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四書(shu) 文取士”具有三重意涵

作者：陳維昭（複旦大學中文係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二月三十日壬寅

          耶穌2024年4月8日

在明清科舉(ju) 史上，“四書(shu) 文取士”的表述有三種不同意涵。一是指考官在閱卷衡文過程中，懶政瀆職，或因時間緊迫，隻閱首場四書(shu) 文，便決(jue) 定士子的取舍；二是指在科舉(ju) 考試中，某人因其四書(shu) 文特別優(you) 秀而被錄取；三是指四書(shu) 文在本質上是一種理學文章，因強調理學在科舉(ju) 中的首要位置，便以“四書(shu) 文取士”統稱科舉(ju) 取士製度。分清其不同意涵，對我們(men) 深入認識明清科舉(ju) 製度的特點和本質有積極作用。

作為(wei) 懶政的“四書(shu) 文取士”

明代鄉(xiang) 試和會(hui) 試長期存在專(zhuan) 重首場的弊端，這種現象至隆慶（1567—1572）、萬(wan) 曆（1573—1620）時期尤為(wei) 引人注目。萬(wan) 曆元年（1573），禮科給事中林景暘上疏，針對當時考官重初場的弊端，提出必須“重後場”（林景暘：《玉恩堂集》卷2，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cong) 刊》第3輯第50冊(ce) ，黃山書(shu) 社2016年版，第41—42頁）。萬(wan) 曆七年，他又上《申明敕旨以隆賓興(xing) 盛典疏》，提出“正文體(ti) ”等五事，指出：“查得隆慶元年題準，主考官閱卷，除初場仍舊分經外，其二三場改發別房，各另品題，呈送主考。查果三場優(you) 取者，即置高選。其後場雋異而初場見遺者，務必檢出詳看，雖未盡純，亦為(wei) 收錄。若初場雖取，而後場空疏者，不得一概濫中。”（林景暘：《玉恩堂集》卷2，第75—76頁）萬(wan) 曆二十年前後，禮部尚書(shu) 兼翰林院學士範謙上《申飭科場事宜疏》，談到當時《春秋》科的命題情況：“策論兩(liang) 場果有能揚搉古今，條悉時事，綽有抱負者，即初場稍有未純，亦宜斟酌收錄，以示激勸。其止工時文而後場空疏，及後場雖工，而初場文字故違禁約、崇奇說者，俱毋輕取。至於(yu) 較閱末場，毋得以時日迫促、精神加倦、頭場已在取中，惟恐失之。不為(wei) 博覽以求相稱，解卷時閱出，定以違例參奏。”（範謙：《範文恪先生雙栢堂集》，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cong) 刊》第3輯第61冊(ce) ，第353頁）這些上疏都是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考官隻重首場的弊端而提出的。

到了清代，這種重首場、重首義(yi) 的現象不僅(jin) 沒有消除，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乾隆九年（1744），上諭：“至於(yu) 主司衡文，向來專(zhuan) 重四書(shu) 文字，而忽於(yu) 經義(yi) 、後場。其實經文所以考其學，後場所以驗其用，各有深意，無容軒輊其間。”（《高宗純皇帝實錄》卷221，乾隆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由專(zhuan) 重八股文，發展到專(zhuan) 重四書(shu) 文。“從(cong) 來科場取士。首重頭場四書(shu) 文三篇。士子之通與(yu) 不通，總不出四書(shu) 文之外。”（《高宗純皇帝實錄》卷223，乾隆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清代學者錢大昕也說：“鄉(xiang) 、會(hui) 試雖分三場，實止一場。士子所誦習(xi) ，主司所鑒別，不過四書(shu) 文而已。”（轉引自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欒保群校注：《日知錄集釋》卷16，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57頁）在這種情況下，“四書(shu) 文取士”顯然是一種科舉(ju) 弊端。

因四書(shu) 文優(you) 秀而中式

“四書(shu) 文取士”也可以用來指在考生的科舉(ju) 諸文體(ti) （四書(shu) 文、五經文、論、表、判、策）文章中，因其四書(shu) 文特別優(you) 秀而予以錄取，或因此而定為(wei) 會(hui) 元、解元。

我們(men) 先來看明代考試錄的情況。宣德五年（1430）會(hui) 試，陳詔為(wei) 《書(shu) 》經魁，會(hui) 元，但《會(hui) 試錄》僅(jin) 錄其他四書(shu) 題文，而不錄其《書(shu) 》經義(yi) 。這隻能理解為(wei) 陳詔“以四書(shu) 文中式”。第九名李若林並非五經魁，但其《立則見其後行》題文入選該科《會(hui) 試錄》，文後考官評語：“理明詞暢，可取！可取！”（龔延明主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ju) 錄選刊·會(hui) 試錄》上冊(ce) ，寧波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頁）此可視為(wei) “以四書(shu) 文中式”。

在鄉(xiang) 試錄方麵，嘉靖七年（1528）順天府鄉(xiang) 試，會(hui) 元馬一龍本經為(wei) 《書(shu) 》，第二名王健本經為(wei) 《易》，第三名孟紱本經為(wei) 《詩》，第四名徐九皋本經為(wei) 《禮記》，第五名張鎬本經為(wei) 《春秋》，這是五經魁。但《鄉(xiang) 試錄》中入選《書(shu) 》題程文的，是第六名錢萱和第二十四名周臣（周臣之前以《書(shu) 》為(wei) 本經的，還有第十一名沈謐、第十七名安如山）；入選《易》題程文的，是第十三名楊守謙（第九名江良才也以《易》為(wei) 本經）、第七名樊深；入選《詩》題程文的，是第八名楊維誠、第十三名田澤（第十名李綸也以《詩》為(wei) 本經）。前三名馬一龍、王健、孟紱都有四書(shu) 文入選，但都沒有本經文入選。這種情況說明什麽(me) 呢？如果是出於(yu) 三場的綜合考量，這種情況起碼說明，在馬一龍、王健、孟紱三人被錄取和被確定為(wei) 五經魁的過程中，他們(men) 的四書(shu) 文相比五經文起了更大作用。如果單是考慮首場的情況，此三人被錄取、被確定為(wei) 本經魁，其四書(shu) 文起到了關(guan) 鍵作用。

此外，從(cong) 一些有關(guan) 考場閱卷的記述中，我們(men) 也可以看到四書(shu) 文在錄取、排名過程中的重要性。嘉靖四年乙酉科，浙江鄉(xiang) 試的第三道四書(shu) 題為(wei) 《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yu) 人相近也者幾希》。錢楩墨卷中有“複之也微”“複之而漸”兩(liang) 股，考官對此拍案叫絕，因而定他為(wei) 該科解元，“闈中稱‘複之也微’數語為(wei) 絕句，遂以作元”（楊廷樞、錢禧輯評：《皇明曆朝四書(shu) 程墨同文錄》第11冊(ce) ，崇禎間金閬葉聚甫、張叔籟刻本，第42A頁）。即是說，錢楩是因其四書(shu) 文而被定為(wei) 解元的。

“書(shu) 主理”與(yu) “四書(shu) 文取士”

“四書(shu) 文取士”還可以指考官在對考生三場各體(ti) 文章進行綜合考量的過程中，出於(yu) 政治意識形態立場，為(wei) 了強調理學的重要性而對考生的四書(shu) 文予以特別關(guan) 注。

在中國科舉(ju) 史上，元代首次將四書(shu) 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而定為(wei) 科舉(ju) 考試科目。明沿元製，至洪武十七年（1384）定得舉(ju) 成式，開始出現先書(shu) 後經的情形，自此成為(wei) 定製，並延續至清末。明末清初學者朱彝尊說：“朱子注《論語》，從(cong) 《禮記》中摘出《中庸》《大學》，為(wei) 之章句，配以《孟子》，曰‘四書(shu) ’。由是淳熙而後，諸家解釋四書(shu) 漸多於(yu) 說經者矣。元皇慶二年定為(wei) 考試程式，第一場於(yu) 《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nei) 出題，明代因之，亦先四書(shu) 而後經。”（淩揚藻：《蠡勺編》卷25，商務印書(shu) 館1936年版，第413頁）元、明這種先四書(shu) 而後五經的傾(qing) 向，被稱為(wei) “四書(shu) 文取士”。它表明，一個(ge) 重理學、重政治意識形態的時代已經到來。

雖然《大學》《中庸》取自《禮記》，但是當四書(shu) 在宋代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出現時，它標誌著儒學的理學化的完成。對於(yu) 四書(shu) 乃理學之書(shu) ，明代艾南英說：“《易》《書(shu) 》《詩》《春秋》《戴記》各占其一以為(wei) 業(ye) ，而《學》《庸》《語》《孟》四子之書(shu) 則士皆合而治之，嗚呼！祖宗朝取士之法可謂盡倫(lun) 盡製矣！窺其意，蓋以為(wei) 六經之精微盡於(yu) 四子之書(shu) 也。”（艾南英：《今文待序篇中》，《天傭(yong) 子集》卷一，梯雲(yun) 書(shu) 屋藏版，光緒五年重刻本，第6A頁）晚清張之洞說：“《四書(shu) 》一編為(wei) 群經之綱維，萬(wan) 理之淵海。”（吳劍傑等點校：《張之洞全集》第12冊(ce) ，武漢出版社2008年版，第210頁）一方麵，不通群經決(jue) 不能通四書(shu) 。另一方麵，以理學立場視之，由四書(shu) 而通群經，可以提綱挈領、妙會(hui) 萬(wan) 理。

在這種情況下，從(cong) 官方立場出發，“四書(shu) 文取士”就不是指一種科舉(ju) 弊端，而是指科舉(ju) 取士的政治原則。康熙“二十年議準，會(hui) 試第一場，四書(shu) 題目恭請欽定……五經及二三場題目仍令考官擬出”（《欽定大清會(hui) 典事例》，卷331）。在科舉(ju) 諸文體(ti) 中，隻有四書(shu) 文的題目是由皇帝欽定的，這表明了科舉(ju) 取士的政治原則。雍正壬子諭禮部：“製科以四書(shu) 文取士，所以覘士子實學，且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也。”（《欽定大清會(hui) 典事例》，卷332）乾隆十年上諭也說：“國家設製科取士，首重者在四書(shu) 文”（《欽定大清會(hui) 典事例》，卷332），直接表明了“四書(shu) 文取士”在科舉(ju) 取士製度中理學考核的核心地位。

綜上所述，隻有分清“四書(shu) 文取士”的不同意涵，我們(men) 對明清科舉(ju) 史乃至經學史、教育史的認識才能更加貼近事實的本質。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