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群經新疏的撰著特色及價(jia) 值意義(yi)

作者：張文（華東(dong) 師範大學中文係古籍所副研究員）

來源：《孔子研究》2023年第6期

摘要：清代乾嘉以降興(xing) 起撰作新疏的潮流，十三經中除了《禮記》皆有新疏問世。這些新疏雖然都是私家著述，但因作者之間存在密切聯係，綜合來看屬於(yu) 群體(ti) 現象，有其整體(ti) 發展脈絡和相同學術取向。由於(yu) 各經內(nei) 容有別，淵源各異，新疏的體(ti) 式呈現多元形態，但在尊崇古義(yi) 的層麵殊途同歸，接續漢代經學傳(chuan) 統是其共同趨向。清代學者反對“疏不破注”舊例，重新構建義(yi) 疏之作的詮釋體(ti) 例，體(ti) 現出實事求是的為(wei) 學精神。新疏是清代經學研究的結晶，內(nei) 容上具有集大成的特點，在《十三經注疏》、“四書(shu) 五經”之後，構成又一個(ge) 頗具特色的經典詮釋體(ti) 係，對於(yu) 後世的經學研究和經典傳(chuan) 承，具有重要價(jia) 值和深遠意義(yi) 。

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發展過程中，經學長期居於(yu) 主體(ti) 和核心地位。經學具有“述而不作”的特點，經書(shu) 的詮釋傳(chuan) 統源遠流長。自先秦至清代，曆經多個(ge) 發展階段，學術風氣屢有變遷，詮釋範式也有轉移。大致而言，兩(liang) 漢魏晉的傳(chuan) 注章句，南北朝至隋唐的義(yi) 疏，是此期間經書(shu) 詮釋的主流形態。唐初孔穎達等奉詔纂修《五經正義(yi) 》，賈公彥撰《周禮疏》《儀(yi) 禮疏》，加之徐彥《公羊疏》、楊士勳《穀梁疏》，以及宋代所撰《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四經疏，後來匯刻為(wei) 《十三經注疏》，這是漢唐注疏體(ti) 係的文獻結集。宋代程朱理學興(xing) 起，“擺落漢唐，獨研義(yi) 理”，對經書(shu) 原典多有新注，後世學者又加以解說疏證，逐漸形成新的詮釋體(ti) 係，自南宋至清初占據主流。明初編纂的《四書(shu) 大全》《五經大全》，以及清初康雍乾三朝出現的禦纂欽定諸經，皆屬於(yu) 此體(ti) 係內(nei) 的文獻結集，可以稱作“四書(shu) 五經”體(ti) 係。【1】清初以來考證學風漸臻興(xing) 盛，學者由“四書(shu) 五經”回歸漢唐注疏，隨著研究的深入，進而對《十三經注疏》產(chan) 生不滿，紛紛給各經重新撰著新疏，這是經學史上又一次重要的文獻結集。

清光緒十五年（1889）六月，翰林院編修王懿榮上疏，臚陳清儒所撰十三經疏義(yi) ，請朝廷下旨頒列學宮。文中極言乾嘉以來經學之盛，“自乾隆以來，至於(yu) 今日，海內(nei) 經學各有當家，剖析條流，發起隱漏，十三經說粲然將備，折衷求是，遠邁漢唐”【2】。與(yu) 此大略同時，湖廣總督張之洞亦有“集刊國朝經疏”之議。【3】張之洞在其名著《勸學篇》中，也大力表彰清儒所撰諸經新疏。至孫詒讓撰文總結新疏撰作情形，認為(wei) “言經學者，莫盛於(yu) 義(yi) 疏，為(wei) 義(yi) 疏者，尤莫善於(yu) 乾嘉諸儒”【4】。鄧實亦指出“自惠、戴以來，諸儒治經各守其家法，別為(wei) 義(yi) 疏”，並詳列各經新疏，稱譽其“皆一代之絕作，曠古所僅(jin) 見者也”【5】。可見清人新疏在晚清就已受到重視，成為(wei) 時人引以為(wei) 榮的經學成就。近人章太炎、梁啟超等述論清代學術史，也對新疏推崇備至。如梁氏雲(yun) ：“清學自當以經學為(wei) 中堅，其最有功於(yu) 經學者，則諸經殆皆有新疏也。”【6】早在民國時期，就有編印《十三經新疏》的計劃。【7】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華書(shu) 局以“十三經清人注疏”的名義(yi) ，選編二十四種著作陸續整理出版，其中雖並非全是疏體(ti) 著作，但大部分新疏已包含在內(nei) 。

清代群經新疏的名目，諸家所列不盡相同。根據義(yi) 疏之作的體(ti) 式特點，應當是通釋經文和注文，疏解經注的訓詁字義(yi) ，闡發經注的內(nei) 在意蘊。而準之《十三經注疏》已經形成的文本範式，還應具有“經—注—疏”的結構層次。根據這種體(ti) 式標準衡量，主要有十六部新疏，依成書(shu) 先後次序為(wei) ：惠棟《周易述》、江聲《尚書(shu) 集注音疏》、邵晉涵《爾雅正義(yi) 》、孫星衍《尚書(shu) 今古文注疏》、郝懿行《爾雅義(yi) 疏》、焦循《孟子正義(yi) 》、陳奐《詩毛氏傳(chuan) 疏》、胡培翬《儀(yi) 禮正義(yi)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劉寶楠《論語正義(yi) 》、劉文淇《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陳立《公羊義(yi) 疏》、孫詒讓《周禮正義(yi) 》、皮錫瑞《孝經鄭注疏》、廖平《穀梁古義(yi) 疏》、王先謙《詩三家義(yi) 集疏》。目前關(guan) 於(yu) 這些新疏的整體(ti) 研究，主要有陳鴻森先生《劉氏〈論語正義(yi) 〉成書(shu) 考》，對當時學者相約撰疏的潮流有細致考察；張素卿先生《清代漢學與(yu) 〈左傳(chuan) 〉學——從(cong) “古義(yi) ”到“新疏”的脈絡》及《清代新疏在經學史上的意義(yi) 》，揭示新疏是在乾嘉“漢學”典範主導下產(chan) 生的代表性經解，較為(wei) 完備地論述了新疏的學術淵源和發展脈絡。【8】本文參考借鑒這些研究成果，勾勒乾嘉以來撰著新疏的潮流，重點分析新疏的體(ti) 式類型和學術取向，探討其詮釋體(ti) 例和解經宗旨，揭示其撰著特色和價(jia) 值意義(yi) ，以期彌補當前研究之不足，為(wei) 經學研究和經典傳(chuan) 承提供有益鏡鑒。

一、“諸經新疏更迭而出”：乾嘉以來撰著新疏的潮流風尚

清初以降，經學複興(xing) ，經典考證蔚然成風，在乾嘉時期達到鼎盛，相關(guan) 論著大量湧現，成果極為(wei) 豐(feng) 碩，“訓詁則統括有書(shu) ，版本則參稽罔漏，或專(zhuan) 一經以極其原流，或舉(ju) 一物以窮其宧奧”【9】。在此背景之下，經說的匯集與(yu) 整合成為(wei) 重要趨勢，撰作新疏的潮流應運而興(xing) 。孫詒讓追溯群經義(yi) 疏的發展源流，以為(wei) 興(xing) 盛於(yu) 六朝，集成於(yu) 唐代，南宋以後曠然中絕，至清朝“鴻達之儒複理茲(zi) 學，諸經新疏更迭而出”【10】。張素卿先生指出，“清代撰寫(xie) 新疏的學術潮流，自乾隆十四年惠棟始撰《周易述》啟其端緒，醞釀至嘉慶、道光年間而益盛，其餘(yu) 波直至清末猶未歇”【11】。撰著新疏儼(yan) 然成為(wei) 時代風尚，而其中有兩(liang) 次相約治經之事堪謂典型。其先是焦循與(yu) 黃承吉相約撰著新疏，黃承吉《〈孟子正義(yi) 〉序》記載其事：

憶一日在汪晉蕃文學齋中，與(yu) 裏堂論及各經疏正義(yi) ，僅(jin) 宗守傳(chuan) 注一家之說，未能兼綜博采，領是而非無以正，舉(ju) 一而眾(zhong) 箋以明，例雖如是，實則未通。乃相要各執一經，別為(wei) 之正義(yi) ，以貫串今古異同，搜網百善，萃為(wei) 宗都，破孔、賈之藩籬，突徐、楊之門戶。予時以《周官》竊任，而裏堂則謂《易》與(yu) 《孟子》尤有誌焉。【12】

焦、黃相約著書(shu) 大概是在乾隆末年，黃氏選擇《周禮》，後著有《讀周官記》，但未撰成新疏；焦氏則撰成《孟子正義(yi) 》，於(yu) 《周易》雖未成新疏，但有《周易補疏》及《易通釋》《易圖略》《易章句》等著作。之後是在道光八年，劉文淇、梅植之、劉寶楠、陳立等人在江南貢院立約撰著新疏。據陳立《〈論語正義(yi) 〉序》雲(yun) ：

道光戊子秋，立隨劉孟瞻、梅蘊生兩(liang) 師、劉楚楨、包孟開兩(liang) 先生赴鄉(xiang) 闈。孟瞻師、楚楨先生病《十三經》舊疏多踳駁，欲仿江氏、孫氏《尚書(shu) 》、邵氏、郝氏《爾雅》、焦氏《孟子》，別作疏義(yi) 。孟瞻師任《左氏傳(chuan) 》，楚楨先生任《論語》，而以《公羊》屬立。【13】

劉恭冕《〈論語正義(yi) 〉後敘》亦載其事，謂諸人“為(wei) 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14】。劉寶楠承擔《論語》，劉文淇承擔《左傳(chuan) 》，陳立承擔《公羊》，梅植之承擔《穀梁》。劉寶楠、陳立皆撰著成書(shu) ，劉文淇也有未完之稿。惟梅植之未遑具稿，其子梅毓繼承父誌續撰《穀梁正義(yi) 》，但僅(jin) 成隱公一世。【15】這種相約撰疏事件後來還有餘(yu) 波，如廖平以禮製平分今古，就欲仿效劉寶楠諸人故事，約集同人分撰十八經注疏。【16】

撰著新疏在當時成為(wei) 風尚潮流，得益於(yu) 一些重要人物的推波助瀾。《清儒學案》指出，“乾嘉經學之盛，達官耆宿提倡之力為(wei) 多”【17】。如乾隆間朱筠對邵晉涵說：“經訓之荒久矣，《雅》疏尤蕪陋不治，以君之奧博，宜與(yu) 郭景純氏先後發明，庶幾嘉惠後學。”【18】則邵氏撰著《爾雅正義(yi) 》，朱筠實有勸勉誘導之功。據傳(chuan) 記文獻記載，邵氏還撰著《孟子述義(yi) 》《穀梁正義(yi) 》。【19】參證邵氏“《孟子疏》偽(wei) 而陋，今亦再為(wei) 之”【20】之語，以及阮元所言：“《孟子疏》因到京後，見邵二雲(yun) 先生有此作，已將脫稿，是以元為(wei) 之輟筆。”【21】則是早在焦循之先，邵氏已著《孟子》新疏，其書(shu) 或即《孟子述義(yi) 》。據此來看，邵氏所撰新疏不止《爾雅》，還有《孟子》和《穀梁》。阮元當初也想撰《孟子》新疏，因見邵氏已有此作而中輟。阮元還有撰作《周禮》《儀(yi) 禮》新疏的具體(ti) 設想：

餘(yu) 昔有誌於(yu) 撰《周禮義(yi) 疏》，以補賈所未及，今宦轍鮮暇，惜難卒業(ye) 。如有好學深思之士，據賈氏為(wei) 本，去其謬誤及偽(wei) 緯書(shu) ，擇唐、宋人說禮之可從(cong) 者，加以惠氏此說，兼引近時惠定宇、江慎修、程易田、金輔之、段若膺、任子田諸君子之說，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博考而詳辨之，則此書(shu) 之成，似可勝於(yu) 賈氏，是所望於(yu) 起而任之者。【22】

賈疏《周》《儀(yi) 》二禮，發明鄭學，最為(wei) 精核。惟自六朝至今，說二經者甚多，其精義(yi) 及製度、術算、文字、訓詁，多有岀於(yu) 賈氏之外者，皆可采擇。至康成亦間失經旨，而三鄭亦或有異同 ，撰疏者若守“疏不破注”古法，難決(jue) 從(cong) 違雲(yun) 雲(yun) 。【23】

值得注意的是，朱筠、邵晉涵、阮元等人在學界有特殊身份和尊崇地位。朱筠敦崇實學，提倡《說文》，建言開四庫全書(shu) 館，當世學者奉之為(wei) “泰山北鬥”。邵晉涵以博洽多聞見稱，入四庫館擔任編纂，史部提要多出其手，交遊皆為(wei) 名儒宿學。阮元身處乾嘉道三朝，曆仕中外通顯之位，主持風會(hui) 數十年，後人譽作“漢學護法”。他們(men) 的學術主張和撰著新疏的舉(ju) 動，無疑具有積極影響和示範效應，肯定會(hui) 推動和助長這種學術風氣。

由於(yu) 風會(hui) 時尚所趨，還有很多學者致力於(yu) 此，反映出普遍的學術趨向。如馬宗璉著有《周禮鄭注疏證》《穀梁傳(chuan) 疏證》，其書(shu) 未見傳(chuan) 本，從(cong) 書(shu) 名看似為(wei) 疏體(ti) 著作。楊峴師從(cong) 陳奐，遵照陳奐建議而撰著《周禮》《穀梁》新疏，惜其書(shu) 稿毀於(yu) 兵燹。【24】孔廣牧“欲為(wei) 《禮記》作疏，因記文浩博，難以兼舉(ju) ，遂區分數類，將次第纂成，合為(wei) 一疏”，僅(jin) 撰成《禮記天算釋》，不幸早逝，全書(shu) 未能卒業(ye) 。25胡培翬族弟胡培係，“本儀(yi) 征阮文達公言，去其訛誤及偽(wei) 緯書(shu) ，擇唐宋人言禮之可存者，益以國朝諸儒之說，撰《周禮述義(yi) 》，體(ti) 例一依竹村戶部《儀(yi) 禮正義(yi) 》之作”【26】。則是將阮元《周禮》新疏的設想付諸實踐，但書(shu) 稿因戰亂(luan) 而散佚。胡培係還有《大戴禮記箋證》，是其傾(qing) 盡畢生心力的著作，雖未見存世流傳(chuan) ，但據自序可知，其體(ti) 例也仿效《儀(yi) 禮正義(yi) 》，是以盧辯注為(wei) 基礎，係統校勘並通釋經注，充分薈萃近人成果，體(ti) 式性質屬於(yu) 義(yi) 疏。【27】此外如陳鱣撰《說文解字正義(yi) 》，其書(shu) 亡佚不傳(chuan) ，但以“正義(yi) ”命名，應當是仿效義(yi) 疏。【28】還有董增齡為(wei) 韋昭《國語解》作疏，撰成《國語正義(yi) 》。可見此風氣已不限於(yu) 十三經，還延及《大戴禮記》《說文解字》《國語》等經典。

清人新疏都是學者的私人著述，有別於(yu) 唐宋舊疏的官修色彩。綜合相關(guan) 因素來看，這些新疏具有內(nei) 在關(guan) 聯，存在明顯的群體(ti) 性特征。一是新疏作者之間關(guan) 係密切。自惠棟而下，作者多有直接或間接聯係，以家族、地域、師承、交遊為(wei) 紐帶，構成一個(ge) 先後相承、錯綜交織的學者群體(ti) 網絡。二是撰著多得同道師友相助。作者之間聲氣相通，學術交流非常頻密，或向前輩請教取益，或與(yu) 友人商榷疑義(yi) ，互相協助收集資料，及時共享研究成果。三是具有師承及家學色彩。作者都有師承及家學淵源，而新疏大都部帙浩繁，撰著過程曲折艱辛，多傾(qing) 數十年之精力，有些是師弟父子相承，曆經數世方才完稿。【29】縱觀新疏撰作之曆程，幾代學人用心於(yu) 此，分工合作，協力共為(wei) ，“猶如百川趨海，匯為(wei) 千古巨觀”。因此新疏可以視為(wei) 群體(ti) 現象，有其整體(ti) 發展脈絡和相同學術取向。

二、“必以漢詁為(wei) 宗”：清人新疏的體(ti) 式特點和學術取向

新疏是清代經學發展演變的產(chan) 物，直接緣起則是對唐宋舊疏的不滿。唐初纂修《五經正義(yi) 》係出於(yu) 統治者的權力意誌，適應帝國政治格局和意識形態發展之需，意圖通過重新詮釋統一經義(yi) ，結束數百年來“師說紛綸，無所取正”“儒學多門，章句繁雜”的局麵。《五經正義(yi) 》沿用南北朝以來盛行的義(yi) 疏之體(ti) ，在內(nei) 容形式上以專(zhuan) 主一家、兼釋經注為(wei) 基本特點，其所依經注則因循當時的學風好尚，如《周易》《尚書(shu) 》《左傳(chuan) 》皆擇取晚出之注，而較早的漢儒古注卻被棄置不用。這引起後世學者的非議，如朱子論述唐代諸經疏，認為(wei) “《書(shu) 》《易》疏亂(luan) 道”【30】，對此二經正義(yi) 評價(jia) 最低，就與(yu) 其注文有很大關(guan) 係。至清代經史考證之學興(xing) 起，演變形成以“漢學”為(wei) 標幟的思潮，學者們(men) 基於(yu) “漢猶近古，去聖未遠”的觀念【31】，形成“詁訓必依漢儒”的認識【32】，對朝夕研讀的《十三經注疏》滋生不滿，首先就其注文發出質疑之聲。如惠棟指出：“唐人疏義(yi) ，推孔、賈二君，惟《易》用王弼，《書(shu) 》用偽(wei) 孔氏，二書(shu) 皆不足傳(chuan) 。”【33】戴震亦說：“唐初，漢時書(shu) 籍存者尚多，作《正義(yi) 》者不能廣為(wei) 搜羅，得所折衷。於(yu) 《春秋》專(zhuan) 取杜預，於(yu) 《易》專(zhuan) 取王弼，於(yu) 《尚書(shu) 》專(zhuan) 取孔安國，遂使士人所習(xi) 不精。”【34】當此之時，很多學者競相從(cong) 事輯佚，裒集漢儒舊注的成績粲然可觀，依據舊注重新撰疏的門徑由此開啟，從(cong) 《周易》《尚書(shu) 》發端，漸次及於(yu) 其他各經。

清人新疏的內(nei) 容形式是兼釋經注，具有“經—注—疏”的結構層次，這其實是繼承《十三經注疏》的傳(chuan) 統，正如王鳴盛所謂“吾輩當為(wei) 義(yi) 疏，步孔穎達、賈公彥之後塵”【35】。相較於(yu) 唐宋舊疏，新疏的主要特點和創新之處首先體(ti) 現在注文。因為(wei) 舊疏都專(zhuan) 主一家之注，體(ti) 式較為(wei) 單純統一，而新疏則因所依注文來源複雜，故其體(ti) 式呈現多元形態，在這種多元表象之下，又隱含著整體(ti) 學術取向。根據體(ti) 式特點可將新疏分為(wei) 如下三種類型：

如果參照孫詒讓的論述，第一類即“更張舊釋，補闕匡違”，第二類即“甄撰佚詁，宣究微學”，第三類即“最栝古義(yi) ，疏注兼修”。【36】分類的關(guan) 鍵在於(yu) 注文，其中第一類仍沿用一家之注，後兩(liang) 類則摒棄晚出之注，選擇更早的古注古義(yi) 。區別在於(yu) 第二類是輯錄舊注原文，第三類則是融會(hui) 古義(yi) 而自注自疏，所謂“約其旨為(wei) 注，演其說為(wei) 疏”【37】。今就各類注文稍作具體(ti) 分析。

第三類包括三部新疏，都是自注自疏之體(ti) 。其中惠棟治經崇尚漢學，不滿王弼《周易注》掃象言理，誌在恢複漢《易》傳(chuan) 統，其書(shu) “主發揮漢儒之學，以荀爽、虞翻為(wei) 主，而參以鄭玄、宋鹹、幹寶諸家之說，融會(hui) 其意，自為(wei) 注而自疏之”【38】。《尚書(shu) 》則因古文及孔傳(chuan) 之偽(wei) 已成定讞，江聲順勢而為(wei) ，刪剔偽(wei) 古文及孔傳(chuan) ，搜集漢儒殘注逸說，仿效《周易述》的體(ti) 式，重新注釋今文二十九篇，並依己意為(wei) 之疏解。廖平著《穀梁古義(yi) 疏》，以為(wei) “範氏《集解》不守舊訓，今誌在複明漢學，故專(zhuan) 以舊說為(wei) 主”，其書(shu) “注以《王製》為(wei) 主，參以西漢先師舊說，從(cong) 班氏為(wei) 斷”。【39】

第二類包括五部新疏，都是輯錄漢儒舊注。孫星衍踵繼江聲重新注疏《尚書(shu) 》二十九篇，其注文皆取自漢儒遺說，以《史記》為(wei) 古文說，《尚書(shu) 大傳(chuan) 》及歐陽、大小夏侯為(wei) 今文說，馬融、鄭玄為(wei) 孔壁古文說，即所謂“五家三科之說”【40】。李道平承惠棟之緒，疏解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以鄭玄、虞翻、荀爽諸家為(wei) 宗，意在表彰漢儒象數之學。劉文淇徹底拋棄杜預《集解》，先取漢儒賈逵、服虔、鄭玄之注，次及《五經異義(yi) 》《說文》《五行誌》等所載先儒舊說，以此作為(wei) 注文而疏通證明。皮錫瑞認為(wei) 《孝經注疏》有空言說經之弊，乃據嚴(yan) 可均所輯鄭玄《孝經注》撰作新疏，重在疏通鄭注所引典禮，“冀以扶高密一家之學”【41】。王先謙治《詩》尊崇今文，有憾於(yu) 齊、魯、韓三家亡佚不傳(chuan) ，不滿毛鄭之學獨行於(yu) 世，乃基於(yu) 前人輯本采集三家佚文遺說，勾稽征引後世諸家之論，對毛鄭傳(chuan) 箋亦加擇取，詳盡疏解三家詩義(yi) 。

第一類包括八部新疏，繼續沿用舊疏之注。何晏《論語集解》、郭璞《爾雅注》時代稍晚，其餘(yu) 幾種都是漢人之注。但何晏去漢未遠，郭璞所取亦非一家，其中多存漢儒舊注古義(yi) 。陳奐《詩毛氏傳(chuan) 疏》分別毛傳(chuan) 與(yu) 鄭箋，以為(wei) 毛傳(chuan) 遠在鄭箋之前，鄭箋並非盡得毛旨，因此專(zhuan) 門疏解毛傳(chuan) 。雖然宗主一家之注，但也廣摭遺說，借以發明古義(yi) ，所謂“私淑先師之緒，博訪通人之語，攟取先秦之舊說，搴擇末漢之異言”【42】。又如邵晉涵《爾雅正義(yi) 》兼采舍人、劉歆、樊光、李巡、孫炎諸家舊注，胡培翬《儀(yi) 禮正義(yi) 》稽考《白虎通》《五經異義(yi) 》《通典》所載漢儒論說，陳立《公羊義(yi) 疏》廣征董仲舒以下漢儒《公羊》家言，劉寶楠《論語正義(yi) 》詳載鄭玄佚注，孫詒讓《周禮正義(yi) 》攟拾《五經異義(yi) 》所引古《周禮》說以及賈逵、馬融諸家舊詁。

在上述十六部新疏中，有些徹底替換了舊疏的注文，主要涉及《周易》《尚書(shu) 》《左傳(chuan) 》《穀梁》《孝經》，原先的注文時代較晚或確定有偽(wei) ，因此依據更早的漢儒舊注而替換之。有八部新疏則繼續沿用一家之注，這些注文多為(wei) 漢人之注，但在所依注文之外，還廣為(wei) 搜輯補充其他漢儒遺說。由此可見，新疏的體(ti) 式特點雖有差異，所持學術理念也不無分歧，但在注文的選擇上則殊途同歸。孫詒讓對此已有精要揭示，即“近儒新疏，則扶微攟佚，必以漢詁為(wei) 宗”【43】。這與(yu) 唐宋舊疏形成鮮明對比，因為(wei) 以《五經正義(yi) 》為(wei) 代表的舊疏，對於(yu) 注文的選擇隻是因循時尚，沒有宗漢求古的自覺意識。新疏衡量取舍注文則有重要標準，這就是時代之早晚以及古義(yi) 之存亡，其中隱含的邏輯，是以漢儒去古未遠，師法家法淵源有自，故其訓詁切近經文本旨。可以說，“必以漢詁為(wei) 宗”就是新疏的整體(ti) 學術取向和重要內(nei) 容特點。

三、“勿拘疏不破注之例”：清人新疏的詮釋體(ti) 例和解經原則

唐代孔穎達、賈公彥等人纂修諸經疏，皆以六朝及隋人義(yi) 疏為(wei) 藍本，在編撰改定時大致遵循一定原則，即：專(zhuan) 主一家之注，正麵疏通為(wei) 主，不可駁斥注文。如《禮記正義(yi) 》本於(yu) 皇侃《禮記義(yi) 疏》，而皇氏不盡從(cong) 鄭，《禮記正義(yi) 序》譏其“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yi) ，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左傳(chuan) 正義(yi) 》本於(yu) 劉炫《左傳(chuan) 述義(yi) 》，而劉氏屢規杜失，《左傳(chuan) 正義(yi) 序》斥其“習(xi) 杜義(yi) 而攻杜氏，猶蠹生於(yu) 木而還食其木”。《儀(yi) 禮疏》本於(yu) 黃慶、李孟悊二家，而黃氏所釋或非鄭義(yi) ，《儀(yi) 禮疏序》責其“公違鄭注，黃之謬也”。後來宋人編撰四經之疏，亦沿襲這種處理原則，由此形成義(yi) 疏之作的體(ti) 例規範。清代學者研治《十三經注疏》，認識到這種特點並多有討論。如惠士奇謂“唐人正義(yi) ，據一家之說，不旁及異聞”【44】，四庫館臣謂“疏家之體(ti) ，主於(yu) 詮解注文，不欲有所出入”45。淩廷堪更明確指出，“疏不破注，此義(yi) 疏之例也”【46】。將這種體(ti) 例特點概括為(wei) “疏不破注”，應當始於(yu) 乾嘉時期。當時學者對舊疏漸有不滿，蜂起指摘其缺陷和不足，“疏不破注”遂成為(wei) 集矢之的。阮元倡言重撰《周禮》《儀(yi) 禮》新疏，就主張“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博考而詳辨之”，認為(wei) “撰疏者若守疏不破注古法，難決(jue) 從(cong) 違”。黃承吉與(yu) 焦循相約撰著新疏，緣於(yu) 舊疏“僅(jin) 宗守傳(chuan) 注一家之說，未能兼綜博采”，明確標舉(ju) “破孔、賈之藩籬，突徐、楊之門戶”。從(cong) 詮釋體(ti) 例來看，清人諸經新疏最顯著的特色，就是對“疏不破注”的突破和超越。

清人新疏的詮釋體(ti) 例，與(yu) 各自的體(ti) 式類型相關(guan) ，也有其發展演變的過程。如前述第三類中，惠棟《周易述》惟漢《易》是從(cong) ，江聲《尚書(shu) 集注音疏》主要發揮漢儒之說，後來廖平《穀梁古義(yi) 疏》亦猶如此，三書(shu) 皆為(wei) 自注自疏之體(ti) ，疏文與(yu) 注文互相配合以闡發經義(yi) ，不涉及對注文的從(cong) 違取舍。而在第二類中，孫星衍《尚書(shu) 今古文注疏》兼疏今古，劉文淇《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廣蒐舊注，王先謙《詩三家義(yi) 集疏》並存三家，各就所輯古注進行疏解，疏與(yu) 注的矛盾也沒有凸顯。這兩(liang) 類新疏對舊疏體(ti) 例的突破，主要體(ti) 現在“兼綜博采”，不再專(zhuan) 守“一家之說”。而與(yu) 舊疏形成鮮明對照，對“疏不破注”有所突破和超越的，主要是上述第一類的幾部新疏。

邵晉涵《爾雅正義(yi) 》是首部用一家之注的新疏，具有很大開創性。邵氏為(wei) 郭璞《爾雅注》撰作新疏，他標舉(ju) “釋經之體(ti) ，事必擇善而從(cong) ，義(yi) 非一端可盡”，以郭氏為(wei) 主而又兼采諸家，博稽群籍與(yu) 郭注互相證明，廣搜舊說以補郭注之幽隱。【47】其書(shu) 雖兼綜博采，有意突破郭注藩籬，但整體(ti) 立場仍偏墨守，未能充分匡正郭注闕失，因此招致後來學者的批評。如黃承吉指出邵氏“猶墨守郭義(yi) ，未能厘補漏缺”48，黃侃也謂其“篤守疏不破注之例，未能解去拘攣”【49】。郝懿行《爾雅義(yi) 疏》晚出，其書(shu) 迥異邵氏之處，在於(yu) 能明言郭氏之非，對於(yu) 郭注多有駁正。郝氏實已突破“疏不破注”之例，然因其書(shu) 序例不存，對此沒有闡述說明，這種特點未能充分彰顯。

阮元最早提倡“勿拘疏不破注之例”，正式確立為(wei) 詮釋體(ti) 例則始於(yu) 焦循《孟子正義(yi) 》。《孟子疏》舊題宋孫奭撰，據前人考證當係偽(wei) 托，在《十三經注疏》中較為(wei) 低劣。焦氏不滿偽(wei) 孫疏“背經背注極多，非複孔賈之遺”，以及“體(ti) 例之踳駁，征引之漏略乖舛，文義(yi) 之冗蔓俚鄙”，乃本於(yu) 趙岐《孟子章句》重撰新疏。焦氏自敘雲(yun) ：

趙氏《章句》既詳為(wei) 分析，則為(wei) 之疏者，不必徒事敷衍文義(yi) ，順述口吻，效《毛詩正義(yi) 》之例，以成學究講章之習(xi) 。趙氏訓詁，每迭於(yu) 句中，故語似蔓衍而辭多佶聱。推發趙氏之意，指明其句中訓詁，自爾文從(cong) 字順，條暢明顯矣。於(yu) 趙氏之說或有所疑，不惜駁破以相規正。至諸家或中趙義(yi) ，或與(yu) 趙殊，或專(zhuan) 翼孟，或雜他經，兼存備錄，以待參考。【50】

焦氏對於(yu) 趙岐《孟子章句》，或推發其意，或駁破相規，或兼存備錄。有學者將此總結為(wei) “一申其義(yi) ，二補其注，三正其誤，四存其疑”【51】。其中最具開創之處，是明確宣稱“於(yu) 趙氏之說或有所疑，不惜駁破以相規正”。梁啟超已經注意及此，認為(wei) 焦氏“以疏解趙注為(wei) 主，但‘於(yu) 趙氏之說或有所疑，不惜駁破以相規正’。是於(yu) 唐人‘疏不破注’之例，也並未嚐墨守”【52】。《孟子正義(yi) 》對後來的新疏影響深遠，在詮釋體(ti) 例、解經方法上都有示範效應，在清人新疏中具有典範意義(yi) 。【53】

自焦循之後，如胡培翬、劉寶楠、孫詒讓諸家新疏，皆能突破“疏不破注”之例，在其自序或凡例中都有明確表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胡培翬《儀(yi) 禮正義(yi) 》，胡氏自言有所謂“四例”——補注、申注、附注、訂注，係統周密地闡述了疏解原則，在解經理路上具有方法論意義(yi) 。甚至如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本來不專(zhuan) 守一家之注，疏與(yu) 注的衝(chong) 突並不明顯，但其自序亦雲(yun) “不敢墨守疏家狐正首丘、葉歸根本之習(xi) ”【54】，明確宣稱不守舊疏之例，無疑是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當然還有個(ge) 別新疏仍曲護注文，盡心於(yu) 一家之學，但突破“疏不破注”無疑是新疏的主流，也最能體(ti) 現新疏的特色。

需要指出的是，“疏不破注”隻是唐宋舊疏大致遵循的詮釋體(ti) 例和解經原則，有其特殊的曆史語境和前提條件。唐宋舊疏也不乏破注駁注之例，但所占比例分量甚少，和清人新疏不可等量齊觀。清人提倡“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就其為(wei) 學精神而論，是問途於(yu) 古注但不唯古注是從(cong) ，這正是乾嘉學者標榜的“實事求是”精神，即阮元所說：“儒者之於(yu) 經，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從(cong) 注可，違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賈義(yi) 疏之例也。”【55】這些理論主張和撰著實踐，實際上重新樹立了義(yi) 疏之作的典範。如前所述，以《五經正義(yi) 》為(wei) 代表的唐宋舊疏，其撰修目的主要是為(wei) 了統一經義(yi) ，因此選擇當時通行的注釋文本，依循注文進行詮釋疏解，即使注文存在缺陷和錯誤，也盡力彌縫回護，絕少質疑駁正，這就使其詮釋重心在於(yu) 注文，故後人有“漢學重在明經，唐學重在疏注”【56】之說。在詮釋過程中完全依附於(yu) 注文，自然無法超越注文的曆史視域，即使在語義(yi) 邏輯上實現自洽，或者實現消弭紛歧的目的，隻能鑄成一個(ge) 比較封閉狹窄的詮釋體(ti) 係。清人新疏雖然尊崇漢儒舊注古義(yi) ，但對注文的依違取舍，始終切近經書(shu) 文本本身，“惟求之於(yu) 經，是非得失，一以經為(wei) 斷”【57】。由於(yu) 不再拘守“疏不破注”的體(ti) 例原則，這就極大地拓展了詮釋空間，在經書(shu) 文本統攝涵蓋的範圍之內(nei) ，可以兼容並包不同的注釋和經說，充分吸納前代和同時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從(cong) 而形成格局開放、內(nei) 涵豐(feng) 富的詮釋體(ti) 係。盡管從(cong) 具體(ti) 內(nei) 容來看新疏並非盡皆完善，在整體(ti) 上也不可能完全取代舊疏，但其體(ti) 例原則要比舊疏趨於(yu) 合理，為(wei) 義(yi) 疏之作開辟了新的發展方向。

結語

除了《禮記》，十三經中其餘(yu) 各經皆有新疏，民國時期屬意於(yu) 《禮記》新疏者頗有其人。據周名輝《十三經新疏商榷》記載，“湘陰郭複初立三、瀏陽劉腴深善澤，有新疏《戴記》之約，而王國維發憤為(wei) 殷禮征文以助之”。【58】據張舜徽先生回憶，其授業(ye) 恩師席啟“嚐以清儒於(yu) 群經皆有新疏，惟《禮記》獨闕，有意鉤稽眾(zhong) 家之義(yi) ，成《禮記新疏》”【59】。從(cong) 學術史的發展脈絡來看，這種傳(chuan) 統其實並未斷絕，在當代仍有傳(chuan) 承和延續。如今人吳靜安先生賡續劉文淇之作，撰成《春秋左氏傳(chuan) 舊注疏證續》，劉氏四世未竟之業(ye) 終得完成。【60】山東(dong) 大學劉曉東(dong) 教授研治經學，以為(wei) 清儒新疏之體(ti) 最稱精贍，乃仿效其例而撰《大戴禮記疏義(yi) 》。【61】

新疏是時代發展的產(chan) 物，具有明顯的清代學術特色。如究心文字訓詁，重視版本校勘，詳考名物製度，論說征實可信。在文獻取材方麵，最顯著的特點是廣采博收，全麵吸收前人經說，熔鑄薈萃時人成果。【62】對於(yu) 具體(ti) 問題的考證，大都能窮源竟委，考辨精詳，往往具有資料庫性質和學術史意義(yi) 。梁啟超說新疏“皆擷取一代經說之菁華”，“真算得清朝經學的結晶體(ti) ”，【63】這種評價(jia) 定位較為(wei) 確切。當然新疏並非盡善盡美，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如注重匯總文獻資料，具有集大成的特點，但其內(nei) 容難免繁瑣之弊；長於(yu) 考證名物和審別文字，但引申大義(yi) 和闡明經意似有不足。【64】全麵認識新疏的利弊得失，對於(yu) 今後經學詮釋和經典傳(chuan) 承當有啟迪。

經學是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核心和綱領，在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時代背景之下，應當立足於(yu) 自身文化傳(chuan) 統來重建學術話語體(ti) 係，而經學則是非常重要的學術文化資源。新疏作為(wei) 清人經學研究的集成之作，在《十三經注疏》、“四書(shu) 五經”之後，又構成一個(ge) 頗具特色的經典詮釋體(ti) 係。新疏有意識地突破傳(chuan) 統舊例，商討義(yi) 疏之作的體(ti) 例原則，重建經典詮釋的範式，在理論層麵也有係統闡發，這在學術史上尤具重要意義(yi) 。清人新疏是一筆豐(feng) 厚的學術遺產(chan) ，以此作為(wei) 經學研究的文獻基礎和“接著講”的出發點，探索新時代的經典詮釋範式，發掘經典內(nei) 蘊的現代價(jia) 值，將是我們(men) 肩負的曆史使命！

注釋
 
1參見顧永新：《經學文獻的衍生與通俗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36頁。
 
2（清）王懿榮：《王懿榮集》卷一，濟南：齊魯書社，1999年，第32頁。
 
3（清）孫詒讓：“敘”，《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4頁。
 
4 （清）孫詒讓：《劉恭甫墓表》，《籀廎述林》卷九，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96頁。
 
5 鄧實：《國學今論》，《國粹學報》1905年第1卷第4期。
 
6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9頁。
 
7 馬宗霍：《答國立編譯館論刻諸經新疏書》，《龍鳳》1945年第3期。
 
8 參見陳鴻森：《劉氏〈論語正義〉成書考》，《“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5本第3分，1994年3月；張素卿：《清代漢學與〈左傳〉學--從“古義”到“新疏”的脈絡》，台北：裏仁書局，2007年；張素卿：《清代新疏在經學史上的意義》，《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19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年，第215-235頁。
 
9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三〇，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051頁。
 
10 （清）孫詒讓：《劉恭甫墓表》，《籀廎述林》卷九，第295頁。
 
11 張素卿：《清代漢學與〈左傳〉學--從“古義”到“新疏”的脈絡》，第5頁。
 
12 （清）黃承吉：《夢陔堂文集》卷五，《清代詩文集匯編》第50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95頁。
 
13 （清）陳立：《句溪雜著》卷六，《清代詩文集匯編》第632冊，第412頁。
 
14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797頁。
 
15 參見陳鴻森：《劉氏〈論語正義〉成書考》，《“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5本第3分。
 
16 廖平：《今古學考》卷下，《廖平選集》，成都：巴蜀書社，1998年，第89頁。
 
17 徐世昌：《清儒學案》卷一二一，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4797頁。
 
18 （清）章學誠：《邵與桐別傳》，（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078頁。
 
19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第1080、1084、1086頁。
 
20 （清）阮元：《南江邵氏遺書序》，《揅經室集》二集卷七，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545頁。
 
21（清）劉師培：《左盦題跋·跋阮芸台答友人書三通》，《劉申叔先生遺書》，民國二十五年（1936）寧武南氏鉛印本。
 
22 （清）阮元：《惠半農先生禮說序》，《揅經室集》一集卷一一，第239-240頁。
 
23 （清）方東樹：《漢學商兌》卷下，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204頁。
 
24 蔣寅：《楊峴年譜補述（上）》，《銅仁學院學報》2014年第2期。
 
25 （清）平步青：《霞外攟屑》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26頁。
 
26 （清）趙之謙：《漢學師承續記》，漆永祥：《漢學師承記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70頁。
 
27 （清）胡培係：《績溪金紫胡氏所著書目》卷二，清光緒十年（1884）胡氏世澤樓刊本。
 
28 陳鴻森：《陳鱣事跡辨正》，《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1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7頁。
 
29 如惠棟《周易述》未成完書，再傳弟子江藩為之補闕。江聲撰著《尚書集注音疏》，深受其師惠棟影響。《孟子正義》實為焦循與其子焦廷琥合作完成，《論語正義》亦合劉寶楠、劉恭冕父子兩代之功。胡培翬《儀禮正義》囊括祖父胡匡衷《儀禮釋官》和老師淩廷堪《禮經釋例》的全部內容，其書在胡培翬生前未能完成，所闕篇卷由其族侄胡肇昕與弟子楊大堉補纂而成。陳立《公羊義疏》，是為續成其師淩曙未竟之誌。最典型者為《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由劉文淇發凡起例，在其生前長編已具，而《疏證》僅寫定一卷，其子毓崧、孫壽曾、曾孫師培相繼賡續，稿至襄公五年而止，最終仍未全部完稿。
 
30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八六，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206頁。
 
31 （清）惠棟：《鬆崖文鈔》卷一，《東吳三惠詩文集》，台北：台灣“中研院”文哲所，2006年，第315頁。
 
32 （清）錢大昕：《臧玉林經義雜識序》，《潛研堂集》文集卷二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91頁。
 
33 （清）惠棟：《鬆崖文鈔》卷二，《東吳三惠詩文集》，第317頁。
 
34 （清）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戴震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49-250頁。
 
35 （清）王鳴盛：《說文解字正義序》，《嘉定王鳴盛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430頁。
 
36 （清）孫詒讓：《劉恭甫墓表》，《籀廎述林》卷九，第295-296頁。
 
37 （清）錢大昕：《惠先生傳》，《潛研堂集》文集卷三九，第699頁。
 
38 （清）永2)：《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4頁。
 
39 廖平：“凡例”，《穀梁古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6-8頁。
 
40 （清）孫星衍：“凡例”，《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頁。
 
41 （清）皮錫瑞：“自序”，《孝經鄭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2頁。
 
42 （清）陳奐：“敘錄”，《詩毛氏傳疏》，北京：中國書店，1984年，第11頁。
 
43 （清）孫詒讓：《劉恭甫墓表》，《籀廎述林》卷九，第296頁。
 
44 （清）惠士奇：《禮說》卷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1冊，台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558頁。
 
45 （清）永2)：《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第3頁。
 
46 （清）淩廷堪：《與阮伯元孝廉書》，《校禮堂文集》卷二二，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99頁。
 
47 （清）邵晉涵：“自序”，《爾雅正義》，第2頁。
 
48 （清）黃承吉：《〈孟子正義〉序》，《夢陔堂文集》卷五，第696頁。
 
49 黃侃：《黃侃國學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88頁。
 
50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三〇所附案語，第1051頁。
 
51 劉瑾輝：《〈孟子正義〉：新疏家模範作品》，《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3期。
 
52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23頁。
 
53 參見李暢然：《清代〈孟子〉學大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91頁；王耐剛：《試論焦循〈孟子正義〉的典範意義》，《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6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29-346頁。
 
54 （清）李道平：“自序”，《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2頁。
 
55 （清）阮元：《焦裏堂循群經宮室圖序》，《揅經室集》一集卷一一，第250頁。
 
56 （清）皮錫瑞：《經學曆史》，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86頁。
 
57 （清）胡培翬：《上羅椒生學使書》，《胡培翬集》，台北：台灣“中研院”文哲所，2005年，第165頁。
 
58 周名輝：《十三經新疏商榷》，《孔學》1944年第2期。
 
59 周國林編：《張舜徽學術隨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348頁。
 
60 吳靜安：《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續》，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61 杜澤遜：《〈匡謬正俗平議〉序》，劉曉東：《匡謬正俗平議》，濟南：齊魯書社，2016年，第3頁。
 
62 張素卿指出：“除惠棟、江聲、邵晉涵因撰疏時間較早，引述當代學者之說相對較少外，其後之撰疏者大多能會最古義，並汲取當代學者之經說、訓詁，匯為一家之言。”（張素卿：《清代新疏在經學史上的意義》，《經學文獻研究輯刊》第19輯，第224頁。）
 
63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50頁；《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220頁。
 
64 參見張舜徽：《廣校讎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