 階段（元明清），國家、民族的邊界與(yu) 中華文明的主體(ti) 性得以確立和鞏固。元朝混一南北，重建了古代中國的政治統一，以行省製、驛路體(ti) 係等強化了邊疆地區的一體(ti) 化管理，從(cong) 而為(wei) 各族群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搭建了更為(wei) 穩定、便利的空間場域，實現了人群的大遷徙與(yu) 大交融。元朝形成“混一南北，胡漢一家”的中華民族發展新局麵，族群毗鄰雜居、彼此往來趨於(yu) 常態，個(ge) 體(ti) 性族群融合現象趨於(yu) 平常。明朝雖然在直轄區域方麵不如元朝，但是仍延續了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同時，儒學新的發展也重新推高了政治、軍(jun) 事中心以外的文化凝聚力。經曆元代的多元族群交融、文化廣泛交流的曆史過程，明代進一步發展了開放包容的宗教政策，儒學轉入陽明心學以後，打通了與(yu) 釋道合流的路徑。伴隨著元代西域人漢化曆程，明代伊斯蘭(lan) 教文化進一步融入中華文化。明代中華文化開放包容的新發展也表現在對西方文化的吸納上。隨著基督教傳(chuan) 教士進入中國，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不同的西學傳(chuan) 入，一方麵傳(chuan) 播基督教教義(yi) 和西方科學技術；另一方麵，麵對著兩(liang) 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引發了中華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統”之爭(zheng) 。清朝完成統一中國的政治構建，《中俄尼布楚條約》把全體(ti) 清朝國民稱作“中國人”。晚清以來，麵對帝國主義(yi) 國家對中國的侵略，共同的曆史命運催生出共同的中華民族意識，中華民族開始從(cong) 自在走向自覺。

總的來說，元明清時期，伴隨著“大一統”中國和中華民族整體(ti) 性的不斷發展與(yu) 鞏固，以及西風東(dong) 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呈現出內(nei) 外兩(liang) 個(ge) 麵向：對內(nei) ，政治大一統與(yu) 中華文明主體(ti) 性緊密結合；對外，則出現明顯的內(nei) 外有別，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的同時，也顯現出中西之爭(zheng) ，維護中華文明主體(ti) 性成為(wei) 普遍共識。由此也為(wei) 近代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中華民族覺醒提供了精神支撐。

綜上所述，中華文明包容性的曆史發展與(yu) 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曆史進程緊密相關(guan) 。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決(jue) 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曆史取向，表現為(wei) 每一個(ge) 階段都有不同特點，但是不違背長期規律性，對規律性的發展方向又有所推動，甚至決(jue) 定了新一階段的發展麵貌。反向而言，中華文明包容性的曆史演變同樣具有長期規律性與(yu) 發展階段性相結合的特征，不同發展階段之間又具有明顯的順承遞進關(guan) 係，從(cong) 而為(wei)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奠定了曆史根基。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