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諸大家的經世學

作者：孫寶山（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yu) 宗教學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十月十五日己醜(chou)

          耶穌2023年11月27日

明代前期，學術的基本形態是以程朱為(wei) 代表的理學，《五經大全》《四書(shu) 大全》《性理大全》的纂修完成正式確立了程朱理學的正統地位。明代中後期，以陳白沙和王陽明為(wei) 代表的心學勃然興(xing) 起，在民間形成了很大的聲勢，尤其是陽明心學在王艮、王畿等陽明弟子的推動下一時風行天下，甚至取代了程朱理學在民間的支配地位，成為(wei) 主流的學術形態。明代末期，社會(hui) 弊端不斷積累，內(nei) 憂外患日益加深，整個(ge) 國家麵臨(lin) 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機。麵對此種危局，無論是程朱理學還是陽明心學，都難以提出切實有效的解決(jue) 辦法。儒學都具有治理國家、安定天下的經世指向，程朱理學和陽明心學自然也不例外。但它們(men) 關(guan) 注的重點畢竟是在心性修養(yang) 層麵，與(yu) 社會(hui) 現實有一定的距離；它們(men) 的學術視野也往往局限在語錄章句方麵，缺乏廣博的知識和實際應用的能力。麵對危機四伏的現狀，一些儒者不是采取逃避的態度，就是如坐雲(yun) 霧、束手無策。於(yu) 是人們(men) 談論心性的熱情大為(wei) 降低，一些有誌之士轉而致力於(yu) 政治、民生、軍(jun) 事等與(yu) 國家治理問題直接相關(guan) 的研究，迫切希望通過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找到挽救國家危亡的切實可行的辦法，從(cong) 而使經世學即所謂實學成為(wei) 時代風尚。經世學可以說是在對以程朱理學和陽明心學為(wei) 代表的心性學的反思與(yu) 批判中形成的。

明末經世學主要代表作有陳其愫的《皇明經濟文輯》、陳子壯的《昭代經濟言》、陳子龍等人的《皇明經世文編》。其中，《皇明經世文編》是明末經世學風形成的標誌，全書(shu) 共五百零四卷，外加補遺四卷，內(nei) 容遍及政治、經濟、法律、軍(jun) 事、民生、教育、曆法、地理、水利等各個(ge) 方麵，堪稱明代的經世百科全書(shu) 。該文編由陳子龍、宋征璧、徐孚遠等於(yu) 明崇禎十一年（1638）二月開始編輯，盡管規模宏大，但在這些有誌之士的齊心協作下，僅(jin) 用九個(ge) 月便完成了。如此快的速度表明了編者除弊救亡的迫切心理，他們(men) 似乎在與(yu) 明朝的滅亡賽跑，希望能以此凝聚廣大士人的力量，扶大廈之將傾(qing) ，挽狂瀾於(yu) 既倒。但明朝的滅亡是近三百年來積弊的總爆發，並不是一部經世全書(shu) 所能挽救的。陳子龍作為(wei) 明末經世學風的旗幟性人物，為(wei) 挽救明朝拚盡了全力，在清軍(jun) 南下之後，他還組織了義(yi) 軍(jun) 奮起抗清，但不幸兵敗被俘，投水殉國。

經世學風從(cong) 明末一直延續至清初，當時著名的三大儒黃宗羲、孫奇逢、李顒都對此進行了推動和拓展，其中，黃宗羲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黃宗羲與(yu) 陳子龍都具有經世情懷，交情深厚，黃宗羲的經世學可以說是陳子龍在明末倡導的經世學風在清初的延續和發展。黃宗羲在學問上雖然師承劉宗周，但二人的風格還是存在較大差異。劉宗周繼承了心性學的學風，一貫主張從(cong) 身心修養(yang) 、道德教化入手去改善政治狀況，屢屢被明崇禎帝斥為(wei) “迂闊”；但黃宗羲早年對講求心性修養(yang) 的理學和心學並不專(zhuan) 注也不太喜好，甚至有些輕視，而對正在興(xing) 起的經世學表現出很大熱情。他熱衷於(yu) 參加各種會(hui) 社活動，希望直接通過政治實踐來改變政治狀況，《留書(shu) 》和《明夷待訪錄》正是他對政治實踐進行係統總結和深刻反思的成果。直到後來，他因參加抗清被緝捕而逃亡深山，找出舊時藏書(shu) 進行研讀，才逐步走上心學之路，並撰寫(xie) 了《明儒學案》《孟子師說》《宋元學案》。他倡導的心學淡化本體(ti) 、強化工夫，也具有強烈的經世學色彩。他的經世學涵蓋範圍非常廣泛，包括政治、經濟、法律、軍(jun) 事、民生、教育、官製、取士等各個(ge) 方麵。《明夷待訪錄》是其經世學的代表作，是他在《留書(shu) 》的基礎上繼續思考的結果。他在此書(shu) 中對中國的政治傳(chuan) 統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反思與(yu) 批判，建立了一套新的政治理念，並以此為(wei) 依據提出了製度變革的構想。像自由狀態的政治社會(hui) 起源論、打破君主天命的公務職能說、國家與(yu) 君主相互區分說、國家與(yu) 民眾(zhong) 相互關(guan) 聯說、良好製度優(you) 於(yu) 賢能政治說、以製度製約權力說、貨幣流轉促進流通說、兼顧平均性與(yu) 差別性的田地分配說、實行低稅率和差異性的賦稅征收說等一係列新銳思想，不僅(jin) 對中國傳(chuan) 統的政治思想進行了創造性突破，而且許多方麵在世界政治思想史上也具有開創性意義(yi) ，代表了明末清初經世學的最高成就。此書(shu) 在清末與(yu) 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的《民約論》並稱，對當時的變革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黃宗羲也因此被推崇為(wei) “中國之盧梭”，一時成為(wei) 激勵有誌青年奮然前行的旗幟性人物。在人才選用方麵，他特別提出加入“絕學”一項，以便為(wei) 從(cong) 事曆算、樂(le) 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等冷僻學科研究之人提供出仕的途徑。他具有超前的世界眼光，將當時新傳(chuan) 入的西學也納入“絕學”當中，他撰寫(xie) 的“絕學”著作《西洋曆法假如》《時憲曆法解》就是研究西方曆法的。在抗清失敗、赴日過程中，他認識到西方火器技術精良、威力巨大，主張將火器也列入“絕學”加以推廣發展。他對算學有異乎尋常的興(xing) 趣，並費盡心力進行研究，撰寫(xie) 了《氣運算法》《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圓要義(yi) 》《圓解》《割圓八線解》六部著作。在他的帶動和啟發下，他的兒(er) 子黃百家和弟子陳訏都對算學產(chan) 生了濃厚興(xing) 趣，並且悉心鑽研，取得了豐(feng) 富的成果。

孫奇逢為(wei) 人豪俠(xia) ，心胸豁達，幼年雖然學習(xi) 程朱理學，但對陸王心學也非常喜好。他說：“某幼而讀書(shu) ，謹守程朱之訓，然於(yu) 陸王亦甚喜之。”後來，他走上了統合程朱與(yu) 陸王的學術路徑，主張本體(ti) 與(yu) 工夫合一，本體(ti) 要體(ti) 現到工夫上，將心性學與(yu) 經世學融為(wei) 一體(ti) ：“說心在事上見，說體(ti) 在用上見，約禮在博文上見，致知在格物上見。內(nei) 聖外王，一以貫之，原無許多頭緒。”《四庫全書(shu) 總目》評價(jia) 他的學問說：“奇逢之學，主於(yu) 明體(ti) 達用，宗旨出於(yu) 姚江，而變以篤實，化以和平，兼采程朱之旨，以彌其闕失。”“明體(ti) 達用”是對其學問注重身體(ti) 力行、崇尚平易篤實、追求切近實用的很好概括。

李顒提倡“明體(ti) 適用”，即心性修養(yang) 與(yu) 實際功用要內(nei) 外兼顧，從(cong) 而實現經世濟民、成就大業(ye) 的目標。他認為(wei) 儒學即是心性修養(yang) 與(yu) 實際功用融為(wei) 一體(ti) 的學問：“儒者之學，明體(ti) 適用之學也。”“窮理致知，反之於(yu) 內(nei) ，則識心悟性，實修實證；達之於(yu) 外，則開物成務，康濟群生。夫是之謂‘明體(ti) 適用’。……明體(ti) 而不適於(yu) 用，便是腐儒；適用而不本於(yu) 明體(ti) ，便是霸儒；既不明體(ti) ，又不適用，徒滅裂於(yu) 口耳伎倆(lia) 之末，便是異端。”他主張通過讀書(shu) 來實現“明體(ti) 適用”：“故體(ti) 非書(shu) 無以明，用非書(shu) 無以適。欲為(wei) 明體(ti) 適用之學，須讀明體(ti) 適用之書(shu) ，否則縱誠篤虛明，終不濟事。”“明體(ti) 適用”也是要將心性學與(yu) 經世學融為(wei) 一體(ti) ，使儒學能夠成為(wei) 切切實實的體(ti) 用兼備的學問。

到了清代中期和末期，顧炎武和王夫之的影響越來越大，並取代了孫奇逢、李顒，與(yu) 黃宗羲並稱為(wei) 三大儒。顧炎武批判心性學，提倡篤實而切用的經學，其中就包含經世學。他說：“孔子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於(yu) 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凡文之不關(guan) 於(yu) 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wei) 。”“必有體(ti) 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lin) 水；必有濟世安民之識，而後可以考古證今。”在明清朝代更迭、社會(hui) 激烈動蕩之際，人生百態盡顯無遺。

顧炎武以“博學於(yu) 文，行己有恥”為(wei) 學術宗旨，主張將廣博的學問研究切切實實地作用於(yu) 立身處世，堅定不移地保持自身的操守，並對知識階層將學問與(yu) 立身割裂開來而出現種種寡廉鮮恥的行為(wei) 予以強烈批判：“禮義(yi) 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他還對“亡國”與(yu) “亡天下”進行了區分：“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yu) 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yi) 充塞，而至於(yu) 率獸(shou) 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yu) 有責焉耳矣。”他所說的“亡國”指的是政權的更替、朝代的改換，“亡天下”指的是以仁義(yi) 為(wei) 代表的華夏核心道德價(jia) 值的衰亡。在他看來，明清更迭並不是一次簡單的改朝換代，而是華夏文化麵臨(lin) 能否存續下去的重大危機，保衛華夏是每個(ge) 人應盡的責任。後來，這段話被凝練為(wei) “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激勵清末誌士不惜付出生命代價(jia) 奮起抗爭(zheng) 、拯救中華。

王夫之對程朱理學采取同情的批評態度，對陸王心學則加以無情的批判，將其貶斥為(wei) 異端邪說。他認為(wei) 唯有張載得到了孔孟的正傳(chuan) ，畢生以光大“橫渠正學”為(wei) 己任。他繼承、發展了張載的氣學理論，並對其進行了拓展，主張“以氣為(wei) 本”“天下惟器”，把實在的“氣”作為(wei) 自己的核心學說。他強調具體(ti) 事物才是實際的存在，事物的原則就蘊含在具體(ti) 的事物當中，反對脫離具體(ti) 事物去尋求一個(ge) 懸空的“理”，並由此引出“知不離行”“以行為(wei) 先”等學說，體(ti) 現了重視踐行的經世風尚，對於(yu) 驅除虛玄的學風具有重要意義(yi) 。王夫之還特別強調作為(wei) 天地萬(wan) 物本原的太極或太虛處於(yu) 動的狀態，反對佛道的虛靜空寂和理學的好靜，由此而引出了“變化日新說”，並進而提出了“日生日成”的人性論，打破了“命定論”對人性既成的束縛，具有變革進取的積極意義(yi) 。正是因為(wei) 強調變化更新，所以他的學說在清末被許多主張變革的人士所接受，從(cong) 而對近代的變革運動產(chan) 生了重要推動作用。

明末清初的儒者們(men) 苦心孤詣構建了經世學並力圖將其付諸實踐，但在當時的高壓統治下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到了清末，以“經世思潮”為(wei) 開端，變革運動一浪高過一浪。在此過程中，這些儒者的篤實學問和堅貞人格發揮了重要影響，成為(wei) 中國從(cong) 傳(chuan) 統向現代轉換的內(nei) 在動力。正如梁啟超所說：“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變遷，雖波瀾一日比一日壯闊，內(nei) 容一日比一日複雜，而最初的原動力，我敢用一句話來包舉(ju) 他，是殘明遺獻思想之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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