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崇實書(shu) 院的創建與(yu) 變遷

作者：唐燮軍(jun) （湖州師範學院人文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二月三十日壬寅

          耶穌2024年4月8日

崇實書(shu) 院是晚清名臣薛福成（1838—1894）在任職浙江省寧紹台道期間主持修建的官辦學堂。迄今為(wei) 止，史學界對其創建時間眾(zhong) 說紛紜。現予以考辨，並對其辦學宗旨和曆史地位加以闡述。

光緒十四年創建說較為(wei) 可信

浙江鄞縣人張美翊（1857—1924）最早敘及此一議題，他在一篇題為(wei) 《崇實書(shu) 院記》且以薛福成為(wei) 第一人稱的月課習(xi) 作中，稱崇實書(shu) 院建成於(yu) 薛氏“適奉按察湖南之命”的那年九月（張美翊：《崇實書(shu) 院記》，薛福成編：《浙東(dong) 課士錄》卷4，光緒二十年二月崇實書(shu) 院刻本）。而據《清實錄》《光緒宣統兩(liang) 朝上諭檔》所載，可知薛福成於(yu) 光緒十四年（1888）九月初六日補授湖南按察使。即是說，在張美翊的記憶中，崇實書(shu) 院創設於(yu) 光緒十四年九月。

在張氏此說問世五十餘(yu) 年後，民國《鄞縣通誌》不知何據，轉而斷言崇實書(shu) 院乃光緒十二年由雲(yun) 石山房改建而成（《鄞縣通誌》，陳訓正、馬瀛纂：《中國地方誌集成·浙江府縣誌輯》第16輯，上海書(shu) 店1993年版，第367頁）。20世紀90年代初，《寧波詞典》又將其事前推至光緒十一年（《寧波詞典》，複旦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61頁）。此說甫一問世，就被季嘯風《中國書(shu) 院辭典》、駱兆平《薛樓藏書(shu) 考》、朱小燕《浙江書(shu) 院藏書(shu) 考略》、顧誌興(xing) 《浙江藏書(shu) 史》、蘇曉君《蘇齋選目》、魯小俊《清代書(shu) 院課藝總集敘錄》、忻巨《鄞董孟如忻紹如年譜合輯》等論著所采用。近來，錢茂偉(wei) 的《張美翊事跡及學術成就》複以薛福成《浙東(dong) 課士錄·題辭》為(wei) 據加以推斷，認定崇實書(shu) 院創建於(yu) 後樂(le) 園竣工後一年，亦即光緒十三年春（錢茂偉(wei) 等：《元以來浙東(dong) 學術文化新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41頁）。

眾(zhong) 說之中，張美翊的主張更值得采信。這不僅(jin) 因為(wei) 張氏是與(yu) 薛福成過從(cong) 甚密的崇實書(shu) 院高才生，更關(guan) 鍵的因素尚在於(yu) 張氏此說與(yu) 上海《申報》的兩(liang) 篇新聞報道正相契合。一是1888年3月23日第2版所刊《寧郡創設後樂(le) 園示》，內(nei) 稱創置書(shu) 院以用作“甄調寧紹台三郡舉(ju) 貢生監課試之所”，乃薛福成就職寧紹台道之初的規劃，而如今，鑒於(yu) “捐廉籌款”數年後“略有存積”，故擬在道署西側(ce) 空隙地“擇日興(xing) 工，克期蕆事”（《申報影印本》第32冊(ce) ，上海書(shu) 店1983年版，第451頁）。二是同年10月24日第1版所登《甬上雜聞》，明確宣告：“道署西首後樂(le) 園現已告成，曰崇實書(shu) 院，齋室約共數十椽，肄業(ye) 諸生得以常川住宿。薛觀察培育人才之意，亦可謂周且至矣。”（《申報影印本》第33冊(ce) ，第755頁）換言之，崇實書(shu) 院始建於(yu) 1888年3月下旬，並在同年10月底（即光緒十四年九月）竣工。

有別於(yu) 舊式官辦學堂

較諸建造時間，薛氏創辦崇實書(shu) 院的旨趣無疑更值得探討。對此，陳康黼《崇實書(shu) 院記》將之歸結為(wei) 對阮元創建詁經精舍、貫徹實學精神的見賢思齊（陳康黼：《崇實書(shu) 院記》，《浙東(dong) 課士錄》卷4）。而在張美翊《崇實書(shu) 院記》的理解中，宣講並弘揚曾國藩的人格及其“古文義(yi) 法”，更應是薛福成創辦崇實書(shu) 院的旨趣所在。從(cong) 自今而古的角度來看，薛福成醞釀創建崇實書(shu) 院之時，正是辨誌文會(hui) 風起雲(yun) 湧之秋。這一由前寧波知府宗源瀚創辦於(yu) 光緒五年二月的教育機構，業(ye) 已成長為(wei) 浙東(dong) 一帶最具影響力的文化交流平台，進而成為(wei) 士流紛紛效仿的對象。譬如粉碎法軍(jun) 登陸鎮海企圖的浙江提督歐陽利見，就曾參照辨誌文會(hui) 的運作模式，著力打造寧波“詩會(hui) ”，冀以執掌甬上詩壇之牛耳（《申報影印本》，第31冊(ce) ，第1054頁）。故而崇實書(shu) 院之創建，既是基於(yu) 傳(chuan) 播曾氏“古文義(yi) 法”的迫切需要，也是薛福成講求實學的必然產(chan) 物，更難以排除薛氏意欲借此引領寧波文化潮流之考量。

崇實書(shu) 院作為(wei) 官辦學堂，不僅(jin) 擁有“堂”“齋”等實體(ti) 建築，而且對“齋庖之室”“課試之方”“祀典之所舉(ju) ”“經費之所出”，都曾訂立比較嚴(yan) 格的章程。其中，“堂”作為(wei) 主體(ti) 建築，中祀周敦頤、程頤、張載、邵雍、朱熹等兩(liang) 宋理學五大家，左祀司馬遷、許慎、鄭玄、韓愈，右祀諸葛亮、陸摯、範仲淹、司馬光、王陽明、曾國藩，凡十五人。至如其“課試之方”，據吳引孫《崇實書(shu) 院課藝序》描述，既“以時藝為(wei) 先”“以根柢之學為(wei) 歸”，又分為(wei) “齋課”與(yu) “散課”兩(liang) 種，更設有“天算”“輿地”“時務”等新潮科目。這就充分表明崇實書(shu) 院雖仍服務於(yu) 科舉(ju) 考試，但已截然有別於(yu) 月湖書(shu) 院、孝廉堂等舊式官辦學堂。

但自光緒十五年二月吳引孫繼任寧紹台道以來，尤其是在光緒二十一年春陸廷黼就任山長後，崇實書(shu) 院的“課試之方”發生了明顯變化。變化的方向，就是給予科舉(ju) 考試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其內(nei) 容則主要是規定在鄉(xiang) 試之年的五、六兩(liang) 月增設“會(hui) 課”，以期提高書(shu) 院士子的中舉(ju) 概率。分別由薛福成、陸廷黼纂成於(yu) 光緒二十年二月、光緒二十二年五月的《浙東(dong) 課士錄》與(yu) 《崇實書(shu) 院課藝》，作為(wei) 崇實書(shu) 院碩果僅(jin) 存的兩(liang) 本課藝集，也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折射出其“課試之方”日益保守的趨向。從(cong) 開放到保守，這既源自書(shu) 院主持者個(ge) 人見識的高下，又反映出清朝教育政策與(yu) 人才培養(yang) 觀念在甲午戰敗後的倒退。

在科舉(ju) 製度被廢除後不久，崇實書(shu) 院不但被盛炳緯、戴鴻祺、張傳(chuan) 保、張世杓等諸多鄉(xiang) 紳視為(wei) 不良教育製度的載體(ti) ，更在前刑部郎中、鄞縣人童德厚的稟請下，最終於(yu) 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1907年1月9日）前夕被改建為(wei) 勸學公所。

促成桐城學說廣為(wei) 流傳(chuan)

雖然崇實書(shu) 院自此退出了曆史舞台，但它作為(wei) “課士之地”，為(wei) 諸多寧波士子提供了積累考試經驗、豐(feng) 富社會(hui) 閱曆乃至結交同好、擴大知名度等助益。那些從(cong) 中得益的寧波士子，僅(jin) 據忻江明《四明清詩略續稿》所錄加以統計，就多達19人。與(yu) 此同時，崇實書(shu) 院也曾積極承擔刻書(shu) 義(yi) 務，譬如《全校水經注》40卷、陸廷黼《崇實書(shu) 院課藝》6卷、薛福成《天一閣見存書(shu) 目》5卷及其《浙東(dong) 課士錄》4卷，皆由該書(shu) 院始刻。特別是內(nei) 置於(yu) 崇實書(shu) 院的攬秀堂藏書(shu) 樓，既突破了傳(chuan) 統藏書(shu) 樓重收藏、輕利用的藩籬，又以公共、開放、共享、服務的新型藏書(shu) 理念，“在寧波乃至浙江，開創了公共圖書(shu) 館風氣之先”。

崇實書(shu) 院最值得稱道的曆史作用，既不是存續期間培養(yang) 了多少人才，也並非藏書(shu) 理念有多麽(me) 前衛，而是它對曾國藩“古文義(yi) 法”的弘揚，促成了桐城學說在清末寧波的廣為(wei) 流傳(chuan) ，寧波文人也隨之分化為(wei) 桐城派、反桐城派與(yu) 調和派。前者以鄞縣人張美翊、鎮海人虞輝祖、奉化人江五民及其同邑江起錕為(wei) 中堅，後兩(liang) 者則分別以慈溪人洪允祥、鄞縣人張原煒為(wei) 代表。在陳訓正《張讓三先生六十壽敘》看來，正是得益於(yu) 曾氏“古文義(yi) 法”的流傳(chuan) ，清末寧波的學術風氣發生了從(cong) “淑於(yu) 深寧之教，相尚以樸學，不較較於(yu) 文辭之工拙”到“乃有高世文字之學”的轉變。無論彼時寧波學者“專(zhuan) 主桐城”“痛詆桐城”抑或“兼好桐城”，也不管曾國藩的“古文義(yi) 法”是否曾經促成寧波學風在清末的轉向，崇實書(shu) 院在寧波近代學術史的地位和作用，於(yu) 此便可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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