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傳(chuan) 承見證中華文明的連續性

作者：秦瓊（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三月初七日己酉

          耶穌2024年4月15日

各種版本的古籍見證了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欣欣向榮，蘊含著中華民族的智慧、精神。收藏好、保護好、利用好古籍，才能把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傳(chuan) 承下去，才能更好地推動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典籍傳(chuan) 承之不易

中國古代文明璀璨奪目，流傳(chuan) 的典籍浩如煙海，亡佚的典籍也不可勝計，收藏好、保護好這些典籍並不容易。中國古代往往將圖書(shu) 流傳(chuan) 過程中的大規模亡佚，稱為(wei) “書(shu) 厄”。古人對“書(shu) 厄”進行過歸納，有“五厄”“十厄”等說法。

隋代牛弘提出“五厄”之說，係統歸納了隋以前典籍的五次大規模損毀：其一，秦始皇焚書(shu) ；其二，王莽末年長安戰亂(luan) ，宮室圖書(shu) 多被焚毀；其三，東(dong) 漢末年董卓挾漢獻帝西遷長安，“圖書(shu) 縑帛，皆取為(wei) 帷囊”，再加長安戰亂(luan) ，“一時燔蕩”；其四，劉淵、石勒之時，京華覆滅，典籍毀壞；其五，北周軍(jun) 隊攻入荊楚之地，蕭繹將典籍悉數焚毀於(yu) 外城。“五厄”之說是牛弘給隋文帝楊堅上表時所述，自然是隋代以前的事情，胡應麟稱其為(wei) “六代舊事”。胡應麟又將“五厄”擴展為(wei) “十厄”，新增有五：其一，開皇之盛，燼於(yu) 大業(ye) ；其二，開元之盛，灰於(yu) 安史；其三，黃巢之亂(luan) ，圖籍摧頹；其四，宋世圖史，毀於(yu) 靖康；其五，蒙元南下，典籍蕩然。祝文白在《兩(liang) 千年來中國圖書(shu) 之厄運》中再續“五厄”：其一，李自成之陷北平；其二，錢氏絳雲(yun) 樓之烈焰；其三，清高宗之焚書(shu) ；其四，鹹豐(feng) 朝之內(nei) 憂外患；其五，中日之戰。

“書(shu) 厄”隻是古代書(shu) 籍集中性亡佚的一個(ge) 側(ce) 麵，除戰亂(luan) 等不可抗因素，還有水患火災、蟲吃鼠咬、偷盜搶奪等原因。即便是基於(yu) 古籍保護初衷的搬運，亦難免意外。比如，唐武德年間司農(nong) 少卿宋遵貴受命，將戰後接收到的古籍載之以船，溯河西上，運至京師，船隻行經砥柱，多被漂沒，書(shu) 籍存者，十不一二。南宋鄭樵在《通誌》中指出，“書(shu) 籍之散亡由編次之無紀”，即典籍收藏未能進行合理的編目也是書(shu) 籍損壞亡佚的原因。同時，典籍的收藏離不開整理、修複、保存，其中的失誤也會(hui) 影響到傳(chuan) 承。明代謝肇淛的“書(shu) 畫七厄”著重分析了裝裱、盜搶、市場等，從(cong) 側(ce) 麵反映出圖書(shu) 亡佚的人為(wei) 社會(hui) 因素。歲月侵蝕、人禍天災之下，古籍傳(chuan) 承頗為(wei) 不易。

國家藏書(shu) 賡續文脈

典籍的搜集、繼承、保存是賡續文脈的保障，也是中華民族延續已久的傳(chuan) 統。在中國古代印刷術發明之前，書(shu) 籍傳(chuan) 抄、留存有限。印刷術發明之後，特別是雕版印刷的使用，使書(shu) 籍數量大規模增加，但古籍善本搜求不易。黃永年先生曾將古籍善本概括為(wei) “校勘精審的善本”和“成為(wei) 文物的善本”兩(liang) 類。文物性善本在其產(chan) 生的時代算不上特別罕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稀缺。明中葉以來，藏書(shu) 家的書(shu) 目、藏書(shu) 記、藏書(shu) 誌所著錄的多是宋本、元本、明本、稿本、批校本等當時看來就價(jia) 值高昂、異常珍貴的本子。

古籍收藏需要多方力量支持。在中國曆史上，國家力量在古籍的搜集、保存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漢代就已經開始重視運用國家力量搜集古籍。漢高祖劉邦接受陸賈的建議，廣開獻書(shu) 之路，大收古籍。漢惠帝時廢除了禁止民間藏書(shu) 的挾書(shu) 之律。漢武帝“建藏書(shu) 之策，置寫(xie) 書(shu) 之官，下及諸子傳(chuan) 說，皆充秘府”。漢成帝派遣謁者陳農(nong) 遍求天下遺書(shu) 。東(dong) 漢光武帝“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逸”。曹丕代漢稱帝之後，采掇遺亡古籍，藏在秘書(shu) 、中、外三閣。梁元帝蕭繹平定侯景之亂(luan) ，收集文德之書(shu) 及公私經籍，歸至江陵。宋武入關(guan) ，周武平齊，也都重視搜集古籍，繼承前朝遺存。隋代周而立，秘書(shu) 監牛弘向皇帝楊堅上表，請求派遣使者，搜訪異本。唐代李淵、李世民時期，令狐德棻、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等人先後為(wei) 秘書(shu) 監，以經籍亡逸為(wei) 由，請購募圖書(shu) ，並且在五品以上官員子孫當中選擇善書(shu) 之人為(wei) 書(shu) 手，繕寫(xie) 後藏於(yu) 內(nei) 庫。玄宗開元之際，下詔由官府借閱公卿士庶之家所藏孤本秘笈繕寫(xie) 。安史之亂(luan) 以後，唐肅宗、代宗多次下詔購買(mai) 古籍，文宗亦下詔搜訪遺文。宋初收五代十國遺存，下詔遣使求購散佚之書(shu) 。靖康之後，建秘書(shu) 省於(yu) 國史院之右，搜訪遺闕。元太宗孛兒(er) 隻斤·窩闊台應耶律楚材的建議，於(yu) 燕京設立編修所，在平陽設立經籍所。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後，收集元代遺存於(yu) 南京，同時下詔求四方遺書(shu) 。至清代，依托國家力量，方有紫禁城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盛京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揚州天寧寺文匯閣、鎮江金山寺文宗閣、杭州文瀾閣，北四閣、南三閣四庫之盛。

典籍收藏依托官方、私家、寺觀、書(shu) 院等多方力量，其中官方典籍收藏延續時間最久，書(shu) 籍內(nei) 容也最為(wei) 全麵。先秦時的著作《墨子》中就載“書(shu) 之竹帛，藏之府庫”。西漢官方藏書(shu) 之所有石渠、蘭(lan) 台、石室、東(dong) 觀等。東(dong) 漢延續蘭(lan) 台、石室、東(dong) 觀等稱謂，並創建了秘書(shu) 監作為(wei) 掌管藏書(shu) 及相關(guan) 工作的機構。此後，秘書(shu) 監或為(wei) 機構，或為(wei) 官職，延續千餘(yu) 年。三國時期的蜀、吳均有東(dong) 觀。曹魏有秘書(shu) 、中、外三閣。隋煬帝時，在洛陽觀文殿東(dong) 西廂構築房屋專(zhuan) 門用來藏書(shu) 。唐代有集賢殿，宋代有三館秘閣，元代有秘書(shu) 監，明代有文淵閣，清代有天祿琳琅。此外，還有國子監、地方官府藏書(shu) 等。

中華民族的集體(ti) 記憶通過古籍得以傳(chuan) 承。《隋書(shu) ·經籍誌》開篇就寫(xie) 道：“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ye) 崇之，則成欽明之德。”中國古代典籍中記載了精深的聖哲之道，可以端正綱紀、弘揚道德、彰顯仁愛、濟世救人。天下為(wei) 公、民為(wei) 邦本、九州共貫、修齊治平、厚德載物、富民厚生、天人合一、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等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元素無不見諸於(yu) 古籍記載。曆朝曆代保存下來的古籍與(yu) 考古等信息相輔證，向世界展示了積澱深厚的中華文明。中華文脈依托古籍不斷賡續，文明依托古籍不斷傳(chuan)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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