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武革命充分體現了儒家的革命精神和儒式革命的特征。
    
     
    
    儒家不是革命學，不是革命派，卻頗具革命精神。儒家以德為本，以民為本（民本是儒家道德的政治體現），保守、改良或革命都不過是政治方法和手段而已，可以因地製宜。革命精神亦屬道德題中應有之義。
    
     
    
    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幹水溢，則變置社稷。”(《盡心下》)得到人民擁護才能為天子，得到天子欣賞才能為諸侯，得到諸侯所欣賞才能為大夫。必要的時候，諸侯社稷都可以變換，那麽，邏輯推斷，天子自然也是可以變置的。
    
     
    
    孟子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又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惡法非法，暴君非君，麵對惡法和暴君，人們不僅不需要服從，甚至可以視之如寇仇把他趕下台去。這就在理論上和道義上肯定了被統治者反抗和革命的權利。
    
     
    
    湯武是儒家心目中的聖王。湯武革命是“義戰”的典型。其正義性建立在民重君輕、道統高於政統等儒家原則之上。《易經》強調湯武革命是順天應人之舉（《易革彖辭》：“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孟子認為湯放桀、武王伐紂是“誅一夫”，都充分肯定了湯武革命的正當性和合法性。“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荀子》也強調湯武革命的正義：“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荀子·正論》）
    
     
    
    在儒家革命精神的鼓舞下，自孔孟以來，無數仁人誌士投身到各種反抗暴政的鬥爭和戰爭中去。孔子八世孫孔甲（名鮒）就曾響應陳涉起義帶著禮器投奔陳涉，開了儒家與農民起義相結合的先河。《孔子世家》言其“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堪稱是孔家為革命犧牲的第一人。
    
     
    
    有些儒者是以革命的精神從事改良的事業，譚嗣同就是其中的典型。譚嗣同不僅是一般地反對暴政，他對君主專製的批判十分尖銳、深刻和猛烈，對專製君主的巨大危害進行了無情的揭露。他將《仁學》的宗旨概括為“改今製，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為平等。”主張“衝決君主之網羅”並且“廢君統”（廢除君主專製），革命精神可謂強烈。但他在現實中倡導和參與的是改良。
    
     
    
    另外，西方啟蒙思想家們和法國大革命的實踐，都受到過儒家的核心價值和革命精神的影響。
    
     
    
    不到改良之路徹底堵死，不到民困族危徹底絕望，儒家不會輕言革命。文王演易，《易經》革卦有深意：革之為卦，上澤下火，水火不容，勢不兩立，然後才能革命，才能遷鼎。儒家也不支持那種亂中奪權、追求特權、一黨專政的蘇俄式的暴力革命，更不會在條件不成熟時去“創造條件”，去密謀發動號召煽動革命。隻有道德的即湯武式的革命，才能得到儒家支持、擁護或參與。
    
     
    
    周王就是對桀紂真正仁至義盡之後才“消極”地、被迫地起而革命的，旨在結束暴政救民水火、刷新政治化成天下，而且所付出的社會、生命代價達到最小的程度。
    
     
    
    文王為西伯時，仁德布於海內，諸侯四十餘國歸之，然而文王終其一生，以天下三分之二服事殷。《論語集注》引範氏語：“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
    
     
    
    《左傳-襄公四年》載：“韓獻子曰：文王帥殷之畔國以事紂”；《周書-程典解》載：“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眾奉勤於商”；《呂氏春秋-古樂篇》載：“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等等，史跡昭彰。最後武王雖舉兵滅殷，是文王死後天下大勢演變的結果，是仁至義盡之後的形勢逼人和水到渠成。
    
     
    
    不過，說文王始終不存攜貳非分之心，也非事實。伐紂代商是文王生前的初衷與預謀，他一直沒有動手，當是認為條件不成熟。一、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係辭中有不少“行師”、“利建侯”之語。建侯，封建諸侯、封侯建國也。表明作者當時已有“不臣之心”。二、“清華簡”《保訓》是周文王的遺訓。周文王在遺訓對兒子（武王）介紹了舜禹和上甲微的故事，勉之以中道，“不臣之心”昭然若揭。劉國忠先生認為，《保訓》提供了周文王生前稱王的證據，並懷疑“周文王已經著手滅商了”。三、最直接的證據就在《史記齊太公世家》中：“周西伯昌之脫羑裏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
    
     
    
    當然，武王革命，即使是周文王生前有預謀有計劃的行動，也完全合乎儒家道德，是“革而當”（《易經-革卦》）的，任何人都沒有向暴君效忠的必要。愚忠非忠，忠於仁性忠於中道忠於民本原則，是忠的根本。
    
     
    
    儒家認為，道德是文明的核心。對於人類社會，道德不是唯一的標準，卻是最高標準，也是根本性基礎性的標準。無論幹什麽都必須符合道德原則，無論幹什麽都必須道德掛帥，易言之，道德必須統帥一切包括政治經濟科技各種製度法律等等，革命也不例外。由仁本主義指導和聖賢領導的革命，具有最高的正義性，是革命的正道。易言之，革命由什麽思想指導、什麽人物和勢力領導，至關重要，直接決定著革命的性質。
    
     
    
    湯武革命與馬列革命性質截異。這是充滿道德精神和文明規範的貴族革命，正義革命，雖然暴力，卻有限度，是“消極”和被迫的，旨在結束暴政救民水火、刷新政治化成天下，所付出的社會、生命代價最小，順天應人水到渠成。
    
     
    
    儒式革命絕不趕盡殺絕，絕不“進行到底”，而是處處留情，時時積德。革命成功則製禮作樂，為民立極，並“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偃幹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複用也。”（《周本紀》）成功以後對前朝頗為尊重，分封其國，保留其祀。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史記魯周公世家》）“王不食言，庶赦定宗”（《逸周書-武寤》）滅紂之後，對殷商遺民赦其罪人，定其宗主，為殷周兩個部族的和解和天下的長治久安奠定了基礎。
    
     
    
    另外，某種意義上說，湯武革命的正義性是由桀紂賦予的。易言之，湯武是否革命，取決於桀紂之身。在湯武舉兵討伐之前，桀紂並非沒有機會。特別是文王，是給了桀紂很長時間、很多機會的。如果他們能夠納諫從善改邪歸正“重新做人”重整朝綱，湯武革命的必要性和道義性就會流失。
    
     
    
    順及：有人提到儒道“聖王”和柏拉圖“哲學王”概念，說“世上實現聖王或哲學王者古今惟一人，就是複興伊斯蘭教的穆罕默德，他是人類心靈世界和世俗世界王者的二位一體，耶穌、釋迦摩尼、孔子、柏拉圖等都沒做到。”雲雲。其實，湯武就是聖王，比柏拉圖所謂的“哲學王”更加哲慧有學。湯武之前的堯舜禹，武王之前的文王，之後的成王、康王，還有“攝政王”周公，都是“人類心靈世界和世俗世界王者的二位一體”的聖王，德智雙絕，德位相稱。而聖王這個概念用在穆罕默德身上，未免過於抬舉。
    
     
    
    附：革命正義性的宣示
    
    成湯滅夏，把夏桀放逐到了南巢，想想有些慚愧，並擔心他的暴力行動給後世留下話柄。於是，仲虺作了這篇《尚書·仲虺之誥》。
    
     
    
    仲虺，又叫萊朱，是商代名臣，成湯左相，輔佐湯完成革命大業。《左傳·定公元年》載：“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仲虺之誥》是《尚書·商書》名篇，是仲虺對成湯的慰勉，更是一篇革命理論，是關於革命的正義性和政權合法性的宣言書。這種正義性與合法性，建立在道德之堅實基礎上，上符天命，下合民意。
    
     
    
    成湯的政治之道德和道德之政治，與夏王的無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夏王昏亂，人民若陷泥深，似墜火熱。“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於下”。 夏王假托上天的意旨，行虐於民。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上天賦予成湯勇敢和智慧，為萬國的表率，繼承大禹長久的事業，現在是遵循大禹的常法，奉順上天的大命！“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湯王不近聲色，不聚貨財。德盛之人，勉之以官，功大的人，勉之以賞。用人之言仿佛己言，改正過錯毫不吝惜；能寬能仁，昭大信於萬民。
    
     
    
    成湯革命得到了民眾熱烈的擁戴和支持。“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後，後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從征伐葛國開始。湯王東征則西夷怨恨，南征則北狄怨恨。他們說：‘怎麽獨獨把我們擺在後麵？’革命軍所經過之處，家家戶戶互相慶賀說：‘我們的君主來了，我們就會複生了。’天下人民愛戴商家已經很久了！
    
     
    
    誥詞指出：“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國家要興亡，就要這樣做：佑助賢德，顯揚忠良，兼並懦弱的，討伐昏暗的，奪取荒亂的，輕慢走向滅亡的，推求滅亡的道理，鞏固自己的生存。取亂侮亡，《左傳-襄公三十年》，子皮說《仲虺之誌》雲：“亂者取之，亡者侮之。”這樣做就是“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是善善賢賢，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是惡惡賤不肖。惡惡，以武力革除暴君暴政惡勢力之命，就是革命。
    
     
    
    誥詞最後告誡和勉勵成湯：“德日新，萬邦惟懷；誌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製事，以禮製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德行日新，天下萬國就會懷歸；誌氣自滿，自家九族也會離心。大王要盡力發揚大德，為人民建立中道，以義裁決事務，以禮製約欲望，垂傳寬裕於後人。我聽說，能夠自己找到老師者為王，以為別人不及自己者滅亡。好問，知識就充裕；師心自用，聞見就狹小。啊！謹慎考慮結果，在於好的開始，扶植有禮之邦，滅亡昏暴之國，敬奉天道，才能永保天命。”
    
     
    
    成湯在打敗放黜夏桀後回到亳邑，對前來朝賀的各方諸侯發表了一次講話，申明推翻夏桀的道理。指出天道無私，福善禍淫，夏之滅亡，是“滅德作威，以敷虐於爾萬方百姓”的結果，上天降災而咎由自取。自己與“元聖”（應指伊尹）戮力同心，奉行天命明法，革除夏命，是為民請命。並告誡諸侯們：
    
     
    
    “凡我造邦，無従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意思是說：凡我建立的諸侯，不要施行非法，不要追求淫樂，各自遵守常典，以受上天福祿。你們有善行，我不敢掩蓋；罪過在我自身，我不敢自恕，因為這在上帝心裏都明明白白。你們萬方有過失，責任在於我；我有過失，不會推卸給你們萬方諸侯。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這句話，《論語堯曰篇》所引略有不同，為“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這是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是引國人之咎為自己之責，是一種政治責任、教化責任的自我承擔，也是以天下為己任的表現。《尚書盤庚》中，湯十世孫盤庚也說過類似的話：“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後世儒化王朝的帝王下罪己詔的習慣，就源於此。其它“家”如法家帝王是絕對不會這麽幹的。
    
     
    
    萬方有罪，君王有責。首先要檢討，己身是否正，政治是否正，教化是否到位；其次，有責任對罪惡要予以必要的懲罰，或者討伐。如果是君王的罪過，是上梁不正政治不明，那就要罪己而不能推卸。另外，如果是君王犯了大罪，就要被革命，革命也是仁人義士麵對暴君暴政時的一種責任。《尚書泰誓》中“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之言，就是武王伐紂的誓詞中所說。
    
    
    寫於西曆2012-4-25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