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石軍(jun) 著《謝良佐理學的形成與(yu) 演變》出版暨序言、後記

謝良佐理學的形成與(yu) 演變

作者：陳石軍(jun)  著

出版社：光明日報出版社

時間：2024年6月

內(nei) 容簡介

謝良佐（1050-1121），字顯道，學者稱上蔡先生、逍遙先生等，被譽為(wei) “洛學之魁”“程門第一”(黃宗羲語)，在宋明理學史上有著重要影響。《謝良佐理學的形成與(yu) 演變》一書(shu) 包括正文五章、附錄二篇，以謝良佐的生平與(yu) 學術活動為(wei) 基礎，通過考察元祐黨(dang) 案與(yu) 上蔡學派的形成過程，著重突出 了從(cong) “伊川學”到“上蔡學”的理學發展譜係。謝良佐早年著作《論語解》與(yu) 中晚年著作《上蔡先生語錄》各有影響，上蔡學不僅(jin) 開辟了理學式經學反對章句、注重意會(hui) 的解經旨趣，還啟發了湖湘學、朱子學、陸王心學的形成。此外，《宋史·謝良佐傳(chuan) 》僅(jin) 兩(liang) 百餘(yu) 字，且誤著錄上蔡的籍貫、卒年，對謝良佐晚年近二十年的記錄完全空白，上蔡學遂因此隱而不彰。本書(shu) 附錄《上蔡謝先生良佐年譜》近十萬(wan) 字，首次以係年的形式編撰整理了謝良佐主要生平活動，還對其著作和學說在近世東(dong) 亞(ya) 的流傳(chuan) 情況作了整理，可供學界參考。

作者簡介

陳石軍(jun) ，男，福建泉州人，現任北京體(ti) 育大學人文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廈門大學哲學學士、經學學學士（雙學位）、哲學碩士，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博士，日本愛知大學中國研究博士。主持國家級、省部級項目等多項，在《中國哲學史》《周易研究》《愛知論叢(cong) （日本）》等海內(nei) 外刊物發表學術論文，主要從(cong) 事儒家哲學、體(ti) 育哲學研究。

目錄

序（向世陵）

緒論：道學、理學與(yu) 上蔡學

一、道學、理學與(yu) 伊川學、上蔡學

二、從(cong) 伊川到朱子：為(wei) 什麽(me) 要研究謝良佐？

三、研究現狀與(yu) 問題

第一章 程門第一：謝良佐生平與(yu) 從(cong) 學考

一、生卒、裏籍與(yu) 世係辨正

二、“習(xi) 舉(ju) 業(ye) 有成”

三、程顥與(yu) 謝良佐

四、程頤與(yu) 謝良佐

五、三高弟與(yu) 四先生

第二章 學術與(yu) 政治：謝良佐入“元祐黨(dang) 籍”考

一、“名在黨(dang) 籍”還是“偶逃黨(dang) 部”？

二、“詔對不合”：宋徽宗與(yu) 謝良佐

三、三塊“元祐黨(dang) 籍碑”中的謝良佐

四、謝良佐出元祐黨(dang) 籍考

第三章 從(cong) “伊川學”到“上蔡學”：北宋晚期理學的發展

一、“伊川學”：學術與(yu) 政治之間

二、“自相傳(chuan) 道”：政道與(yu) 師道

三、“義(yi) 兼師友”：謝、胡授受間的政道與(yu) 師道

四、上蔡門人考：謝良佐與(yu) 北宋晚期的理學傳(chuan) 承

第四章 “上蔡學”的形成：從(cong) 《論語解》到語錄

一、經學與(yu) 理學

二、《論語解》的著述與(yu) 意義(yi)

三、從(cong) 經學到語錄

第五章 從(cong) “上蔡學”到“朱子學”：《上蔡先生語錄》的編撰、成書(shu) 與(yu) 影響

一、《上蔡先生語錄》的記錄與(yu) 編撰

二、《上蔡先生語錄》在宋代的編撰與(yu) 刊刻

三、朱子編《上蔡先生語錄考》

四、小結

結語：伊川學與(yu) 朱子學之間的謝良佐

附錄一：上蔡謝先生良佐年譜

附錄二 《上蔡先生語錄》的版本與(yu) 流傳(chuan)

參考文獻

後記

序（向世陵）

在二程的學生中，謝良佐（上蔡）無疑具有重要的地位，黃宗羲曾稱謝良佐在程門高弟中應當排第一。但就學術流傳(chuan) 的實際情況看，謝良佐的影響力並沒有那樣大。由於(yu) 可供使用的資料較少且不成係統，謝良佐學術沒有引起後人更多的關(guan) 注，研究者亦不多。

石軍(jun) 是我的學生，他研究謝良佐學術多年。光明日報出版社即將付梓的《謝良佐理學的形成與(yu) 演變》，是他承擔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的結項成果。在該書(shu) 中，他按照上蔡學的源流、形成和演變的構架展開研究，重點落在上蔡的生平、上蔡的學術與(yu) 政治的關(guan) 聯、上蔡學派的傳(chuan) 承幾方麵，最後附有凝聚了他極大心血的謝良佐年譜與(yu) 著作版本的考察。

該書(shu) 雖然標稱研究謝良佐的“理學”，並以“理學”為(wei) 問題意識，但並不像通常的理學著作那樣，側(ce) 重於(yu) 思想和理論分析，他把問題的重點放在了思想“之外”的理學傳(chuan) 承，中心議題是他所構造的從(cong) 伊川到上蔡再到朱子的理學傳(chuan) 承譜係。

二程洛學的傳(chuan) 承，通常有兩(liang) 大特點：一是自二程之後，“道南”四傳(chuan) 到朱熹，即由楊時開頭，經由羅從(cong) 彥、李侗到朱熹，這是迄今最為(wei) 流行的“程朱”學派的傳(chuan) 承譜係，也即由洛學到閩學，而朱熹集其大成。二是由於(yu) “道南”僅(jin) 指楊時所傳(chuan) ，故楊時成為(wei) 二程諸弟子的中心，代表著程學的正統，其他弟子，如當時可能影響更大的謝良佐等人，受到中年以後朱子的嚴(yan) 厲批評，稱“伊川之門，謝上蔡自禪門來”，而被劃歸於(yu) 別派——謝良佐開啟了張九成、陸九淵的心學一脈。

在書(shu) 中，石軍(jun) 通過對謝良佐生平，尤其是問道於(yu) 二程事跡的考訂，重塑了謝氏在洛學的地位；更提出在上蔡晚年，由於(yu) 官方禁止程頤講學，有不少歆慕理學的遠方士人轉投謝良佐門下，這在客觀上為(wei) 上蔡獨立地講述自己的學問提供了機會(hui) ，並促成了從(cong) 伊川學到上蔡學的發展。在這裏，一個(ge) 重要史實考證，是謝良佐入出“元祐黨(dang) 籍”的問題。石軍(jun) 認為(wei) ，謝良佐從(cong) 元祐黨(dang) 籍中解除，產(chan) 生了多方麵的影響：一是他正式告別了政治中心，從(cong) 中央重新回到地方；二是謝良佐脫離了程頤的直接指導，開啟了相對獨立的學術探索；三是隨著謝氏在曆仕州縣的過程中廣泛講學，接收那些受地域限製或伊川學禁影響無法從(cong) 學程頤的士子，推動了理學從(cong) 伊川學向上蔡學發展。這構成了北宋晚期（徽宗執政期間）理學發展的重要篇章。如此的分析頗有新意，值得研究洛學傳(chuan) 承的學者思考。

該書(shu) 的一個(ge) 重要貢獻，是發掘謝良佐最後近二十年（1103—1121）的生平事跡。流行的觀點是謝良佐卒於(yu) 崇寧二年（1103），石軍(jun) 經過自己的考證，認為(wei) 這是錯誤的，謝良佐的學術成就也因之被埋沒。我們(men) 在書(shu) 中可以看到，謝良佐的學術生命與(yu) 北宋晚期的政治環境相互影響，謝氏的主要著作《上蔡先生語錄》正是在其生命最後的二十年間由門人記錄而成，並與(yu) 他早年的經學著作《論語解》一起，構成了上蔡學的學術主幹。

石軍(jun) 認為(wei) ，在兩(liang) 宋之際的六十餘(yu) 年中，正是謝良佐的《論語解》填補了王安石與(yu) 朱熹之間《論語》學的空白，南宋的許多學者正是“賴先生（上蔡）之言，以發其趣”，這是宋代《論語》學不可忽略的重要篇章。朱熹“苦讀”和兩(liang) 次編《上蔡先生語錄》，說明上蔡對朱子思想也產(chan) 生了影響，但學界對朱子編纂《上蔡先生語錄》的學術活動還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朱熹早期道學思想的形成，流行的觀點聚焦在拜師李侗和道南學脈的傳(chuan) 承。石軍(jun) 對此提出的一個(ge) 有意思的疑問是為(wei) 什麽(me) 從(cong) 學李侗多年的朱熹，在李侗去世不久後卻一度認同張栻傳(chuan) 下的湖湘學？石軍(jun) 通過對朱熹搜集整理《上蔡先生語錄》這項學術活動的考察，認為(wei) 胡憲在朱熹早期思想形成中的意義(yi) 被輕視了。朱熹整理編纂《上蔡先生語錄》是一個(ge) 持續時間相對較長的過程，他以得自胡憲的胡氏家傳(chuan) 本為(wei) 主要底本，後又請胡憲為(wei) 之作跋，都體(ti) 現出胡憲對朱熹思想的持續影響。朱熹曾說過，他早年“從(cong) 三君子遊，事籍溪先生最久”，但曆來研究對此史實缺乏應有的關(guan) 注。其實，朱熹早期道學思想的形成具有多樣性的學派取向，並非傳(chuan) 統看法那樣模式化：首先，武夷三先生問學；其次，經由李侗啟發棄佛歸儒；再次，通過張栻接受湖湘學；最後，又重回道南並集大成的“經典”發展路徑。

當然，胡憲對朱熹的影響，不像李侗那樣是思想的啟發。朱熹是在接觸、傳(chuan) 授和整理胡氏家傳(chuan) 文獻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對以謝良佐為(wei) 代表的程門學術思想的認知，胡憲在其中發揮了不低於(yu) 李侗的引導的作用。而且，朱熹這一長時間的整理編纂活動與(yu) 李侗沒有直接關(guan) 係，他甚至在初編完成後也未曾與(yu) 李侗談及。這表明，朱熹自同安歸來後，除問學李侗之外，仍保持著一定的學術獨立性，也說明朱熹接受洛學道統還有另一脈絡，即從(cong) 謝良佐到胡安國、胡憲的這一脈絡。石軍(jun) 的這一考證和研究，雖然論據還需要更加充實，但所提出的應當多角度看待朱熹早期道學思想的形成、朱熹受湖湘學的影響比通常學者認為(wei) 的要更大，是有啟發意義(yi) 的，補充和豐(feng) 富了朱熹早期的道學活動及其思想的形成。

石軍(jun) 在書(shu) 中，從(cong) 辨析政道與(yu) 師道的關(guan) 係入手闡述伊川—上蔡—朱子的學術傳(chuan) 承，他論證胡安國學術“師”承謝良佐，也主要依據這一理由。通過對胡安國見謝良佐事的考察，石軍(jun) 集中討論了謝良佐與(yu) 湖湘學創立者胡安國的關(guan) 係，在伊川—上蔡—朱子的學術傳(chuan) 承中，實際上嵌入了程頤—謝良佐—胡安國這一學脈，認為(wei) 它構成了北宋晚期理學發展的一條主要譜係。其緣由，一是朱熹的觀點。朱熹曾說過，“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於(yu) 上蔡者為(wei) 多”，並按《德安府應城縣上蔡謝先生祠記》及《朱子語類》等處的記載，胡安國曾執弟子禮拜見上蔡。二是胡安國的學術主要是《春秋》學，而《春秋》學的傳(chuan) 承正是伊川、上蔡到文定（胡安國），理由主要是謝良佐與(yu) 胡安國關(guan) 於(yu) 《春秋》學的書(shu) 信往來。三是政道與(yu) 師道之間，胡安國所說與(yu) 謝、楊、遊三先生“義(yi) 兼師友”的關(guan) 係，應當是“師”重於(yu) “友”，黃宗羲《宋元學案》原稿將胡安國列為(wei) “上蔡門人”是恰當的，朱熹、黃宗羲都將師道置於(yu) 政道之上；而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時，認為(wei) 政道高於(yu) 師道，改列胡安國與(yu) 謝良佐的關(guan) 係為(wei) “講友”，實則並不穩妥。

石軍(jun) 的論證不能說沒有理由，但這理由並不是很充分。一是胡安國作為(wei) 當事人，他自己從(cong) 未說過謝良佐是他老師，對所言謝、楊、遊三先生“義(yi) 兼師友”的恰當理解，是他轉從(cong) 三先生得二程（主要是程頤）之學，三先生作為(wei) 引導者起到了“師”的作用，但此“師”顯然不是師徒傳(chuan) 承意義(yi) 上的“師”；他修後進禮見謝良佐，亦主要是冀求由此得二程之學，“以弟子禮見”不等於(yu) 就是弟子；故他與(yu) 三先生的關(guan) 係則應當是“友”，是同輩友人而非師生。二是胡安國與(yu) 謝良佐確有《春秋》學的書(shu) 信往來，但這並不是排他性的，胡安國與(yu) 楊時關(guan) 於(yu) 《春秋》學的書(shu) 信交流更多，而且，胡安國與(yu) 楊時的關(guan) 係可能更好，胡寅、胡宏兄弟倆(lia) 都是胡安國引薦給楊時並拜楊時為(wei) 師的。三是朱熹雖有說文定之學得於(yu) 上蔡者為(wei) 多，但並不能據此就將胡安國列為(wei) 謝良佐門人，朱熹對程門學術傳(chuan) 承的權威見解，主要應根據《伊洛淵源錄》，它也是理學道統論最重要的文獻。在這裏，朱熹直接把胡安國置於(yu) 二程弟子列，而且，在重要性上，謝良佐與(yu) 蘇昞、遊酢三人合為(wei) 一卷，胡安國則是獨立一卷，在二程弟子中，隻有楊時和胡安國享有這一待遇。朱熹在為(wei) 胡安國所做的長篇傳(chuan) 記中，沒有一句話言涉及謝良佐傳(chuan) 學於(yu) 胡安國，反而是講：“公（胡安國）不及二程之門，而三君子（謝、楊、遊）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說明在朱熹眼中，謝、楊、遊將傳(chuan) 承弘揚二程學術的重任，放在了胡安國而不是他們(men) 自己身上。所以，將胡安國視作謝良佐的弟子並不具有充分的理由。當然，對這一問題還可以有更多的探討。

石軍(jun) 新作出版，可喜可賀，聊厝數語，是為(wei) 序。

向世陵 於(yu) 北京昌平寓所

後記

本書(shu) 的選題、研究與(yu) 成稿，得益於(yu) 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日本愛知大學中國研究科的學習(xi) 。2015年，我考到中國人民大學攻讀博士研究生，跟隨向世陵教授從(cong) 事宋明理學研究。讀書(shu) 期間，經由林美茂教授介紹，了解到日本愛知大學的雙博士學位項目。經過申請與(yu) 考試，我被該項目錄取。2016年9月，我與(yu) 中國人民大學的陳斌、龐景超、王魯亞(ya) 一起踏上前往名古屋的飛機，到達之後，還與(yu) 張婷、吳傑華、高韻茹等同學一起攻讀雙博士學位課程。大家先後在車道、名古屋、豐(feng) 橋校區一起學習(xi) ，還曾一起前往長野、京都等地遊學，得到了諸多日本師友的接待。

多年研習(xi) 東(dong) 亞(ya) 儒學，能夠親(qin) 赴日本切身地學習(xi) 與(yu) 體(ti) 會(hui) 東(dong) 亞(ya) 各國文化，是我的機遇。周星教授、黃英哲教授、荒川清秀教授、木島史雄準教授、李春利教授、鬆岡(gang) 正子教授、唐燕霞教授等諸位老師的課程極大地開闊了我的學術視野。村田安、中村真美、高井胡昆、原田直子、伊藤孝司等諸位事務課的老師，也提供了耐心、細致的幫助。

在日期間，中國研究科的木島史雄老師開設了多門關(guan) 於(yu) 中國哲學、經學的課程，我皆選修或旁聽。其中有門博士課程僅(jin) 我一人選課，師生便有了充分交流的機會(hui) 。木島史雄老師多次引領我到慶應大學圖書(shu) 館斯道文庫、駒澤大學圖書(shu) 館、京都大學附屬圖書(shu) 館等地閱讀古籍，教會(hui) 我如何與(yu) 日本的圖書(shu) 館“打交道”。木島史雄老師還向我引介了橋本秀美教授、宇佐美文理教授等日本學界的老師，使我有機會(hui) 親(qin) 自感受日本中國研究學界的多樣學風。此時，我根據《內(nei) 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等日藏漢籍目錄書(shu) ，留意到日本圖書(shu) 館收藏許多中國已經失藏的珍本古籍。

回國以後，我繼續在中國人民大學追隨向世陵教授學習(xi) 。在《伊川易傳(chuan) 》讀書(shu) 會(hui) 上，接觸到許多有關(guan) 北宋理學家謝良佐晚年學術活動的記載，與(yu) 《宋史·道學傳(chuan) 》的記錄有所衝(chong) 突。在史料批判的過程中，我開始了對謝良佐的研究，並發現了內(nei) 閣文庫收藏的《上蔡先生語錄》（著錄為(wei) “明嘉靖刻本”），我請東(dong) 京大學的鬆本洵博士、常瀟琳博士前往日本國立公文書(shu) 館代我拍攝了照片！通過核查，我確定這應當是明代萬(wan) 曆四十三年上蔡知縣郎兆玉的刻本，而不是嘉靖刻本。同時，這部書(shu) 的內(nei) 容與(yu) 《四庫全書(shu) 》收錄的《上蔡語錄》也有諸多不同。此後，我到中國國家圖書(shu) 館、南京圖書(shu) 館、上海圖書(shu) 館、浙江省圖書(shu) 館、北京大學圖書(shu) 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shu) 館等地查閱各版本《上蔡先生語錄》，得以明了該書(shu) 在近世東(dong) 亞(ya) 的刊刻與(yu) 流傳(chuan) 過程。國家圖書(shu) 館陳虹、郭一臻和諸多未及詢問姓名的各大圖書(shu) 館朋友給予了許多支持與(yu) 幫助。與(yu) 此同時，東(dong) 吳大學的高韻茹同學也從(cong) 台灣地區幫我複印了相關(guan) 的研究論文，受限於(yu) 新冠疫情無法快遞，親(qin) 自幫忙把文件掃描成圖片，這樣的友情很珍貴。

2019年，我在愛知大學的指導老師周星教授調往神奈川大學工作，周老師始終關(guan) 心我的學業(ye) ，但按學校規定，我必須更換導師。此時，黃英哲老師恰好從(cong) 日本來到南開大學參加學術會(hui) 議。那時，在南開大學哲學院單虹澤老師的邀請下，我也撰寫(xie) 了以“上蔡先生語錄”為(wei) 主題的論文到南開大學參加另一場會(hui) 議。會(hui) 議期間，我與(yu) 黃英哲老師和師母見麵，幸運地得蒙黃老師允許指導論文，讓我順利地完成在愛知大學的學業(ye) 。本書(shu) 的初稿正是提交日本愛知大學中國研究科的博士論文《謝良佐的理學世界》。論文答辯中，黃英哲、宇佐美一博（愛知大學）、三好章（愛知大學）、橋本昭典（奈良教育大學）、木島史雄（愛知大學）、福穀彬（京都大學）諸位審查老師提出了許多寶貴的建議。三好章教授在答辯中以森鷗外晚年小說《澀江抽齋》為(wei) 例提出勉勵，雖不敢擔，但自當不懈努力。

本書(shu) 有幸獲批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謝良佐著作整理與(yu) 研究”的讚助，得到了進一步完善提升的機會(hui) ，進行了大量修改，最終形成了擺在諸位讀者麵前的此書(shu) 。離開了師友、家人們(men) 多年來的幫助與(yu) 支持，本書(shu) 絕對無法完成，對此我始終銘記與(yu) 感激！盡管如此，限於(yu) 作者的學力，書(shu) 中仍存在著許多不成熟與(yu) 錯誤之處，有請讀者給予批評指正！

2022年8月20日，福州紫陽講堂前初稿

2023年9月，北京體(ti) 育大學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