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穀梁》時月日例：許桂林《穀梁釋例》研究

作者：許超傑

來源：《中國經學·第三十三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12月

【作者簡介】

許超傑，浙江慈溪人，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曆史係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主要從(cong) 事中國經學史、文獻學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省部級社科基金4項，在《哲學與(yu) 文化》《中國哲學史》《文獻》《史學月刊》《史林》《孔子研究》《中國典籍與(yu) 文化》等刊物發表論文二十餘(yu) 篇。整理古籍：《春秋穀梁傳(chuan) 集解》、《複禮堂述學詩》等多部。

【內(nei) 容摘要】

就經學視域下的《春秋》學研究而言，“例”與(yu) “義(yi) ”是其兩(liang) 個(ge) 關(guan) 鍵點。《穀梁》學對《春秋》的詮釋，亦重在對《春秋》“例”與(yu) “義(yi) ”的探討。《穀梁》最重時月日例，許桂林《穀梁釋例》對《穀梁》所詮釋的《春秋》時月日例作出了全新的詮釋。許桂林認爲“《春秋》時月日必當有書(shu) 法”，《春秋》有時月日例書(shu) 法，則《春秋》是“經”；如無書(shu) 法，則是史。在此基礎上，許桂林對《春秋》“時月日例”之術語，即“正例”“常例”“不用正例”“變例”等作了重新界定與(yu) 詮釋，並藉此重構《春秋》時月日例的經學體(ti) 係。許桂林之所以撰寫(xie) 此書(shu) ，其目的在於(yu) 駁正乾嘉時期“以史治經”之風，希望由考經、疑經轉變爲研經、尊經，從(cong) 而恢複經學的神聖性。許桂林撰寫(xie) 此書(shu) 的目的不僅(jin) 僅(jin) 在於(yu) 《穀梁》與(yu) 《春秋》，更希望進而推及群經。

【文章目錄】

一、《穀梁釋例》述略

二、許桂林論《穀梁》與(yu) 《春秋》時月日例

（一）論《穀梁》時月日例之有功於(yu) 經

（二）《春秋》時月日例必當以《穀梁》爲準的

三、書(shu) 法與(yu) 義(yi) 例：許桂林對“時月日例”的重構

（一）“正例”與(yu) “不用正例”

（二）“不用正例”與(yu) “變例”

（三）“正例”與(yu) “常例”

（四）“例”與(yu) “義(yi) ”

結語

【關(guan) 鍵詞】

許桂林；《穀梁釋例》；《春秋》；時月日書(shu) 法；義(yi) 例

許桂林（1779-1822），字同叔，號月南，又號月嵐，海州（今屬連雲(yun) 港）人，嘉慶二十一年（1816）舉(ju) 人。生平博綜群書(shu) ，好學深思，著述頗豐(feng) ，撰有《易確》三十卷、《毛詩後箋》八卷、《春秋三傳(chuan) 地名考證》六卷、《春秋穀梁時月日書(shu) 法釋例》四卷、《漢世別本禮記長義(yi) 》四卷、《大學中庸講義(yi) 》二卷、《四書(shu) 因論》二卷、《許氏說音》十二卷、《說文後解》十卷、《太元後知》六卷、《參同契金隄大義(yi) 》二卷、《步緯簡明法》一卷、《立天元一導窽》四卷、《算牖》四卷、《宣西通》三卷、《擢對》八卷、《半古叢(cong) 鈔》八卷、《無味齋文集》八卷、《外集》四卷、《詩集》八卷、駢體(ti) 文四卷、《壹籟齋詞》一卷等。

《春秋穀梁時月日書(shu) 法釋例》（以下簡稱“《穀梁釋例》”）是許桂林研治《穀梁》學之專(zhuan) 著，對《春秋穀梁傳(chuan) 》時月日例及其意義(yi) 作出了全新的詮釋，是清代最早專(zhuan) 治《穀梁》學的幾種著作之一。《穀梁釋例》最早刻於(yu) 道光二十五年（1845）【1】，後伍崇曜於(yu) 鹹豐(feng) 四年（1854年）刻入《粵雅堂叢(cong) 書(shu) 》第十六集，是後又有《皇清經解續編》本，以《粵雅堂叢(cong) 書(shu) 》本、《皇清經解續編》本較爲常見。《粵雅堂叢(cong) 書(shu) 》本於(yu) 正文前多阮元道光二十五年（1845）序、唐仲冕序、孫星衍丙子（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記語，正文後多道光甲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羅士琳跋、鹹豐(feng) 甲寅（1854年）伍崇曜跋，《續經解》本無此序跋，餘(yu) 則基本相同。

▲《粵雅堂叢(cong) 書(shu) 》本《穀梁釋例》阮元序

羅士琳跋《穀梁釋例》曰：“此書(shu) 寫(xie) 稿初成，先生遽歸道山，故本無目錄。先生之兄石華國博亦吾師也，將梓先生遺稿，奉命校刊既竣，敬識數語，俾易檢尋。”【2】則《穀梁釋例》實由許桂林之弟子羅士琳校刊付梓。而羅氏所謂“敬識數語”，即《粵雅堂叢(cong) 書(shu) 》本所附之跋語。上文已述，今本《穀梁釋例》實由許桂林弟子羅士琳整理刊行。羅士琳爲許桂林的門生，其跋於(yu) 《穀梁釋例》之內(nei) 容有簡略精當之概括，略引於(yu) 此，以見其梗概：

《春秋穀梁時月日書(shu) 法釋例》四卷，先師許月南先生所著也。第一卷爲《總論》，第二卷爲《提綱》，第三卷爲《述傳(chuan) 》，第四卷爲《傳(chuan) 外餘(yu) 例》。《總論》一卷，……蓋即以此篇爲自序也。《提綱》一卷，舉(ju) 其大端。《述傳(chuan) 》一卷，析其子目。所分門類，大率相同。……《傳(chuan) 外餘(yu) 例》一卷，則以傳(chuan) 無明文而僅(jin) 見於(yu) 範注者附之於(yu) 後，……凡注稱傳(chuan) 例，爲傳(chuan) 所本有者，則不複更錄焉。【3】

如羅氏所述，《穀梁釋例》共分爲《總論》《提綱》《述傳(chuan) 》《傳(chuan) 外餘(yu) 例》四部分，其中《總論》一卷，“即以此篇爲自序”，論《春秋》時月日例之必要及何以必以《穀梁》爲據；《提綱》《述傳(chuan) 》各一卷，詳論《穀梁》所述《春秋》時月日例；《傳(chuan) 外餘(yu) 例》一卷，附論僅(jin) 見於(yu) 範甯注之時月日例。其要則是《提綱》與(yu) 《述傳(chuan) 》二卷。羅士琳爲許桂林弟子，而《穀梁釋例》刊行之先，實亦由羅氏爲之整理，故羅氏於(yu) 《釋例》所識頗深，當無疑義(yi) 。

羅氏以爲“《提綱》一卷，舉(ju) 其大端。《述傳(chuan) 》一卷，析其子目。所分門類，大率相同。”羅氏列《述傳(chuan) 》爲二十九例，即“正月例第一，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例第二，閏月例第三，朔晦例第四，即位例第五，公如例第六，朝例第七，盟例第八，郊例第九，烝、嚐第十，嘉禮第十一，大閱例第十二，侵例第十三，戰例第十四，敗例第十五，潰例第十六，入例第十七，取例第十八，滅例第十九，入例第二十，歸例第二十一，奔例第二十二，卒例第二十三，弒例第二十四，殺例第二十五，日食例第二十六，旱雩例第二十七，災異例第二十八，傳(chuan) 疑例第二十九”。【4】案羅氏之說，則《提綱》即爲《述傳(chuan) 》之提綱，《述傳(chuan) 》爲《提綱》之詳說。然羅氏亦已指出，《提綱》與(yu) 《述傳(chuan) 》之間，實亦稍有不同。

▲《粵雅堂叢(cong) 書(shu) 》本《穀梁釋例》羅士琳跋

首先，《提綱》與(yu) 《述傳(chuan) 》之內(nei) 容有所調整。如“《提綱》以‘覿’附於(yu) ‘朝’後，《述傳(chuan) 》因《春秋》所書(shu) 之覿乃大夫宗婦見夫人，故別列於(yu) 此（筆者案：即‘述傳(chuan) ·嘉禮第十一’），以備嘉禮一門。”【5】

其次，《提綱》《述傳(chuan) 》所論主題雖一，然《述傳(chuan) 》補充了《提綱》所沒有的許多內(nei) 容。如《提綱》論“殺”曰：

殺諸侯稱月、稱日，謹之也。殺亂(luan) 臣賊子書(shu) 月，謹之也。【6】

而《述傳(chuan) 》此條則以“殺、用”標目。《春秋》“僖十九年己酉，邾人執繒子用之。”許桂林論曰：

用亦殺也。昭十一年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此滅當書(shu) 日，用亦當書(shu) 日，統於(yu) 丁酉矣。兩(liang) 書(shu) “用”者，皆係執用。此外執諸侯十一無書(shu) 日者，知此書(shu) 日爲用，非爲執也。【7】

雖然《提綱》《述傳(chuan) 》皆論“殺”，但《提綱》僅(jin) 提到“殺”，而《述傳(chuan) 》則在“殺”之外再發“用”之“殺”義(yi) 。“用”之爲“殺”，是《春秋》之特義(yi) ，其於(yu) 《述傳(chuan) 》言之，亦補充《提綱》之未備。

第三，《提綱》有“總論”二條，《述傳(chuan) 》則無此二目。《提綱》首條曰：“《春秋》書(shu) 時月日有正例，不用正例者，或謹之、或危之、或美之、或惡之、或備之、或略之、或著之、或非之、或信之、或閔之。”【8】又論時月日詳略曰：“書(shu) 時略也，書(shu) 月日詳矣，書(shu) 昔、書(shu) 夜中、書(shu) 日中、書(shu) 日下稷，蓋非常之至也。”【9】羅氏曰：“若夫書(shu) 時月日正例及不用正例列於(yu) 《提綱》之始，書(shu) 昔例及夜中、日中、日下稷例於(yu) 《提綱》之末，而《述傳(chuan) 》內(nei) 不列之者，以其爲全書(shu) 之通例，不專(zhuan) 屬於(yu) 一門，故有綱而無目也。”【10】正因爲此二目皆屬於(yu) 全書(shu) 之通例，故《述傳(chuan) 》無專(zhuan) 門之目。

要之，《穀梁釋例》之內(nei) 容大要正如羅士琳所概括，即以此二十九例爲中心而分析、疏釋《穀梁》時月日例者也。

羅氏跋語對《穀梁釋例》的內(nei) 容、意義(yi) 多有論述，可爲讀是書(shu) 之一助。其謂“總論”曰：

《總論》一卷，先述《穀梁》之有功於(yu) 經者三端，次辨趙匡、劉敞、程願學、汪克寬、顧棟高諸說之誤，終論《左氏》《公羊》之異同，蓋即以此篇爲自序也。【11】

羅士琳此言實已概括了《穀梁釋例·總論》之內(nei) 容與(yu) 脈絡，提要鉤玄，實得許氏之旨。惜言之不詳，而許氏之學又頗有深於(yu) 經義(yi) 者，尚需爲之疏釋、詳論。欲知《穀梁釋例》之大旨，實當以《總論》爲核心，予以深入探討。故筆者以《總論》爲綱，對許氏所以撰作是書(shu) 之原由，並以論《穀梁》之有功於(yu) 經、《穀梁》時月日例之深義(yi) 爲兩(liang) 個(ge) 核心點，對《穀梁釋例》之大旨予以詮釋。

（一）論《穀梁》時月日例之有功於(yu) 經【12】

《春秋》經文的時月日書(shu) 寫(xie) 是否有例，這是《春秋》學上的一個(ge) 重要議題。《穀梁》《公羊》對於(yu) 《春秋》時月日之解釋雖有不同，但都認爲時月日書(shu) 寫(xie) 有其書(shu) 法，亦即有例存焉。但《左傳(chuan) 》則認爲“《春秋》不以日月爲例”【13】。關(guan) 於(yu) 《穀梁》時月日例之於(yu) 《春秋》的重要性，許桂林於(yu) 《穀梁釋例》開篇即言：

《穀梁傳(chuan) 》與(yu) 《公羊傳(chuan) 》皆謂《春秋》書(shu) 法以時月日爲例，而《穀梁》尤備。先儒多譏爲迂妄，桂林通案經傳(chuan) ，而疑其說之不可廢也。【14】

其所以言《春秋》書(shu) 法有時月日例之說不可廢，許氏將其理由梳理爲三點。第一，《春秋》文字簡略，其時月日之書(shu) 寫(xie) ，常常有略而不書(shu) 者。且我們(men) 去古已遠，經典流傳(chuan) 過程中亦不免闕文佚字，故不免疑夫子時月日之“不書(shu) ”爲《春秋》流傳(chuan) 之“缺漏”。許氏論曰：

張晏謂《春秋》萬(wan) 八千字，李燾謂今闕一千二百四十八字。自晏時至濤時闕字如此，向非《穀梁》有日月之例，則盟眛不日、公子益師卒不日、蔡侯肸卒不月、壬申公朝於(yu) 王所不係月，必指爲張晏以後闕文矣。自《穀梁》有傳(chuan) ，葉夢得、俞皋之徒雖疑此諸經爲缺，而不敢決(jue) ，人亦莫信。其有功於(yu) 經一也。【15】

張晏言《春秋》經文萬(wan) 八千字，但到了李燾之時，相比萬(wan) 八千字的字數，已經“闕一千二百四十八字”。至於(yu) 何者爲文本流傳(chuan) 過程中的“闕漏”，何者爲夫子書(shu) 寫(xie) 中的“不書(shu) ”，由於(yu) 文獻難征，就成懸疑之題。而《穀梁》於(yu) 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yi) 父盟於(yu) 眛”下曰“不日，其盟渝也”；於(yu) “公子益師卒”下曰“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僖公十四年，“冬，蔡侯肸卒”下曰“諸侯時卒，惡之也”；僖公二十八年，“壬申，公朝於(yu) 王所”下曰“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16】也就是說，在穀梁子的詮釋下，這些《春秋》經文時月日的書(shu) 與(yu) 不書(shu) ，不是經文的“缺失”，而是書(shu) 寫(xie) 的特筆。

《穀梁》對《春秋》時月日書(shu) 與(yu) 不書(shu) 的詮釋，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後人疑經的可能性，這也就是許桂林提出的《穀梁》時月日例有功於(yu) 《春秋》的第一條理由。

當然，許桂林也承認《春秋》在流傳(chuan) 過程中存在闕文的現象，他認爲《穀梁》時月日例有功於(yu) 經的第二點，就是可依據《穀梁》傳(chuan) 文而決(jue) 經文之闕。其論《春秋》闕文曰：

春王正月、秋七月，《穀梁》皆有傳(chuan) ；而桓四年、七年無秋冬，昭十年、定十四年不書(shu) 冬，莊二十二年書(shu) 夏五月而無事，乃不發傳(chuan) 言其故，知此實作傳(chuan) 後缺文。【17】

《穀梁》最重時月日例，《春秋》之書(shu) 時月日，凡有筆出之處，《穀梁》必爲之釋。如《春秋》桓公元年空書(shu) “冬十月。”《穀梁》釋曰：“無事焉，何以書(shu) ？不遺時也。”【18】《穀梁》認爲“《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19】。故《穀梁》詮釋下的《春秋》“編年”必須是“四時具”，即便“無事”，亦需書(shu) 時。故如桓四年、七年無秋冬，昭十年、定十四年不書(shu) 冬等等，《穀梁》未發傳(chuan) ，則應當是《穀梁》爲《春秋》作傳(chuan) 之後的所產(chan) 生的新的闕文。

▲清同治刻本《春秋榖梁梁集解》

同時，這也就駁斥了“程端學疑《春秋》多孔子修成後所缺”，並以之“駮《穀梁》日月例”【20】的說法。程端學認爲在穀梁子爲《春秋》作傳(chuan) 之前，《春秋》經文時月日之記載文字已有缺略。【21】他認爲《穀梁》對《春秋》時月日例的概括是以《春秋》時月日之殘缺文本爲依據而作出的詮釋。如穀梁子實以殘缺的《春秋》文本爲據，那麽(me) ，他據之詮定的《春秋》時月日例也就是一種郢書(shu) 燕說的過度詮釋，也就不足爲訓了。許桂林“以《穀梁》無傳(chuan) 者證作傳(chuan) 後所缺，於(yu) 事較確。”【22】即通過《穀梁》未發傳(chuan) 的條目比對《穀梁》時月日例，則可確定這是穀梁子爲經作傳(chuan) 之後的闕文。蓋非如此，則以《穀梁》之重時月日例，必當有說也。《穀梁》無說，則可知非穀梁子作傳(chuan) 之前已闕。

此外，從(cong) 《穀梁》之未發傳(chuan) ，也可看出《春秋》經文有所闕略，而這種闕略是流傳(chuan) 過程中的“闕文”，而不是夫子書(shu) 寫(xie) 中“不書(shu) 之書(shu) ”的特筆，亦即並非有特義(yi) 存焉。即如許桂林所說，“先儒謂桓無秋冬，貶其篡立；莊書(shu) 夏五月，譏取讎女；昭不書(shu) 冬，在取孟子之歲。謬悠之說，不攻自破。”【23】許氏即以《穀梁》未發傳(chuan) 而定穀梁子爲《春秋》作傳(chuan) 之後，《春秋》文本有所闕略。以莊公二十二年爲例，此年《春秋》空書(shu) “夏五月”三字。《春秋》四時編年，不能有闕。在“無事”的書(shu) 寫(xie) 中，凡是要空書(shu) 其“時”，則以“時加此時之首月”的模式出現，即“春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春秋》此處空書(shu) 夏時，按其空書(shu) 之例，當書(shu) “夏四月”，而此處書(shu) “夏五月”，則有違常例。故範甯注曰：“以五月首時，甯所未詳。”【24】何休注《公羊》曰：“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仇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爲首時。”【25】但許氏從(cong) 《穀梁》於(yu) 《春秋》時月日例最爲嚴(yan) 謹這條原則出發，認爲如果穀梁子見《春秋》“夏五月”的書(shu) 寫(xie) ，必當發傳(chuan) 。而《穀梁》的未發傳(chuan) ，恰恰證明這是穀梁子爲經作傳(chuan) 之後的闕文，而不是夫子的《春秋》特筆。職是之故，何休之解也就成了“謬悠之說”，不攻自破了。

▲民國《四部叢(cong) 刊》本《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

許桂林以《穀梁》有嚴(yan) 謹的時月日例爲準的，以此判斷《春秋》經文時月日書(shu) 寫(xie) 之特筆與(yu) 闕文，此即《穀梁》有功於(yu) 《春秋》的第二點。

許氏所論“《穀梁》有功於(yu) 經”的第三點即不得輕易疑經。後人對經文書(shu) 寫(xie) 頗有懷疑，而作爲最易在流傳(chuan) 過程中出現錯誤的時月日書(shu) 寫(xie) ，當然更是後世學者懷疑的重點，而《穀梁》正可定後人之疑爲非，故許桂林曰：

桓五年甲戌、己醜(chou) ，桓十二年再書(shu) 丙戌，非《穀梁》有傳(chuan) ，則以爲脫簡，人孰能難？嬰齊卒於(yu) 貍蜃，在公至後，非《穀梁》有傳(chuan) ，則以爲錯簡，世莫由辨。……其有功於(yu) 經三也。【26】

《春秋》紀時月日或有存疑之處，許桂林引三條以爲說，認爲非《穀梁》之釋，我們(men) 則不得其解也。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醜(chou) ，陳侯鮑卒。”凡人之卒，無二日者，故《春秋》言“正月甲戌、己醜(chou) ，陳侯鮑卒”，難免啟人之惑，疑經文此處或有衍脫、訛誤。然《穀梁》釋之曰：“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yi) ，信以傳(chuan) 信，疑以傳(chuan) 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醜(chou) 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ju) 二日以包也。”【27】《穀梁》之釋是否確乎爲《春秋》之義(yi) 則不可知，然其釋卻使我們(men) 明了《春秋》記甲戌、己醜(chou) 以卒陳侯鮑，亦可得其說者。而桓公十二年十一月，“丙戌，公會(hui) 鄭伯盟於(yu) 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一日二事而再書(shu) “丙戌”者，《穀梁》釋曰：“再稱日，決(jue) 日義(yi) 也。”範甯注曰：“明二事皆當日也。”【28】同日二事，再稱日者，難免使人疑惑，疑經有衍文。然《穀梁》之釋則說明此爲經文特筆，非衍文也。而《春秋》成公十七年，“冬，公會(hui) 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於(yu) 貍蜃。”《穀梁》曰：“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yi) 也。”【29】成公十七年十一月無壬申，壬申屬十月。然《春秋》在成公至自伐鄭之後書(shu) “壬申，公孫嬰齊卒”，則難免使人懷疑此處有錯簡，即“壬申”條當在“公伐鄭”條之前。但《穀梁》用“致公而後錄臣子”解釋何以十月條當在十一月之後，實爲臣不得先君之義(yi) 。這也就是《穀梁》時月日例有功於(yu) 《春秋》的第三點，即其釋使後人之疑得以解決(jue) 。

許桂林把《穀梁》時月日例有功於(yu) 《春秋》經概括爲三條，要言之，實則一條，即不得隨意疑經。但許氏認爲《穀梁》時月日例之功並不限定在《春秋》一經之上，而是要推及群經。故其言曰：“考定《武成》、移易《大學》之事，必當先見於(yu) 《春秋》一經矣。”【30】《武成》爲《尚書(shu) 》的一篇，後人疑其文存有錯簡，蔡沈《書(shu) 集傳(chuan) 》即認爲“此篇編簡錯亂(luan) 、先後失序”，故爲之“考正”，成《今考定武成》。【31】而自兩(liang) 宋以來，學者多疑《大學》古本篇章有誤，故自二程以來多有改本，不慮數十百家。【32】尤其是朱熹《大學章句》出，士人皆讀朱子改本，而將古本束之高閣。元明之後，朱子《四書(shu) 章句》與(yu) 蔡沈《書(shu) 集傳(chuan) 》皆爲科舉(ju) 模板，故更棄置古本如敝屐也。許桂林此文雖就《穀梁》有功於(yu) 《春秋》者發，然要其歸，則非僅(jin) 於(yu) 《春秋》，蓋延及群經者。是以，其言“考定《武成》、移易《大學》之事，必當先見於(yu) 《春秋》一經矣。”即以《穀梁》之說《春秋》存疑處爲例，論後人不當隨意疑經，蓋非經之誤，而實爲我們(men) 不明聖經深義(yi) 者也。

▲清光緒影宋刻本蔡沈《書(shu) 集傳(chuan) 》

（二）《春秋》時月日例必當以《穀梁》爲準的

事實上，《春秋》時月日書(shu) 寫(xie) 是否有例，一直存在著“經”與(yu) “史”的兩(liang) 種讀法與(yu) 爭(zheng) 議。就這點來說，孔穎達《左傳(chuan) 正義(yi) 》作了詳盡的論述，現不避繁瑣，引之於(yu) 次：

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文多不具，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係月、月而無時者。史之所記，日必係月，月必係時，《春秋》三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日無月者十四，有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shu) 其月，當是仲尼之後寫(xie) 者脫漏。其日不係於(yu) 月，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醜(chou) ，計一時之間再有此日，雖欲改正，何以可知？仲尼無以複知，當是本文自闕，不得不因其闕文，使有日而無月。如此之類，蓋是史文先闕，未必後人脫誤。其時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互自有詳略。……計記事之初日月應備，但國史揔集其事，書(shu) 之於(yu) 策，簡其精麤，合其同異，量事而製法，率意以約文，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脩故，因魯史成文，史有詳略，日有具否，不得不即因而用之。案經傳(chuan) 書(shu) 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shu) 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shu) 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向倍，此則久逺遺落，不與(yu) 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略，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shu) 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當時已自不具，仲尼從(cong) 後脩之，舊典參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盡得知其日月皆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須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爲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yi) 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日與(yu) 不日，唯此而已。月與(yu) 不月，傳(chuan) 本無義(yi) 。《公羊》《穀梁》之書(shu) ，道聴塗說之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先儒溺於(yu) 二傳(chuan) ，橫爲《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故杜於(yu) 大夫卒例備詳說之。仲尼刊定日月無褒貶，而此序言史官記事必係日月時年者，自言記事之體(ti) 須有所係，不言係之具否皆有義(yi) 例也。【33】

如上所述，就《春秋》的經/史屬性而言，《正義(yi) 》以時月日爲史例而非經例，即“史官記事必係日月時年者，自言記事之體(ti) 須有所係，不言係之具否皆有義(yi) 例也”。易言之，即“魯史”本必當具時月日之時間性，《春秋》經不必以時月日蘊褒貶之經義(yi) 。孔穎達闡發杜預之說，直指《春秋》“日月之義(yi) ”惟有“卿卒”與(yu) “日食”二事而已。【34】除此之外，則別無就“時月日”發義(yi) 者。易言之，即“日與(yu) 不日，唯此而已。月與(yu) 不月，傳(chuan) 本無義(yi) 。”是故，《公羊》《穀梁》以“時月日”書(shu) 法發義(yi) ，則實爲“道聴塗說之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如是而論，若以《春秋》時月日爲有例，則必不能以《左氏》爲依歸。就許桂林而言，其以解《春秋》之要在時月日例，則必當屬之於(yu) 《公》《穀》二家，《左氏》可不必亦不能據也。

▲《春秋左傳(chuan) 注疏》，明末清初刻本

出於(yu) 將《春秋》由“史”拉回到“經”的目的，許桂林認爲治《春秋》必當言時月日例。蓋若不依時月日例，則《春秋》猶如斷爛朝報，其文固非完具，更毋論其義(yi) 矣。後人多有因不明《春秋》時月日書(shu) 法而疑《春秋》經文者，如許氏舉(ju) 例曰：“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季本謂不書(shu) 月日爲闕文，棟高亦信之，以爲豈經一時皆雨雹。”【35】季本、顧棟高皆以爲不可經一時皆雨雹，“僖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實爲闕月日之文。但就《穀梁》而言，“《穀梁》例災異，甚則月，不甚則時。”【36】許氏即從(cong) 《穀梁》之說以駮季、顧二氏。實則，季、高二氏將《春秋》之記載看作了曆史實錄，以曆史現實爲標準，考究《春秋》記載之確否，實將《春秋》作爲“史”來讀了。但就作爲經學典籍的《春秋》而言，其所記載之事的評判標準並不在於(yu) 史實之確否，而在於(yu) 如何用“書(shu) 法”去予以解讀。《穀梁》將《春秋》災異書(shu) 法分爲兩(liang) 類，即“甚則月，不甚則時”。其所以書(shu) “時”者，不在於(yu) 經時皆災，而是災異不甚，故以“時”爲紀。此即《穀梁》解讀下的《春秋》災異書(shu) 法，不必牽扯是否符合曆史事實。要之，以《穀梁》闡發的《春秋》書(shu) 法而言，《春秋》所書(shu) 時月日雖不合常理，但卻有“經例”存焉。但若將《春秋》視爲“實錄”之“史”，那麽(me) ，就難免簡編缺略、斷爛朝報之譏。故許桂林續言曰：

然則隱二年春公會(hui) 戎於(yu) 潛，經一時皆會(hui) 戎乎？五年春，公觀魚於(yu) 棠，經一時皆觀魚乎？以此類推，《春秋》闕文殆居其半，是爲王安石斷爛朝報之說複揚其燼也。【37】

即以“實錄”標準予以衡量，《春秋》記載闕略實甚，甚至於(yu) “《春秋》闕文殆居其半”。但如果說這些記載本身就具有書(shu) 法、義(yi) 例，那麽(me) ，就非但不是闕文，而且是夫子書(shu) 寫(xie) 《春秋》之特筆了。也惟有將《春秋》的記載視爲書(shu) 法意義(yi) 下的特筆，《春秋》之爲“經”才能成立。故而，研治《春秋》經學者必當講時月日例。

但是，後人即便承認《春秋》存在時月日書(shu) 法，卻又疑《春秋》流傳(chuan) 千載，難免有闕，其中時月日之書(shu) ，亦不免存在文字闕略，而非夫子原本。故據殘缺之本以言夫子之筆，則亦不免使人有疑。故許氏對《春秋》所載時月日是否存在“闕文”又作了分析，其言曰：

程端學謂《春秋》闕文皆孔子修成後所闕，尤不可通。三傳(chuan) 各相傳(chuan) 受，而經文不同者不過人名，如祝籲作州籲，隱如作意如；地名，如屈銀作厥憖，浩油作皋鼬；“公伐齊納糾”，《左氏》多“子”字；“不至而複”，《公羊》少“而”字；“莊十六年，盟幽”，《公羊》有“公”字，《左氏》無曹伯之類。而最易訛誤脫落之月日，三傳(chuan) 皆同，其無脫誤審矣。【38】

三傳(chuan) 各有授受，先師所傳(chuan) 《春秋》亦各自流傳(chuan) ，故難免有異文存焉。但三傳(chuan) 各自所附的《春秋》時月日之文卻並無異文。許桂林認爲時月日書(shu) 寫(xie) 是最易脫誤的，但三傳(chuan) 皆同，則當無闕文，亦可視爲時月日爲修《春秋》時所定者。是以，《春秋》所以如此書(shu) 寫(xie) 時月日者，必有義(yi) 例存焉。

但這隻能認爲夫子修《春秋》之時，時月日之書(shu) 寫(xie) 即已如此，然其所以如此者，仍有可疑之處，即先儒“謂月日或有或無皆據舊史，寧用《公羊》年遠之說，不從(cong) 《穀梁》”【39】。此所謂“皆據舊史”者，即杜預《左傳(chuan) 》說，即“《春秋》不以日月爲例，唯卿佐之喪(sang) 獨記日以見義(yi) 。”【40】已見上文。而《公羊》於(yu) “公子益師卒”下發傳(chuan) 曰：“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chuan) 聞異辭。”【41】何休用“恩有厚薄、義(yi) 有深淺”【42】以爲說，即“《公羊》年遠之說”也。但無論是杜預之將日與(yu) 不日坐實到公之臨(lin) 與(yu) 不臨(lin) ，抑或是何休、《公羊》以年遠爲說，其實皆是一種曆史性的解讀法。但自《穀梁》而言之，則是“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43】。即將大夫卒書(shu) 日與(yu) 否視爲《春秋》書(shu) 法，其日與(yu) 不日不再是曆史性的追溯，而是書(shu) 法義(yi) 例的書(shu) 寫(xie) 。也就是說，就《春秋》書(shu) 法而言，《穀梁》時月日例似較《左》《公》爲密。故柯劭忞曰：“今以《穀梁傳(chuan) 》證之日月時之例，傳(chuan) 義(yi) 較《公羊》詳數倍。”【44】

▲柯劭忞

但《穀梁》時月日例之說並不能服後儒，故許桂林言“謂月日或有或無皆據舊史，寧用《公羊》年遠之說，不從(cong) 《穀梁》”。事實上，自漢晉已還，《公羊》式微，《左氏》漸興(xing) 。尤其是清初以來，考據之學勃興(xing) ，《左傳(chuan) 》以多載事實而爲學者所重，成爲三傳(chuan) 中最爲特出者。及至許桂林所處的乾嘉時期，考據之風更是前所未有的熾烈，而晚清《公羊》學尚未興(xing) 起，故許氏此言與(yu) 其說是針對《左傳(chuan) 》《公羊》二傳(chuan) 而發，不如說更是針對《左傳(chuan) 》而論。【45】《左傳(chuan) 》以爲“月日或有或無皆據舊史”，易言之，實時月日之具與(yu) 不具固非《春秋》修成後有所闕文，然可能是孔子據魯史以修《春秋》之時，魯史本已闕時月日，孔子據之而修《春秋》，則亦因陋就簡耳。若是如此，則是“文獻不足故也”，固無義(yi) 例存焉。

對此，許桂林以孔子參盟之例予以反駁，其文曰：“外盟，如曲濮孔子身當其時而不書(shu) 日，瓦屋之盟遠矣乃書(shu) 日，此不用《穀梁》外盟不日以謹參盟之始，而書(shu) 日不可也。”【46】許桂林用曲濮之會(hui) 爲例，認爲孔子身經曲濮之會(hui) ，不可能不知其日，其所以不書(shu) 日者，必有義(yi) 例存焉。許氏以此爲證反駁“舊史”說，可謂力證。故其認爲“此不用《穀梁》外盟不日以謹參盟之始”，則無法解釋。他認爲“因舊史”之說亦當就此而破。

簡言之，以時月日爲例者，經學也；以時月日爲闕文者，史學也。就《春秋》時月日例而言，《左傳(chuan) 》可毋論。而對於(yu) 《公》《穀》二家而言，許桂林認爲：

穀梁子受業(ye) 子夏，孔門文學科也。深得古人爲文體(ti) 要，以其所論，推其所不論，省文互見，條理自具。觀其與(yu) 《公羊》爲同門，各自爲傳(chuan) 而詳略亦複相備，則其本傳(chuan) 之不爲繁贅，宜矣。……竊嚐讀三傳(chuan) 而疑《公羊》《穀梁》二傳(chuan) 爲一人所述，其書(shu) 彼詳此略，異同互存，似屬有意。【47】

也就是說，在他的理解中，《公》《穀》屬於(yu) 同門同源，故而可以相通。然凡屬於(yu) “兩(liang) 傳(chuan) 義(yi) 異者，則《穀梁》之義(yi) 多正，《公羊》之論多偏”【48】。“《穀梁》明著月日義(yi) 例，居要不煩，深得經旨。”【49】又說：“漢鄭君碩學大儒，作《六藝論》，獨稱《穀梁》善於(yu) 經，其必有所見矣。夫善於(yu) 經者，時月日書(shu) 法亦其一也。”【50】故許桂林認爲，“蓋以《穀梁》爲正傳(chuan) ，《公羊》爲外傳(chuan) ，如《左氏》之與(yu) 《國語》耳。”【51】即對於(yu) 《公》《穀》關(guan) 係，許桂林認爲《穀梁》是本，而《公羊》是流，故必當以《穀梁》爲據。同時，對於(yu) 《春秋》時月日例而言，“《穀梁傳(chuan) 》與(yu) 《公羊傳(chuan) 》皆謂《春秋》書(shu) 法以時月日爲例，而《穀梁》尤備”。【52】是以，其論時月日例，必當以《穀梁》爲據。

一般而言，治《春秋》學者喜言“正例”“變例”，但許桂林《提綱》首條即言“《春秋》書(shu) 時月日有正例，不用正例者，或謹之、或危之、或美之、或惡之、或備之、或略之、或著之、或非之、或信之、或閔之。”其用“正例”與(yu) “不用正例”相對立論，而非以“正例”與(yu) “變例”爲對，則頗不同於(yu) 其他治《春秋》者之言。但許桂林並不是不用“變例”，隻是其所謂“變例”與(yu) 他家所謂之“變例”有別，亦複與(yu) 其所謂“不用正例”有別。也就是說，許桂林對《春秋》時月日例的書(shu) 法概念重新作了詮釋與(yu) 定義(yi) 。故當對其概念、術語作一分疏。

（一）“正例”與(yu) “不用正例”

許桂林於(yu) “卒葬例”言“正例”“不用正例”“變例”最詳，故不妨先以“卒葬例”爲例，略示其“正例”“不用正例”及“變例”之所指。

“卒葬例”實當分爲“卒例”和“葬例”，因卒、葬頗相關(guan) 聯，故常卒葬連書(shu) 而稱“卒葬例”。許桂林即將“卒例”與(yu) “葬例”放在一起，對“卒葬例”予以統一探討。然則許氏所論“卒葬”之“正例”謂何？許桂林分諸侯、大夫、內(nei) 女等類對“卒葬例”予以探討。其論諸侯曰：“諸侯日卒，正例。”【53】諸侯“日卒時葬，正也”【54】。即“日卒時葬”即爲諸侯“卒葬”之正例。然諸侯之中，又分“中國”“夷狄”。宣公十八年“甲戌楚子呂卒”，《穀梁》曰：“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許桂林案曰：“傳(chuan) 意夷與(yu) 中國不同，故別著此例，實則進之，即用日卒正例耳。”【55】也就是說，按《春秋》書(shu) 法，夷狄之君與(yu) 中國不同，其卒實不書(shu) 日，即按照《春秋》夷狄卒之常法，則當書(shu) “楚子卒”，而不當書(shu) “甲戌”之日。然因進之，故“用日卒正例”。那麽(me) ，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夷狄“卒例”不書(shu) “日”，是“不用正例”，還是“變例”呢？不妨再來看“大夫卒例”。許氏引“大夫卒”文如下：

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傳(chuan) ：“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傳(chuan) ：“大夫日卒，正也。……”“秋七月甲子，公孫茲(zi) 卒。”傳(chuan) ：“大夫日卒，正也。”

成十六年“乙酉，刺公子偃”。傳(chuan) ：“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成十七年，“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於(yu) 貍首。”傳(chuan) ：“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yi) 也。……”【56】

許桂林案曰：

右大夫卒例。公子益師不日卒，惡也，俠(xia) 、無侅卒，其類也。公子季友日卒，正也，隱五年公子彄卒，其類也。公子偃見刺，以無罪，亦用日卒正例。公子賈有罪，則書(shu) 曰“不卒戍，刺之”，不用日卒例矣。【57】

▲《粵雅堂叢(cong) 書(shu) 》本《穀梁釋例》孫星衍記語

由上文可知，大夫卒，書(shu) 日爲其正例，公子季友、彄是也。而公子益師、俠(xia) 、無侅之卒不書(shu) 日，惡也。那麽(me) ，此益師、俠(xia) 、無侅卒之不書(shu) 日，當爲“不用正例”抑“變例”耶？許氏在論公子偃、公子賈之“刺”時言，“公子賈有罪，則書(shu) 曰‘不卒戍，刺之’，不用日卒例矣”，即公子偃無罪故用正例書(shu) 日，公子賈有罪故“不用日卒例”。“不用日卒例”，即“不用日卒正例”。以理推之，則公子益師、俠(xia) 、無侅之不書(shu) 日，亦“不用日卒正例”也。

（二）“不用正例”與(yu) “變例”

然則“不用正例”是否能等同於(yu) “變例”呢？筆者以爲不然。上文已述，諸侯以“日卒時葬”爲正例，故許桂林引“隱三年癸未，葬宋穆公”“僖三十三年癸巳，葬晉文公”後，據《穀梁》“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之說，案曰：“此諸侯日葬故也例。”【58】又引“隱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隱八年八月，葬蔡宣公”“莊三年四月，葬宋莊公”，案曰：“此月葬故也例。”【59】就此數條而言，許桂林隻言“此月葬故也例”“此日葬故也例”，而未將其指爲“變例”。但緊跟此數條之後，許氏連續提出四條“變例”，可見“變例”與(yu) 此數條必有不同之處。現將各條列下，逐一分析，以見何謂許氏之“變例”。

A、成十五年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穀梁》曰：

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yi) 不踰君也，爲賢者崇也。【60】

許桂林曰：

此一變例也。本例諸侯日卒正也，月卒無文，時卒惡之也，日葬故也。今共公月卒而日葬，疑於(yu) 危不得葬，故著變例。紀叔姬月卒日葬，傳(chuan) 曰“閔紀之亡”，此與(yu) 紀叔姬同義(yi) ，蓋閔共姬之守禮遇災，因詳共公之葬，所謂“爲賢者崇也”。其雲(yun) 非葬者，係言本例日葬必有故，此非葬有故也。注以共公昏亂(luan) ，本不宜葬，於(yu) 事無證，於(yu) 義(yi) 未安。【61】

諸侯之卒葬，以“日卒時葬”爲“正例”，此書(shu) “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按之上文之例，則是“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然《穀梁》不發“日葬故也”之傳(chuan) ，而是就共姬立說，則似乎在“日葬故也”之外別發一義(yi) 。按範甯注曰：

宋共公正立，卒當書(shu) 日。葬無甚危，則當錄月。今反常違例，故知不葬者也。然則，共公之不宜書(shu) 葬，昬亂(luan) 故。賢崇伯姬，故書(shu) 共公葬。【62】

範甯以共公昏亂(luan) 而不宜書(shu) 葬立說，對其何以昏亂(luan) ，柯劭忞曰：“文公卒未葬，共公即會(hui) 諸侯，不子，故奪其臣子之辭，宜不書(shu) 葬。”【63】易言之，範甯、柯劭忞都認爲實不應書(shu) 共公之葬，但因爲崇伯姬之故而書(shu) 其葬。但無論是昏亂(luan) 還是“不子”，都是在解說宋共公之不當書(shu) 葬的理由。而崇伯姬之所以必要葬宋共公，即“夫人之義(yi) 不踰君”，欲書(shu) 伯姬之葬，則必書(shu) 宋共公之葬。也就是說，在此條中，範甯、柯劭忞都認爲宋共公之“日葬”不當以“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發義(yi) ，而是要從(cong) 伯姬發義(yi) 。

▲柯劭忞手批《春秋榖梁傳(chuan) 注》

許桂林不讚同範甯之說，即不認同“共公昏亂(luan) ，本不宜葬”，認爲範甯之說“於(yu) 事無證，於(yu) 義(yi) 未安”。但與(yu) 範甯、柯劭忞一樣，許氏也認爲此條並非“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之例，而是因爲伯姬而產(chan) 生的“特例”。因爲宋共公“月卒日葬”，容易啟人“疑於(yu) 危不得葬”之論，即使人以爲宋共公是“危不得葬”，故書(shu) 日以見之。《穀梁》傳(chuan) 文提出宋伯姬之說，就是要告訴讀《春秋》之人，此處非“危不得葬也”，實因伯姬之故然。易言之，這並不是一條通例，而是因爲宋伯姬而產(chan) 生的特書(shu) 。許氏並不欲探討何以此處宋共公不書(shu) “時葬”之正例，或者說，如範甯、柯劭忞之論，是否宋共公本不當書(shu) 葬，其所欲論者，隻是指出此處之“日葬”非謂“危不得葬也”，實爲因宋伯姬而起之《春秋》特書(shu) 。

故而，許桂林將其稱爲“變例”。所謂“變例”者，不在時月日書(shu) 寫(xie) 之“變”，而在書(shu) 日之義(yi) 由“危不得葬也”轉變爲“爲賢者崇也”。因爲“爲賢者崇”，故書(shu) 宋共公之“日葬”以見之。這隻能是僅(jin) 適合於(yu) 宋共公、伯姬的特書(shu) 、特義(yi) ，而不能稱之爲“例”。蓋“例”者，可推而及於(yu) 他者也，但就此義(yi) 而言，卻是《春秋》文本之特書(shu) ，不能推之於(yu) 其他“日葬”書(shu) 寫(xie) 之義(yi) 。是以，許桂林雖然亦稱之爲“變例”，筆者以爲不妨視之爲“變義(yi) ”，而不能言爲“例”也。

B、襄三十年冬十月葬蔡景公

《穀梁》曰：

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yu) 子也。

許桂林曰：

此又一變例也。凡君弒賊不討，不當書(shu) 葬。況世子行弒，是無葬之者矣，故曰不葬。然世子不子，景公不得謂無民，特書(shu) 其葬，不忍使父失民於(yu) 子。其義(yi) 正而大矣，然必書(shu) 月日以著有故。【64】

魯襄公三十年，《春秋》書(shu)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65】案《穀梁》書(shu) 法，“君弒賊不討不書(shu) 葬，以罪下也”【66】，則此處不當書(shu) 蔡景公。但《春秋》卻書(shu) 以“月葬”，則與(yu) 《穀梁》常例不合。《穀梁》謂“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yu) 子也。”許氏即以此論爲中心，以“君弒賊不討”與(yu) “世子不子，景公不得謂無民”爲立足點，對其所以“不日卒而月葬”者予以探討。所謂“不葬”者，不當書(shu) 葬者也。“君弒賊不討不書(shu) 葬”，且世子弒之，則更“無葬之者”。是以，按例不當書(shu) 葬。但《穀梁》發“不忍使父失民於(yu) 子”之義(yi) ，範甯注引鄭嗣曰：“夫葬者臣子之事也，景公無子，不可謂無民。無民則景公有失於(yu) 民，有民則罪歸於(yu) 子。若不書(shu) 葬，則嫌亦失民，故曰不忍使父失民於(yu) 子。”【67】這就在“君弒賊不討不書(shu) 葬”之外，又開出了世子弒君而書(shu) 葬之義(yi) 。許桂林進一步指出，“世子不子，景公不得謂無民”，其所以特書(shu) 其葬，即不忍君父因世子而失其民也。這一方麵是對蔡景公被弒的哀悼，另一方麵也更加深了對世子般的批判。是故，在“君弒賊不討不書(shu) 葬”之外又開出書(shu) 葬之文，許氏以爲其“義(yi) 正而大矣”。

但蔡景公被世子所弒而書(shu) 葬，這實爲特筆，隻有滿足世子弒君、君未失其民的情況，才能成立此一書(shu) 法。相對於(yu) “君弒賊不討不書(shu) 葬”，這是一種特殊情況，故許桂林稱之爲“變例”，即變“君弒賊不討不書(shu) 葬”之常例而成者也。《穀梁》言“諸侯葬時正也，月葬故也”，“故”即常例書(shu) “月葬”所蘊之義(yi) 。但此處之所以書(shu) 月葬，卻並不僅(jin) 僅(jin) 在明其“故也”，而在於(yu) 發景公未失其民而世子般弒君不子之義(yi) 。也就是說，此處書(shu) “葬”與(yu) 否不但是書(shu) 法之變，更是其義(yi) 之變。故許桂林言“其義(yi) 正而大矣，然必書(shu) 月日以著有故”，許氏所矚目的也不單單是“例”，其歸結處則在於(yu) 於(yu) “義(yi) ”。是以，許桂林雖稱其爲“變例”，毋寧說更是一種“變義(yi) ”。

▲《粵雅堂叢(cong) 書(shu) 》本《穀梁釋例》唐仲冕序

C、昭十九年冬，葬許悼公

《穀梁傳(chuan) 》曰：

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誌不通，身之罪也。心誌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ju) ，有司之罪也。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嚐藥，累及許君也。【68】

傳(chuan) 文言“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弒父也”，又說“許世子不知嚐藥，累及許君也”，則論許悼公之葬書(shu) 法前，有必要先對許悼公之卒予以探討。《春秋》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賈”。《穀梁》曰：

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yu) 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yu) 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69】

也就是說，許世子止實不弒許悼公，但許世子止自比於(yu) 弒君，《春秋》“即止自責而責之”，故書(shu) “弒”。而從(cong) 其後葬許悼公之文視之，則是止不嚐藥，許悼公因藥而死，故止以是自以爲弒，故《穀梁》曰“許世子不知嚐藥，累及許君也”。許桂林曰：“中國弒日，謹之也。夷狄弒例不日，略之也。中國臣弒君日，子弒父不日，比之於(yu) 夷狄也。”【70】即按照“子弒父”之例，許世子如實弒許君，則當“不日”。但《春秋》書(shu) 許君日卒，則非中國子弒父之常例。《春秋》一麵書(shu) 弒，一麵又書(shu) 時葬，則是在成許世子止自責之情的同時，展現其實爲非弒之義(yi) 。許氏即曰：“今書(shu) 日，是用正卒例，明不弒也。”【71】則許桂林不但不把《春秋》明確書(shu) “弒”者指向“弒”之書(shu) 日，即責臣之弒書(shu) 日例，而是徑言“用正卒例”，則可見此非弒例之比。故許桂林曰：“此又一變例也。葬時，正也。弒而書(shu) 時，見非弒也。”【72】易言之，此雖明言止弒君買(mai) ，但止實非弒。非弒而曰弒，是成止之義(yi) 也。然又不能不見其實非弒，故書(shu) 弒而時葬，見其實非弒者。故許氏曰“三傳(chuan) 皆同，而《穀梁》著日月例尤明”【73】，即將此條書(shu) 弒、時葬之日月書(shu) 法視爲一種“變例”，從(cong) 時月日書(shu) 法之“變例”看其“特義(yi) ”。

▲阮刻《監本附音春秋榖梁傳(chuan) 注疏》清嘉慶刊本

D、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

對於(yu) 此條經文，《穀梁》隻有一句傳(chuan) 文，即“不正其閏也”。許桂林曰：“此又一變例也。蓋非月葬故也而月之，著其閏之不正耳。”【74】此所謂“著其閏之不正”，許氏於(yu) “閏月”條言之更詳，故不妨以“閏月”條觀之。許氏曰：

九月癸酉齊景公卒，並閏月數之，爲五月而葬。《穀梁》此傳(chuan) 文略者，喪(sang) 事不數之義(yi) 已著於(yu)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傳(chuan) 也。【75】

在此不妨先予引入“文六年閏月不告月”之說。《春秋》曰：“閏月不告月，猶朝於(yu) 廟。”《穀梁》曰：

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yu) 日也，積分而成於(yu) 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sang) 事不數也。【76】

所謂“喪(sang) 事不數”者，範甯注曰：“閏是叢(cong) 殘之數，非月之正，故吉凶大事皆不用也，不數所右也。”【77】即喪(sang) 事不當數閏月以爲數。哀公五年所以書(shu) “閏月葬齊景公”者，齊國以閏月葬之，《春秋》非之也。但其書(shu) 閏月之葬，並不是發“月葬故也”之義(yi) ，而是責“閏月而葬”之義(yi) 。“九月癸酉齊景公卒”，日卒，正也。日卒而月葬，非言其正卒而危葬，實爲貶齊國數閏而葬，故許桂林言其爲“變例”，實亦爲諸侯月葬之“變義(yi) ”也。

分析以上四條許桂林所書(shu) “變例”可知，許氏所謂之“變例”實非時月日書(shu) 寫(xie) 之變例，而是時月日書(shu) 寫(xie) 中具有了不同於(yu) 常例之義(yi) 。許氏所謂“變例”並不是相對於(yu) “正例”而言，而是相對於(yu) “常例”而言，即在同一時月日書(shu) 法之下，卻具有了不同之義(yi) 。故許氏雖稱其爲“變例”，筆者以爲，毋寧稱之爲“變義(yi) ”。因爲這些“變例”所具有的“變義(yi) ”皆具有獨特性，皆是由“特例”所產(chan) 生的“特義(yi) ”，皆是一種特筆。

（三）“正例”與(yu) “常例”

上文言“變例”是相對於(yu) “常例”而言，那麽(me) ，何謂“常例”，又與(yu) “正例”存在什麽(me) 差異呢？

諸侯以日卒爲正例，但踰境不日卒。如宣公九年，“辛酉，晉侯黑臀卒於(yu) 扈”。《穀梁》曰：“其地，於(yu) 外也。其日，未踰竟也。”襄公七年，“鄭伯髡原如會(hui) ，未見諸侯。丙戌，卒於(yu) 操。”《穀梁》曰：“其地，於(yu) 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78】從(cong) “其日，未踰竟也”逆推，則踰境不當“日卒”，即不當書(shu) 日。故許桂林曰：

此即“日卒正例”。卒於(yu) 外，有疑於(yu) 異，故著之。……許男新臣不日，爲其踰竟。許男甯卒於(yu) 楚，亦踰竟，又書(shu) 壬午日者，經書(shu) 卒於(yu) 楚，是踰竟已見，不必不書(shu) 日也。昭二十三年六月，蔡侯東(dong) 國卒於(yu) 楚。注“不日，在外也”，仍用“踰竟不日”常例。【79】

許桂林以“日卒”爲正例，以“踰竟不日”爲常例，則“正例”與(yu) “常例”顯然有別。諸侯卒於(yu) 境外則不書(shu) 日，是雖可稱“常例”，但不能稱爲“正例”，蓋就諸侯之卒而言，正例隻能是日卒。

▲元刻本《監本附音春秋榖梁傳(chuan) 注疏》

那麽(me) ，當如何來理解“正例”與(yu) “常例”之別呢？不妨以“滅國”爲例述之。《穀梁》曰：“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又曰：“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80】易言之，就滅國而言，“中國日，卑國月，夷狄不日”是一般書(shu) 法，亦當是書(shu) 法之“常例”【81】。但此三術能否皆稱爲正例呢？筆者以爲不然。

許桂林引莊公十三年、僖公五年、僖公二十六年三例論滅微國之書(shu) 法，曰：“莊十年【82】，齊人滅遂。傳(chuan) ：其不日，微國也。僖五年，楚人滅弦。傳(chuan) 同。僖二十六年，楚人滅夔。傳(chuan) 同。”【83】許氏引文刪節頗多，事實上，《春秋》此三條當分爲兩(liang) 種情況，由於(yu) 許氏刪節，難以察知，今將文字補全，並略作分析。莊公十三年，“齊人滅遂”，實書(shu) “夏六月”，即“夏六月，齊人滅遂”；僖公五年，“楚人滅弦”之前雖未書(shu) 時月日，但前此一條書(shu) “秋八月”，案《春秋》書(shu) 法，此條亦當爲書(shu) 月例。即許氏所引此二條皆爲“卑國月”之“常例”。但“卑國月”既然爲“常例”，《穀梁》爲何仍書(shu) ：“遂，國也，其不日，微國也。”【84】也就是說，當“卑國月”的書(shu) 寫(xie) 出現在《春秋》經文中時，穀梁子爲之詮釋，但其衡量的標準仍然是何以“不日”，即“卑國月”隻是一種“常例”，而不是“正例”。惟“常例”與(yu) “正例”有別，當不符合“正例”之“常例”出現在經文中，傳(chuan) 文才會(hui) 問何以不書(shu) “正例”。與(yu) 前二例相比，“楚人滅夔”是另一種書(shu) 法。僖公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以楚子歸。”《穀梁》曰：“夔，國也。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85】相比於(yu) 滅遂、滅弦之書(shu) 月符合“卑國月”之“常例”，“楚人滅夔”則是書(shu) “時”，這明顯不符合“卑國月”之書(shu) 法。但《穀梁》卻隻是解答何以“不日”，並未解答何以“不月”，這也就說明，當穀梁子麵對《春秋》“滅國時月日”書(shu) 寫(xie) 時，凡書(shu) 月、書(shu) 時皆非“正例”，故問答何以不書(shu) “日”之正例。

當許桂林在《提綱》中同時書(shu) 寫(xie) 下“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與(yu) “滅國不日，微國也”這兩(liang) 條書(shu) 法之例時，“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雖然作爲“常例”出現在許桂林的《穀梁》時月日例中，但“滅國不日，微國也”的出現，也就昭示了書(shu) “日”才是許氏滅國之“正例”。

由是而言，“常例”包括“正例”，但並不等同於(yu) “正例”。當然，這種“正例”與(yu) “常例”的區別並不能算作是許桂林的創設，許氏之《穀梁》時月日例一依《穀梁》傳(chuan) 文，則其所謂“正例”“不用正例”“常例”“變例”雲(yun) 雲(yun) ，與(yu) 其說是許氏之特創，不如說是他依據經傳(chuan) 作出的概括。筆者以爲，就許氏而言，他並不會(hui) 承認這是他的獨創，而之會(hui) 將其視爲對經傳(chuan) 的概括與(yu) 提煉。【86】

▲民國《四部叢(cong) 刊》本《春秋榖梁傳(chuan) 集解》

（四）“例”與(yu) “義(yi) ”

《春秋》時月日例有“正例”“不用正例”“變例”等等，蓋正之與(yu) 否、正變之間，才可見夫子褒貶之義(yi) 。《提綱》所謂“《春秋》書(shu) 時月日有正例，不用正例者，或謹之、或危之、或美之、或惡之、或備之、或略之、或著之、或非之、或信之、或閔之”，實時月日書(shu) 法之義(yi) 。此條就《春秋》全書(shu) 時月日例之書(shu) 法而發，故提綱挈領，首而論之。許桂林將《穀梁》所述《春秋》常例、正例、不用正例、變例運於(yu) 每例之中，並進一步探求其謹、危、美、惡、備、略、著、非、信、閔之義(yi) 也。而其義(yi) 即附於(yu) 時月日之正例、不用正例與(yu) 變例之間。《春秋》“盟例”頗爲繁複，其間“正例”“不用正例”“變例”錯雜，頗可見其間所蘊之義(yi) 。故此以“盟”爲例，對《春秋》時月日例之義(yi) 予以探討。《提綱》曰：

盟渝不日。卑者之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外盟不日。而參盟之始謹而日之。內(nei) 不與(yu) 而其盟善亦謹而日之。齊桓之盟不日，雖內(nei) 與(yu) 亦不日，信之也。葵邱之盟日，美之也、備之也。【87】

此即許桂林對“盟例”提要鉤玄之概括。如將其以“常例”“正例”“不用正例”“變例”予以區分，則可表列如下：

許桂林首以“盟渝不日”發“盟例”，從(cong) 中我們(men) 可以知道，“盟渝不日”是許氏“盟例”之總綱。其引隱元年盟眛、莊九年盟暨、莊十九年與(yu) 齊侯宋公盟爲例，證“不日，其盟渝也”之說，又引柯陵之盟論“盟日”之書(shu) 法。許氏詳論《穀梁》柯陵之盟曰：

成十七年夏，公會(hui) 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亥，同盟於(yu) 柯陵。傳(chuan) ：柯陵之盟，謀複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hui) 。傳(chuan) ：不日，至自伐鄭也，公不周乎伐鄭也。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hui) 致也。何以知其盟？複伐鄭也，以其後會(hui) 之人盡盟者也。不周乎伐鄭，則何爲日也？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

冬，公會(hui) 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傳(chuan) ：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88】

許桂林案曰：

此盟渝不日一例。柯陵之盟，傳(chuan) 文屈曲以明不渝，故書(shu) 日耳。因是以推盟唐、盟浮來、盟越、盟趡等，凡書(shu) 日者，皆不渝者也。定四年，皋鼬之盟不日。注：“不日者，後楚伐蔡不能救故。”【89】

許桂林之所以要詳引柯陵之盟屈曲之文，並爲之疏解，其意正在說明“不渝而日”與(yu) “盟渝不日”確乎爲《穀梁》“盟例”之核心。許氏用柯陵之盟說明“凡盟，不渝則日”，這當然是針對“盟渝則日”所作的探討，但“盟”之守與(yu) 渝之間，自以“守”爲正。許氏以“盟渝不日”爲“盟例”之總綱，則“盟不渝而例”即爲許氏“盟例”之“正例”。如是，則“盟渝不日”即“不用正例”者也。許氏雖未明言此條盟例之義(yi) ，但其義(yi) 並不難掘發。範甯注曰：“日者，所以謹信，盟變，故不日。”楊士勛疏曰：“不日，其盟渝也。……結盟之後，信義(yi) 不固，……故去日以惡之。”【90】結盟書(shu) 日，正在謹其盟而信之。如盟渝，則不書(shu) 日，故所以惡其盟之渝也，故去日以見之。而其核心，即“信”之與(yu) 否。也就是說，書(shu) 日“謹信”，謹其有信也；不書(shu) 日，“惡之”，惡其不謹於(yu) 信也。此即以盟渝與(yu) 否判定“盟例”書(shu) 日與(yu) 否之原則，亦即“盟例”之“正例”與(yu) “不用正例”之義(yi) 。

許桂林雖未論何以“卑者之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外盟不日”，其義(yi) 爲何，但從(cong) 許氏《春秋》時月日例書(shu) 法總綱，即以“《春秋》書(shu) 時月日有正例，不用正例者，或謹之、或危之、或美之、或惡之、或備之、或略之、或著之、或非之、或信之、或閔之”論之，不難發現，此即其所謂“略之”者也。“卑者之盟”不可與(yu) “公盟”抗，故略而不日；“前定之盟”，前此已定，故此略而不日；“外盟不日”，《春秋》別內(nei) 外，以魯爲內(nei) ，魯公不與(yu) ，故略而不日。此即所謂“略之”之義(yi) 也。

而“外盟不日”又有一“變例”，即“內(nei) 不與(yu) 而其盟善，亦謹而日之”。許桂林論平邱之盟曰：

平邱之盟公不與(yu) ，是亦外盟也，日以著其善。故後蔡侯廬歸於(yu) 蔡，陳侯吳歸於(yu) 陳，傳(chuan) 又雲(yun) ：“善其成之，會(hui) 而歸之，故謹而日之。”【91】

平邱之盟屬外盟，故按例不當書(shu) “日”，但《春秋》卻書(shu) 日，則實善此盟也。《穀梁》曰：“公不與(yu) 盟者，可以與(yu) 而不與(yu) ，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92】易言之，當平邱之盟以外盟書(shu) 日，一則善是盟，一則責公當與(yu) 而不與(yu) ，是即其義(yi) 也。

也就是說，在許桂林所概括的“盟例”中，“盟渝不日，卑者之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外盟不日”是四條“正例”，而“參盟之始謹而日之。內(nei) 不與(yu) 而其盟善亦謹而日之。齊桓之盟不日，雖內(nei) 與(yu) 亦不日，信之也”則是三條“不用正例”之原則。而齊桓之盟則又是《春秋》書(shu) 盟一大變例。“盟例”之總綱即“信盟而日，盟渝不日”，但“齊桓之盟不日”，這無疑已非“盟渝不日”能夠涵括。《穀梁》曰：“桓盟雖內(nei) 與(yu) 不日，信也。”又曰：“桓會(hui) 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93】齊桓公信於(yu) 天下，故其盟可不必書(shu) 日以謹之，信齊侯也，是即“桓盟不日”之義(yi) 。而齊桓公葵邱之會(hui) 書(shu) 日，《穀梁》曰“美之也”，是亦變例之變，“美之”即其義(yi) 也。

如以“齊桓之盟不日，雖內(nei) 與(yu) 亦不日，信之也”條爲“齊桓之盟”的正例，則“葵邱之盟日，美之也、備之也”則又是不用齊桓之盟之“正例”。就“盟例”而言，則是“不用正例”之“不用正例”。而“謹之”“美之”“備之”則是其“義(yi) ”。

許桂林以“《春秋》書(shu) 時月日有正例，不用正例者，或謹之、或危之、或美之、或惡之、或備之、或略之、或著之、或非之、或信之、或閔之”爲其時月日例發義(yi) 之總綱，其文雖以“例”爲主，少有專(zhuan) 涉“義(yi) ”者，但有此一條總綱在，則許氏之論《春秋》時月日例，實則亦欲透過例而求其義(yi) 也。故許氏非僅(jin) 爲探求《春秋》時月日之例，更在尋求其義(yi) 也。許桂林論“義(yi) ”之文雖少，然亦有頗深邃者，其中尤以論“定公即位”條最爲深刻。

▲明李元陽刊本《春秋榖梁傳(chuan) 注疏》

許桂林在“正月例”中，隻選擇了隱公“元年春王正月”、隱公十一年“公薨”及定公“元年春王”三條爲說，而沒有選擇其餘(yu) 十公的“正月”，之所以如此，蓋隱公、定公之書(shu) “正月”最“不用正例”。《穀梁》於(yu) 隱公條發傳(chuan) 曰：“雖無事，必舉(ju) 正月，謹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94】如用“義(yi) ”論隱公“正月”之例，則是於(yu) 元年書(shu) 正月以“正之”。許桂林用定公與(yu) 隱公比較曰：“特書(shu) 正月，明隱之正異於(yu) 定之無正也。”【95】許氏在《提綱》中說“不自正則不書(shu) （正月）”，即是就隱公發不用正例之例。而此處說“特書(shu) 正月，明隱之正異於(yu) 定之無正也”，則是在闡述《穀梁》“正隱”之義(yi) 。《穀梁》論定公“元年春王”曰：“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96】許桂林用昭公之無“正始”對比隱公元年之有正，則是發隱公爲“正始”之義(yi) 。而“定無正始”的含義(yi) 也不僅(jin) 僅(jin) 是簡單的元年正月尚未得到昭公之喪(sang) 或“書(shu) 日以危之”，而是要見昭定即位之“義(yi) ”，故於(yu) “即位例”發“定無正始”之義(yi) 。《春秋》書(shu) 定公“元年春王”“夏，六月癸亥，公之喪(sang) 至自幹侯。戊辰，公即位。”【97】許桂林曰：

即位例不日，故桓、文、宣、成、襄、昭、哀七公書(shu) 即位皆不書(shu) 日，獨此書(shu) 日，《穀梁》發二義(yi) 。一明先君無正終，後君無正始，故曰“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又曰“踰年即位，厲也”。一明“殯，然後即位之義(yi) ”，故曰“著之也”，又曰“於(yu) 厲之中又有義(yi) 焉”。【98】

什麽(me) 叫作“於(yu) 厲之中又有義(yi) 焉”呢？《穀梁》曰：

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sang) 至自幹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liang) 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nei) 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jue) 者，不以日決(jue) 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逾年即位，厲也。於(yu) 厲之中，又有義(yi) 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lin) 諸臣乎！周人有喪(sang) ，魯人有喪(sang) ，周人吊，魯人不吊。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qin) 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吊，魯人不吊，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吊，猶不敢，況未殯而臨(lin) 諸臣乎！【99】

其所謂“於(yu) 厲之中又有義(yi) 焉”者，即在定公何以“癸亥，公之喪(sang) 至自幹侯”，而必當在“戊辰之日，然後即位”。範甯曰：“先君見授，後君乃受，故須棺在殯，乃言即位。”“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言即位。”“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100】《穀梁》所以要書(shu) 寫(xie) 昭公之喪(sang) 至之日與(yu) 定公即位之日，正是要見定公之即位雖無正始，但仍恪守“五日而殯”“而後即位”之禮。這也正是許桂林所欲發之“義(yi) ”。易言之，定公之即位無正始，故不書(shu) “正月”以“厲之”。但定公仍恪守諸侯五日而殯之禮，昭公之喪(sang) 至，五日而後即位，是守禮者也，故《春秋》書(shu) 喪(sang) 至、即位之日以見之，可謂“於(yu) 厲之中又有義(yi) 焉”。許桂林就此發論曰：“周人有喪(sang) 以下，曲折沈痛，可補禮經所未備。後世奪情起複之流，讀之得不愴然生哀，默而自悔乎！”【101】是亦將經典之義(yi) 運用於(yu) 曆史現實之中，予以褒貶評判，是亦其求例而義(yi) 而及於(yu) 當下者也。

自清初以來，學者頗以疑經爲事，非但疑經文簡編錯亂(luan) ，更疑經書(shu) 爲後人僞撰。【102】乾嘉考據之風興(xing) 起之後，對經典的考究日深，而經典的神聖性反而日減。蓋乾嘉時期考據盛行，治經者雖多，然多局於(yu) 文字、音韻、訓詁之學，細節雖越辨越明，而大旨卻越來越不爲人所知了。故柳詒征曰：“吾謂幹、嘉諸儒所獨到者，實非經學，而爲考史之學。……諸儒治經，實皆考史。”【103】許桂林此書(shu) ，蓋就此而發。其之所以一定要辯白《穀梁》時月日例之用功於(yu) 經，並不單單在《穀梁》之傳(chuan) 《春秋》、解《春秋》，更欲在當時考經、疑經的風氣下，恢複經學的神聖性，使世人從(cong) 考經回到研經、尊經的道路上。是以，許桂林此書(shu) 雖然以《穀梁釋例》標目，但其的則在《春秋》，蓋期以《春秋》義(yi) 例啟世人研經、尊經之心也。其所以以《穀梁》標目者，在《穀梁》所概括的時月日例最可說明《春秋》大義(yi) 也。而許桂林之期待，蓋亦不僅(jin) 僅(jin) 在於(yu) 《春秋》一經，而在群經之恢複吧。

【1】國家圖書館、天津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等有藏。《天津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錄》著錄曰：“《穀梁釋例》一卷，（清）許桂林撰，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刻本，一冊，十一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雙邊。”（《天津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錄》，2014年1月版，第466頁。）
【2】羅士琳：《穀梁釋例·羅士琳跋》，《粵雅堂叢書》第十六集，鹹豐四年刻本。
【3】羅士琳：《穀梁釋例·羅士琳跋》。
【4】羅士琳：《穀梁釋例·羅士琳跋》。
【5】羅士琳：《穀梁釋例·羅士琳跋》。
【6】許桂林：《穀梁釋例·提綱》，第3頁A。
【7】許桂林：《穀梁釋例·述傳》，第42頁B-43頁A。
【8】許桂林：《穀梁釋例·提綱》，第1頁A。
【9】許桂林：《穀梁釋例·提綱》，第3頁B。
【10】羅士琳：《穀梁釋例·羅士琳跋》。
【11】羅士琳：《穀梁釋例·羅士琳跋》。
【12】吳連堂《清代穀梁學》第三章第六節之三論《穀梁釋例》之成就，其中特提出“穀梁時月日日有功於經”之條目（詳見《清代穀梁學》花木蘭出版社2016年9月版，第291-292頁）；文廷海也對《穀梁》時月日例有功於《春秋》的情況作了概括（詳見《清代春秋穀梁學研究》，巴蜀書社2006年12月版，第243-256頁）。但吳氏、文氏都隻是引用《穀梁釋例·總論》之論述，對其稍作概括，並未深入分析《穀梁》時月日例有功於經的深層內涵。筆者以爲，許桂林對《穀梁》有功於經的論述具有重要的意涵，非深入分析不可得也。且其所謂“經”，亦非限於《春秋》，此亦有待掘發，故對許氏之意詳爲之釋，以期明了許氏之用意。
【13】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二“隱公元年”條，藝文印書館，1973年5月版，第33頁下。
【14】許桂林：《穀梁釋例·總論》，第1頁A。
【15】許桂林：《穀梁釋例·總論》，第1頁A。
【16】傳文皆據阮刻《十三經注疏·春秋穀梁傳注疏》本（藝文印書館，1973年5月版）。
【17】許桂林：《穀梁釋例·總論》，第1頁B。
【18】範甯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三“桓公元年”條，藝文印書館1973年5月版，第29頁上。
【19】範甯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三“桓公元年”條，第29頁上。
【20】許桂林：《穀梁釋例·總論》，第1頁B。
【21】程端學於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眛”下曰：“愚謂或有闕文。”（《春秋本義》卷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六〇冊，第41頁。）
【22】許桂林：《穀梁釋例·總論》，第1頁B。
【23】許桂林：《穀梁釋例·總論》，第1頁B。
【24】範甯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六“莊公二十二年”條，第58頁上。
【25】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注疏》卷八“莊公二十二年”條，《十三經注疏》第七冊，藝文印書館1973年5月版，第99頁下。
【26】許桂林：《穀梁釋例·總論》，第1頁B-第2頁A。
【27】範甯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三“桓公五年”條，第32頁。
【28】範甯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四“桓公十二年”條，第38頁下。
【29】範甯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十四“成公十七年”條，第142-143頁。
【30】許桂林：《穀梁釋例·總論》，第2頁A。
【31】詳見蔡沈《書經集傳》卷四《武成》《今考定武成》，《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五八冊，第72-76頁。
【32】參見李紀祥先生《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台灣學生書局，1988年8月版。
【33】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一《春秋左氏傳序》，藝文印書館1973年5月版第6-7頁。
【34】孔穎達曰：“其以日月爲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丘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既不以日爲例，獨於此二條見義者，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病則親問，歛則親與。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歛，則知君之恩薄。但是事之小失，不足以貶人君。君自不臨臣喪，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於後，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也。日食者，天之變。甲乙者，曆之紀。朔是日月之會，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書日食必記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須書朔日。”（《春秋左傳注疏》卷一《春秋左氏傳序》）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卿卒”“日食”之書日與否，雖亦言其具有“義例”，但此“義例”與《公羊》《穀梁》所謂時月日中所附之“微言大義”炯然有別。杜預所謂“卿卒”“日食”之“義例”，最終仍是指向於“事”，而非“微言大義”。
【35】許桂林：《穀梁釋例·總論》，第2頁B。
【36】許桂林：《穀梁釋例·總論》，第2頁B。
【37】許桂林：《穀梁釋例·總論》，第2頁B-第3頁A。
【38】許桂林：《穀梁釋例·總論》，第3頁A-第3頁B。
【39】許桂林：《穀梁釋例·總論》，第4頁A。
【40】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二“隱公元年”條，第33頁下。
【41】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注疏》卷一“隱公元年”條，第17頁上。
【42】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注疏》卷一“隱公元年”條，第17頁上。
【43】範甯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一“隱公元年”條，第12頁上。
【44】柯劭忞：《春秋穀梁傳注·序》，台灣力行書局，第2頁。
【45】許氏此處所謂“年遠”之說，亦非《公羊》舊說，當是指《左傳》家以年遠說《春秋》時月日者。《左傳正義》曰：“案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向倍，此則久逺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略，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當時已自不具，仲尼從後脩之，舊典參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盡得知其日月皆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須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爲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孔穎達《左傳正義》第7頁。）許氏所謂“年遠”之說，當時對《左傳》家而發。
【46】許桂林：《穀梁釋例·總論》，第4頁A-第4頁B。
【47】許桂林：《穀梁釋例·總論》，第5頁B-第6頁A。
【48】許桂林：《穀梁釋例·總論》，第6頁B。
【49】許桂林：《穀梁釋例·總論》，第3頁B。
【50】許桂林：《穀梁釋例·總論》，《粵雅堂叢書》本，第8頁B-第9頁A。鍾文烝對於《春秋》之時月日例，亦有說，其言曰：“疏曰：‘公盟皆日，故知非例不日。《左氏》惟大夫卒及日食以日月爲例，自餘皆否。此傳凡是書經皆有日月之例者，以日月相承，其事可悉。史官記事，必當具文，豈有大聖脩撰而或詳或略？故知無日者，仲尼略之，見褒貶耳。’文烝案：《春秋》無事猶空書時月，蓋本魯史舊文，豈有例當具日月者而史反遺之？後儒又以當日月而不日月者㮣目爲史闕文，不知夫子所據策書，如‘夏五’之屬者甚少。傳惟於‘夏五’言以遠傳疑不可悉，援此例也。舊史有日，君子以後之渝盟追去日者，凡《春秋》之文，屬辭比事，前後相顧，彼此互明，斯乃大聖製作之義，非以爲史法也。必以不日見之者，隱之渝盟，遠在七年，不去盟日，無以顯之，與定三年盟拔同義，皆所以重盟約之信，貴邾、魯之好。桓十七年盟趡、哀二年盟句繹，則一二年間即背盟好，其爲惡事，昭然易知，故還依公大夫盟書日之常文，而其義自見，傳亦可不複發文也。”（《春秋穀梁經傳補注》卷一，中華書局，2009年，第9頁）此亦可看作是《穀梁》家對《春秋》時月日例之一共同看法，姑附於此，以爲許桂林說之補焉。
清中期之後，治經求例之發展，尤其是《公羊》學之興起，實爲是時之一大潮流，許桂林之求《春秋穀梁》時月日例，亦此潮流之所趨者。
【51】許桂林：《穀梁釋例·總論》，第6頁B。
【52】許桂林：《穀梁釋例·總論》，第1頁A。
【53】許桂林：《穀梁釋例》卷二《述傳》，第27頁B。
【54】許桂林：《穀梁釋例》卷二《述傳》，第28頁A。
【55】許桂林：《穀梁釋例》卷二《述傳》，第27頁B。
【56】許桂林：《穀梁釋例》卷二《述傳》，第31頁。
【57】許桂林：《穀梁釋例》卷二《述傳》，第32頁A。
【58】許桂林：《穀梁釋例》卷二《述傳》，第34頁。
【59】許桂林：《穀梁釋例》卷二《述傳》，第34頁B。
【60】許桂林：《穀梁釋例》卷二《述傳》，第35頁A。
【61】許桂林：《穀梁釋例》卷二《述傳》，第35頁。
【62】範甯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十四“成公十五年”條，第140頁下。
【63】柯劭忞：《春秋穀梁傳注》卷十，第325頁。
【64】許桂林：《穀梁釋例》卷二《述傳》，《粵雅堂叢書》本，第35頁B-36頁A。
【65】範甯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十六，第161頁下。
【66】範甯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二，第26頁上。
【67】範甯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十六，第162頁下。
【68】許桂林：《穀梁釋例》卷二《述傳》，第36頁A。
【69】範甯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十八，第177頁。
【70】許桂林：《穀梁釋例》卷二《述傳》，第37頁B-38頁A。
【71】許桂林：《穀梁釋例》卷二《述傳》，第38頁A。
【72】許桂林：《穀梁釋例》卷二《述傳》，第36頁。
【73】許桂林：《穀梁釋例》卷二《述傳》，第36頁B。
【74】許桂林：《穀梁釋例》卷二《述傳》，第36頁B。
【75】許桂林：《穀梁釋例》卷二《述傳》，第3頁B。
【76】範甯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十，第102頁。
【77】範甯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十，第102頁。
【78】許桂林：《穀梁釋例》卷二《述傳》，第28頁A。
【79】許桂林：《穀梁釋例》卷二《述傳》，第28頁。
【80】範甯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第122頁上、149頁下。
【81】許桂林對滅夷狄常例是否可以書月，即“夷狄不日”者是隻能是“夷狄時”，還是同樣可以“夷狄月”爲常例，存在一定的糾葛。但此與本文主旨關聯不大，故不贅。
【82】實爲“莊公十三年”，當脫一“三”字。
【83】許桂林：《穀梁釋例》卷二《述傳》，第23頁A。
【84】範甯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五，第52頁下。
【85】範甯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九，第92頁上。
【86】《穀梁釋例》亦用“本例”一辭，尋其文義，當與“常例”相同。許氏多用“常例”，偶用“本例”，然其義則一。故本文不再對“常例”與“本例”予以區分。
【87】許桂林：《穀梁釋例·提綱》，第1頁B-第2頁A。
【88】許桂林：《穀梁釋例·述傳》，第9頁B。
【89】許桂林：《穀梁釋例·述傳》，第10頁A。
【90】範甯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一，第10頁上。
【91】許桂林：《穀梁釋例·述傳》，第11頁。
【92】許桂林：《穀梁釋例·述傳》，第11頁A。
【93】許桂林：《穀梁釋例·述傳》，第11頁B。
【94】範甯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第9、26頁。
【95】許桂林：《穀梁釋例·述傳》，第1頁B。
【96】範甯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十九，第186頁上。
【97】範甯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十九，第186頁。
【98】許桂林：《穀梁釋例·述傳》，第6頁。
【99】範甯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十九，第186-187頁。
【100】範甯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十九，第186頁下。
【101】許桂林：《穀梁釋例·述傳》，第6頁B。
【102】參見林慶彰《清初的群經辨偽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5月版。
【103】柳詒征：《中國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8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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