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頤《愛蓮說》的經典化

作者：彭敏（西南石油大學漢語國際教學中心副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六月十七日丁亥

          耶穌2024年7月22日

北宋周敦頤（1017—1073年）的《愛蓮說》自南宋後為(wei) 曆代學人所推崇，明清以來更是成為(wei) 童蒙皆誦的經典之作。而《愛蓮說》在周子生前並不為(wei) 人所知，其經典化經曆了一個(ge) 複雜的過程，有著以石刻凝定文本、以評議確定價(jia) 值、以選本擴大傳(chuan) 播等多方麵因素的助推，其背後更是隱藏著道統觀念下，傳(chuan) 統學界對“文以載道”觀的基本認同與(yu) 對儒家主流文化的自覺維護等深層文化動因。

石刻上的《愛蓮說》

《愛蓮說》的文本幾乎不存在爭(zheng) 議。因為(wei) 周敦頤在創作之初便以石刻形式對《愛蓮說》的文本進行了凝定，這為(wei) 其經典化提供了基礎。《愛蓮說》首先為(wei) 周敦頤自己所珍視。朱熹《書(shu) 濂溪先生〈愛蓮說〉後》雲(yun) ：“右《愛蓮說》一篇，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嚐以‘愛蓮’名其居之堂，而為(wei) 是說以刻焉。”又雲(yun) ：“會(hui) 先生曾孫直卿來自九江，以此說之墨本為(wei) 贈。”墨本即碑刻的拓本。這說明周子居虔州時曾以“愛蓮堂”為(wei) 居室命名，並作《愛蓮說》刻石於(yu) 堂前。

《四庫提要》稱周子“詞章非所留意，故當時未有文集”，以致其詩文十不存一。周敦頤不留意於(yu) 收集詞章，卻樂(le) 於(yu) 刻石詩文。通過檢索《濂溪誌》、金石典籍及各地方誌，可統計周敦頤在家鄉(xiang) 永道兩(liang) 州及任官各地至少摹刻了7篇遊記詩與(yu) 15則遊記題名。這與(yu) 傳(chuan) 世《濂溪集》中的存詩28篇、文5篇相比，已非少數。

不過需要甄別的是，山野中的就石刻碑與(yu) 家居時的買(mai) 石刻碑在創作動機上迥然不同，前者多是遊蹤所至，即興(xing) 為(wei) 之，後者則必是經過深思熟慮後慎重為(wei) 之的結果。《愛蓮說》顯然屬於(yu) 後者。周敦頤將《愛蓮說》刻石於(yu) 堂前，既有自勉之心，亦有自得之意。此種心態必然讓周子在創作之初便十分審慎地對待刻石篇章的文本。

《愛蓮說》的刻石，對其經典化的開始起到了至關(guan) 重要的作用。首先，這表明《愛蓮說》是一個(ge) 被慎重對待的嚴(yan) 肅文本，經過作者反複地推敲與(yu) 凝練，其文辭、結構、意旨等各方麵已達到最佳狀態；其次，《愛蓮說》在創作後便被刻石，及時地形成了凝定文本，幾乎杜絕了一般紙本在傳(chuan) 抄過程中的訛誤失真情況；第三，後世文人在接受《愛蓮說》時，不斷對其進行翻刻與(yu) 仿刻，加深了其文本的凝定與(yu) 傳(chuan) 播；此外，也因其刻石，《愛蓮說》才能得以保存並流傳(chuan) 到南宋朱熹手中，並由朱子的推介而為(wei) 世人廣知。

闡釋中的《愛蓮說》

後世學者中，朱熹率先關(guan) 注到《愛蓮說》的價(jia) 值。據其《書(shu) 濂溪先生〈愛蓮說〉後》，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在知南康軍(jun) 任上，立濂溪祠，刻《太極圖》於(yu) 石，刻《通書(shu) 》遺文於(yu) 版，以“愛蓮堂”寓名祠內(nei) 池館，並重刻《愛蓮說》於(yu) 壁間。此舉(ju) 無異於(yu) 將《愛蓮說》與(yu) 周子的經典理學著作《太極圖》《通書(shu) 》置於(yu) 同等地位，其意義(yi) 不可忽視。朱熹雖未直接評價(jia) ，然稱憑此《愛蓮說》，“庶幾先生之心之德，來者有以考焉”，表明朱子認為(wei) 《愛蓮說》可全然體(ti) 現周敦頤的心性德行，對後世學人大有典範意義(yi) ，故需重刻以示來人。

得到朱熹的認可後，《愛蓮說》隨即受到宋儒的廣泛關(guan) 注，成為(wei) 一個(ge) 被熱烈追捧的文本。朱熹高足陳宓作《續愛蓮說》，沿著周子以蓮喻君子的思路，指出蓮花有六美，百卉不可與(yu) 之同語；林希逸《詠蓮花》詩鋪寫(xie) 蓮的豐(feng) 姿與(yu) 清仁，末雲(yun) “因思《愛蓮說》，稽首百世師”，“何人斯取斯，有道者似之”；黃震《黃氏日鈔》稱《愛蓮說》“使人知天下至富至貴、可愛可求者無加於(yu) 道德，而芥視軒冕、塵視珠玉者也”；王義(yi) 山自建書(shu) 堂，刻《愛蓮說》於(yu) 壁，作《君子堂記》闡說蓮的四種君子品性，等等，諸人皆從(cong) 不同角度對《愛蓮說》的道德意義(yi) 作出了極高的評價(jia) 。史繩祖《周子〈愛蓮說〉如屈原〈橘頌〉》雲(yun) ：“濂溪周子作《愛蓮說》謂蓮為(wei) 花之君子，亦以自況，與(yu) 屈原千古合轍……詠橘、詠蓮皆能盡物之性，格物之妙，無複餘(yu) 蘊。蓋心誠之所發，越萬(wan) 物皆備於(yu) 我之所著形。”將心性修煉與(yu) 文學創作中的體(ti) 物盡性相聯係，從(cong) 文學創作的角度對《愛蓮說》作出了新的解讀。

選本中的《愛蓮說》

曆代典籍的編選與(yu) 著錄也從(cong) 側(ce) 麵印證了學界對《愛蓮說》的評價(jia) 態度，同時也擴大、深化了《愛蓮說》的傳(chuan) 播。南宋以來大量總集選本著錄了《愛蓮說》，其中有幾個(ge) 細節值得注意：一是南宋之前，各大類書(shu) 花卉類詩賦作品多以時序臚列，南宋編選《愛蓮說》的《全芳備祖》《事類備要》亦是如此，而《事林廣記》卻獨選《愛蓮說》作為(wei) 蓮花詩文代表，《事文類聚》荷花門雖雜選詩賦，亦以《愛蓮說》為(wei) 首，此況至明清兩(liang) 朝則更甚，《愛蓮說》已成為(wei) 賦詠蓮花的代表作，蓮成為(wei) 君子的代稱，此前的美人意涵幾乎蕩然無存，蓮花的君子意象被牢固地確立了。二是南宋已有學者將《愛蓮說》編入訓課童蒙的選本，如熊剛大作注的《性理群書(shu) 句解》頗為(wei) 簡明，即為(wei) 童子所作，之後明清至今的童蒙課本中《愛蓮說》則為(wei) 常文。三是選本如明代《文章辨體(ti) 匯選》《宋四子抄釋》等皆選《愛蓮說》，金石總集如清代《八瓊室金石補正》《金石文編》等著錄各地所刻《愛蓮說》碑，誌書(shu) 如南宋《方輿勝覽》《輿地紀勝》及明清各地方誌不僅(jin) 著錄《愛蓮說》文本，對各地愛蓮池、愛蓮堂、愛蓮亭、愛蓮軒等相關(guan) 景物亦皆有記述，而曆代論及《愛蓮說》的文集更是不可勝數。當然，闡釋、編選、著錄《愛蓮說》的學人多是理學家，憑借他們(men) 的努力，《愛蓮說》在明清兩(liang) 代最終完成了其經典化。

“文以載道”的《愛蓮說》

《愛蓮說》的創作與(yu) 刻石是周敦頤對其“文以載道”說的實踐，而後人對《愛蓮說》的高評與(yu) 選編則是對周子“文以載道”的認同。

魏晉南北朝通常被認為(wei) 是中國文學自覺、獨立的時代，這種獨立在文筆之辯與(yu) 聲律討論中主要表現為(wei) 對文學形式的強調。而對文學“獨立性”的強調與(yu) 創作內(nei) 容的淨化，客觀上對文學創作形成了愈加窄化的限製。將文學片麵地理解成對單純審美意義(yi) 的追求，文學氣格的卑弱柔靡則不可避免。因而唐宋時期對此有長時間的討論與(yu) 矯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對“文道觀”的探討。因為(wei) 文學發展遭遇困境，儒學又在佛道夾擊下陷入“危機”，故而中唐韓愈提出了“道統”與(yu) “文以明道”說，而宋初周敦頤則開創了理學並提出了“文以載道”說。

周敦頤《通書(shu) 》“文辭”雲(yun) ：“文，所以載道也……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shu) 之，美則愛，愛則傳(chuan) 焉……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wei) 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學界多認為(wei) “文以載道”是重道輕文，但此說批評的是魏晉以來的“文辭”專(zhuan) 攻“藝”（即形式）之“弊”，而肯定了“藝”之美有激發讀者之“愛”，進而“傳(chuan) ”的功能。周子強調的是“道德”與(yu) “文藝”的不可偏廢，與(yu) 之後二程所提的“作文害道”說有本質區別。朱熹認識到了這一點，故而在《通書(shu) 注》中為(wei) 之辯雲(yun) ：“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chuan) 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為(wei) 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chuan) 於(yu) 遠矣。”認可了周子對於(yu) 文“藝”的肯定。之後南宋艾軒學派雖源出二程，在文道觀上卻仍回溯到周子的“文以載道”觀，其集大成者林希逸《陳西軒集序》雲(yun) ：“士莫難於(yu) 知道，文直寄焉爾。因其所寄，而後知者存焉，然則文亦不可忽也。”算是對“文以載道”說的另一注解。朱熹、林希逸等皆晚出周子、二程，其文道觀都明顯傾(qing) 向於(yu) 周子而對二程作了糾偏。

周敦頤作《愛蓮說》是對其文道觀的實踐，以“藝”載“德”，而朱熹及後來之學人重刻、闡釋、編選《愛蓮說》，同樣是中意於(yu) 《愛蓮說》在道德與(yu) 文藝上的統一，將之視作儒家文學創作之典範。《愛蓮說》的經典化過程實則是儒家“文以載道”觀不斷地為(wei) 學人所重複認可、選擇與(yu) 維護的過程。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