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孔子：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

受訪者：幹春鬆 曾亦 陳壁生

采訪者：劉劍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臘月十七日庚寅

          耶穌2024年1月27日

【文明傳(chuan) 承中的力量】

開欄的話

中華民族曆經數千年的繁衍發展，創造了璀璨輝煌的曆史和成就。無數人物、經典、流派、故實乃至傳(chuan) 說，都在中華民族的發展過程中催生出了驚人的生命力與(yu) 創造力，展現了機敏睿智、勇於(yu) 創新、克服困難、一往無前的民族精神。文明的力量因傳(chuan) 承得以延續，不斷鼓舞著一代又一代中華兒(er) 女奮勇前行。為(wei) 此，我們(men) 特辟《文明傳(chuan) 承中的力量》欄目，挖掘曆史人物、經典、故實等蘊含的精神與(yu) 傳(chuan) 承，希冀激勵世道人心，煥發民族文化光彩，為(wei) 社會(hui) 穩定發展貢獻文明力量。

孔子所開創的儒家思想，塑造了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核心精神。後世尊孔子為(wei) “至聖先師”“萬(wan) 世師表”，顯示了孔子在中華文明中的地位。而曆史上，孔子一生既有“相夾穀”“墮三都”的豐(feng) 功偉(wei) 績，又有周遊列國，厄於(yu) 陳、蔡的艱難時刻。孔子一方麵切身體(ti) 會(hui) 到時代“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另一方麵又“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他在“禮崩樂(le) 壞”的春秋亂(luan) 世，為(wei) 恢複以禮樂(le) 和德治為(wei) 核心的社會(hui) 秩序而四處奔走，至今他“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的精神仍然激勵和鼓舞著我們(men) 。

一

記者：首先請三位學者結合孔子生平和曆史背景談一談對孔子“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的認識與(yu) 理解。

幹春鬆：孔子生活的時代，血緣倫(lun) 理秩序以及以此為(wei) 前提的分封製，已因諸侯之間的不斷爭(zheng) 戰而難以維係。在這樣的背景下，孔子一方麵認為(wei) 要維持周禮的秩序，另一方麵則通過對“仁”之觀念的提煉，強調更有普遍意義(yi) 的仁義(yi) 價(jia) 值。與(yu) 孔子同時代的老子，看到的更多是價(jia) 值和現實之間的衝(chong) 突，並試圖通過消解價(jia) 值的方式來安頓人心；而孔子則從(cong) 仁愛的角度，看到了君子麵對混亂(luan) 時世的責任。由此，仁愛的價(jia) 值展現為(wei) 君子自強不息的進取心和厚德載物的承受力。從(cong) 儒家以治國平天下為(wei) 己任的誌向看，孔子“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所體(ti) 現的是基於(yu) 對人類、萬(wan) 物之愛而產(chan) 生的責任意識，一種舍我其誰和百折不撓的雄大氣魄。

“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本是晨門對孔子的評價(jia) ，語見《論語·憲問》：“子路宿於(yu) 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者與(yu) ？’”的確，孔子對於(yu) 時代能否接受他所向往的理想社會(hui) 有清醒的認知，但他沒有選擇隱居山林，去過“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的生活，也沒有像其他謀略家那樣，為(wei) 了討好諸侯而隨意改變自己的主張。孔子之知其不可，是因為(wei) 他要堅守自己的社會(hui) 主張。為(wei) 此，他不惜冒犯當時勢力日熾的季孫氏、孟孫氏，反對他們(men) 對禮製的破壞，也因此被迫周遊列國。但與(yu) 同時期奔走於(yu) 各國的“謀食”者不同，他勇於(yu) 直麵“道之不行”的現實，去尋求哪怕最微弱的可能性。他不僅(jin) 在陳、蔡、匡等諸侯國屢陷困厄，甚至還多次遭受子路等門人的誤解與(yu) 質疑。但孔子依舊以仁者之博愛、智者之遠見和勇者之毅力，致力於(yu) 撥正混亂(luan) 的秩序、扭轉社會(hui) 墮落的趨勢。作為(wei) 文明的承載者，孔子必然要遭受矛盾和困境的洗禮，才能得到同時代和後世人的不斷禮讚。

陳壁生：在我看來，晨門說孔子“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不是指摘孔子明知做不成而非要做無用的努力，而是讚美他對理想的堅守。《論語》中記載了一批與(yu) 孔子同時代知其不可而不為(wei) 的人物，如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荷蓧丈人等。他們(men) 是當世的賢者，麵對天下無道的現狀，卻寧願做避世的高士。《論語》如實記錄了他們(men) 與(yu) 孔子的相遇，以及孔子對他們(men) 的評價(jia) 。

例如，在周遊列國的過程中，子路掉隊遇到了荷蓧丈人，聽聞了他對儒家的一些批判之詞。孔子聽說後，認為(wei) 荷蓧丈人是值得尊重的“隱者”，讓子路重新去尋他，荷蓧丈人卻避而不見。由此，子路評價(jia) 道：“君子之仕也，行其義(yi) 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論語·微子》）孔子與(yu) 弟子們(men) 正是在這種“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的環境中，沒有失望、躲避或是同流合汙，而是窮盡一生尋求並致力於(yu) 裨益世道人心之道。

又有一次，孔子遇到耕地的長沮、桀溺，使子路去問路。他們(men) 對子路說：“與(yu) 其從(cong) 辟人之士也，豈若從(cong) 辟世之士哉？”就是說，與(yu) 其跟隨孔子那樣的“辟人”者，還不如跟隨他們(men) 這樣的“辟世”者。孔子聽後說：“鳥獸(shou) 不可與(yu) 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yu) 而誰與(yu) ？天下有道，丘不與(yu) 易也。”（《論語·微子》）他認為(wei) ，正因為(wei) 天下無道，才需要有人站出來，革弊糾偏，重揚社會(hui) 正氣，為(wei) 實現公平公正、秩序井然的美好社會(hui) 而努力奮鬥。因而，對孔子而言，不論天下有道無道，他都不敢有絲(si) 毫忘天下之心。

回到魯國後，孔子沒有沉湎於(yu) 周遊的失敗，而是繼續整理“六經”並教授弟子，一方麵，希望弟子可以繼承自己的學問、主張與(yu) 理想追求，明德修身、持守精進，將來匡時濟世、保境安民；另一方麵，則通過經典宣揚理想、感化人心，並以身作則，由自己與(yu) 弟子的修身之德陶冶周邊人群乃至社會(hui) 大眾(zhong) ，為(wei) 人心氣質之變化、社會(hui) 秩序之改善鋪平基礎。朱子說，天不生仲尼，萬(wan) 古如長夜，誠哉斯言！因而，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既體(ti) 現為(wei) 中國古代士大夫迭遭困厄、矢誌不渝、百折不回的精神，也體(ti) 現為(wei) 通權達變、與(yu) 時偕行、進退有度的處世態度。正是這種精神，千百年來持續激勵著古代士人們(men) 進德修身、建功立業(ye) ，奠定了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文化根基。

二

記者：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所“為(wei) 之”者則包括周遊列國、教授弟子、刪削“六經”等事跡。他的這些努力，是複古，還是開新？

曾亦：麵對禮崩樂(le) 壞的時代，大多數思想家會(hui) 作出兩(liang) 種選擇：其一，回到舊秩序，也就是所謂“從(cong) 周”，目的是秩序的恢複或重建。這是複古的路子。其二，損益或改造舊秩序，即當人們(men) 意識到舊秩序不足以應對現實的種種挑戰時，就會(hui) 試圖對其進行改造。按照《春秋》公羊學的說法，就是“損周文而益殷質”。這是開新的路子。

縱觀孔子的一生，他早年即出仕魯國，並於(yu) 魯定公九年（前501年）左右升任大司寇，攝行相事，這是“得君行道”的路子。可見他早年一直期待為(wei) 時君所用，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甚至以為(wei) 能夠“魯一變，至於(yu) 道”（《論語·雍也》）。不過，隨著時局的崩壞，孔子曾寄予希望的道路行不通了，於(yu) 是他開始了周遊列國的曆程，期待能夠在他國推行自己的政見。他曾居留於(yu) 衛，也曾打算西行謁見晉大夫趙簡子。當時的諸侯國也有讚許其學說者，如《論語》所載，魯國的公山弗擾、晉國的佛肸都曾邀請孔子前往他們(men) 的封邑，但最終這些動議都無疾而終。傳(chuan) 聞楚昭王打算以書(shu) 社之地七百裏封與(yu) 孔子，也為(wei) 令尹所止。這些都說明當時諸侯國不乏推崇孔子政治理念的執政者。另外，孔子也曾有“乘桴浮於(yu) 海”（《論語·公冶長》）的感慨，按照前人的解釋，此言依然體(ti) 現了孔子不能建國於(yu) 諸夏，而欲行道於(yu) 化外的“得國自王”之行道路徑。從(cong) 《孟子》《史記》《韓詩外傳(chuan) 》等文獻中，我們(men) 還可以發現孔子的另一麵，即推崇曆史上的明君商湯和周文王。他們(men) 都在狹小的封地上，成功推行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最終成就了三代之治。顯然，孔子也希望重現這樣的成功範例。經過仕魯和周遊列國的多年嚐試，孔子終於(yu) 明白堯、舜之道已經失去了實現的可能性。晚年，孔子曾發出“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論語·述而》）的感慨，說明他此時已經意識到，隻能將抱負寄托於(yu) 後人。他通過刪削“六經”，尤其是“作《春秋》”，將政治理想與(yu) 具體(ti) 建言寓於(yu) 經典撰述中，這就是孔子的“為(wei) 之”。《公羊傳(chuan) 》終篇說：“君子曷為(wei) 為(wei) 《春秋》？撥亂(luan) 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wei) 是與(yu) ？其諸君子樂(le) 道堯、舜之道與(yu) ？末不亦樂(le) 乎堯、舜之知君子也？製《春秋》之義(yi) 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wei) ，亦有樂(le) 乎此也。”“君子”，公羊家認為(wei) 就是指孔子；“以俟後聖”，也就是孔子“作《春秋》”乃至刪削“六經”的意圖所在。

陳壁生：近代以來，基於(yu) 改革和進步的理念，人們(men) 往往把孔子理解為(wei) 一個(ge) 複古主義(yi) 者。如果從(cong) 傳(chuan) 統經學的角度來看，孔子雖然自謙“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他刪削“六經”，尤其是“作《春秋》”這一文化創舉(ju) ，卻旨在麵向天下後世，為(wei) 社會(hui) 的未來發展提供方向，而不是返歸周代。因此，孔子雖有“從(cong) 周”的說法，但他並不排斥因革損益，是一位能夠因應時代變化、勇於(yu) 開新的思想家。

記者：孔子“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的精神，與(yu) 他能成為(wei) 中國曆史上的“至聖先師”有什麽(me) 關(guan) 係？

陳壁生：前麵曾亦教授指出，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所“為(wei) ”者之一，是在晚年刪削“六經”。這並不是說“六經”的內(nei) 容是孔子創造的，而指“六經”的具體(ti) 材料來自先王時代的王官學，孔子在此基礎上更立“一王之法”。也正是因為(wei) 這種創新與(yu) 提煉，孔子才得以最終被追認為(wei) “至聖先師”。

何謂“至聖”？在孔子之前，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有德有位的聖王。而孔子終其一生，雖有聖人之德，卻無王者之位，甚至僅(jin) 僅(jin) 是春秋晚期的一名教書(shu) 先生。但孔子逝世以後，人們(men) 卻把他視為(wei) 古聖先王的繼承者。《孟子·公孫醜(chou) 》錄宰我之言：“以予觀於(yu) 夫子，賢於(yu) 堯舜遠矣。”漢代趙岐注解此言：“以為(wei) 孔子賢於(yu) 堯舜，以孔子但為(wei) 聖，不王天下，而能製作素王之道，故美之。”“賢於(yu) 堯舜”，這是孔子能夠達於(yu) “至聖”的底層邏輯：堯、舜等人已為(wei) 聖人，孔子之聖尚過於(yu) 堯、舜，所以可稱之為(wei) “至聖”。而按照趙岐的理解，孔子之所以“賢於(yu) 堯舜”，是因為(wei) 孔子“製作素王之道”，即身非王侯，而功績比肩堯、舜。那麽(me) ，其功績何在呢？正如《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說：“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yi) ，當一王之法。”也就是說，孔子在春秋之世，麵對禮崩樂(le) 壞、周道不行的變局，“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的精神促使他刪削“六經”，總結曆史經驗，並留下了垂範萬(wan) 世的文化準則，自身也成為(wei) 超邁堯、舜的“至聖”。

孔子之所以為(wei) “先師”，則是由於(yu) 他以自己所刪削、製作的“六經”來教授廣大弟子。《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shu) 》《禮》《樂(le) 》，弟子彌眾(zhong) ，至自遠方，莫不受業(ye) 焉。”又說：“孔子以《詩》《書(shu) 》《禮》《樂(le) 》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這些記載行文簡練，卻關(guan) 係到儒家之所以成立的關(guan) 鍵問題。後世稱孔子為(wei) “先師”，其意是作為(wei) “師”的先行者，也就是說，孔子是“師”這一身份的創始者。周代的學校本是國家的政治機關(guan) ，到孔子才開創了私人辦學的傳(chuan) 統。也正是因為(wei) 這一傳(chuan) 統，使孔子及其弟子作為(wei) “儒家”學派獨立於(yu) 王官係統，具有獨特的精神屬性。但另一方麵，孔子以“六經”授人，其中的為(wei) 政治國之道必須進入政治生活才能踐行，這使儒家學派呈現出雙重特性：精神上獨立於(yu) 政治，在角色、身份上又附著於(yu) 政治。因此，孔子既有師者之名，也有政治導師之實，名實兼備，方能教化群倫(lun) ，公推萬(wan) 世師表。

幹春鬆：有人說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從(cong) 而成為(wei) 中國遠古文明的總結者和繼承者。這對不擁有政治權力和統治區域的人而言，本身就是“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精神的產(chan) 物。而當我們(men) 說孔子是“至聖先師”時，更為(wei) 看重的是他為(wei) 中華文明所樹立的精神標杆。

首先，孔子刪定“六經”，從(cong) 古代典章的雜亂(luan) 記載中提煉出了中國社會(hui) 治理的原則和目標。在他看來，基於(yu) 教化而非刑罰壓製所形成的社會(hui) 秩序，才能讓人心悅誠服。這種思想經由孟子等人的闡發，形成了民本的政治理念和天下為(wei) 公的政治目標。這些理念雖然沒有完全落實到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政治實踐中，卻一直是曆代文人士大夫所努力追求的方向。

其次，孔子所進行的私人教育嚐試，與(yu) 傳(chuan) 統王官之學的身份屬性不同，與(yu) 以謀略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職業(ye) 培訓”式教育也不相同，而是更加注重人格教育。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論語·泰伯》）、“女為(wei) 君子儒，無為(wei) 小人儒”（《論語·雍也》），強調學習(xi) 過程中知識積累和人格養(yang) 成的相輔相成。《論語》中無處不在的“君子”“小人”之辨，也並不著眼於(yu) 社會(hui) 地位的高下，而是貫穿著義(yi) 利、善惡等道德品行的臧否，從(cong) 而為(wei) 中國人的理想人格確立了標杆。

最後，孔子強調君子應自成榜樣，感染他人，是為(wei) “君子之德風”（《論語·顏淵》）。孔子一生曆盡艱辛，弟子們(men) 卻始終追隨左右，關(guan) 鍵之一就是他麵對道之難行的現實困境，一直堅守信念。“造次必於(yu) 是，顛沛必於(yu) 是”（《論語·裏仁》），這種“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的堅毅，經過孟子、朱熹、王陽明等曆代思想家的踐行，成為(wei) 中國人的精神底色。中華文明經曆數千年發展而不斷豐(feng) 富、繁榮，根本原因即在於(yu) 不同時代的思想家都有“舊邦新命”的使命感。就此而言，孔子亦是中華文化的“至聖先師”。

三

記者：在現代學術研究中，有人認為(wei) 孔子的地位和影響，主要是漢武帝“獨尊儒術”的結果，如何看待這一觀點？

幹春鬆：將孔子之地位和影響歸因於(yu) 漢武帝“獨尊儒術”，是流俗之淺見。一種思想之所以能發揮重要影響，固然有能滿足現實需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其思想的豐(feng) 富性和價(jia) 值的引領性。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派，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在春秋、戰國各學派中最具規模，可能並不是因為(wei) 統治者的欣賞，或是滿足當時的社會(hui) 需要。相反，因為(wei) 孔、孟思想過於(yu) “迂遠而闊於(yu) 事情”（《史記·孟子荀卿列傳(chuan) 》），導致孔子常常“累累若喪(sang) 家之狗”（《史記·孔子世家》）。但若從(cong) 百家爭(zheng) 鳴的狀況來看，墨家、道家、法家等當時重要的思想派別，均以儒家為(wei) 主要的辯駁對象，孔子也是其著述中毫無爭(zheng) 議的“中心人物”。這恰好說明，孔子的地位和影響是在思想競爭(zheng) 中形成的，而非權力保護下的“溫室花朵”。即使經曆了秦國法家式的思想控製和文化恐怖主義(yi) ，儒家也並沒有如墨家、名家等流派一樣消失，而是在漢初重新煥發思想生機，這也說明了其生命力之頑強。

曾亦：首先，先秦時，孔子雖然隻是諸子百家之一，但儒、墨並為(wei) 顯學，孔子作為(wei) 儒家創始人，其地位也自然較諸子為(wei) 高。不僅(jin) 如此，孔子及其門人對“六經”文獻進行了整理與(yu) 傳(chuan) 承，貢獻也遠超各家。因此，西漢武帝時期，朝廷基於(yu) 董仲舒的《舉(ju) 賢良對策》，也出於(yu) 表章“六經”的目的，而設立了“五經博士”這一全新的學術製度。這不僅(jin) 意味著“五經”研究獲得了官學地位，且有著為(wei) 朝廷各級官府輸送人才的考量。由於(yu) 儒家“五經”研究的深入遠超其他學派，因此這一時期他們(men) 獲得了朝野的廣泛尊崇，孔子的地位、影響也就在製度上得到了保障。

其次，孔子地位的提升，還因為(wei) “五經”所涵括的治國理念和政治舉(ju) 措在現實中發揮了建設性作用。這一願景的實現，應歸功於(yu) 數代儒者的不斷努力，而非出於(yu) 董仲舒等少數儒者的建言。譬如，早在漢景帝時，竇太後就希望立其弟梁王為(wei) 太子，景帝不知所從(cong) 。大臣袁盎引用《春秋公羊傳(chuan) 》“大居正”之說，認為(wei) 景帝當從(cong) 周道而立其子，化解了儲(chu) 君之爭(zheng) 。《史記》《漢書(shu) 》還記載了不少類似事件，可見當時朝廷之上自覺引用經義(yi) 處理現實問題是很常見的，“五經”致用的麵向也得到了君臣的充分體(ti) 認，孔子的地位也就隨之抬升。

此外，儒學大量吸納了中國古老的、包含於(yu) 民間宗教中的觀念，無論作為(wei) 諸子百家之一，還是對“六經”義(yi) 理進行闡發，它都能深度契合當時社會(hui) 的實際情況，這是其他學派所不能比擬的。

陳壁生：我也讚同兩(liang) 位老師的看法。孔子的地位和影響，與(yu) 漢武帝“獨尊儒術”有關(guan) ，但不是“獨尊儒術”的結果。

在現代學術轉型中，近代中國學者放眼海外，反思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發展脈絡，常常將中國古代比附為(wei) 西方中世紀政教合一的時代，進而認為(wei) 孔子具備崇高的地位和影響，是漢武帝推行文化新政的結果。首先提出這一問題的是梁啟超。1902年，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說：“但實有見夫吾中國學術思想之衰，實自儒學統一時代始。按之實跡而已然，證之公例而亦合，吾又安敢自枉其說也。吾更為(wei) 讀者贅一言：吾之此論，非攻儒教也，攻一尊也。一尊者，專(zhuan) 製之別名也。苟為(wei) 專(zhuan) 製，無論出於(yu) 誰氏，吾必盡吾力所及以拽倒之。”1916年，易白沙《孔子平議》直接說：“漢武當國，擴充高祖之用心，改良始皇之法術。欲蔽塞天下之聰明才誌，不如專(zhuan) 崇一說，以滅他說。於(yu) 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利用孔子為(wei) 傀儡，壟斷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無論是梁啟超還是易白沙，在當時的學術界都有很大影響。孔子的地位是由漢武帝“獨尊儒術”而奠定的，一時成為(wei) 社會(hui) 共識。

但是，如果回望中國文化傳(chuan) 統，客觀考察曆史態勢，便會(hui) 知道，這種論點隻是當時作者為(wei) 澆心中之塊壘所提出的，並非實情。《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記載董仲舒所提“天人三策”，說道：“臣愚以為(wei)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cong) 矣。”其中，“六藝之科、孔子之術”，指的是“六經”；“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指的是朝廷法度應以“六經”為(wei) 本，而不是說要消滅諸子百家。

事實上，對“獨尊儒術”的理解，不能僅(jin) 從(cong) 現代眼光來看，也要回歸漢代經學傳(chuan) 統。現代人把孔子理解為(wei) 儒家思想的開創者，是教育家，也是哲人；但對古人而言，孔子更重要的身份，是經學的開創者。古代書(shu) 籍分類，有經學，有子學。如果僅(jin) 僅(jin) 把儒家視為(wei) 子學，把孔子視同諸子，那麽(me) 獨尊儒術就是以儒家淩駕於(yu) 其他諸家之上。但孔子不僅(jin) 是儒家的開創者，還是經學的開創者，儒家之所以為(wei) 儒家，基本標誌是傳(chuan) 經的撰成。因此，要理解董仲舒所說的“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就必須回到經學傳(chuan) 統之中。

“六經”的內(nei) 容，在材料的意義(yi) 上是孔子之前先王時代的王官之學，在經學意義(yi) 上則是孔子綜合先王時代王官學的材料，總結、提煉出的一王之法。漢人要理解此前的五帝三王時代，隻能通過孔子刪削的“六經”。而孔子所開創的“儒”，與(yu) 其他的道、法、墨諸家不同，就在於(yu) 儒者崇尚先王之道，隻有傳(chuan) 經，才能稱儒。宋以前正史《儒林傳(chuan) 》中皆傳(chuan) “五經”之士，不傳(chuan) 經便不能稱儒。孔子尊先王，儒門重傳(chuan) 經，都是旨在闡發先王時代的史跡、思想。因此，漢武帝“獨尊儒術”，漢人尊崇“六經”，初衷都不是區分流派，而是在經曆了秦朝變古的曲折後，想要重新回歸中華文明主流傳(chuan) 統所作出的一種帶有必然性的文化選擇。

當然，“獨尊儒術”之後，孔子的地位和影響確實得到進一步提升，漢代緯書(shu) 甚至有神化孔子的傾(qing) 向。但孔子的地位和影響，在曆代一直隨著政、學局勢的變化，呈現升沉起伏的動態曲線。現代學者必須參照更為(wei) 宏闊的曆史坐標係，綜合上述多種因素來考慮，才能真正理解孔子及儒家思想為(wei) 什麽(me) 在漢武帝一朝獲得了“獨尊”的地位，以及這種變化帶給儒家學派的實質性影響。

四

記者：立足當代，我們(men) 應該怎樣認識孔子的地位和影響？

曾亦：不同曆史時期，孔子所獲得的評價(jia) 是不同的。漢唐經學視孔子為(wei) “素王”，宋明理學則視其為(wei) “聖人”，而到了“五四”以後，隨著經學的“去魅”，孔子的地位也隨之下降，隻是將其看作保存曆史文獻的史家，或者作為(wei) 先秦諸子之一的教育家、思想家。顯然，作為(wei) “素王”的孔子，地位最為(wei) 崇高，不僅(jin) 在道德上是“聖人”，而且通過“六經”所蘊含的法度，隱約具有“王者”的氣象。而到了宋明，孔子隻是作為(wei) 萬(wan) 民的道德表率被視為(wei) “聖人”，以供士庶百姓瞻拜效仿、內(nei) 自修省。近代以來的曆史，則是讓孔子成為(wei) 造成屈辱、殘破舊中國的“代罪羔羊”。即便是最近幾十年，傳(chuan) 統文化的魅力重新獲得了大眾(zhong) 認可，孔子也隻是作為(wei) 儒家創始人而受到尊重，且常常與(yu) 先秦時期老子、墨子等諸子百家相提並論，其對於(yu) 中華文明的獨特意義(yi) 尚未得到充分重視。

對於(yu) 當代中國來說，我們(men) 應該更全麵地理解孔子，正視孔子在政治、社會(hui) 、法律和道德等各個(ge) 領域的深遠影響，而不能將其窄化為(wei) 某個(ge) 特定時代的思想家或教育家，否則不僅(jin) 是對孔子本人及其思想的貶低，也不能真正理解中國數千年以來的文化傳(chuan) 統，更不能充分發揮儒學思想對於(yu) 未來中國的建設性意義(yi) 。

陳壁生：的確，我們(men) 要以曆史的視野來認識孔子。孔子的地位和影響是不斷變化的。漢代的今文經學，強調孔子“作《春秋》”以及他的“素王”身份，“五經”成為(wei) 塑造國家形態的基本素材。後來盛行的古文經學，則強調孔子“述而不作”，其身份主要是總結先王時代的聖人，“五經”也成為(wei) 國家議禮論政的基本依據。宋明以後的理學，強調孔子為(wei) 道德上的“至聖”，其身份也是一個(ge) 完滿的道德形象，“五經”是理解堯、舜、孔、孟之道的基本依據。

要立足當代，認識孔子的地位和影響，必須從(cong) 經學的角度，認識到孔子刪削、製作“六經”，塑造了中華文明的基本價(jia) 值與(yu) 精神。孔子的思想，內(nei) 在於(yu) 曆史，內(nei) 在於(yu) 中國，也內(nei) 在於(yu) 我們(men) 自身。

幹春鬆：曾亦和陳壁生教授都從(cong) 曆史的視野談到了孔子地位和影響的變化，尤其強調了孔子對於(yu) 中華文明的基本價(jia) 值和精神的塑造。我個(ge) 人特別喜歡孟子對孔子的一個(ge) 評價(jia) ——“聖之時者”，就是說孔子能“惟時適變”，順天應人，在往聖前賢的思想和實踐經驗基礎上，有損有益、繼承創新。因而，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絕不是有些人口中的頑固守舊、不知變通。恰恰相反，孔子是德治理想的努力踐行者，是道之不行時的理想堅守者，是歲不我與(yu) 時的化古出新者。

曾亦教授提到，近代以來孔子思想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質疑，而孔子也由萬(wan) 世所師法的聖人，轉而成為(wei) “一業(ye) 之名家”，或稱教育家，或稱思想家。這樣的轉變，是由中國所經曆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帶來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西方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體(ti) 係的全球化以及以個(ge) 體(ti) 為(wei) 核心的社會(hui) 價(jia) 值體(ti) 係，與(yu) 儒家的天下國家觀念、傳(chuan) 統的小農(nong) 生產(chan) 方式和以血緣、社會(hui) 角色為(wei) 基礎的社會(hui) 結構產(chan) 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近代中國在軍(jun) 事和經濟競爭(zheng) 上的失敗，同時也帶來了文化自信的喪(sang) 失，孔子作為(wei) 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代表人物，理所當然成為(wei) 眾(zhong) 矢之的。但即使在新文化運動中，亦有杜亞(ya) 泉、學衡派等主張調和中西文化的聲音。他們(men) 反對非理性地否定儒家、否定傳(chuan) 統文化，認為(wei) 中國的社會(hui) 結構和發展程度要求大家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多元探索自身發展的可能路徑。

20世紀80年代，中國進行改革開放，適逢亞(ya) 洲四小龍興(xing) 起，這一現象引發了國際學術界對於(yu) 儒學的價(jia) 值以及儒學與(yu) 經濟發展之關(guan) 係的新思考和新認識。主流觀點認為(wei) ，儒家文化重視教育、企業(ye) 管理注重人情等要素，是亞(ya) 洲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也走出了一條不同於(yu) 西方的現代化道路，人們(men) 進一步認識到，不理解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就難以理解中國獨特的發展之路。

由此，我們(men) 對孔子有了新的認識，一方麵肯定孔子作為(wei) 中國優(you) 秀文化的象征，另一方麵否定了長期存在的文化虛無主義(yi) 傾(qing) 向，努力重建文化自信。但我們(men) 也不能因此重新走入以孔子之是非為(wei) 是非的時代，要認識到近代以來中西文化的衝(chong) 突，並非僅(jin) 僅(jin) 是經濟利益和文化主導權的爭(zheng) 奪，也有雙方處於(yu) 不同社會(hui) 發展階段所帶來的價(jia) 值衝(chong) 突。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men) 固然要樹立文化自信，更要以“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的態度和精神，來迎接中西、古今的全方位挑戰，以創新性的態度，去麵對孔子、朱熹、王陽明等思想家給我們(men) 留下的寶貴資源，創造性地建構中國文化的新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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