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院林、焦霓 整理 （清）劉文琪 著《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前言、凡例

書(shu) 名：《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

作者：（清）劉文淇

整理者：郭院林 焦霓

出版社：國家圖書(shu) 館出版社

出版年月：2023年12月

【整理者簡介】

郭院林，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化傳(chuan) 承與(yu) 創新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東(dong) 亞(ya) 語言與(yu) 文化係、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訪問學者，研究方向為(wei) 地域文學與(yu) 文化。1975年生於(yu) 江西省廬山市人。出版《清代儀(yi) 征劉氏〈左傳(chuan) 〉學研究》（中華書(shu) 局2008年）《徬徨於(yu) 迷途——劉師培思想與(yu) 學術研究》（鳳凰出版社2012年）《清代漢語文學中的國家認同》（九州出版社2020年）等著述8部，在《北京大學學報》《北京社會(hui) 科學》《中國典籍與(yu) 文化》發表《試論司馬遷以道統抗衡政統的精英意識》《道德拓展與(yu) 文體(ti) 突破》《劉師培的戴震學》《劉文淇學行考論》等80餘(yu) 篇論文，其中多篇被人大複印資料轉載。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清代新疆國家認同研究》（10BZZ004,結項良好），江蘇省重大招標課題《清代儀(yi) 征劉氏經學研究》（16ZD012），2019年國家後期資助項目“《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整理”（19FTQB007）。2020年、2023年分別榮獲江蘇省第十六、十七屆哲學社會(hui) 科學研究優(you) 秀成果獎二、三等獎。

焦霓，現任揚州大學圖書(shu) 館館員。主持或參與(yu) 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會(hui) 科學項目、各級各類課題5項。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地方文獻研究。

【內(nei) 容梗概】

儀(yi) 征劉氏四代共治《左傳(chuan) 》之學，時人常方之吳門惠氏。劉文淇不滿於(yu) 《十三經》唐宋舊疏，與(yu) 友朋相約重作新疏，其考證《左傳(chuan) 》舊疏，輯錄舊注並為(wei) 之疏證，開啓了劉氏家學四代持續的治《左》事業(ye) 。此後劉毓崧、劉壽曾兄弟及四傳(chuan) 劉師培持續努力，而《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仍止於(yu) 襄公五年，為(wei) 學界憾事。對於(yu) 這樣一個(ge) 時處激變時代的經學世家，無論其學人交遊與(yu) 學術影響、學術著作豐(feng) 富性以及經學研究創新性還是研究方法獨特性，都值得深入整理與(yu) 研究。1959年科學出版社出版《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但版式不佳，未能施以新式標點，不便閱讀；同時不能展示整理本與(yu) 原稿、副稿的異同，存在訛脫與(yu) 錯誤。中華書(shu) 局《十三經清人注疏》計劃收入，而至今未見出版。台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有“清乾嘉揚州學派研究”計劃有劉氏《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惜至今未見成書(shu) 麵世。

該書(shu) 對既有的《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各種版本進行了甄別。劉氏《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僅(jin) 止於(yu) 襄公五年，為(wei) 未完稿。現存稿本有原稿、副稿（包括清抄稿與(yu) 提綱稿），加上科學出版社的整理本，共有三種本子。原稿《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共七冊(ce) ，藏上海圖書(shu) 館，索書(shu) 號T46165-71（有光盤），上有印章：“上海曆史文獻圖書(shu) 館”“上海圖書(shu) 館”“合眾(zhong) 圖書(shu) 館藏書(shu) 印”。每冊(ce) 封麵題字“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原稿）”，其中第一、二、三、四、七冊(ce) 扉頁有題字。副稿《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又稱清抄本，共七冊(ce) ，藏上海圖書(shu) 館，索書(shu) 號T46158-64（有光盤）。版式：13×21cm，每頁12行，每行22字，無框格，共826頁。存：隱公元年至宣公十八年，此稿分兩(liang) 部分，隱公元年至四年藍格，其他無框格藏印。內(nei) 容截至宣公十八年。有部分提綱稿（僖公元年至二十三年）。《續修四庫全書(shu) 》據此本影印，入經部126—127冊(ce) （下稱影印本，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科學院整理本。1959年中科院曆史研究所第一、第二所依據副稿，副稿缺少部分——僖公（十六年傳(chuan) 至二十二年）、成公（元年至十八年）、襄公（元年至五年終），則據原稿補抄，將《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整理後出版（下稱“科學本”）。日本東(dong) 京株式會(hui) 社1979年據科學本影印，僅(jin) 刪去前麵所附圖版。該書(shu) 以清抄本為(wei) 整理底本，以原稿參校，酌情參考科學本和其他典籍。底本與(yu) 其他版本在文字方麵有不同的，以腳注形式說明。劉氏疏證所用工作底本可能為(wei) 某種宋本，與(yu) 當今大陸最為(wei) 流行的《左傳(chuan) 》讀本楊伯峻《春秋左傳(chuan) 注》（中華書(shu) 局1981年版，下稱“楊本”）多有不同。整理時保持劉氏原本原貌而不做修改。為(wei) 明確二者區別，免除讀者翻檢、對比之勞，整理中如遇有不同，亦在腳注中說明。

該書(shu) 以清抄本、科學本與(yu) 稿本相校，有眉批未被收入者，為(wei) 存舊觀，此次整理，將未錄眉批內(nei) 容於(yu) 腳注中說明。“科學本”做的工作注明“科學本注”，不掠人之美。此次整理新出注近300條，以“林按”形式注明，主要有：指出學術史問題，分析文字異文，指出原稿有而“科學本”整理時沒有說明的情況，指出原稿為(wei) 眉批，“科學本”整理錄入為(wei) 正文的情況，反映劉氏前後不一致的思考等情況。

整理者統一格式與(yu) 改正訛誤。劉氏在疏證時，所收錄的資料往往采取節錄的方法，尤其是征引孔穎達《左傳(chuan) 疏》的內(nei) 容，是根據需要而引用；有些篇名也沒有寫(xie) 全。同時，清抄本有些字句脫略錯誤，字體(ti) 繁、簡不一，疑是抄寫(xie) 不嚴(yan) 謹致誤。整理時進行改正，而不一一作注。在不影響原意的情況下，整理本按規範繁體(ti) 字橫排錄入，對底本的異體(ti) 字進行規範轉換。惟古人著作行文有注重文字、修辭者，故其刻意之通假字，亦視具體(ti) 情況予以保留，不強求一律。

原稿全書(shu) 各篇文章，均無分段。今依文意分段，以便閱讀、利用。各篇均施以新式標點。《疏證》羅列材料豐(feng) 富，存在引而不斷、隨時割裂的問題。為(wei) 了尊重原貌，整理時不以引用材料糾正原稿；引用割裂或撮述大意時，也視作原文引用。

該著作為(wei) 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點校整理》” 結項成果（課題批準號：19FTQB007）。

【目錄】

整理說明

整理凡例

注例

隱公元年至十一年

桓公元年至十八年

莊公元年至三十二年

閔公元年至二年

僖公元年至三十三年

文公元年至十八年

宣公元年至十八年

成公元年至十八年

襄公止於(yu) 五年

【整理說明、凡例】

整理說明

儀(yi) 征劉氏四代共治《左傳(chuan) 》之學，時人常方之吳門惠氏。劉文淇不滿於(yu) 《十三經》唐宋舊疏，與(yu) 友朋相約重作新疏，從(cong) 而開創學林盛事。劉文淇考證《左傳(chuan) 》舊疏、輯錄舊注並為(wei) 之疏證，開啟了劉氏家學四代持續的治《左》事業(ye) 。此後劉毓崧、劉壽曾兄弟及四傳(chuan) 劉師培持續努力，而《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仍止於(yu) 襄公五年，為(wei) 學界憾事。對於(yu) 這樣一個(ge) 時處激變時代的經學世家，無論其學人交遊與(yu) 學術影響、學術著作豐(feng) 富性以及經學研究創見還是研究方法獨特，都值得深入整理與(yu) 研究。

1959年科學出版社出版《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其後附錄的李樹桐《整理後記》中肯定劉氏搜集材料豐(feng) 富，而且“釋《春秋》必以禮明之”注例富於(yu) 特色；但也指出凡漢皆好、引而不斷、引書(shu) 不明等缺點。後來論述劉氏此著，多依據其說。中華書(shu) 局《十三經清人注疏》計劃收入，而至今未能重新整理。台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有“清乾嘉揚州學派研究”計劃有劉氏《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惜至今未見成書(shu) 麵世。

對儀(yi) 征劉氏《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進行整理，不僅(jin) 可以梳理《左傳(chuan) 》學史，而且可以發掘學派、學術觀點之間的接受與(yu) 交流。此書(shu) 不僅(jin) 代表劉氏家學，而且是清代學者論《左傳(chuan) 》成就之集大成者，不僅(jin) 提供材料與(yu) 方法，而且對於(yu) 整個(ge) 經學研究也具有重要參考價(jia) 值與(yu) 借鑒意義(yi) 。劉氏學人經曆了經學的繁榮與(yu) 衰落轉型，對其進行研究，有利於(yu) 尋繹出我國話語權的轉換，以及如何利用經學重建我國特色話語體(ti) 係。

一、《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緣起與(yu) 長編

道光八年戊子（1828）秋，劉文淇與(yu) 友人梅植之（蘊生）、劉寶楠（楚楨）、包慎言（孟開）、薛傳(chuan) 均（子韻）、柳興(xing) 恩（賓叔），門人陳立（卓人）等偕赴金陵同寓，應試不第。[梅植之：《步孟瞻別號舍詩原韻》自注，《嵇庵集》卷五。談及參與(yu) 此事者，陳立：《論語正義(yi) ·敘》少薛傳(chuan) 均、柳興(xing) 恩二人，劉恭冕：《論語正義(yi) ·後序》少薛傳(chuan) 均。]他們(men) “病十三經舊疏多躊駁，欲仿江氏、孫氏《尚書(shu) 》，邵氏、郝氏《爾雅》，焦氏《孟子》，別作疏義(yi) ”。[陳立：《論語正義(yi) ·敘》，《論語正義(yi) 》金陵存古樓書(shu) 社藏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於(yu) 是相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劉文淇任《左傳(chuan) 》，寶楠任《論語》，陳立任《公羊》。[陳立：《論語正義(yi) ·敘》，《論語正義(yi) 》金陵存古樓書(shu) 社藏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這個(ge) 盟約成就了日後一批經學大師，其著述成就澤被學林。[一九八二年五月中華書(shu) 局出版《十三經清人注疏》的擬目24種，而這次盟約成就的《左傳(chuan) 舊注疏證》《公羊義(yi) 疏》《論語正義(yi) 》入選其中。] 道光庚寅（1830年）劉文淇《與(yu) 沈小宛先生書(shu) 》談及自己作舊注疏證的想法，其時已經“鑽仰有年，草稿粗就”，則立約之時劉氏疏證想法已經頗為(wei) 成熟。

劉文淇《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的步驟與(yu) 體(ti) 例，首先做的工作就是資料長編。劉寶楠的《論語正義(yi) 》方法是：“章比節櫛，疏通知遠，萃秦漢以來迄國朝儒先舊說，衷以己意，實事求是。”陳立《公羊義(yi) 疏》亦是鉤稽貫串。[陳立：《論語正義(yi) ·敘》，《論語正義(yi) 》金陵存古樓書(shu) 社藏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柳興(xing) 恩的《穀梁春秋大義(yi) 述》三十卷，第七部分是《述長編》，編纂方式就是“於(yu) 所見載籍之涉穀梁者，以經史子集之序，循次摘錄，附以論斷，庶為(wei) 之集其大成。”[《續碑傳(chuan) 集》卷七四，《清代碑傳(chuan) 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3頁。]據此可以猜想劉文淇撰長編的方式也同於(yu) 此，將先儒《左傳(chuan) 》舊注從(cong) 典籍輯出，然後按照經史子集的次序排列，最後加上自己的案斷。

劉文淇認為(wei) 《左傳(chuan) 》杜注錯謬甚多，其稍可觀者，皆是承襲賈、服舊說。洪亮吉《春秋左傳(chuan) 詁》一書(shu) 已多所揭明，然尚未全備。他認為(wei) “韋昭《國語注》，其為(wei) 杜氏所襲取者，正複不少。夫韋氏注，除自出己意者，餘(yu) 皆賈、服、鄭君舊說。他如《五經異義(yi) 》所載杜氏說，皆本左氏先師，《說文》所引《左傳(chuan) 》，也是古文家說，《漢書(shu) ·五行誌》所載劉子駿說，皆左氏一家之學。又如經疏史注及《禦覽》等書(shu) 所引《左傳(chuan) 》注，不載姓名而與(yu) 杜注異者，也是賈、服舊說。凡若此者，皆稱為(wei) 舊注而加以疏證。”[劉毓崧：《先考行略》，《通義(yi) 堂文集》卷六，民國7年南林劉氏求恕齋刻本。又見劉文淇：《與(yu) 沈小宛先生書(shu) 》，《青溪舊屋文集》卷三。]《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上稽先秦諸子，下考唐以前史書(shu) ，旁及雜家筆記文集，皆取為(wei) 佐證。期於(yu) 實事求是，俾左氏之大義(yi) 炳然複明。”這也表明他當時的工作亦即材料蓃集，然而直到他死時，草創四十年，長編雖具，而《左傳(chuan) 舊注疏證》才完成一卷，令人歎惋。

劉文淇的《舊注疏證》則是針對杜預注的不完善，試圖恢複杜預注之前的先儒舊注麵貌，所以其“注例”明確所謂舊注有：服虔、賈逵、賈服以為(wei) 、賈服雲(yun) 、賈服以、劉賈雲(yun) 、[此條中國科學出版社版本無，而原稿在旁側(ce) 添加，翻檢《疏證》，此條成立。]舊注、諸書(shu) 引左傳(chuan) 注，不載姓名而確非杜注者。可以說劉氏重在輯軼，所以沈玉成這樣評價(jia) 《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

它對《左傳(chuan) 》的漢人舊注作了集大成式的總結，賈服舊說收羅之完備，歸納之清晰都罕有其匹。此外，他還收集其它古文家研究《左傳(chuan) 》的成果，突破了賈服的局限。他尊崇漢人而不薄後人，對清代學者的成果也擇善而從(cong) ，……此書(shu) 取材廣泛，而且不乏個(ge) 人的論斷，但並不因此而抹殺與(yu) 自己相反或不同的意見，態度客觀。……體(ti) 現了一個(ge) 考據學者在處理文獻資料上所具有的熟練技能和清晰頭腦。[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chuan) 學史稿》，頁326－327。]

劉氏則重名物訓詁，典章製度，認為(wei) “釋《春秋》必以周禮明之”，所以他不言例。劉壽曾論及十三經注疏優(you) 劣之時點明了一個(ge) 標準：“其優(you) 劣當以所取注為(wei) 斷”，[劉壽曾：《十三經注疏優(you) 劣考》，《傳(chuan) 雅堂文集》卷一，民國26年（1937）年徐乃昌刊本。]肯定時代較早注本勝於(yu) 時代較晚注本。其實這反映了乾嘉經學家一個(ge) 理想的經學觀：經學完美無缺，萬(wan) 理俱備其中，欲理後世淆亂(luan) ，必複經學舊觀。劉氏博采材料，先做長編，根據長編做提綱，再按照提綱查編，然後清抄。孫詒讓談到《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時說：“劉先生孟瞻……依孫氏《尚書(shu) 》疏例，為(wei) 《左氏疏證》。”[孫詒讓：《劉恭甫墓誌》，《傳(chuan) 雅堂文集》卷首。]孫星衍在《尚書(shu) 今古文注疏》序中說：“今依其例，遍采古人傳(chuan) 傳(chuan) 記之涉《書(shu) 》義(yi) 者，自漢魏迄於(yu) 隋唐。不取宋已來諸人注者，以其時文籍散亡，較今代無異聞，又無師傳(chuan) ，恐滋臆說也。”同時又采清代王鳴盛、江聲、段玉裁以及王念孫諸家說。[孫星衍：《尚書(shu) 今古文注疏》序，中華書(shu) 局1986年版。]而且此書(shu) 凡例第一條就說“此書(shu) 之作，意在網絡放失舊聞，故錄漢魏人佚說為(wei) 多。”孫氏具體(ti) 做法就是先將古注列出，然後疏證。這與(yu) 劉氏主張以及做法基本相同。

那麽(me) 長編究竟始於(yu) 何時呢？丁晏、劉毓崧諸人都認為(wei) “草創四十年，長編已具，然後依次排比，成書(shu) 八十卷。”[劉毓崧：《通義(yi) 堂集》卷六《先考行略》。劉貴曾等：《劉恭甫先生行狀》：“先祖湛深經術……草創四十年，長編已具。”劉文淇的朋友以及《清史稿》以及《清史列傳(chuan) 》記述大致相似。]劉文淇於(yu) 1854年逝世，則長編編纂始於(yu) 1814年左右，絕不會(hui) 始於(yu) 1828年相約編纂新疏才開始的。劉文淇在《左傳(chuan) 舊疏考正序》中提到年已二十，方才讀《毛詩疏》，“後乃得《十三經注疏》，依次校勘，朝夕研究”，並且已經發現問題“竊見上下割裂，前後矛盾，心實疑之久矣。”道光庚寅（1830年）劉文淇《與(yu) 沈小宛先生書(shu) 》談及自己作舊注疏證的想法，其時已經“鑽仰有年，草稿粗就”，並且說“期以十年之功，或可成此”。在一封陳立上劉文淇的書(shu) 信中，談到他們(men) 共約疏證一經的經曆，當時分工以及自己疏證的思考，請教劉文淇，然後說：“前聞孟慈先生稱夫子近治《左疏》，長編已具，明春即可從(cong) 事編纂。又聞治經之餘(yu) ，頗留心鄉(xiang) 邦利害，已成《揚州水道記》一書(shu) ，未知曾刊行否？”[陳立：《陳卓人上劉孟瞻先生書(shu) 》，《國粹學報》光緒31年第三號。]信中提到長編已具和《揚州水道記》一書(shu) 成書(shu) 時間相當。孟慈即汪中之子汪喜孫，汪喜孫和劉文淇交好，有書(shu) 信往來，[汪孟慈：《汪孟子慈致劉孟瞻書(shu) 》，《國粹學報》光緒31年第二號。]汪氏所言當無不確。《揚州水道記》是1836年春李蘭(lan) 卿留揚候代時，邀劉文淇參與(yu) 編纂的。[劉文淇：《揚州水道記後序》，《青溪舊屋文集》卷五。]1837年劉文淇撰《揚州水道記》，九月，阮元為(wei) 《揚州水道記》作序。[劉文淇：《上阮相國書(shu) 》，《青溪舊屋文集》卷三。]《揚州水道記》從(cong) 策劃到成書(shu) 時間在1836－1837年間，則《疏證》長編也當在此時已經是草稿粗具。這就證明從(cong) 1830年“草稿粗就”到1837年，劉文淇《疏證》“長編已具”。

道光庚寅（1830年）劉文淇《與(yu) 沈小宛先生書(shu) 》談及自己作舊注疏證的想法，其時已經“鑽仰有年，草稿粗就”，並且說“期以十年之功，或可成此”。劉文淇樂(le) 觀的認為(wei) 此後十年可以寫(xie) 成《疏證》，但人算不如天算，此後他一直遊幕四方，為(wei) 糊口而耽誤了《疏證》工作。他在給劉恭冕的一封信中提到：“淇現為(wei) 岑氏校刻《輿地紀勝》及朱武曹先生《禮記訓纂》，均約於(yu) 春夏間可以竣事。終日碌碌，未遑自理舊業(ye) ，每念英俊勤於(yu) 編集，深為(wei) 健羨。”[劉文淇：《寄劉叔俛手劄》，橋川子庸藏，轉引自小澤文四郎編：《儀(yi) 征劉孟瞻（文淇）先生年譜》卷首，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年影印本。]據《通義(yi) 堂文集》卷七劉毓崧代阮元撰《輿地紀勝序》可知，劉文淇父子為(wei) 岑氏校書(shu) 始於(yu) 道光二十六年（1845），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完成《輿地紀勝校勘記》五十五卷。在劉氏生年最後階段總纂《重修儀(yi) 征縣誌》（1848－1852），又經曆太平軍(jun) 之亂(luan) 。此可證劉氏《疏證》長編自草稿粗具之後，並未有大量時間用於(yu) 董理舊業(ye) 。

這就是說劉文淇在1808年二十歲接觸《十三經》並開始研讀之後（約在1814年）已經開始專(zhuan) 門研究《左傳(chuan) 》，到1830年為(wei) 止用了將近17年時間才有可能將舊注疏證長編 “草稿粗就”，到1837年已經寫(xie) 好，直到去世還不斷修訂。這樣算來，它的長編才確實花了四十餘(yu) 年時間。

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左疏》整理者認為(wei) “長編可能是在1929年到1940年之間散失的”。[見《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中科院1959年版後附《整理後記》第5頁。]依據梅鶴孫所述，劉師培曾經在1904－1905年間曾由揚州將《春秋》長編數十巨冊(ce) 稿本帶至上海，赴日前交鄧實（秋枚）保存，後不知去向。劉師蒼的兒(er) 子次羽曾將《左疏》稿一部分補抄。後經梅鶴孫聯係，由次羽胞弟崇儒親(qin) 奉《左疏》原稿七冊(ce) ，清抄稿送交上海文獻圖書(shu) 館，由顧廷龍館長接收，出具收據。[梅鶴孫：《青溪舊屋儀(yi) 征劉氏五世小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頁。]

二、版本與(yu) 編纂分析

（一）既存版本

1.劉氏《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原稿）》

共七冊(ce) ，藏上海圖書(shu) 館，索書(shu) 號T46165－71（有光碟），上有印章：上海曆史文獻圖書(shu) 館、上海圖書(shu) 館、合眾(zhong) 圖書(shu) 館藏書(shu) 印。每冊(ce) 封麵題字“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原稿）”，其中第一、二、三、四、七冊(ce) 扉頁有題字，第一冊(ce) 扉頁上寫(xie) ：“隱桓已寫(xie) ”，“隱公五年至隱公末年卅頁，桓元年至末年七十三頁”，字跡潦草。注例字跡不同，上書(shu) “諡法：隱、惠、聲、武、桓、莊、穆、殤、宣、僖”。筆者疑為(wei) 此為(wei) 劉師培整理時所作，他檢閱全書(shu) ，並且核對其中諡法。第二冊(ce) 、扉頁書(shu) 有“僖公元年至十一年墨跡”，“天文、地理、世係、五十凡”，“國朝諸儒左氏專(zhuan) 書(shu) 、雜著”。字跡與(yu) 上近似，筆者疑為(wei) 劉師培檢閱時記錄自己的思考，並且想增入清人《左傳(chuan) 》專(zhuan) 書(shu) 與(yu) 雜著研究成果。第三冊(ce) 扉頁上題：“僖公十二年至二十二年，墨跡，五十二頁”。第四冊(ce) 扉頁上題“文公 文公元年至末年一百十九頁”；第七冊(ce) 扉頁上題“襄公元年至五年（上）”。原稿筆跡明顯不同，《左傳(chuan) 》原文書(shu) 寫(xie) 工整，書(shu) 法近歐體(ti) ，與(yu) 每冊(ce) 封麵題字相同；而注和疏證自己則潦草，多用行書(shu) ，塗抹與(yu) 眉批很多。

2.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副稿）

中科院又稱清抄本，共七冊(ce) ，藏上海圖書(shu) 館，索書(shu) 號T46158－64（有光碟）。版式說明：13x21cm12行行22字無框格，共826頁，存：隱公元年至宣公十八年，此稿分兩(liang) 部分，隱公元年至四年藍格，其它皆無框格藏印。第一冊(ce) 隱公、桓公，隱公元年至四年，三十頁；第二冊(ce) 莊公、閔公；第三冊(ce) 僖公元年至十六年；第四冊(ce) 僖十七年（誤作元年）至二十七年；第五冊(ce) 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第六冊(ce) 文公；第七冊(ce) 宣公。內(nei) 容截至宣公十八年。有部分提綱稿（僖公元年到二十三年），眉批有後人修改添加的痕跡。

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shu) 》據《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副稿）》以影印，入經部126－127冊(ce) （下稱影印本）。

原稿與(yu) 副稿內(nei) 容，比較如下表

3.中國科學院整理本

1959年經中科院曆史研究室第一、第二所將《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整理後出版（下稱整理本）。依據中科院整理本前所列原稿、提綱稿、清抄稿（題為(wei) 副稿）圖版，後有《整理後記》。整理者主要依據副稿，副稿缺少部分僖公（十六年傳(chuan) 至二十二年）、成公（元年至十八年）、襄公（元年至五年終）則據原稿補抄。整理者盡量保持了副稿原貌，但是對諱字都改了，有些眉批缺失；副稿有待填補的空白大都填充，訂正引書(shu) 錯誤，這就難以看出原始樣貌；對於(yu) 原稿和副本互相參差之處，整理者大都依據清抄本，這本來反映劉氏四代人百餘(yu) 年從(cong) 事疏證前後思考的痕跡也就難以顯示。對於(yu) 《疏證》內(nei) 容，劉氏並不是一次成功的，有些篇名明顯是當時未注而在旁加“篇”字，這表示他們(men) 準備後來填補；有些是先眉批而後已經查添，這些痕跡是整理本難以代替原稿和副稿的地方。

日本東(dong) 京株式會(hui) 社1979年版全據中科院版本，僅(jin) 刪去前麵所附圖版。

（二）編纂分析

《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的編纂曆時近百年，花費四代人心血，從(cong) 長編到最後成書(shu) ，曆經劉氏家人以及編輯之手，所以考察其編撰過程頗為(wei) 複雜。在編纂程序上是先做長編，根據長編做提綱，再按照提綱查編，然後清抄。那麽(me) 究竟哪些人參與(yu) 了疏證工作呢？

依據原稿，我們(men) 可以看到，《左傳(chuan) 》文字全部用正楷書(shu) 寫(xie) ，書(shu) 法近歐體(ti) ；而注文和疏證則多用行書(shu) ，且有粘貼小張，其中有一頁背麵寫(xie) 有書(shu) 局名單，其中有劉壽曾、張文虎等。另夾有郭階給劉壽曾的信件。筆者分析，整個(ge) 原稿是劉壽曾在金陵書(shu) 局校書(shu) 之餘(yu) 完成的。至於(yu) 劉貴曾等附張，則是後來添加。

依據影印本（副稿），仔細辨認文字，字體(ti) 書(shu) 寫(xie) 風格可大致分為(wei) 六類：一、顏體(ti) ，豐(feng) 腴略扁，美觀耐看，卷首隱公元年（影印本上冊(ce) 第1頁）到莊公七年（第323頁）；二、柳體(ti) ，書(shu) 寫(xie) 扁長，瘦勁俊逸，莊公七年（第324頁）到莊公十年（第342頁），以及第832頁到結尾，；三、近於(yu) 柳體(ti) ，但是書(shu) 寫(xie) 略呈匠體(ti) 風格，從(cong) 上冊(ce) 第546頁到第831頁以及下冊(ce) 第25頁到第40頁；四、字體(ti) 細小，端正俊秀，影印本下冊(ce) 第1頁到第24頁，以及第760頁到第800頁；五、字體(ti) 扁平，捺法局促，但尚有可觀之處，莊公十年（影印本上冊(ce) 第343頁）到莊公二十二年（第535頁）；六、書(shu) 寫(xie) 機械，橫法波折，字體(ti) 扁平，全無體(ti) 式可言，僖公元年（第536頁）開始到第546頁。根據稿本字體(ti) 顯示，謄抄經過多人之手，因此可以認為(wei) 稿本是在不同階段不同人手書(shu) 寫(xie) 而成。這也從(cong) 另一方麵證明疏注出自三人以上。

影印本（副稿）第754頁到第831頁的內(nei) 容是僖公元年到僖公二十二年的提綱稿。提綱先抄錄《左傳(chuan) 》經傳(chuan) 和注，然後用極少文字將要疏證的內(nei) 容標出來。如僖公四年傳(chuan) “歸胙於(yu) 公”疏證下列“洪亮吉、杜注、晉世家”，對照清抄稿可以看到，疏證內(nei) 容就依此而作。提綱稿還在將要引用者的右上角標出圓圈或者三角形，圓圈表示讚同意見，三角形則表示反對，如僖公十年“及期而往”條，提綱稿第786頁顧炎武右上角標三角形，整理本第300頁作者評定“顧說非”。而同年下麵一條沈欽韓右上角標了圓圈，整理本第300頁作者意見是“沉說是”。提綱稿第787頁列：李貽德、洪亮吉、沈欽韓，其中李右上角標三角形，在清抄稿中就有否定意見，而洪、沉右上角標出圓圈，清抄稿則予與(yu) 肯定。與(yu) 提綱稿相應的清抄稿有的另外添加內(nei) 容，僖公十三年“自雍及絳相繼”條，提綱稿疏證下列“杜注、秦本紀、詩、按、顧棟高、禦覽、本疏”（頁794），但整理本有“洪亮吉”。由所見提綱稿可以看出作者用心謹慎周密，由此也可以看出劉氏疏證工作有全盤考慮：先做長編，根據長編做提綱，然後依據提綱查編，最後進行清抄工作。

副稿從(cong) 隱公元年到隱公四年所用紙張都有欄格，書(shu) 寫(xie) 規範端正，這部分在原稿本缺，這或許就是劉文淇完成的第一卷。但其中用插入號標示有後人添補的痕跡，主要有：1.標示文獻具體(ti) 出處，如在“隱公”疏證下標出《世本》，在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yi) 父盟於(yu) 蔑”疏證《五經異義(yi) 》旁注“引”字，整理本有“《禮記曲禮》：蒞牲曰盟。疏引”諸字；2.僅(jin) 有篇目的標出書(shu) 名，如在《諡法》前標出《逸周書(shu) 》，並在“諡法”下加“解”，在《元命包》上標出《春秋》，在《曲禮》上標出《禮記》；3.僅(jin) 有書(shu) 名的標出篇名，如“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注文“匠疏”上加“《周禮考工記》”，並在“匠” 下加“人”；4.大型類書(shu) 的標出具體(ti) 卷數，如在《禦覽》下注“卷”，整理本有“卷五百五十”；5.以及注釋作者名稱，如在《禮記少儀(yi) 》注前加“鄭”，在《呂覽》注前加“高”。這些插入號大多已經添加了內(nei) 容，有的僅(jin) 用一個(ge) 字表明需要添加的內(nei) 容，比如：“篇”“卷”“引”。這些補充添加信息表明劉氏家族對《疏證》引用文獻缺陷有充分認識，隻是因為(wei) 這是未完稿，所以沒有按照意願加以完善，因此不能據此批評劉氏引用注釋方麵的不足。

影印本以按語形式明確標示著作權歸屬的有劉文淇、劉壽曾、劉貴曾。“文淇按（案）”最多，從(cong) 《隱公元年》到《襄公五年》貫穿全書(shu) ，均有所見。“壽曾曰（謂）”從(cong) 《魯僖公二年》到《襄公五年》也時有所見。而“貴曾曰”也多達11條以上[劉建臻在《揚州學派經學研究》劉文淇一節中認為(wei) 劉貴曾隻有7條，是不察焉。]，且多是注釋古曆。據劉師培所說：“訓導公（文淇）治春秋左氏傳(chuan) ，作舊注疏證，成僅(jin) 一卷，同知公（壽曾）庚之，府君（為(wei) 助）。”[劉師培：《先府君行略》，《左盦集》卷六，《劉申叔遺書(shu) 》下冊(ce) 第1259頁。]劉貴曾從(cong) 成蓉鏡學習(xi) 三統曆法，著有《左傳(chuan) 曆譜》。在影印本下冊(ce) 中還可以看到眉批寫(xie) 有貴曾曰（按），但是沒有內(nei) 容。據此，則劉文淇為(wei) 第一作者，劉壽曾、劉貴曾都曾參與(yu) 疏證。

又，《舊注疏證》稿中有些按語內(nei) 容與(yu) 劉毓崧的其它文章內(nei) 容和學術特色相一致。如：隱公八年傳(chuan) “陳針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針子曰：是不為(wei) 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那些沒有加人名的按語當有部分為(wei) 劉毓崧所作。《舊注疏證》先引賈逵舊注，謂：“賈雲(yun) ：配，謂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正義(yi) 》）”接著《左傳(chuan) 正義(yi) 》中輯出鄭眾(zhong) 、鄭玄義(yi) ，又從(cong) 《禮記正義(yi) 》中引賈、服之義(yi) 。【疏證】引沈欽韓、俞正燮之說駁杜注孔疏，然後論證，其雲(yun) ：“賈、服三月成昏之說，後儒多不謂然。考《列女傳(chuan) 》雲(yun) ：宋恭伯姬、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其母曰穆薑，嫁伯姬於(yu) 宋恭公。恭公不親(qin) 迎。伯姬迫於(yu) 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妻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qin) 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yu) 伯姬。”接著又引述齊孝孟姬“禮不備，終不往”故事。該條意旨見於(yu) 劉毓崧《通義(yi) 堂文集》卷三《大夫以上廟見後成婚說》。劉毓崧的兒(er) 子劉貴曾等說：“先考精研三禮，據《列女傳(chuan) 》宋共伯姬、齊孝孟姬條知大夫以上娶妻，三月廟見始成昏，與(yu) 昏義(yi) 所言士昏禮當夕成昏者不同。著《大夫以上廟見後成婚說》。”[劉貴曾等撰：《劉恭甫先生行狀》，1912年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抄本，藏國家圖書(shu) 館。]而《舊正疏證》稿按語俱沒有寫(xie) “毓崧按”。可證原稿沒有加按語者多為(wei) 劉毓崧所加。又據原稿顯示，多處文淇按都是塗抹後在旁側(ce) 加上。據此可以推斷，除第一卷謄清稿外，有許多劉文淇按語可能都是劉毓崧所作。

提綱稿顯示按語作者，其中題“先太父案”或“先祖案”的至少有20處，題“先兄曰”或“先兄按”的有13處，題“二兄曰”或“二兄雲(yun) ”的也有11處。但也還有幾處按語沒有標出作者。據用語可以確定這份提綱稿應該是劉富曾所撰。分析提綱稿字跡，可以發覺這部分書(shu) 法與(yu) 第三類相似，都是瘦勁扁長，近於(yu) 柳體(ti) 風格，略呈匠體(ti) 風格。所以可以粗略認為(wei) 劉富曾參與(yu) 的部分主要在僖公部分，影印本從(cong) 上冊(ce) 第546頁到第831頁以及下冊(ce) 第25頁到第40頁。從(cong) 第一卷影印本中添加的文字字體(ti) 來看，與(yu) 底本完全不同，而且字體(ti) 潦草。據前人回憶，認為(wei) 劉師培“字跡荒率”，“字如花蚊腳，忽斷忽續，醜(chou) 細不成書(shu) ”，與(yu) 此相合，故而可以認為(wei) 這些是劉師培所添加。[《冒鶴亭先生年譜》載冒鶴亭回憶：“予中鄉(xiang) 榜，劉申叔尚在小考。揚州府試，知府沈學派筆香延予閱卷，得申叔考卷，字如花蚊腳，忽斷忽續，醜(chou) 細不成書(shu) ，但詩文冠場。如此卷不放府案首，決(jue) 不能得秀才。予乃將其八股詩賦，密圈到底，竟壓府案。”雲(yun) 雲(yun) 。梅鶴孫《青溪舊屋儀(yi) 征劉氏五世小記》亦有記載。]僖公元年（第536頁）開始到第546頁，書(shu) 寫(xie) 機械，橫法波折，字體(ti) 扁平，全無體(ti) 式可言，也可初步認為(wei) 出自劉師培之手。另外，影印本顯示有些零星的眉批也是字跡潦草，或可認為(wei) 都是劉師培所為(wei) 。

現在所見的文本止於(yu) 襄公五年，那麽(me) 與(yu) 劉恭冕、劉貴曾等所說相差一年。劉師培1910年作《春秋左氏傳(chuan) 時月日古曆考》，在《序》中稱：“師培纘承先業(ye) ，於(yu) 賡續《疏證》之暇……”晚期曾與(yu) 人說：“郊居多暇，稍振宿業(ye) 。”[劉師培：《與(yu) 某君書(shu) 》，梅鶴孫《青溪舊屋儀(yi) 征劉氏五世小記》第52頁。]這裏所說可能就是繼續祖、父輩所傳(chuan) 《春秋左傳(chuan) 》疏證之事。由此可知，則劉師培始終念念不忘賡續家傳(chuan) 之《左疏》，早在1909年（甚或更早）已經開始整理。或許，清抄本就是劉師培在這一時期“發抄”的結果。

《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曆經四代人心血，有一個(ge) 不斷添加的過程，署名劉文淇、劉毓崧、劉壽曾，但不全是三人所為(wei) ，此後劉貴曾、劉富曾、劉師培等都曾經參與(yu) 整理。

三、體(ti) 例分析

清代訓詁學家，對於(yu) 舊《十三經注疏》，尤其是對於(yu) 唐宋舊疏，意見頗多，遂思作新疏。當時訓詁考據之學大興(xing) ，音韻小學，超過前人。劉文淇的疏證，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的。清人治學，以求實為(wei) 本。劉文淇有感於(yu) 宋元以來學者好逞臆說，以奪舊詁的空談之風，認為(wei) 要光大文化遺產(chan) ，必須從(cong) 實際工作入手，以改變學風。就《左傳(chuan) 》來說，“注”本杜（預）注，“疏”本孔（穎達）疏，而杜注、孔疏都有襲取舊說又加以取舍之弊，必須還其本來麵目。劉文淇作《左傳(chuan) 舊疏考正》，是將孔疏中應用前人“舊疏”者，一一考出，從(cong) 中考稽出“舊疏”的真實麵貌。作《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則是為(wei) “懲杜氏之失”。杜注對待前人“舊注”，有“排擊”“剿襲”、“沿用”三大過失。劉文淇的方法是：“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所剿襲者，表明之；其沿用韋氏《國語》注者，一一疏記。”第二步工作是“博采眾(zhong) 長”。第三步工作是“下以己意，定其從(cong) 違”，最後達到“俾左氏之大義(yi) 柄然著明”的目的。[劉毓崧：《先考行略》，《通義(yi) 堂集》卷六。劉文淇：《與(yu) 沈小宛先生書(shu) 》也有論及，見《青溪舊屋文集》卷三。]

重新疏證《左傳(chuan) 》，必得體(ti) 例詳明方可著手。中科院整理本卷首有“注例”：

服虔、賈逵、賈服以為(wei) ，賈服雲(yun) 、賈服以、舊注。

一、釋《春秋》必以周禮明之。周禮者，文王基之，武王作之，周公成之。周禮明而後亂(luan) 臣賊子乃始知懼。若不用周禮，則專(zhuan) 用從(cong) 殷。（自注：公羊家言《春秋》，變周之文，從(cong) 殷之質，殊誤。）則亂(luan) 臣賊子皆具曰予聖，而借口於(yu) 《春秋》之改製矣。（自注：《鄭誌》曰：“《春秋經》所譏所善，皆於(yu) 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書(shu) 之，但按禮以正之。”所謂禮，即指周禮。）

一、《春秋》有事、有文、有義(yi) 。義(yi) 雖孔子所竊取。然必依文與(yu) 事言之。左氏親(qin) 見冊(ce) 書(shu) 所記事，文多可依據。若《公》《穀》之作，當戰國時，其所述事文，未能盡確。則其義(yi) 雖優(you) ，亦恐有郢書(shu) 夜說之患。

一、褒獎抑損之義(yi) ，三傳(chuan) 所傳(chuan) 《春秋》皆有之。注左氏者，惟賈君尚存梗概，後人議其雜入《公》《穀》之說，為(wei) 自淆家法。實則左氏本有其義(yi) ，而賈君傳(chuan) 之。非賈君好為(wei) 合並也。

但是覆堪原稿與(yu) 副稿，卻發現副稿沒有注例，原稿與(yu) 整理本也有區別，原稿“服虔、賈逵、賈服以為(wei) ，賈服雲(yun) 、賈服以、舊注”書(shu) 於(yu) 另頁，而以小字在“舊注”下附注“諸書(shu) 引左傳(chuan) 注，不載姓名而確非杜注。”另有旁注“劉賈雲(yun) ”，字跡與(yu) 前不同。《舊注疏證》首先必須明白舊注的含義(yi) ，但據原稿痕跡，似乎當時並沒有準確表述，或者這在劉氏看來是最明白的事，所以沒有寫(xie) 下來。從(cong) 另一個(ge) 方麵表明，整理本上的注例並不完善，隻是隻言片語，沒有準確陳述，簡單記錄了參與(yu) 疏證者的設想，也就是說，直到出版時，此注例仍非完帙。“注例”很多是從(cong) 疏證文本中挑出來的。針對賈逵、服虔注經傳(chuan) 方式區別，劉文淇在《隱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句下明確疏證方式：“服氏不注經文，即有經之傳(chuan) ，即於(yu) 傳(chuan) 中釋經。今既依賈氏之例疏證經文，凡賈氏所不說者，即取服注列於(yu) 經文之下。其有賈、服連言，亦俱於(yu) 經中釋之，後皆仿此。”這也就是說，劉氏雖不明言舊注究竟何指，但做法明確，就是要找到賈服等漢儒舊注的源頭。

“注例”中有“釋《春秋》必以周禮明之”。唐初孔穎達等學者，已經承認或論定《春秋》可以當禮書(shu) 看。蘇軾也認為(wei) ：“孔子因魯史為(wei) 《春秋》，一斷於(yu) 禮。”（經義(yi) 考引）但《春秋》有三傳(chuan) ，經學有古今，孰是孰非？原稿眉批曰：“哀十四年疏稱賈逵、服虔、潁容等皆以為(wei) 孔子修《春秋》，約以周禮。”這一句也就表明了古文經學的立場，因為(wei) “今學主《王製》孔子，古學主《周禮》周公”。[廖平：《四益館經學四變記》，《四川國學院國學雜誌》第六號。]劉氏此舉(ju) ，實是經學家法使然。經學不講家法，則會(hui) 使人陷入泥沼。所以最初包世臣引導淩曙和劉文淇是首先明立家法。東(dong) 漢《左傳(chuan) 》學興(xing) 起與(yu) 劉歆密不可分，在他的努力下完全實現了《左傳(chuan) 》的傳(chuan) 化，確立了《左傳(chuan) 》學的曆史理論和邏輯理論，所以劉歆當之無愧是《左傳(chuan) 》學的創始人。[參閱沈玉成、王寧：《春秋左傳(chuan) 學史稿》第五章，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戴維：《春秋學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但是劉歆等研究成果留存極少，而賈服注釋卻在《左傳(chuan) 正義(yi) 》和其它典籍保存不少。劉文淇回到了劉歆的立場，也就回到了漢代《左傳(chuan) 》學的起點，對內(nei) 找到了賈、服等漢儒舊注的源頭，為(wei) 期疏證舊注奠定了基礎；對外則與(yu) 漢代的《公羊》學乃至《穀梁》學劃清了界限。[參見徐興(xing) 無：《釋〈春秋〉必以周禮明之——讀劉文淇〈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注例〉》，《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先儒早就有“左氏善於(yu) 禮”之說，[鄭玄《六藝論》。]漢朝製禮用《左傳(chuan) 》。孔子作是因為(wei) 禮崩樂(le) 壞而作以示褒貶，那麽(me) 《左傳(chuan) 》要傳(chuan) 經，必歸於(yu) 禮。在這一部書(shu) 《左傳(chuan) 》中，有一個(ge) 明顯而一貫的曆史觀，這是“禮”。作者把當時一切的興(xing) 亡成敗的原因都歸結到人與(yu) 人，國與(yu) 國間相互交往時有禮或無禮……即是在中國文化中人與(yu) 人的關(guan) 係，國與(yu) 國的關(guan) 係，以禮為(wei) 共同遵守的準繩，並以有禮與(yu) 無禮為(wei) 文明（華）或野蠻（夷）的分別。所以劉氏強調《左傳(chuan) 》的禮學意義(yi) ，正得其要穴。

“注例”接下來論證《左傳(chuan) 》的優(you) 點：文、事、義(yi) ，而其依據則是《左傳(chuan) 》在時間近於(yu) 《春秋》。唐朝的劉知幾《史通·六家》:“《左傳(chuan) 》家者,其先出於(yu) 左丘明。”《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因為(wei) 左丘明親(qin) 見夫子，所述事跡也明顯詳盡，《公》《穀》晚出，那麽(me) 《左傳(chuan) 》較之則勝出。在這裏劉氏特別提到事的重要性，而對義(yi) 反而次之。這也反映了劉氏重樸學而不好義(yi) 理之學。所以劉文淇在和沈欽韓的交流中還明確疏證內(nei) 容與(yu) 撰述旨意，他說：“文淇所為(wei) 《疏證》，專(zhuan) 釋訓詁名物典章，而不言例。”[劉文淇：《與(yu) 沈小宛先生書(shu) 》，《青溪舊屋文集》卷三。]《隱公七年》“謂之禮經”疏證按語亦雲(yun) ：“今證經傳(chuan) ，專(zhuan) 釋訓詁名物典章，而不言例。”劉氏認為(wei) 典章製度是不可隨意更改的，而所謂例則會(hui) 人言言殊，這就會(hui) 造成郢書(shu) 夜說的惡習(xi) 。沿著這一思路，劉師培在《讀左剳記》中進一步將《左傳(chuan) 》學的學術源流上推到東(dong) 周，認為(wei) 周末之書(shu) 多引《左氏》，稱“蓋韓非得荀卿之傳(chuan) ，亦《左傳(chuan) 》之先師”，“《呂覽》一書(shu) ，多成於(yu) 荀卿門人之手（自注按：安吳包氏亦有此說）。荀卿為(wei) 《左氏春秋》之先師，故《呂覽》一書(shu) ，多引《左氏》之文。”這樣也就論證了《左傳(chuan) 》的合法性與(yu) 優(you) 越性。

最後劉文淇要澄清賈逵雜入《公》《穀》之說。劉氏沒有否定《公》《穀》之義(yi) ，而是和賈逵當初上書(shu) 皇帝策略一樣，強調《左傳(chuan) 》“同《公羊》者十有七八。”[參閱沈玉成、王寧：《春秋左傳(chuan) 學史稿》，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頁。]如果《左傳(chuan) 》沒有微言大義(yi) ，那就會(hui) 淪為(wei) 史學著作。但是學者大都認為(wei) 當初賈逵說《左傳(chuan) 》雜入了《公》《穀》，劉氏重新提出《左傳(chuan) 》本有其義(yi) 。這不能不說是他的宏偉(wei) 的願景。這一思路最後為(wei) 劉師培闡發：

《左傳(chuan) 》之五十凡，固左氏一家之學，異於(yu) 《公》《穀》。蓋褒諱抑損之義(yi) ，三傳(chuan) 所同；《左傳(chuan) 》所載凡例，乃丘明借以釋經旨也。既有此例，則《左傳(chuan) 》必輔經而行，絕非經外之書(shu) 。[劉師培：《讀左劄記》。劉文淇在《左傳(chuan) 》隱公七年出現第一個(ge) 凡例注疏中也有相似論述。]

綜合來看，《注例》對於(yu) 具體(ti) 的疏證方法與(yu) 步驟似乎並不重視，反而強調了“以禮注《左》”這一宗旨。當時古文《左傳(chuan) 》已經麵臨(lin) 今文經學的攻擊，一場的更大規模今古文之爭(zheng) 掀起帷幕。[徐中舒：《經今古文問題綜論》，王元化主編《釋中國》（第二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6頁。]對《左傳(chuan) 》學最大的威脅便是劉逢祿，他不僅(jin) 重新強調《公羊》學義(yi) 例，還用考據的方法證明了漢儒“以《左傳(chuan) 》為(wei) 不傳(chuan) 《春秋》”（《漢書(shu) ·楚元王傳(chuan) 》的觀念），而且發明劉歆偽(wei) 造《左傳(chuan) 》的觀點。講《春秋》的人喜歡講《春秋》書(shu) 法即所謂義(yi) 例。朱熹說“《春秋》之有例固矣”。在《左傳(chuan) 》學麵臨(lin) 這樣的危機下，劉文淇必須要有一個(ge) 新的方法與(yu) 策略，這就是“以禮注《左》”。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他要指出義(yi) 例的不可靠。而這樣的這一思路恰恰來自劉文淇向今文經學的學習(xi) 而取的策略。其舅父淩曙《春秋公羊禮疏》序雲(yun) ：

觀乎古帝王之經理天下也，得禮治，失禮亂(luan) ，得失之所關(guan) ，治亂(luan) 之所本，可不慎與(yu) ？是以淫辟之罪多，昏姻之禮廢也；爭(zheng) 鬥之獄藩，鄉(xiang) 飲之禮廢也；骨肉之恩薄，喪(sang) 紀之禮廢也；君臣之位失，朝聘之禮廢也。由是觀之，六經之道，同歸禮樂(le) 之用。[《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五十二第12頁。]

淩氏深感宋元以來學者，空言虛飾，無益聖訓，無補世道；惟有實事求是，方不失聖賢之垂教，至於(yu) 經綸世道莫急於(yu) 禮，因此著《公羊禮疏》十一卷、《公羊禮說》一卷、《公羊問答》二卷，將公羊義(yi) 理援入禮學之中，使其論據有原。[台灣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係鄭卜五博士論文：《淩曙公羊禮學研究》第3頁。]這一思路無疑啟發了劉文淇，既然《公羊》義(yi) 理可以援入禮學，那麽(me) 《左傳(chuan) 》要取得一席之位，也應從(cong) 禮學意義(yi) 上進行論證。雖然二者在義(yi) 理上完全不同，但是采納的方法卻是一致的。在他的弟子陳立著《公羊義(yi) 疏》方法上也基本一致，陳立雖對公羊義(yi) 理並無發揮，然對公羊材料之蓃集及訓詁考據上，頗有績效。《清儒學案》稱他鑒於(yu) 徐疏空言無當，孔廣森、劉逢祿謹守何氏之說，雖詳於(yu) 義(yi) 例而略典章訓詁。[徐世昌：《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一《曉樓學案·附陳立》，台北：世界，六十八年，第六冊(ce) ， 第12頁。]從(cong) 淩曙到陳立這三代師徒相授的曆程看，他們(men) 共同之處恰在於(yu) 對典章訓詁的重視，詳於(yu) 析禮，略於(yu) 說例。這和沈欽韓為(wei) 惠棟《補注》作的序見解一致，其序：“後之學者，舍禮而言《春秋》。於(yu) 是以《春秋》為(wei) 刑書(shu) ，以書(shu) 法為(wei) 司空城旦之科。”沈氏對劉氏的欣賞之情，也許正來源劉氏《疏證》的用心與(yu) 策略。

由此看來，《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不僅(jin) 是恢複舊注的輯軼之作，其深層意義(yi) 直接關(guan) 係《左傳(chuan) 》學存亡興(xing) 廢。可惜的是劉氏家族連恢複舊注的工作都沒有完成就家道中隕，令人歎惋。因為(wei) 這是一部未定稿，而且經過多人之手，曆時百餘(yu) 年，所以必須以曆史發展的眼光來看待這部書(shu) 稿，不能將其功績歸於(yu) 某一人名下，而應該看作是劉氏家族四代人共同努力的結晶。

整理凡例

一、《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長編數十巨冊(ce) 不知下落，上海圖書(shu) 館藏原稿七冊(ce) ，清抄本七冊(ce) ，互有出入，1959年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據以整理並在科學出版社出版（科學版）。今以科學版為(wei) 整理底本，以《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清抄本）》爲參校本。

二、劉氏《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經傳(chuan) 依據版本或多宋本，無論斷句與(yu) 文字與(yu) 現今通行楊伯峻《春秋左傳(chuan) 注》（中華書(shu) 局1981年版）多有不同，整理時依照劉氏原稿而不做修改，一仍其舊，以見劉氏版本原貌。

三、整理格式主要以《古籍校點釋例（初稿）》（《書(shu) 品》1991年第4期）爲依據而略有變通，並以古籍“定本”格式處理，即：底本文字上的明顯訛誤，均在正文中徑作改定，並出校記說明。

四、經、傳(chuan) 文用四號字；注用小四號字，疏證用五號字。說明與(yu) 注釋采用頁下腳注，用小五號字。

五、《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為(wei) 劉氏幾代人不同時期編纂，故而異體(ti) 字多有，如“於(yu) ”“於(yu) ”、“係”“係”、“按”“案”並用；引述書(shu) 名時也多異名同用，如“疏”“正義(yi) ”兼存。整理時為(wei) 保存原貌，或可以此窺某人纂著特色，故不作修改。惟明顯因書(shu) 寫(xie) 或印刷而產(chan) 生錯別字，才予以修改。惟古人著作行文有注重文字、修辭者，故其刻意之異體(ti) 、通假字，亦視具體(ti) 情況予以保留，不強求一律。

六、各篇均施以新式標點。《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征引書(shu) 籍豐(feng) 富，書(shu) 名號標注尤為(wei) 重要，經、傳(chuan) 、注、疏、疏證能夠明確爲書(shu) 名者，或某一書(shu) （篇）注疏，俱加書(shu) 名號，如《關(guan) 雎傳(chuan) 》；某人注釋姓名不在內(nei) ，如毛《傳(chuan) 》。某年傳(chuan) 俱納入書(shu) 名號中，看作一篇，如《隱公二年傳(chuan) 》；若後有完整書(shu) 名，則僅(jin) 標書(shu) 名，如隱公二年《左傳(chuan) 》。書(shu) 名略寫(xie) ，俱標書(shu) 名，如《漢誌》。如書(shu) 與(yu) 篇名並舉(ju) ，中間施以間隔號，如《周禮·載師》。

七、《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羅列材料豐(feng) 富，但也存在引而不斷、隨時割裂的問題。為(wei) 了尊重原貌，整理時不以引用材料糾正原稿；引用割裂或撮述大意時，也視作原文引用，爲區分引用內(nei) 容與(yu) 作者考論文字之差別，對經其刪改之引文亦多用引號標示。引號有單雙兩(liang) 種，整理采取先雙後單，循環使用。如以後有致力於(yu) 劉氏此稿研究者，可再以此本與(yu) 引用書(shu) 目核校。科學版已糾正書(shu) 名、年代等錯誤之處，予以保留。

八、全書(shu) 各篇文章，均無分段。今依文意，試爲分段，以便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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