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本位”還是“君子本位”：論孔子政治思想中的兩(liang) 條線索

作者：宋化玉

來源：《孔子研究》2023年第5期

摘要：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有兩(liang) 條線索。備受學界關(guan) 注的“從(cong) 周”與(yu) “正名”的思想線索，接續的是春秋霸政時期以禮維護層級秩序的傳(chuan) 統，並非單一維護君主集權。而“小邦君子政治”的思想線索，依托於(yu) 春秋末期出現的邑宰政治，是由君子在底層擔負政治責任，以實現良好的政治局麵。與(yu) 孔子維護“君主本位政治”的傳(chuan) 統看法不同，這兩(liang) 條思想線索皆為(wei) “君子本位”。它們(men) 構成了孔子政治思想的主要內(nei) 容。其中“小邦君子政治”的思路，是孔子政治思想中尤其值得重視的一個(ge) 麵向。

關(guan) 鍵詞：孔子； “從(cong) 周”；“正名”；小邦君子政治

作者簡介：宋化玉，山東(dong) 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中國思想史。濟南250014;

一、問題的提出

關(guan) 於(yu) 孔子政治思想的研究，以往學界已有豐(feng) 厚的成果，並形成了經學、史學、政治學等多種研究路徑。這些路徑的共同特點，是關(guan) 注孔子維護君權、向往“大一統”政治的思想麵向。傳(chuan) 統經學自是如此，受中央集權政治模式的影響，帝製時代的學者多將孔子視作為(wei) 天下立法者，並把維護君主政治權威當作孔子政治學的不二宗旨。20世紀現代學術研究興(xing) 起後，儒家經典的神聖地位雖被打破，但將維護大規模國家統治秩序作為(wei) 孔子政治思想重心的觀點仍占主流。如蕭公權先生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是以政治學的方法梳理中國政治思想脈絡的典範之作。書(shu) 中便認為(wei) “從(cong) 周”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出發點、“正名”是孔子實現周政的具體(ti) 主張。【1】在馬克思主義(yi) 學者中，匡亞(ya) 明、蔡尚思等先生皆將忠君尊王、恢複周禮置於(yu) 孔子政治思想的首要地位。【2】近現代以來有關(guan) 孔子學說的研究不勝枚舉(ju) ，以上代表了學界對孔子政治思想的一般認識。向往中央集權政治、倡導尊王尊君，可稱為(wei) “君主本位”的政治學主張，將此作為(wei) 孔子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線索似乎已是不爭(zheng) 的事實。但各家論說均有從(cong) 《論語》以外的儒家典籍中尋找論據的問題。如在古典經學界，今文學家以《春秋》為(wei) 孔子所作，將孔子視作“素王”，主要依據《公羊傳(chuan) 》來闡發孔子維護“大一統”政治之義(yi) ；古文學派雖不以孔子為(wei) 素王，而以至聖先師視之，但也將《周禮》《毛詩》等書(shu) 中強調王國統治秩序的思想因素視為(wei) 孔子所本有。近現代學者雖已淡化了儒學原典的神聖性，但仍會(hui) 結合戰國時代流傳(chuan) 的“孔子作《春秋》”等說法來討論孔子的政治學說。學者分析孔子政治思想時需求諸其他經典，蓋因《論語》內(nei) 容較少，且語錄體(ti) 形式所呈現的思想不甚成體(ti) 係，不足以支撐起宏觀的政治理論建構。而《公羊傳(chuan) 》《周禮》等文獻，或重視義(yi) 理闡發，或長於(yu) 製度設計，顯然可以彌補《論語》的上述缺陷。憑借《論語》之外的早期儒學原典討論孔子思想，並非完全不可取，但若將這些文本作為(wei) 重要材料，很容易舍本逐末，將《論語》置於(yu) 其他文本的附屬地位，從(cong) 而偏離思想史的真實麵貌。周予同先生在反思傳(chuan) 統經學的研究時曾謂：“研究孔子，在今天比較可靠的史料，隻有《論語》，——可以說，除《論語》外，其他都有問題，要仔細審查。”【3】現代學術研究應有清晰的文獻起點，周先生關(guan) 於(yu) 孔子思想研究的看法頗值得重視。

細檢《論語》文本便可發現，能夠印證孔子維護“君主本位政治”的內(nei) 容並不占多數，孔子申述國家層麵的政治治理主要是答複高層執政者的詢問，很少主動宣講；而《論語》中占比更多的孔子與(yu) 其弟子關(guan) 於(yu) 治理問題的對話多不側(ce) 重上層政治，而是關(guan) 注底層小邦的治理。受經學傳(chuan) 統及以往成說的影響，學者處理孔子政治思想中的這兩(liang) 條線索時，多將底層小邦的治理統歸於(yu) 王國治理之中。如在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等先生合著的《中國思想通史》中，將複興(xing) 禮治和承認國民階級參與(yu) 國事的合理性共同作為(wei) 孔子政治論的重要線索。【4】“國民階級”是與(yu) “貴族階級”相對立的概念，前輩學者敏銳地觀察到春秋末期底層政治勢力（士階層）的興(xing) 起，但將國民階級參政的著眼點放在“國事”層麵仍是“君主本位論”的延續。在學界近年的研究中，梁濤先生指出早期儒學政治思想的根本不在於(yu) “王權至尊”，從(cong) 而引出了民、士、君的關(guan) 係問題。【5】顏世安先生將孔子的“君子之學”與(yu) 政治理想相結合，初步還原了底層君子負責小邦政事在孔子政治思想中的應有地位，其所揭示的社會(hui) 分層與(yu) 君子擔負政治責任的關(guan) 係尤其是一條值得注意的線索。【6】順此線索，孔子關(guan) 注底層小邦治理的思想史性質則值得重新考察。本文即從(cong) 《論語》文本出發，對孔子政治思想中的這兩(liang) 條線索進行梳理，探討二者產(chan) 生的曆史情境及相互關(guan) 係，並對孔子的政治學思路提出一點新的看法。

二、“從(cong) 周”與(yu) “正名”

“從(cong) 周”與(yu) “正名”是《論語》中孔子的原語，蕭公權先生將此當作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頗具概括性，並代表了古今學界的一般理解。本文需要辨析的是，孔子所“從(cong) ”之“周”是否就是後世學者心目中禮樂(le) 繁盛的西周景象；所“正”之“名”又是否可以理解為(wei) 單一地尊崇君主權威？在以往學界看來這似乎並不是問題，但經過戰國之世劇烈的社會(hui) 變革，至帝製時代，社會(hui) 性質較春秋已發生巨大變化。後世學者理解孔子的思想極有可能會(hui) 因時代錯位而出現偏差，是故仍有討論的必要。

在西周的治理模式中，承擔政治責任的主要是周王，天下政治的良性運轉係於(yu) 天子一人。傳(chuan) 世文獻和西周青銅器銘文中，幾乎見不到臣子要對天下政治負責的記載。彼時臣子所要負責者，一是宗族，二是上級官長。這種統治理念稱為(wei) “君主本位政治”是恰當的。孔子謂：“周監於(yu) 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論語·八佾》，下引《論語》僅(jin) 注篇名。）孔子欲“從(cong) 周之文”，但是否意味著他讚同將天下政治的責任係於(yu) 天子？雖然曆代經說均如此闡釋，但《論語》其他章節能印證此說者極少。由於(yu) 文獻本身未有翔實依據，此章確詁暫且懸置。至於(yu) “正名”，孔子認為(wei) “名不正，則言不順”（《子路》），一切政事都要始於(yu) “正名”。何謂“正名”？《論語》中以下幾章有所解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八佾》）

齊景公問政於(yu) 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顏淵》）

季康子問政於(yu) 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顏淵》）

其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論最可作為(wei) “正名”注腳。但不能以儒學經學化以後的“三綱”之說來看待這一論點，孔子隻謂國君要有國君的樣子，臣子要有臣子的樣子，並非單方麵強調臣子對君主的服從(cong) ；上舉(ju) 1、3兩(liang) 條也是在說君與(yu) 臣要各盡其責，互相之間要有對稱關(guan) 聯，亦非單一維護君權。事實上，孔子時常對執政者不能盡責而有所批評，上引第3條便是如此。孔子的“正名”，隻是強調不同層級中人要對自己的身份有清楚定位，做事名正言順，政務才能良性展開。這顯然不是西周時期的政治思路，其所承接的是春秋霸政的政治傳(chuan) 統。孔子時代霸政已然式微，各國貴族間僭越成風，不再講求層級秩序，孔子重提“正名”所針對的正是這種現實局麵。以往學界對此也有所認知，但大都將禮製敗壞看做春秋時期的常態，認為(wei) 自西周滅亡、春秋伊始便是如此。其實孔子也這樣認為(wei) ，所以他要“從(cong) 周”，希望回到“鬱鬱乎文”的西周盛世。但若將考古材料與(yu) 傳(chuan) 世文獻結合，則可發現情況並非如此。

與(yu) 周公製禮作樂(le) 的傳(chuan) 統觀點不同，考古證據所指向的結論是，西周初期並沒有完善的禮製，係統的禮樂(le) 製度是在西周中後期逐漸形成的。【7】西周時期禮製權威掌握在周王室手中，各諸侯國僅(jin) 是周王朝的附庸。若將《左傳(chuan) 》當作反映春秋曆史的可靠文獻，則可發現禮的觀念與(yu) 禮儀(yi) 規範真正大規模流行、成為(wei) 貴族之間交往處事的準則，是在齊桓公創建霸政之後的一百餘(yu) 年間。錢穆先生因謂“古代的貴族文化，實到春秋而發展到它的最高點”“春秋時代，實可說是中國古代貴族文化已發展到一種極優(you) 美、極高尚、極細膩雅致的時代”，【8】是深研文獻後得出的精確論斷。春秋是禮樂(le) 文化繁盛的時代，各種禮製規範都在形成、完善之中，與(yu) 後人所認為(wei) “禮崩樂(le) 壞”大為(wei) 不同。【9】後世這種刻板印象主要源於(yu) 春秋時人的想象。春秋貴族多認為(wei) 西周是禮樂(le) 盛世，而自身處於(yu) 禮樂(le) 文明的衰退期，他們(men) 在討論禮製時，多將完善的禮製托為(wei) 西周本有，以增強論說的可信度，孔子也是如此。霸政時期，禮才真正作為(wei) 政治準則和行為(wei) 規範為(wei) 各國貴族所遵守，各諸侯國內(nei) 政、外交事務都會(hui) 將禮的規範作為(wei) 正當性依據，禮文化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中流行開來。儒學誕生於(yu) 春秋之末，此前一百餘(yu) 年間禮文化的繁盛為(wei) 儒學興(xing) 起打下堅實的基礎。孔子倡言禮製、欲從(cong) 周政，其實是要重回霸政鼎盛時期各國共遵禮法的局麵。是故童書(shu) 業(ye) 先生謂：“因了一班霸主‘尊王’的權術，君臣間的禮製才謹嚴(yan) 了。後來的儒家特別注重君臣的禮節，他們(men) 號為(wei) 祖述三王，實在乃是祖述的五霸啊！”【10】

《論語》中孔子多次讚許齊桓公和管仲，如謂齊桓公“正而不譎”，評價(jia) 管仲“如其仁！如其仁！”（《憲問》）體(ti) 現了孔子對齊桓霸政的認同。霸政體(ti) 係是在周室衰微、王權隕落的政治環境中由霸主帶領各諸侯國共同建立起來的，霸主通過盟會(hui) 等形式共同商議國與(yu) 國間的大事。霸政促成了諸夏共同體(ti) ，使各中原諸侯逐漸弭兵，共同抗禦外族的入侵，結束了春秋伊始一個(ge) 多世紀的社會(hui) 無序局麵。在各國內(nei) 部，國君並沒有絕對的政治權威，國家事務由國中貴族共同商決(jue) 。在這種政體(ti) 中，公室隻是大的宗族勢力之一，並不能單方麵決(jue) 定政事。晉國執政先軫曾因晉襄公私放秦囚而對之“不顧而唾”，便顯示了貴族之間的權力製衡。至春秋中期以後，許多卿大夫的權勢日益膨脹，甚至超越了公室，但也不能以本族之力，而是需與(yu) 國內(nei) 其他大宗族合力處理國家政務。霸政時期的貴族合議無論在國內(nei) 政務還是在國與(yu) 國外交方麵，都以是否合乎禮的規範作為(wei) 處理內(nei) 外事務的基本準則。《左傳(chuan) 》中隨處可見對某貴族行事是否符合禮製的批評，正反映了當時貴族對禮可以作為(wei) 普適性社會(hui) 原則充滿信心。霸政時期流行於(yu) 各國貴族間的禮文化，主要體(ti) 現在維護層級秩序上。這其中既有對宗法製之中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各層級固有秩序的維護，更重要的則體(ti) 現在通過禮的約束力，不斷對超越本層級而產(chan) 生的僭越行為(wei) 或絕對權力進行糾正。如在齊桓創霸的葵丘之會(hui) 上，周王為(wei) 表彰桓公禮尊天子、存亡繼絕的功績，特許桓公無需下拜接受胙肉，而齊桓公表示不敢承當，依禮跪接，便顯示了禮在層級秩序方麵的約束作用。正因齊桓公遵循禮的規則，霸政體(ti) 係才得以成型。後起強國如欲謀求霸業(ye) 就必須遵此原則，楚國便是典型。楚國原是西周宗法體(ti) 製外的方國，以武力崛起於(yu) 南方，經過武王、文王、成王的幾代軍(jun) 事經營，漸成南方強國。在強勁的武力征伐勢頭被齊桓公帶領的中原各國盟軍(jun) 遏製後，楚國亦改變吞並戰爭(zheng) 的策略，楚莊王遵循北方的各國合議、維持政治勢力均衡的做法，被中原各國所認可，遂成為(wei) 一代霸主。其後楚靈王圖霸，也謂“吾用齊桓”，並從(cong) 子產(chan) 、左師學習(xi) 中原禮儀(yi) 。11齊桓公、楚莊王、楚靈王的例子，都是霸政體(ti) 製下貴族以禮規範層級秩序在外交事務方麵的體(ti) 現。而在各國內(nei) 部政務中，禮作為(wei) 一種秩序約束力量，也在貴族之間的權勢均衡中發揮重要作用。這種約束力體(ti) 現在對絕對權力的排斥上。如《左傳(chuan) 》中記載了晉國師曠對“衛人出其君”一事的評議，在師曠看來，衛人將國君趕走並非過分之舉(ju) ，而是因為(wei) 國君做得太過分。衛君“一人肆於(yu) 民上”，君主權力不受製約、肆意膨脹，逼使國人群起而攻之，合該有此後果。師曠認為(wei) ：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wei) 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ce) 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qin) 昵，以相輔佐也。（《左傳(chuan) ·襄公十四年》）

所謂“有君而為(wei) 之貳”，以及下述各層級之中皆有輔助性的“貳”，即是對絕對政治權力的否定。春秋貴族之間流行的禮文化，其意義(yi) 便濃縮在此處所謂的“貳”上麵。禮的作用集中體(ti) 現在維護層級秩序方麵，一旦出現偏離本層級政治權力的言論或行為(wei) ，便會(hui) 立即遭到批評和糾正，這是貴族合議政體(ti) 得以延續的觀念及製度保障。綜觀《左傳(chuan) 》，春秋貴族倡言禮製，無論是對遵禮的讚許，還是對違禮的批評，大都可以放在這條線索中去理解。貴族們(men) 往往熱衷討論正確的禮製應當如何，他們(men) 對禮觀念及其秩序功能的崇信，是與(yu) 春秋霸政貫穿始終的。

至春秋後期，卿大夫權力膨脹，各諸侯國內(nei) 的大宗族淩駕於(yu) 公室之上，逐漸取代了諸侯在內(nei) 政、外交事務中的主導地位，不斷出現違背禮製的行為(wei) 。禮作為(wei) 法則和秩序規範的力量逐漸喪(sang) 失其作用，貴族對禮文化的信仰亦隨之崩塌，處理政務時也不再稱引禮製。近儒曹元弼謂：“考之《左氏》，卿大夫論述禮政，多在定公初年以前，自時厥後，六卿亂(luan) 晉，吳越迭興(xing) ，而論禮精言，惟出自孔氏弟子，此外罕聞。”【12】準確地揭示了這一變化趨勢。當此之際，有孔子師生團體(ti) 的出現。孔子接續霸政時代貴族間積累的厚重禮文化，將此看做社會(hui) 秩序良性運作的基礎。霸政時期，分層政治倡導各層級身份中人各負相應的政治責任，並且互相製約、互相成全，在禮製的規範下實現了百餘(yu) 年的穩定局麵。孔子不滿於(yu) 所處時代的等級淆亂(luan) ，對貴族間不再遵守禮製痛心疾首，所以他重提“正名”，希望不同層級中人各安其份、各盡其責，實際是想回到霸政鼎盛時期的政治局麵。反複體(ti) 認《論語》中孔子關(guan) 於(yu) 國家治理問題的討論，大都可與(yu) 霸政體(ti) 製的特點相對應。孔子想象西周時期的禮樂(le) 文明更勝於(yu) 霸政，其實是他和霸政時期熱衷禮製的貴族們(men) 一樣，推想西周時期的禮製規範必然更加有序，並構建了禮樂(le) 繁盛的景象，這才應是孔子“從(cong) 周”的真實內(nei) 涵。

三、小邦君子政治

相較於(yu) 國家層麵的治理，《論語》中孔子與(yu) 弟子討論更多的是底層小區域的治理。如《公冶長》篇謂“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wei) 之宰也”；《先進》篇冉有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wei) 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泰伯》篇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裏之命”。孔子提到的“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與(yu) 冉有所謂“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曾子所言的“百裏之命”是相當的。五六十裏、六七十裏或千室之邑、百乘之家的地域範圍相當於(yu) 一個(ge) 小的城邑，這是當時士階層最有可能的入仕之選。因此在《先進》篇孔子師生的對話中，冉有的回答得到了孔子的默許，而如子路所言“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施政範圍過於(yu) 宏大，故而遭到孔子的哂笑。可見孔子與(yu) 弟子們(men) 討論政治實踐問題，多以小邦邑的治理作為(wei) 弟子從(cong) 政的預設。《雍也》篇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麵。”我們(men) 很難認同漢唐經注將之解釋成冉雍有君主之能，堪任諸侯、而治理一國【13】，因為(wei) 想象弟子可以成為(wei) 一方諸侯根本不切實際。朱熹將此釋為(wei) 冉雍“有人君之度”【14】，先秦文獻中的君臣對舉(ju) ，許多情況下是就主從(cong) 關(guan) 係而言，【15】這裏的人君並非指國君、諸侯，與(yu) 民眾(zhong) 相對，一地官長也可稱為(wei) 人君。孔子對冉雍的稱讚，是說他可以南麵治事，負責一方政務，地域範圍也不會(hui) 太大。孔子有時甚至把治理範圍縮小到一家之中，認為(wei) 在家做好孝悌也是為(wei) 政（見《為(wei) 政》），這是對小邦治理近乎極端的表述。需要說明的是，孔子教育、引導弟子從(cong) 事小邦政治，需要關(guan) 注這種政治的性質並非中央集權環境之下的地方行政，而是依托於(yu) 春秋後期寬鬆的底層環境、區域官長可以自主負責轄內(nei) 政事的政治實際狀態。這種曆史局麵的形成，則是緣於(yu) 分封製嬗變過程中政治權勢逐層下移結果。

史家對分封製已有諸多探討，特別是隨著考古資料的豐(feng) 富，青銅器銘文成為(wei) 重要史料，分封製的諸多麵向已被研究得比較深入。西周建國伊始，麵對空前擴大的疆域以及各地複雜的族群，周王室采取向各地分封親(qin) 戚、功臣的方式鞏固自身統治。學者認為(wei) ，周初分封是一種類似於(yu) “武裝殖民”的方式，即在武力基礎上，周民族及其同盟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新政權，氏族內(nei) 部的宗法關(guan) 係為(wei) 分封製度的穩固性提供了保障。【16】分封出去的地方侯國在境內(nei) 擁有相當大的自治權，其政治運作方式大體(ti) 效仿周王室。地方諸侯有參與(yu) 西周國家政治、為(wei) 周王室提供軍(jun) 事協助等方麵的義(yi) 務，並要時常親(qin) 身覲見周王。【17】在分封製展開的初期，這項製度確實有效地維護了周王至高無上的權威，鞏固了周王的統治。但分封製度以血緣關(guan) 係為(wei) 紐帶，隨著時間的推移，周王與(yu) 各諸侯之間的血緣關(guan) 係逐漸疏遠，周王室對地方侯國的支配能力隨之減弱，諸侯也不再有像建國之初強烈服從(cong) 周王室的意願，這使得地方封國逐漸“遊離”於(yu) 中央權力之外。【18】這種“遊離”，使周王室一旦遇到重大危機，地方侯國勢力便會(hui) 乘隙而興(xing) 。東(dong) 周以後王權傾(qing) 頹、諸侯蜂起便產(chan) 生於(yu) 這種曆史情境之中。

西周分封製之下隱伏著權力重心下移的巨大危機。李峰先生曾結合考古材料，對西周的分封製度有過細致研究。他指出：周王室除向東(dong) 方領土分封諸侯外，在王畿之內(nei) 也采用賜予貴族宗族首領（伯）土地的方式以實現統治；並且在日後的統治過程中，周王對於(yu) 朝中功臣也常賜以土地。這種“自殺式”的政治管理極大地削弱了周王室的實力，使朝中權貴勢力逐漸坐大，後來形成黨(dang) 派之爭(zheng) ，成為(wei) 西周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9】分封土地所造成的潛在危機不僅(jin) 存在於(yu) 周王室，也逐漸出現在各地方封國之中。諸侯國中的這種分權傾(qing) 向一方麵來自周初實行的“監國”製度，大氏族受周王派遣，跟隨諸侯前去封國，並在國內(nei) 有私屬土地，這類氏族既是諸侯國內(nei) 政的重要參與(yu) 者，又有監督諸侯的權力，其中最著名的是齊國的國、高二族。另一方麵是一些諸侯的宗族分支或國中大族，憑借領袖人物的才幹和宗族勢力，自己開拓的領地或得到諸侯的賞賜土地越來越多，在春秋霸政的角逐中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前種形式以曲沃武公以支子奪宗、執掌晉室最為(wei) 著名；後者如魯之三桓，齊之慶、陳，宋之華、樂(le) ，晉之荀、趙、魏、韓等族皆是如此。國中氏族勢力坐大的趨勢演化到後來，便是“禮樂(le) 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局麵。諸侯國內(nei) 大族獲取土地的方式，雖然嚴(yan) 格來說不能稱為(wei) 分封，但顯然是受到了分封製的影響。這些大族在春秋中後期的勢力越來越大，甚至可以繞開國君而左右天下政治形勢。這可以說是在分封的製度慣性下，天下政治重心在階層上發生的第二次下移。而在春秋中期以後，諸侯國內(nei) 的大族據於(yu) 國家權力中樞，其族內(nei) 事務與(yu) 下轄領地需要大量人才管理，士階層於(yu) 是乎興(xing) 起。士人在各國政壇中展露頭角，“陪臣”得以執掌國命。春秋中晚期服務於(yu) 當權大夫的士，雖然沒有延續土地賜予的恩惠，但開創了士人負責小區域政治的局麵。這種情況的出現也間接受到分封製的影響，是分封製度誘發的第三次政治重心下移。這次權勢轉移的一個(ge) 重要體(ti) 現，便是“邑宰政治”的產(chan) 生。

春秋後期士階層的興(xing) 起，多為(wei) 史家矚目。學界一般認為(wei) ，除原有宗法製度中的一個(ge) 底層階級外，這一時期的士階層還包括舊貴族的沒落勢力和新興(xing) 起的平民階級。其中，平民階級通過學習(xi) 政治學說、掌握政治管理技能，進階為(wei) 新興(xing) 的士，尤其是春秋後期崛起的士階層代表。許倬雲(yun) 先生曾對春秋時期的社會(hui) 變動有過討論，他以《漢書(shu) ·古今人表》為(wei) 樣本對春秋時期政治人物的身份進行了細致的統計。他將春秋之世分為(wei) 九期，約三十年為(wei) 一期，指出士階層自第三期（前662—前633年）開始出現於(yu) 政治舞台，隨後逐漸增多，到最後一期（前482—前464年），士階層在政壇的活躍人數比例甚至達到了22%，這說明在階層流動上春秋時期社會(hui) 由封閉逐漸走向開放，士階層在政壇上的活躍趨勢不斷增加。【20】許先生以量化的方式分析士階層在春秋中後期的興(xing) 起，具有很強的說服力。結合《左傳(chuan) 》《論語》等文獻，可知士階層在當時的從(cong) 政方式主要有兩(liang) 種：一是成為(wei) 卿、大夫的家臣，輔助家主處理宗族事務，魯國貴族季平子的家臣陽貨，孔子的弟子冉有、仲弓便是如此；二是到邦國之下的城邑之中，具體(ti) 負責區域政務，晉之佛肸、魯之公山弗擾最為(wei) 典型。其中第二種入仕方式尤其值得注意，士人憑借個(ge) 人才能參與(yu) 甚至主持一方政治事務，在這一時期非常普遍。當時城邑的主要負責人稱為(wei) 邑宰，因此有學者稱這種新興(xing) 的政治模式為(wei) “邑宰政治”。【21】子遊、子夏等都有過從(cong) 事一方邑宰的政治經曆。《左傳(chuan) 》記載春秋曆史，其年代下限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此後幾十年的詳細史事不見於(yu) 史籍，當時邑宰政治的具體(ti) 情況無從(cong) 詳細考證。但從(cong) 《論語》等書(shu) 的零星記載中還是可以窺見邑宰這一政治群體(ti) 的迅猛發展，孔子的許多弟子有過擔任邑宰的政治機會(hui) ，可知邑宰政治在魯國的普遍；身為(wei) 晉卿趙鞅家臣的佛肸在中牟為(wei) 宰，可見這種政治形式也存在於(yu) 晉國。其餘(yu) 各國的情況亦可大致推想。

擁有政治才能的士在各國權臣手下為(wei) 官，有機會(hui) 成為(wei) 一城一地的政治負責人，實開戰國以後官僚政治取代貴族政治之先河。但與(yu) 戰國時代的郡縣地方長官相比，春秋後期的邑宰具有更大的行政自主權。這是因為(wei) 在春秋中晚期沒有來自中央集權的壓力，底層的政治環境較為(wei) 寬鬆，地方長官可以獨立行政。而至戰國時代，隨著“中央—地方”層級行政體(ti) 製的定型，郡縣長官需完全服從(cong) 於(yu) 集權君王，成為(wei) 國家政令的執行者，不再享有獨立行政的權力。春秋中晚期的邑宰政治是中國古代史上獨特的政治治理模式，邑中長官並不完全依附於(yu) 上級政治權威，而可以主導一方政事，儒家對小邦治理的討論，便產(chan) 生於(yu) 這種政治環境之中。侯外廬等前輩學者討論早期儒家政治學說，認為(wei) 孔子開創的儒家學派實際上是承認了國民階級參與(yu) 國事的合理性。將孔子師生群體(ti) 定義(yi) 為(wei) “國民階級”，並認為(wei) 新興(xing) 國民階級可以參與(yu) 政事是《論語》中的一條重要線索，不失為(wei) 洞見；但與(yu) 春秋前中期的國人議政不同，孔子師生之間所討論的政治事務並非偏重“國事”，而是更加關(guan) 注小邦自身。前輩學者沿用孔子意欲恢複周禮的成說，將《論語》中對於(yu) 小邦政務的討論籠統地歸為(wei) 國家政治事務，是不恰當的。春秋後期士階層崛起，並能在邑宰政治中施展才能，是我們(men) 重新認識早期儒學政治思想的一個(ge) 起點。

春秋後期邑宰政治的興(xing) 起，是孔子“小邦君子政治”的現實依托，孔門以小邦治理為(wei) 預設的從(cong) 政探討正是產(chan) 生於(yu) 這種政治環境之中。結合《左傳(chuan) 》《史記》《孔子家語》等書(shu) 中的記載，可知孔子的許多弟子都負責過小邦政治。非唯孔子弟子，當時許多士人都參與(yu) 到底層政治之中，公山弗擾、佛肸、南蒯等皆屬此類。至春秋晚期，權力大如南蒯者甚至可以據邑稱兵、對抗季氏。春秋後期崛起的士階層融入到邑宰政治之中，在這些城邑之上沒有強製性的高層權力管束，城邑長官可以比較自主地負責地方政事，這為(wei) 儒家學說應用於(yu) 治理提供了現實土壤。在邑宰政治環境中，城邑長官可直接麵對治下民眾(zhong) ，邑宰的個(ge) 人政治才能與(yu) 品格便十分重要。《論語》中有關(guan) 君子通過學習(xi) 古典禮儀(yi) 獲取政治才能、成就個(ge) 人德性的大量論述，多是圍繞小邦政事展開的。在孔子看來，士人修養(yang) 德行、掌握以禮治為(wei) 核心的治理才能，是融入到小邦政事的前提。孔子對虛心學習(xi) 、不急於(yu) 出仕的學生十分讚賞，而對迫切想要從(cong) 政的學生不無批判，【22】便是基於(yu) 這一前提。《論語·憲問》中孔子謂：“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可以作為(wei) “小邦君子政治”思路的綱目。儒士階層必先學禮以自治，進而處理好周邊（宗族、鄉(xiang) 裏）的人際關(guan) 係，然後才可以從(cong) 事小範圍政事，逐漸提高政治問題的關(guan) 注點。仔細研讀《論語》中孔子對弟子有關(guan) 從(cong) 政和德性方麵的要求，多是期許弟子能成為(wei) 小邦政事的擔綱者，引領一城一地政治風氣的改善，使“民德歸厚”“有恥且格”，這是孔子教育弟子為(wei) 政的主要目標。這種理念並非從(cong) 王國層麵的治理下降到地方行政，也不期待將地方治理經驗移接到更高層次的政治環境之中——我們(men) 在《論語》中幾乎看不到與(yu) 此相關(guan) 的討論——而是僅(jin) 針對區域內(nei) 的政事，實現小邦自身的治理。這是孔子以君子治理小邦思路的主要內(nei) 涵。從(cong) 《論語》中與(yu) 之相關(guan) 的大量討論來看，小邦君子政治殆可視作孔子政治思想中更為(wei) 重要的線索，而且也是立足於(yu) 當時的社會(hui) 環境，其政治思想中最具創意之處。

四、“君主本位”還是“君子本位”？

綜合以上考察，可得到如下結論：在孔子的思想中，無論是“從(cong) 周”“正名”，還是“小邦君子政治”，皆非“君主本位”、而是“君子本位”的政治主張。“從(cong) 周”與(yu) “正名”並非期待出現一個(ge) 偉(wei) 大的集權君主，在其領導下扭轉衰敗的政治局麵；而是希望回到霸政體(ti) 係的框架內(nei) ，各階層中人各負其責，以實現政治的良性運轉。霸政時代，各層級中的貴族們(men) 修養(yang) 德行、崇信禮製，彼此之間以禮的標準互相砥礪，是傳(chuan) 統意義(yi) 的“君子”。而在春秋之末，與(yu) 邑宰政治相伴而生的士君子，大多出身底層，通過學習(xi) 古典文獻和政治技能，從(cong) 事一方政事，實現小範圍的治理，則是新式意義(yi) 的“君子”。可見孔子政治思想中的這兩(liang) 條線索都與(yu) 以往普遍認為(wei) “孔子維護君權”的刻板印象不同，值得重新評估。

孔子政治思想中這兩(liang) 條線索之間的關(guan) 係是怎樣的呢？實際上，孔子提倡“小邦君子政治”，是在霸政時代所形成的禮的政治功能意義(yi) 上接著講的。如前所述，春秋霸政的特點是分層而治，不同層級中人需做好本層級中的事務，這一時期擔負政治責任的主體(ti) 是各級貴族，貴族群體(ti) 遵守禮的規範，體(ti) 現了禮在維護層級秩序方麵的作用。春秋後期士階層登上政治舞台，得到負責底層政事的機會(hui) ，孔子對弟子們(men) 的要求，是在邑宰政治中盡己所能地管理好地方，小邦小邑是與(yu) 士的身份最相匹配的區域層級，做好這種區域範圍內(nei) 的官長，是禮的層級秩序意義(yi) 下降到士階層的表現。更為(wei) 重要的是，士階層麵對小邦政治，憑借自身的德行修養(yang) 可以影響民眾(zhong) ，民眾(zhong) 受到感染和鼓舞趨向善道，由此可以改變一地的政治風氣。這樣禮的意義(yi) 就從(cong) 層級秩序拓展到了政治治理。孔子對禮的因革損益，其主要的創新之處便體(ti) 現在這一點上。《論語》中“為(wei)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zhong) 星共之”（《為(wei) 政》）及“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的比喻均是看重小邦中君子的禮儀(yi) 修養(yang) 在政治治理中的作用。【23】所以孔子“小邦君子政治”的思路，可視作“從(cong) 周”與(yu) “正名”的賡續和創新。

孔子政治思想中的這兩(liang) 條線索，針對的言說對象有所不同，“從(cong) 周”“正名”主要麵對貴族執政，“小邦君子政治”則是對其弟子而言。而後者尤其是孔子具有創造力的政治學見解。由於(yu) 並非依托君主集權政治，“小邦君子政治”的思路便不期待將小規模的治理經驗移接到國家層麵，如何使天下政治走向正軌，順此思路可以找到另外的答案。在孔子看來，“天下有道”的政治理想是一個(ge) 遠景，而實現這一理想則需要大批優(you) 秀的人在底層、在小邦進行政治實踐，以德行、禮儀(yi) 引導和教化民眾(zhong) 。一地的善政可對周邊城邑起到示範作用，使越來越多的邑宰長官仿效儒家的治理模式，天下政治則可得到根本改善。孔子所謂“善人為(wei) 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子路》），“如有用我者，吾其為(wei) 東(dong) 周乎”（《陽貨》）便是此意。在孔子看來，堯舜是治理天下的典範君王，而他們(men) 隻是“恭己正南麵而已矣。”（《衛靈公》）儒家認為(wei) 堯舜時代是無為(wei) 而治的盛世，而孔子希冀的無為(wei) 而治，與(yu) 道家勸誡統治者不要過多幹預民事是不同的。孔子設想每個(ge) 小區域、每個(ge) 具體(ti) 部門都有優(you) 秀的人才去管理，天下的政治必趨而之善，至高無上的君主便不需要有何作為(wei) 。一城一地的善政可使周邊邦邑仿效、法則，這是“小邦君子政治”的外延意義(yi) 。《論語》中載有孔子想要幫助公山不狃和佛肸之事，這種近乎叛亂(luan) 的行為(wei) 頗為(wei) 後世學者所不解，經學家們(men) 多對此諱莫如深。然分析了孔子“小邦君子政治”的思路後，我們(men) 可以看到孔子這種舉(ju) 動背後的思想支撐，及其合乎邏輯之處。【24】

《論語》中大量關(guan) 於(yu) 治理問題的討論，或可放在“從(cong) 周”與(yu) “正名”的線索之中，或可放在“小邦君子政治”的線索之中，將“君子本位”作為(wei) 孔子政治思想的主要立場蓋無疑義(yi) 。以往學界看重孔子政治思想中維護君主集權和“大一統”政治的麵向，這種觀念的形成，除了經學的演繹而外，在《論語》中有無證據呢？不可否認的是，《論語》中的確也有片麵維護君權的言論，此即《季氏》中的“天下有道”章。該章明確主張天子要掌握“禮樂(le) 征伐”大權，反對政治權力下降到諸侯、大夫，這種政治思路是與(yu) 君主集權政治相契合的。在這一章中，孔子態度鮮明、論述清晰，所以若說孔子完全沒有“君主本位”的思想元素，也非思想史的真實。孔子還有一些言論，如謂“八佾舞於(yu) 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zhong) ，吾從(cong) 下。”（《子罕》）相比於(yu) 霸政時期的貴族，孔子有更為(wei) 明顯的尊王尊君傾(qing) 向。霸政強調禮的秩序意義(yi) ，而周王作為(wei) 最高層級本應倍受尊崇，但在王權衰落以後，列國謀求新的政治秩序，實際上是繞開周王的。春秋霸政雖以“尊王”為(wei) 號召，但從(cong) 實際行動來看，各國貴族並非想要恢複周王權威。權力重心已經下移到他們(men) 手中，豈有讓出之理？所以在《左傳(chuan) 》中，一方麵可以看到貴族們(men) 對禮的熱衷，另一方麵，貴族群體(ti) 又不斷出現違背禮的行為(wei) 。這一現象的出現即是由於(yu) 禮的秩序意義(yi) 在現實中難以與(yu) 權力重心下移的大勢相協調之故。而孔子長期處在權力場域之外，他可以不受政治身份的製約而更為(wei) 客觀地思考禮的意義(yi) 如何體(ti) 現。禮的秩序功能使他必然導出尊王尊君，否則層級秩序便無法真正實現。《論語》中孔子這些維護君權的言論，與(yu) 後世帝製時代的統治模式相適應，正因如此，曆代學者才會(hui) 堅定地認為(wei) 孔子是集權政治的擁護者，並將孔子政治思想中維護君權的線索無限放大。但“君主本位”的成分在孔子思想中究竟有多重要呢？孔子說“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憲問》）言下之意，偉(wei) 大的上古聖王都未必能做到安定天下政治秩序，那麽(me) 身居下位者應如何去做，恐怕還得回到“小邦君子政治”的思路之中。根據前文的探討，關(guan) 注小範圍的政治，以及通過小邦治理影響周邊政治單元，這種以君子為(wei) 本位、與(yu) 君主集權迥乎不同的治理方案確實存在於(yu) 孔子思想之中。結合《論語》中與(yu) 之相關(guan) 的大量論述，這一思路的重要性未必不如“君主本位”。囿於(yu) 《論語》的文體(ti) 以及原始資料的有限性，我們(men) 無法協調孔子思想中“君主本位”與(yu) “君子本位”的矛盾，似乎是有些遺憾。但人的思想是複雜的，即便偉(wei) 大的思想家也不例外，我們(men) 不能苛求孔子有綱目宏富、條理清晰的政治學體(ti) 係，孔子政治思想中存在矛盾，也是符合學派草創階段特點的。後世研究者所要做的工作，應是尊重可靠的原始文本，還原孔子本然的思想麵目及其思想意義(yi) 。本文以“君子本位政治”為(wei) 著眼點，揭示孔子政治思想中兩(liang) 條線索的真實意蘊，所要努力的方向正在此處。

餘(yu) 論

《論語》的編纂者是孔子的弟子，弟子們(men) 記載孔子言行，多側(ce) 重老師對他們(men) 的教誨。孔子麵對執政者時身旁未必有弟子跟隨，《論語》中與(yu) 王國秩序、君主權威相關(guan) 的論說較少，這是一個(ge) 可能的原因。本文並不否認這種可能性的存在，結合孔子有過擔任魯國高級執政的經曆，孔子與(yu) 高層政事有關(guan) 的言行應有不少。雖然數量上的多少不能完全決(jue) 定某一思想線索的重要性，但問題在於(yu) ，孔子言說禮治、意欲維護層級秩序，其實多是接續霸政時期傳(chuan) 統觀念而來，並非單一維護君權。而且相比於(yu) 孔子與(yu) 弟子關(guan) 於(yu) 小邦治理的大量討論，“君主本位”的政治理念實不能當做孔子思想的唯一線索，也不見得是重要線索。《論語》中的這些零星記載，何以被聚焦、放大，以至於(yu) 成為(wei) 後世學者討論孔子政治思想的重點關(guan) 注對象，經學的演繹無疑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自漢武帝尊儒以後，儒學成為(wei) 官方學術，帝製時代的學者最為(wei) 關(guan) 注的是儒學中的國家政治論說。以漢代經學為(wei) 例，《春秋》三傳(chuan) 中旨在闡發“大一統”政治、維護君主權威的《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先後成為(wei) 官學，而梳理春秋史事、反映春秋貴族政治的《左傳(chuan) 》長期被邊緣化，至西漢末年始得表彰。規劃國家層麵官製的《周禮》逐漸映入學者眼簾，側(ce) 重記載早期士階層禮儀(yi) 的《儀(yi) 禮》反而退居次要，至鄭玄而有以《周禮》融通“三禮”的做法。《詩》學領域也產(chan) 生了側(ce) 重王朝政治秩序的《毛詩》，並且其地位逐漸超過了培育士人性情的諸家《詩》說，最終成為(wei) 《詩經》之正《傳(chuan) 》。在這種學術環境下，《論語》也難以幸免，因此，《論語》中與(yu) 王國秩序有關(guan) 的記載受到重視，與(yu) 底層治理有關(guan) 的論說多被理解為(wei) 中央集權政治之下的地方治理，反而不被學者所看重。但由於(yu) 《論語》中與(yu) 王國秩序相關(guan) 的記載較少，學者闡發孔子維護君權之旨便不得不借助其他典籍，《春秋》學即興(xing) 起於(yu) 這種曆史情境之中。

《論語》中不見孔子與(yu) 《春秋》的關(guan) 係，文獻中最早提及《春秋》與(yu) 孔子有關(guan) 的是《孟子》，孟子將孔子作《春秋》和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shou) 視作同樣的功業(ye) 。孟子走的是遊說諸侯的上行政治路線，他將天下治理的希望寄托於(yu) 集權君主，並期待仁政的施行，故將《春秋》歸於(yu) 孔子製作，特意提升孔子關(guan) 心天下政治的形象，從(cong) 而為(wei) 自己的遊說事業(ye) 增加權威性。《春秋》本是春秋史事的簡要記錄，經過戰國至秦漢經生的闡發，逐漸成為(wei) 一部蘊含王道精義(yi) 的政治學要典。特別是至西漢《公羊》學大盛，《春秋》的“大一統”“尊王”等內(nei) 涵被集權政治所采納，並被認為(wei) 是孔子以來儒學固有之義(yi) 。聯係早期經學對《詩經》等經典的演繹，《春秋》具備係統、周密的王道政治內(nei) 涵，很有可能是出自戰國以降儒家經生的附會(hui) ，而非儒學肇端之時所本有。之所以這樣認為(wei) ，有兩(liang) 方麵的原因：一方麵，孟子所處的時代距孔子已有百餘(yu) 年，其間儒學內(nei) 部分派眾(zhong) 多，傳(chuan) 說亦紛繁複雜，“孔子作《春秋》”之說出自孔門後學附會(hui) 並非沒有可能——戰國時代假托孔子的傳(chuan) 說故事不在少數；更為(wei) 重要的一方麵，如果將《論語》視作反映孔子政治思想的可靠文本，該書(shu) 中所呈現的思想線索難以與(yu) 《春秋》學的王道政治主張相對應。這不僅(jin) 體(ti) 現在《論語》中片麵維護君權的內(nei) 容較少，而且孔子在論說國家政治時更為(wei) 側(ce) 重的其實是層級秩序。嚴(yan) 格來講，《論語》中明確提倡要將政治權威歸於(yu) 集權君主隻有“天下有道”章。要言之，《論語》中所透露的政治思想線索與(yu) 《春秋》學的主旨並不一致，《春秋》是否為(wei) 孔子所作也值得存疑。退一步講，《春秋》也不能等同於(yu) 《春秋》學，前者隻是記述春秋曆史，後者則是對史事與(yu) 文辭有思想性地闡發。即便孔子確有編寫(xie) 《春秋》之事，經過孔門弟子傳(chuan) 述的《春秋》學之旨也難與(yu) 孔子本來的政治思想相對應。擺脫傳(chuan) 統經學的建構，回歸《論語》本身的思想脈絡，可以認為(wei) ，孔子“從(cong) 周”與(yu) “正名”的思想性質值得重新體(ti) 認，而“小邦君子政治”的主張，更不能將其置於(yu) 中央集權政治的框架中去理解。從(cong) 《論語》中孔子與(yu) 弟子關(guan) 於(yu) 小邦治理的大量討論可知，“小邦君子政治”是孔子思想中極為(wei) 重要的一個(ge) 麵向，其所關(guan) 注的小範圍自身治理，以及由此開辟的儒家政治學傳(chuan) 統，值得思想史研究者的重視和進一步考察。

注釋
 
1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64頁。
 
2匡亞明：《孔子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250-252頁；蔡尚思：《孔子思想體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4頁。
 
3 周予同：《有關討論孔子的幾點意見》，周予同著，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05頁。
 
4 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44-148頁。
 
5 梁濤：《論早期儒學的政治理念》，《哲學研究》2008年第10期。
 
6 顏世安：《不言與言：早期儒墨之爭的一個問題》，《江海學刊》2013年6期；《孔子的社會理想--天下有道》，《新世紀圖書館》2017年第11期。按：本文的寫作得到了顏老師的啟發與指點，在此特致謝意。
 
7 印群：《論周代列鼎製度的嬗變--質疑“春秋禮製崩壞說”》，《遼寧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羅泰：《宗子維城：從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國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9-55頁。
 
8 錢穆：《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68、71頁。
 
9 顏世安：《禮觀念形成的曆史考察》，《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梁濤、崔進：《春秋時期的禮治與法治--兼論春秋非禮壞樂崩而是以禮為中心的時代》，《道德與文明》2023年第1期。
 
10 童書業：《春秋史》，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172頁。
 
1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250-1251頁。
 
12 （清）曹元弼：《禮經學》，《續修四庫全書》第9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26頁。按：如再以《左傳》為據，可以發現在齊桓創霸前，時人議論禮製者甚少，其後突然增多。可知霸政是禮文化勃興的重要契機。
 
13 （曹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台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第51頁。
 
14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83頁。
 
15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08頁。
 
16 杜正勝：《周代城邦》，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22-29頁。
 
17 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製度和國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第254-268頁。
 
18 李峰：《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8-131頁。
 
19 李峰：《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第119、120、151頁。
 
20 許倬雲：《春秋戰國間的社會變動》，《求古編》，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37-260頁。
 
21 饒龍隼：《孔聖小疵釋例》，《朱子學刊》2000年第1期。
 
22 《論語·公冶長》：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論語·先進》：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42、117頁。）
 
23 以往學界將孔子的治理思路歸為“德治”，但孔子“德治論”並非要求君王有德。隻有在底層小範圍，施政者直接麵對所有民眾，通過自身德行影響民眾，德治才是有效的。我們無法想象，孔子要求君王的品德直接作用於大規模國家中的所有人，在《論語》中也找不到例證。所以孔子“德治論”還是要放在春秋後期的邑宰政治中去理解。隨著戰國以降大規模中央集權國家出現，“德治”論說已難以適用於當時的政治環境，於是有孟子“仁政論”和荀子“禮治論”先後出現。
 
24 宋化玉：《關於孔子“幫助亂黨”問題的曆史考察》，《政治思想史》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