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新時代“文以載道”的文教傳(chuan) 統

作者：馬銀琴（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三月初七日己酉

          耶穌2024年4月15日

2018年5月2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與(yu) 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時強調：“要把立德樹人的成效作為(wei) 檢驗學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從(cong) 學科特點出發，人文學科最大的功能和作用正應當表現在“立德”與(yu) “樹人”上。對於(yu) 個(ge) 體(ti) 成長而言，“人文”的意義(yi) 主要呈現在個(ge) 體(ti) 的社會(hui) 性塑造上。讓一個(ge) 人能夠以最具“人性”的方式融入社會(hui) ，以健全的人格、高尚的品質、溫雅的行為(wei) 、得體(ti) 的言語成為(wei) 社會(hui) 的一分子，應該是人文學科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使命與(yu) 責任。

“文以載道”傳(chuan) 統的確立

立德樹人一直是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的一個(ge) 重大命題，這建立在對人性的認識之上。古代對於(yu) 人性的論斷，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yu) 荀子的“人之性惡，其善者偽(wei) 也”。這個(ge) 觀點基於(yu) 荀子對人性之“惡”的深刻剖析：“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zheng) 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luan) 生而禮義(yi) 文理亡焉。”（《荀子·性惡》）實際上，早在荀子之前，人們(men) 就已經充分認識到了人性在物欲麵前的脆弱。《禮記·樂(le) 記》中說：“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強者脅弱，眾(zhong) 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老幼孤獨不得其道所，此大亂(luan) 之道也。”物欲是導致亂(luan) 象叢(cong) 生的根源。因此，就有了節情製欲的禮樂(le) ，有了懲惡揚善的政刑：“禮節民心，樂(le) 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le) 、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就起源來說，禮、樂(le) 、刑、政都是在人類社會(hui) 發展的過程中為(wei) 了維係社會(hui) 基本秩序、節製由私欲而來的“人性之惡”而產(chan) 生的，這就是荀子所說的“其善者”之“偽(wei) ”，即“人文”。

《易·賁·彖》曰：“文明以止，人文也。”王弼注說：“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人文就是指伴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而形成的讓人類行為(wei) 能夠不依靠武力而得到節製，並因此把人類從(cong) 禽獸(shou) 群體(ti) 中區別出來的行為(wei) 規範。《文心雕龍》中有“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申明了在人類社會(hui) 文明發展過程中產(chan) 生的“文”承擔的責任。“詩”作為(wei) 中國古代最具典型意義(yi) 的“文”，具有重要的教化功能。《毛詩序》說：“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yu) 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lun) ，美教化，移風俗”；《管子·內(nei) 業(ye) 》也說：“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le) 。”在中國文化史上，以《詩經》為(wei) 基礎形成了源遠流長的詩教傳(chuan) 統。

與(yu) “詩”的輝煌並行不悖的是“文”作為(wei) “道”之載體(ti) 的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得到明確肯定。東(dong) 漢初年，王充開始把“抒其義(yi) 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shu) 奏記，或興(xing) 論立說、結連篇章者”稱為(wei) “文人、鴻儒”。同時，他還區分了隻追求形式之美的“華葉之言”與(yu) “筆墨之文”之間的差異：“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為(wei) 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論衡·超奇》）基於(yu) 對文“載人之行，傳(chuan) 人之名”的認可，王充明確肯定了“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佚文》）的作用。可以說，以王充為(wei) 代表的東(dong) 漢人對“文”的重視，為(wei) 曹丕《典論·論文》提出“蓋文章者，經國之大業(ye) ，不朽之盛事”奠定了基礎。之後，經曆魏晉六朝的曲折變遷，韓愈再一次以君子“思修其辭以明其道”為(wei) 宣言，強調了“文”之於(yu) “道”的意義(yi) 。至周敦頤做《通書(shu) 》，於(yu) 《文辭》篇明確提出了“文以載道”的觀點：“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shu) 之，美則愛，愛則傳(chuan) 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wei) 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至此，“文以載道”的傳(chuan) 統在實踐與(yu) 觀念兩(liang) 個(ge) 層麵都得以正式確立。

“文”與(yu) “道”關(guan) 係的割裂

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對傳(chuan) 統經學的批判動搖了“文以載道”的傳(chuan) 統。當人們(men) 確認審美才是文學最崇高也最具本體(ti) 意義(yi) 的價(jia) 值時，從(cong) 勸善懲惡、教化人心等角度認識和強調文學的意義(yi) ，輕則被斥為(wei) “庸俗的文學社會(hui) 學”，重則被認為(wei) “根本不懂文學”。在曆史的塵埃落定之後回顧和反思曆史，可以理出種種改變之所以發生的緣由。在一百多年前救亡圖存的曆史關(guan) 頭，先進知識分子認識到了落後的思想文化帶來的問題，由此發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讓文學徹底從(cong) 經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卻也隨著歐化的“文學”概念的傳(chuan) 入而引發了審美化、娛情化的轉向。這一轉向把文學從(cong) “經國之大業(ye) ，不朽之盛事”的崇高寶座拉入凡塵，成為(wei) “個(ge) 性”十足的“人類心靈的產(chan) 物”，具有了“訴於(yu) 感情的瞬間性的永久性與(yu) 普遍性”。

此後，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思想解放大潮中，審美與(yu) 娛情再次被認為(wei) 是文學的重要特征。中國哲學追求體(ti) 用合一，“用”在很大程度上決(jue) 定著“體(ti) ”的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就文學而言，“載道”與(yu) “教化”的功能一旦被消解，文學也就失去了維係社會(hui) 秩序與(yu) 道德的精神力量。值此之時，無論如何強調文學修辭的技巧性與(yu) 語言藝術的審美性，都無法提升文學之於(yu) 人類存在的意義(yi) 。

從(cong) 根源上來說，“文”具有鮮明的工具性質。“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道”與(yu) “文”不可割裂、相互成就的關(guan) 係至劉勰時才得到明確闡述，但其中的道理卻是春秋時人就明了的。《左傳(chuan) ·襄公二十五年》記載孔子之言曰：“《誌》有之：‘言以足誌，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誌？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的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就是讓“言”能更好地表達“誌”。因此，當心誌思想凝練為(wei) 形而上之“道”時，作為(wei) 載道工具的“文”也獲得了崇高的地位。文以載道，道因文明。王充說“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曹丕說“文章者，經國之大業(ye) ，不朽之盛事”，他們(men) 立論的前提就是對文道關(guan) 係的體(ti) 認。而文道關(guan) 係被割裂之後，失去了“道”的加持，僅(jin) 具辭藻與(yu) 技巧形式之美的文學，同時也就失去了動天地、感鬼神的精神力量。王充對漢代辭賦創作中“苟為(wei) 華葉之言”的反思和唐宋時期接續不斷的古文運動以及明代前、後七子的複古運動，都是對文學在形式美追求中偏離“載道”傳(chuan) 統的糾偏之舉(ju) 。在傳(chuan) 承與(yu) 弘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時代需要麵前，對於(yu) 文學研究者而言，麵對“文學究竟應該怎樣研究”的難題，我們(men) 需要直麵“文”“道”關(guan) 係割裂帶來的困境，正視“文以載道”的傳(chuan) 統，讓文學回歸“載道”之河，承擔起經緯社會(hui) 秩序與(yu) 道德、感化個(ge) 人思想與(yu) 感情的責任。

讓“文學”重回“載道”之河

唐代史家李延壽在反思南朝文學新巧輕綺的發展曆史時說：“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zheng) 馳新巧。簡文、湘東(dong) 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北史·文苑傳(chuan) 》）所謂“雅道淪缺”“爭(zheng) 馳新巧”就是“文”“道”關(guan) 係被割裂後出現的狀態。為(wei) 了改變齊梁以來的輕綺文風，在文章領域，韓愈、柳宗元發起了古文運動，倡導“文以明道”；在詩歌領域，孔穎達則整合“緣情”與(yu) “言誌”二說，再一次張揚了詩歌的教化功能：“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wei) 而自發，乃有益於(yu) 生靈……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cong) 正。”（《毛詩正義(yi) 序》）“止僻防邪”與(yu) “塞違從(cong) 正”都與(yu) 立德樹人的教化功能直接相關(guan) 。

需要強調的是，文學立德樹人功能的發揮，並不隻是文學創作者的責任，更是文學研究者的責任。在曆史發展的重要節點上，思想觀念上的變革往往比具體(ti) 的實踐行為(wei) 更加具有扭動乾坤的力量。一百多年前新青年們(men) 的振臂高呼，就把占據中國文壇主流上千年的文選派歸為(wei) “妖孽”，讓統領清代文壇兩(liang) 百多年的桐城派成為(wei) “謬種”，文選派、桐城派都被他們(men) 掃入了曆史的故紙堆，新文學與(yu) 白話文由此迅速占據文壇，翻開了中國文學發展的新篇章。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麵對文學創作與(yu) 研究共同麵臨(lin) 的困境，反思新文化運動中存在的“把孩子與(yu) 洗澡水一起倒掉”問題，我們(men) 應該重新認識和評價(jia) 文學的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重新定位文學的社會(hui) 功能。

當下，傳(chuan) 承和弘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把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同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相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現代化，古代文學研究者有責任通過指向性明確的學術研究讓“文學”重回“載道”之河，讓“文學”重新成為(wei) 滋養(yang) 人的情感、思想與(yu) 智慧的精神力量。文學研究者應當積極主動地擔負起曆史與(yu) 時代賦予的重任，在馬克思主義(yi) 世界觀與(yu) 方法論的指導下，立足中華文化之根，構建新時代的文教傳(chuan) 統。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