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清初“格物”之學的中西會(hui) 通

作者：廖璨璨（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二月三十日壬寅

          耶穌2024年4月8日

“明清之際”在中國哲學史的敘述中，往往是指從(cong) 宋明理學向近代哲學轉向的階段。對這一時期學術思想的定位，無論是早期啟蒙說還是後理學時代，指向的都是如何看待其與(yu) 宋明理學的關(guan) 係問題。理氣、情欲、格致、公私等理學語詞被晚明學人進行了解構和重構，而“格物”之學的內(nei) 涵轉變尤為(wei) 典型。一方麵，因為(wei) “格物”是陽明心學反思程朱理學的哲學起點，隨著晚明心學學風逐漸流於(yu) 空疏，對“格物”的重新解釋變得十分必要；另一方麵，在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的進程中，對“格物”的詮釋也是重要的思想橋梁。

“格物窮理之學”興(xing) 起

“格物”經宋明理學的論辯性詮釋而成為(wei) 儒學的核心話題。在晚明歐洲西學傳(chuan) 入之前，代表性解釋就是朱熹的即物窮理說與(yu) 王陽明的正心誠意說，雖然兩(liang) 人對於(yu) 心物關(guan) 係的理解有差異，但基於(yu) 《大學》中“格物”與(yu) “誠意”的文本關(guan) 係，理學家格物功夫所指向的“理”都具有倫(lun) 理性內(nei) 涵。及至晚明，耶穌會(hui) 傳(chuan) 教士入華後迫切需要與(yu) 中國本土思想進行交流，而在與(yu) 佛教和道教的融合失敗後，儒學成為(wei) 傳(chuan) 教士與(yu) 中國文化進行溝通的切入口，理學作為(wei) 晚明儒學的主流，也就成為(wei) 傳(chuan) 教士既尋求理解和對話，又潛藏文化話語競爭(zheng) 的對象。

“格物”之學的中西會(hui) 通正是在這種思想文化背景下發生的。當時能夠接觸和學習(xi) 西學的士大夫與(yu) 傳(chuan) 教士在交流中采取了適應性策略，借“格物窮理”說將西學儒學化，以化解儒學與(yu) 西學之間的緊張關(guan) 係，將格致之學的古典內(nei) 涵與(yu) 西學體(ti) 現的科學精神進行會(hui) 通。這一策略的結果就是，晚明以降產(chan) 生了大量以“格致”命名的科學類書(shu) 籍，如中國士大夫熊明遇撰寫(xie) 的天文學著作《格致草》、陳元龍編纂的類書(shu) 《格致鏡原》、意大利傳(chuan) 教士高一誌編著的《空際格致》、德國傳(chuan) 教士湯若望譯著的《坤輿格致》。《易·係辭》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一句，“格物窮理”就是借用此句的思想資源而對形而下之器（物）與(yu) 形而上之道（理）二者關(guan) 係的詮釋，其所指向的“道器”關(guan) 係是儒學與(yu) 西學得以會(hui) 通的哲學基礎。可以說，晚明“格物窮理之學”的興(xing) 起正是中西文化會(hui) 通的產(chan) 物。

當然，細究起來，晚明“格物”之學的中西會(hui) 通其實有兩(liang) 條不同的進路，一是以徐光啟為(wei) 代表的以西學補儒學，二是以方以智為(wei) 代表的以儒學補西學。兩(liang) 條進路雖然都以格物來對話西學，但二者對形而上之“理”與(yu) 形而下之“物”關(guan) 係的理解與(yu) 側(ce) 重各有不同。

以西學補儒學

徐光啟是中西文化會(hui) 通的代表性人物，他與(yu) 意大利傳(chuan) 教士利瑪竇合作翻譯了《幾何原本》，是中國數學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刻〈幾何原本〉序》中，徐光啟說“顧惟先生（指利瑪竇）之學，略有三種，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物理之一端別為(wei) 象數”，這就是一種以“格物窮理”融匯西學的表達。“修身事天”指傳(chuan) 教士的宗教哲學，“格物窮理”對應的是自然哲學，“物理之一端別為(wei) 象數”則具體(ti) 指數學和天文曆算，這是他認為(wei) 西學更先進的地方。徐光啟在學習(xi) 和了解了西方數學和曆法後，主張破除邵、蔡的河洛象數之學，他在《刻〈同文算指〉序》中批評中國的“算術之學特廢於(yu) 近代數百年間爾，廢之緣有二：其一為(wei) 名理之儒土苴天下實事，其一為(wei) 妖妄之術謬言數有神理”，認為(wei) 宋代以來的數學幾近於(yu) 荒廢，原因就在於(yu) 對宋明理學和象數易學的迷信，因而提出要“參西法而用之”。這一批評實質上就是針對“理”，提出的解決(jue) 方案就是要將傳(chuan) 統的“格物窮理之學”從(cong) “虛理”和“神理”之中解救出來而指向實事之“物”。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曾指出，明末的曆算學為(wei) 當時學術之新風氣，清朝學者“對於(yu) 曆算學都有興(xing) 趣，而且最喜歡談經世致用之學，大概受利、徐諸人影響不小”。明代中後期也湧現出一大批傑出的科技著作，這反映了傳(chuan) 統學術從(cong) 理學的“重道輕藝”轉向了注重器物的技術科學，體(ti) 現了對於(yu) “器”的重視。可見，在徐光啟以西學補儒學的適應性策略中，更重視的是形而下的“物”，形而上之“理”其實是懸置或者缺失的。

以儒學補西學

與(yu) 此同時，另一些晚明學人麵對西學的衝(chong) 擊時，希望通過改造傳(chuan) 統易學來獲得對形而上之“理”的保證，努力構建物之“理”的形上性，在肯定“物”世界的第一性時並未懸置對形上依據的探尋。方以智就是這一進路的代表。

方以智精通易學，研習(xi) 西學，與(yu) 湯若望等傳(chuan) 教士有交遊，他在著作中大量引用了西方自然哲學和科學的成果。與(yu) 徐光啟一樣，方以智也重視“物”，著有《物理小識》一書(shu) ，此書(shu) 的《自序》中說耶穌會(hui) 士是“詳於(yu) 質測而拙於(yu) 言通幾”，也就是說西學擅長質測之學而不善於(yu) 通幾之學。“質測通幾”就是方以智改造傳(chuan) 統象數易學而提出的有別於(yu) 宋明理學的新格物說。

這種新格物說的質測之學，一方麵吸收了西學重視“物”的實證精神，與(yu) 宋代易學家邵雍等人的“立一理以窮物”有別，另一方麵又與(yu) 全麵接受西方數學而批評象數易學的徐光啟不同。方以智希望發揚傳(chuan) 統象數易學中天人相通的哲學，認為(wei) 格物不僅(jin) 是一種實證性的質測之學，更是對天地與(yu) 人的身心性命深入關(guan) 切的學問，所以他說“質測天地，格物之一端也”（《心學宗》），質測之學隻是格物的一個(ge) 方麵。這種“格物”哲學成為(wei) 晚明清初學者的思想主流，中國古代數學史和天文學史上著名的王錫闡、梅文鼎以及方以智的次子方中通等人，其曆學和數學背後都有形而上之“道”作為(wei) 依托。

正因為(wei) 重視探尋“器”的形而上之“道”，方以智在肯定西學擅長質測之學的同時又指出其“質測猶未備也”。對西學的這一批評並不是要落入中西的優(you) 劣之爭(zheng) ，而恰恰是要通過質測的方式指出西學計算的差錯。他在《物理小識》中曾批評利瑪竇“日徑大於(yu) 地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之說有誤，指出錯誤的原因是“皆因西學不一家，各以術取捷算，於(yu) 理尚膜”，認為(wei) 利瑪竇等人的西學計算是明於(yu) “術”而漏於(yu) “理”，也就是隻有對形而下器/物層麵的探究，而缺乏對形而上之道/理的把握。為(wei) 了解決(jue) 日徑問題，方以智還提出了“光肥影瘦”說，力圖在道的層麵補質測之學的不完備，從(cong) 而形成道器不離、體(ti) 用兼備的“格物窮理之學”。

晚明清初“格物”之學的中西會(hui) 通，體(ti) 現了在理學轉型和西學東(dong) 漸的雙重作用下，傳(chuan) 統學術從(cong) 重本輕末的心性之學向注重實用的技術科學的轉變。如何基於(yu) 物自身的“理”而製定具體(ti) 的“器”之用，是晚明以後士人的學術關(guan) 切和時代任務。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晚明清初中西文化交流視閾下的易學研究”（23BZX039）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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