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思錄》文獻本土化特色及意義(yi)

作者：曹潔（華東(dong) 師範大學中文係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正月廿六日己巳

          耶穌2024年3月6日

宋代新儒學在鐮倉(cang) 時代中期傳(chuan) 入日本，在室町時代已占據統治地位，後逐漸成為(wei) 其社會(hui) 的儒學主流，在江戶時代影響甚大。中土《近思錄》文獻至遲在江戶時代初期已流布日本，中村惕齋說：“天下古今之書(shu) ，莫貴於(yu) 《六經》《四子》，而次焉者獨有此篇。”

日本《近思錄》文獻本土化路徑

錢穆以為(wei) “後人治宋代理學，無不首讀《近思錄》”。《近思錄》文獻流布日本後，被視為(wei) “聖學之階梯、大道之標表”，得到了社會(hui) 重視，其最便捷再生產(chan) 便是刻印，如《近思錄》日本有寬文十年壽文堂刻本，洛陽武村市兵衛、大阪武村佐兵衛刊本等。

特別是朱熹嫡傳(chuan) 者葉采的《近思錄集解》（以下簡稱《集解》），也成為(wei) 史上最受日本歡迎的注本，其印本甚多。據現存傳(chuan) 本統計，其本土再造的《集解》係列版本約21種，占現存日本《近思錄》係列文獻的15%。在進行重刻或翻刻時，日本還對元末明初周公恕整理改造《集解》而成的《分類經進近思錄集解》進行翻刻，如翻刻明代稽古齋刊本、重刻石渠堂本、八幡屋重兵衛改版本等。

此類再造反映出他們(men) 對包蘊著朱子學術思想《近思錄》文獻的接受與(yu) 崇敬，既解決(jue) 了其社會(hui) 對《近思錄》文獻的需求，也流露出他們(men) 對《集解》及其衍生本的鍾情。

日本《近思錄》文獻本土化的特色

為(wei) 普及中土傳(chuan) 入的《近思錄》文獻，或為(wei) 其再續生命，使之適應日本人的閱讀習(xi) 慣、文化環境，日本便采用多種手段對其進行本土化的深入建構。

建構日文訓點或譯注本。由於(yu) 日本精通漢文者較少，對漢文原版文獻閱讀有難度，於(yu) 是他們(men) 便用本國語言係統來注釋中國文言文，在漢文旁加注訓讀。從(cong) 現存日本學者抄錄或刻印《近思錄》文獻看，用日文訓點的《近思錄》文獻較多，如《近思錄》寬文十年山崎嘉日文訓點本、安政三年刊本、會(hui) 津藩刊本，以及葉采《集解》慶安元年風月宗知刊本等多刻有日文訓點。

日本學者注解時，或用日文直接書(shu) 寫(xie) 或刊印，或保留《近思錄》漢文，注文用日文。對這些注譯本進行刊刻時，或設計刊印版式時，有其自身考量，如溪百年《近思錄餘(yu) 師》天保十四年森本三書(shu) 堂合刻本，將漢文、日文合為(wei) 一體(ti) ，用兩(liang) 截版編排。

編撰注釋本或集說。在日本江戶、明治時期編撰的理學讀本中，仿編《近思錄》的文本極少，日本學者更側(ce) 重於(yu) 稽考注釋《近思錄》《集解》。如貝原篤信對《近思錄》各卷某章或某節，或葉采注文進行考釋，撰成《近思錄備考》。陳榮捷說其“引朱子及其他理學家甚長，亦附己見，為(wei) 日本研究《近思錄》標準之作”。又如宇都宮遯庵為(wei) 了“下國遠鄉(xiang) 乏載籍者”能知曉北宋四子、朱子著述的精華，在葉采《集解》本基礎上進行標注，撰成《鼇頭近思錄》。古賀樸等輯錄朱熹、黃榦、葉采、李退溪、山崎闇齋、尾藤誌尹等諸家論說，匯集於(yu) 《近思錄》相關(guan) 語錄之下並稍作解釋，撰成《近思錄集說》。

編撰質疑注評本。對於(yu) 葉采《集解》的異議，日本學者或指出其訓詁考據的不足，如貝原篤信《近思錄備考》；或認為(wei) 葉采釋義(yi) 未盡，不能完全闡明《近思錄》文理微旨，以致初學者有所困惑，澤田希博搜旁考，以師友之言論為(wei) 佐證，直指葉氏注解的不精不詳，間附己見，完成《近思錄說略》；或將葉采注文刪除，僅(jin) 以白文的形態教導世人，高津泰說葉采“宜得朱子之意，而其注往往不滿於(yu) 人意，故我先儒闇齋山崎氏盡除之，單以白文行於(yu) 世”，山崎嘉訓點本便如此。

編撰劄記、講義(yi) 文本。日本學者圍繞《近思錄》文獻進行講解、劄記，這種較高層次的本土化建設，融入了日本較多元素。他們(men) 在閱讀時常劄記自己的認知，或將自己的見解述諸筆端，如佐藤直方《近思錄筆記》、宇井默齋《近思錄筆記》、伊藤仁齋《讀近思錄鈔》等；或用日文編撰文本，隨後在明治時期及20世紀早期出現譯注本，又如山崎道夫、飯島忠夫、秋月胤繼、湯淺幸孫等用日文譯注《近思錄》，加藤常賢、林泰輔用日文翻譯《近思錄》等。

日本學者在給門人或學童講解《近思錄》文獻時，自編或其門人依據先生講義(yi) 編纂了文本。如山崎闇齋《近思錄講義(yi) 筆記》、剛庵獨錄《近思錄講義(yi) 》、內(nei) 藤恥叟《近思錄講義(yi) 》、室鳩巢《近思錄道體(ti) 講義(yi) 》、佐藤一齋《近思錄欄外書(shu) 》、中井竹山《近思錄說》等。

為(wei) 方便日本讀者閱讀研習(xi) ，其本土化文本多加注日文訓點，山崎嘉訓點本即為(wei) 代表。且日本學者還用日文對《近思錄》進行訓釋，如溪百年《近思錄餘(yu) 師》就是一部漢、日文合為(wei) 一體(ti) 的注本。此類本土化文獻將《近思錄》及其注本融合成本邦宣揚程朱之學文獻的有機組成部分，助推了程朱之學更為(wei) 廣泛地在本邦傳(chuan) 播。而且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日文訓點本難以滿足讀者閱讀需求時，又出現了較多的《近思錄》日文譯注本，即用日文抄錄、撰寫(xie) 、譯注《近思錄》文獻成為(wei) 時尚。

崇拜朱子學的中村惕齋以為(wei) 葉采《集解》讓“初學之士不能得致思之端而了其旨歸”，又批評其不足，故抄錄葉氏注解“難通之章，而各附錄諸儒之說”，並增補注文，撰就《近思錄鈔說》。相較於(yu) 朝鮮學者對待《集解》的疑惑，日本學者更是敢於(yu) 質疑，甚至完全刪除葉采注文，將其轉化為(wei) 一種新文本。

學者講讀而形成的本土化文獻又將“近思”之精蘊植於(yu) 後學心田。以山崎嘉為(wei) 代表的日本有識之士很注重《近思錄》關(guan) 於(yu) 大體(ti) 而切於(yu) 日用的意蘊所在，在講學過程中多樂(le) 於(yu) 編纂講義(yi) 以助教學。現存講義(yi) 多是自己給後學講解《近思錄》文獻的記錄，隨後不斷積累而成。如佐藤一齋《近思錄欄外書(shu) 》、若林強齋門人整理抄錄其師講義(yi) 《近思錄師說講義(yi) 》。

日本《近思錄》文獻本土化的學術意義(yi)

日本進行的文獻本土化建設，是在《近思錄》文獻基礎上的升華與(yu) 提煉。

佐證了朱子理學在日本的傳(chuan) 播和影響，促進了朱子學的本土化。日本重刻或翻刻《近思錄》文獻，反映出他們(men) 對朱子學術思想的接受與(yu) 崇敬；依據自己的理解進行新注，建構有較濃本邦色彩的注本；喜歡加注日文訓點，對讀《近思錄》、進升理學者發揮很好的導引作用。這些富有其民族特色、反映社會(hui) 各階層思想情態的文獻，是《近思錄》文獻被日本社會(hui) 消化、吸收、反饋的史實，已成為(wei) 日本朱子學本土化發展的活見證。

為(wei) 朱子學在日本傳(chuan) 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有助於(yu) 推動東(dong) 亞(ya) 程朱之學的深入研究。現存用漢字或日文書(shu) 寫(xie) 、刻印、注譯的本土文獻，已成為(wei) 日本朱子學研究的重要曆史文獻，也是日本思想文化遺產(chan) 的代表之一。盡管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脫亞(ya) 入歐，但在此前，出於(yu) 對代表先進、發達、文明程度較高的中國思想文化的推崇，日本多能主動接受《近思錄》文獻，且進行本土化建設，甚至在明治時期依然念念不忘反映優(you) 秀思想文化的《近思錄》。他們(men) 對程朱之學的尊崇，所建構的本土化文獻，不斷充實著東(dong) 亞(ya) 理學文獻的整體(ti) 建設，成為(wei) 東(dong) 亞(ya) 儒學史上豐(feng) 厚思想文化遺產(chan) 的組成部分，也有助於(yu) 東(dong) 亞(ya) 儒學的研究。

若將日本本土化文獻與(yu) 中國、朝鮮半島的《近思錄》文獻置於(yu) 同一時空維度審視，則發現史上東(dong) 亞(ya) 區域的睦鄰友好、思想文化交互作用，對當今東(dong) 亞(ya) 思想文化的交流發展頗具借鑒意義(yi) 。縱向上，這些文獻勾勒出史上各國《近思錄》文獻產(chan) 生、發展的軌跡，又反映出中國《近思錄》文獻在日本、朝鮮的生命再延續、內(nei) 涵再豐(feng) 滿。橫向上，考察這些本土化文獻，有利於(yu) 探尋史上東(dong) 亞(ya) 各國之間某些文獻的源流異同。如果把史上東(dong) 亞(ya) “《近思錄》文獻”視作一個(ge) 有機整體(ti) ，那麽(me) 日本的本土化文獻也是在為(wei) 其注入新鮮血液、增補新的養(yang) 料。

史上以中國《近思錄》為(wei) 源頭的東(dong) 亞(ya) 《近思錄》文獻建設，常常將中國理學家與(yu) 朝鮮半島、日本朱子學家的論說文字合編為(wei) 一書(shu) ，其本土化成果彼此相融，皆意在為(wei) 求學者建構通向聖學的門徑，故其共同價(jia) 值就是東(dong) 亞(ya) 各國建構本土化文獻的出發與(yu) 歸宿。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仿編《近思錄》文獻整理與(yu) 研究”（20BZX059）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