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中期，經濟學界有人提出“腐敗有益改革論”。計劃體製遏製市場之發育，私人企業家為實現市場準入的突破而不得不賄買官員，很多人因此討論企業家的“原罪”，經濟學家則辯護說，從社會效果上說，企業家賄買官員實屬迫不得已；至於官員，接受賄買而開放市場，總要好於官員拒絕賄買也拒絕開放市場。
    
    
    　　乍一看，這說法有一定道理。官員確實腐敗了，但畢竟在計劃體製的邊緣，打開了市場發育的缺口。然而仔細想來，這種腐敗真的有益麽？市場確實獲得了一線發育的機會，但這也就決定了市場機製從一出生就是扭曲的。
    
    
    　　同時，這種賄買的政治損害絕不僅限於接受賄買的官員。於法、於理，官員接受賄買總是不對的，官員本來還有所忌諱，腐敗有益論則讓官員們理直氣壯地受賄：我受賄，反而是開放的表現呢，可以推動市場發育、社會進步。不接受賄買的官員反而在阻礙社會進步。基於此，官員們放心大膽地繼續保持不合理的控製、管製，反正隻要我接受賄買、私下開個口子，控製、管製就不會構成市場進入的障礙。這種腐敗也向社會領域蔓延，醫院、學校同樣遭受腐敗之侵蝕。
    
    
    　　最近，又有人提出“腐敗階段論”，稱要理解中國無法在現階段徹底壓製腐敗的現實性和客觀性。“腐敗有益改革論”尚知道腐敗不好，但用腐敗可以換來製度變革，也就值了。結果是否如此，當然可以爭論，但腐敗有益改革論者還有理想主義情懷。“腐敗階段論”則是高度實用的，這些年來，麵對濫用權力所導致的各種社會問題，都會有人搬出“發展階段論”。
    
    
    　　坦率地說，近來陸續出爐的此類命題，實為一種奇怪的論說。它以“成熟”的姿態談論社會穩定之重要性，其實隻能用鼠目寸光來形容其混亂的理念和孱弱的邏輯。
    
    
    　　腐敗確實在任何國家都無法“根治”，因為人總有弱點。但是，一切時代、一切國家、一切心智還算正常的政治家都會向國民承諾，決不姑息腐敗，一定會嚴厲打擊腐敗。在中國，近些年來，從高層執政者到地方官員，也確實都不斷重複這樣的表態。能不能做到，能夠做到哪個程度，那是另外一件事，重要的是這個表態，它展示了最起碼的政治責任倫理。表達這種態度的政治家、官員還明白：政府保有統治權之本在於國民的認可，《尚書·泰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而國民的認可既可以基於優良治理之現實，也可以基於統治者追求優良治理之希望。
    
    
    　　政治製度總不完美，政治現實總有缺點。國民當然不能要求政府提供天堂，但置身於不完美的現實，政府至少要以最大的誠意向國民表明自己致力於解決問題、克服製度缺陷的態度。這就是古代中國開明而負責任的皇帝頻下“罪己詔”的動機：我確實沒有做好，但我知道我錯了，我會往好的方向努力。每一個“罪己詔”都可以給王朝贏得一份國民的信賴。古今中外最傑出的立國者、治國者、最深邃的政治哲學家都會同意，這樣的信賴是政府權威的唯一真實來源。國家就是處於不同位置的人們基於相互信任而形成的命運共同體。
      
    
    原載: 南方都市2012年5月31日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