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新聞緣

作者：孫陸軍(jun) （洛陽師範學院新聞與(yu) 傳(chuan) 播學院）

來源：《團結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六月十七日癸巳

          耶穌2023年8月3日

《光明報》在香港正式創刊

重慶國府路三〇〇號曾為(wei) 民盟總部辦公地

梁漱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與(yu) 社會(hui) 改造運動者、民主愛國人士、民盟主要創建人之一，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東(dong) 西方文化論爭(zheng) 、鄉(xiang) 村建設運動、抗日戰爭(zheng) 期間始終活躍著他的身影。毛澤東(dong) 曾經與(yu) 他深入暢談，通宵交流，在抗戰建國、共謀民族大業(ye) 方麵論辯思索，成為(wei) 他生命中難以忘懷的一段記憶。不為(wei) 人熟知的是，梁漱溟對於(yu) 新聞事業(ye) 的鍾愛與(yu) 關(guan) 注，在中國新聞事業(ye) 史上也留下了一道獨特的風景。

耳濡目染父執影響

梁漱溟的父親(qin) 梁濟是前清官員，他有一位結義(yi) 兄弟叫彭翼仲，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報界先驅，曾創辦北京首家民報《啟蒙畫報》、影響北方社會(hui) 最大的《京話日報》、開發“官智”的《中華報》，後來因為(wei) 在報紙上登載袁世凱秘密誅殺保皇黨(dang) 人的報道，被判發配新疆，監禁十年。民國成立之後，才被赦回來，恢複辦報。但終因不與(yu) 袁世凱合作而再遭打擊，報館被封。直至袁世凱倒台後，才又繼續經營。就是這樣一位氣節錚錚的父執，對梁漱溟的童年及其以後產(chan) 生了重要的影響。梁漱溟曾說：“我和彭先生的關(guan) 係非同泛泛……彭先生所出各報正是最初助成我自學的好資料……我焉能忘懷於(yu) 他。”彭翼仲在辦報的同時，又創辦“蒙養(yang) 學堂”，親(qin) 自教育兒(er) 童。學堂與(yu) 報館設在一處，梁漱溟就是那裏的小學生，課餘(yu) 常常可以看到排版印刷，這在他幼小的心靈中種下了一顆新聞的種子，在適當的時機可能就會(hui) 成為(wei) 一種成熟的現實。

梁漱溟對彭翼仲評價(jia) 很高，稱其為(wei) 人豪俠(xia) 勇敢、慷爽可愛，是愛國誌士、維新先鋒。他所體(ti) 現出來的近代知識分子的身份轉型頗具傳(chuan) 奇色彩：出身蘇州數百年名門望族，祖父彭蘊章曾任鹹豐(feng) 朝武英殿大學士、軍(jun) 機大臣領班位；伯父彭祖賢官至湖北巡撫，署理湖廣總督。先祖彭定求在康熙年間任侍講學士，彭啟豐(feng) 為(wei) 乾隆年間的兵部尚書(shu) ，兩(liang) 人因都是狀元，被稱為(wei) “祖孫會(hui) 狀”。但在八國聯軍(jun) 侵犯北京、民族陷於(yu) 頹敗危難之時，彭翼仲卻能主動放棄累代相沿的仕宦生活，毀家紓難，投身報業(ye) 。這種勇於(yu) 實踐的精神被梁漱溟稱為(wei) “革命精神”，是超越一般改良運動者的非凡之處。開始辦報時的艱難被梁漱溟記錄在《桂林梁先生遺書(shu) 》等文中，其中談到當時中國人辦報、讀報的風尚還沒有形成，都稱為(wei) “洋報”，賣報很難。彭翼仲自置印機，招募工人，聘請匠師指教印刷，典押借貸，投資很多。最困難的時候，彭翼仲幾乎準備上吊自縊，以身“殉報”。梁漱溟的父親(qin) 為(wei) 接濟彭翼仲，前後冒險周轉千餘(yu) 金，並在借字折據上批語：“以財助報館，譬猶拯災救難，雖立此券，虧(kui) 失不還亦所心甘。”聯係梁漱溟日後的表裏如一、發動民眾(zhong) 與(yu) 熱心辦報，不能不說與(yu) 其父執及乃父有密切的關(guan) 係。

1918年，梁漱溟的父親(qin) 因感於(yu) “國性不存，我生何用”而自沉於(yu) 北京積水潭，體(ti) 現了一位文人士大夫對生命及文化極其執拗的態度。1921年，彭翼仲病故。梁漱溟及其兄長因看重《京話日報》的曆史，還曾接手續辦。曾訪求梁啟超於(yu) 其天津寓所，得二百元捐助，並先後與(yu) 李大釗、張難先商談，希望得到人力幫助。盡管有友人的協助，但最終因人力財力的難以維持而停刊。出於(yu) 對彭翼仲的感情，1960年，梁漱溟寫(xie) 作《記彭翼仲先生——清末愛國維新運動一個(ge) 極有力人物》一文時，曾對新聞史記載中對彭翼仲的遺漏錯謬輕忽進行辨析，讚揚彭翼仲辦報“不平常”的作風：眼光向下，關(guan) 注平民百姓，大力提倡白話文，早於(yu) 胡適等十幾年。這些評價(jia) 大概可以看作梁漱溟對新聞的一些認識。如評價(jia) 《京話日報》“筆鋒總帶感情”，無論是記新聞，還是作演說，語氣總有抑揚，甚或是極重的抑揚，字體(ti) 用大號鉛字印出，格外醒目。有時文字旁加圈加點、連圈密點，以示重要，吸引讀者的特別注意。這是一般報紙所少見的，顯示了編輯人非常迫切的一種感情。報紙的編者與(yu) 讀者之間，往往結成了許多同誌好友，當然也因為(wei) 直言揭露而樹立了許多敵人。讀者來函和投稿特別多，形成了報紙與(yu) 讀者之間的往來交流。投稿者大多文字功底差，經彭翼仲修改潤色登報的不在少數。梁漱溟稱彭翼仲的報紙是“人民的喉舌”“以辦報發起和推進社會(hui) 運動，又還轉以社會(hui) 運動發展報紙”，是號召大眾(zhong) 的“利器”“文明的武器”等。這些評價(jia) 深刻犀利，鮮明地指出了彭翼仲新聞事業(ye) 的時代性、先進性，對開啟民智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1929年，梁漱溟應邀任河南村治學院教務長，1931年，他在山東(dong) 鄒平創辦鄉(xiang) 村建設研究院，主編、出版有《村治》《鄉(xiang) 村建設》等刊物，其中登載的文章無不是在號召民眾(zhong) 、教育民眾(zhong) ，希圖通過民眾(zhong) 自覺而走上新的社會(hui) 組織道路，我們(men) 能夠感受到彭翼仲對梁漱溟的內(nei) 在精神影響。

身為(wei) 記者親(qin) 睹政壇

梁漱溟在中學期間，就曾參與(yu) 同盟會(hui) 京津支部的秘密革命活動。後來對革命黨(dang) 人刺殺攝政王、良弼、袁世凱的英勇之舉(ju) 都比較了解。清帝退位後，暗殺暴動結束，京津同盟會(hui) 的同人為(wei) 了進行公開革命宣傳(chuan) ，多半在天津辦報。如京津同盟會(hui) 的重要組織者趙鐵橋等人辦的是《民意報》，而梁漱溟及其朋友甄亮甫等辦的是《民國報》。梁漱溟在其中既當編輯，又做外勤記者。他在報紙上的常用署名是“壽民”“瘦民”，總編輯孫炳文一次為(wei) 其題寫(xie) 扇麵時改為(wei) “漱溟”，梁漱溟很喜歡，一直沿用至後。《民國報》當時辦報經費很充足，每日出三大張，規模之大為(wei) 北方首創。民國元年，中國同盟會(hui) 改組為(wei) 中國國民黨(dang) ，把《民國報》改為(wei) 其機關(guan) 報，以湯漪主其事，梁漱溟等人就退了出來。報館原來館址設在天津，後又遷至北京。

新聞記者是梁漱溟初入社會(hui) 的第一份職業(ye) ，時年19歲。他因為(wei) 持有長期旁聽證，所有民元臨(lin) 時參議院、民二國會(hui) 的兩(liang) 院，幾乎無日不出入其間。此外若同盟會(hui) 本部和改組後的國民黨(dang) 本部，如國務院等處，也是梁漱溟“蹤跡最密的所在”。還有共和建設討論會(hui) 和民主黨(dang) 的地方，梁漱溟也常去。當時議會(hui) 內(nei) 黨(dang) 派的離合，國務院的改組，袁世凱的許多操縱運用，都被梁漱溟看在眼裏而了悟於(yu) 心：“許多政治上的人物，他不熟習(xi) 我，我卻熟習(xi) 他”。這些實際知識和經驗，對於(yu) 梁漱溟認知中國社會(hui) 問題幫助不少。他曾目睹袁世凱就任臨(lin) 時大總統時的情形，見其在台上宣讀誓詞、走下主席台、走出議會(hui) 大廳，最後從(cong) 梁漱溟的右肩擦身而過，隻見他“身材很矮，像是腿短了些，上身肩膀寬大”，“未曾理發剃須，著半舊軍(jun) 裝，漫然步入庭中照相”。這一麵之緣，讓梁漱溟深有體(ti) 會(hui) ：“在這樣隆重的大典上，袁世凱卻衣冠不飾，儀(yi) 容不修……以後回想起來，若像古語所謂‘觀人於(yu) 微’，從(cong) 這裏就可窺測到他心理意識的深處。那麽(me) 他後來野心膨脹，帝製自為(wei) ，就可說並非偶然之事了。”

一年多的記者生涯，讓梁漱溟親(qin) 睹了政壇上的種種醜(chou) 惡，不覺產(chan) 生了對於(yu) 人生的厭倦和憎惡。年輕人所特有的正義(yi) 與(yu) 熱忱麵臨(lin) 現實的打擊後，總會(hui) 有所反思。梁漱溟認為(wei) 新聞記者的任務是指導社會(hui) ，實非初出茅廬的青年學生所可勝任。不久，他結識了當時著名記者黃遠生，兩(liang) 人彼此人格相契。黃遠生因受袁世凱的逼迫而未能旗幟鮮明地反袁，梁漱溟致書(shu) 《甲寅》雜誌，向章士釗表示不解，但同時表明終信黃遠生操行可賴，不會(hui) 為(wei) 袁世凱陰謀稱帝製造輿論。黃遠生讀後大為(wei) 感動，稱“遠誠不知何修而得此於(yu) 足下”，並表白自己當時所處的“圖窮匕首見”的危險境地。黃遠生為(wei) 求新生而遠走美洲，不幸遇害。梁漱溟特作《究元決(jue) 疑論》，“比見黃君遠生《想影錄》，悲心噴湧不能自勝，亟草此篇……惜遠生不能見矣。”批判邪惡是梁漱溟與(yu) 黃遠生共同遵守的人格底線。

香港辦報仗言民盟

梁漱溟最重要的新聞實踐活動應該是創辦《光明報》，地點在香港。1940年12月24日，為(wei) 促進國共兩(liang) 黨(dang) 團結抗日，反對分裂，梁漱溟與(yu) 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等人發起籌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的前身，並決(jue) 定到香港籌辦民盟自己的海外言論機關(guan) ，以避免蔣介石的控製監視。梁漱溟被委以此任，盡管梁漱溟自知“雖願以言論自效，素日謹守，殊乏肆應之才，又不善西文”，但毅然擔承。1941年3月底，梁漱溟離開重慶。一路上，幾番周折，直至5月20日方才抵達香港。報社社址由租賃的一座樓房的一層充當，梁漱溟的住房僅(jin) 能容納一張辦公桌和一張折疊床，條件艱苦。在等待張君勱、羅隆基、黃炎培等承諾到港協助無果時，梁漱溟隻能會(hui) 同當時在港的已參加民盟的各黨(dang) 派人士，如青年黨(dang) 的曾琦、國社黨(dang) 的徐夢岩、憲政黨(dang) 的伍憲子等商討辦報事宜。其間，他還尤其得到許多在港的左翼人士如何香凝、廖承誌、柳亞(ya) 子、陳翰笙、彭澤民等人的支持。其中，廖承誌作為(wei) 中共駐港代表是周恩來同誌介紹給梁漱溟的，因為(wei) 梁漱溟在離開重慶之前，到曾家岩將去港辦報之事告訴了周恩來。範長江負責中共在香港的報紙《華商報》，也對梁漱溟進行了很多幫助。一些知名人士如茅盾、夏衍、金仲華等在創刊之際也被宴請，以取得更多的支持。報社社長由梁漱溟擔任，經理為(wei) 薩空了，總編輯是俞頌華。經過大約三個(ge) 多月的緊張籌備，1941年9月18日，民盟機關(guan) 報《光明報》終於(yu) 麵世。

在辦報過程中，除了經濟上的壓力讓梁漱溟一度準備到新加坡籌款，同時受到國民黨(dang) 的阻撓破壞及香港當局新聞檢查機構的多方刁難。梁漱溟為(wei) 減少麻煩，在眾(zhong) 人勸說下，甚至勉強屈己購買(mai) 禮品拜見新聞檢查負責人，但報紙仍然被刪節得文句不通、難以閱讀。第一天的發刊詞即被刪得令人氣噎，天天送檢的報紙大樣被開“天窗”成了家常便飯。另外，由於(yu) 當時民盟內(nei) 部黨(dang) 派複雜，致使報社事務或受幹擾、人事不寧，梁漱溟總是盡力周旋、堅守大義(yi) 。

《光明報》在香港的創刊，首要任務是向國內(nei) 外公開宣告國共兩(liang) 黨(dang) 之外的最大政治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並公布民盟的政治綱領。如何讓這兩(liang) 個(ge) 重要文件順利見報，而不被送檢查扣，成了一大難題。幸有薩空了因久居香港、富有法律知識和辦報經驗，提出將宣言和政治綱領放在有報頭的一版廣告欄內(nei) 刊出，因為(wei) 按照香港新聞檢查機關(guan) 規定，廣告欄大樣無須送檢。同時又增加印刷數量、減收報費，盡力擴大當期發行量。1941年10月10日，這兩(liang) 個(ge) 由梁漱溟執筆寫(xie) 就的民盟文件如期在《光明報》上顯現，並最終被譯成英文，轉發國外。等香港當局派英籍警官查問的時候，為(wei) 時已晚。因為(wei) 梁漱溟等已將廣告賬目、廣告人姓名、住址等“證據”準備充分。惱怒的蔣介石後又派旅港的參政員、國民黨(dang) 元老、包括杜月笙等“動員”梁漱溟離開香港，都被梁漱溟仗言拒絕。

梁漱溟任《光明報》社長期間，秉持抗戰建國、團結國人、貢獻諍言的辦報方針，寫(xie) 有《〈光明報〉發刊詞》《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機關(guan) 報〈光明報〉言論公約》《釋本報言論公約》等文表明宗旨。如他說：“抗戰建國為(wei) 國人共勉之大業(ye) ，抗戰建國綱領亦為(wei) 公認之南針。在此大前提下，舉(ju) 國之內(nei) ，義(yi) 不當有政敵，而不可無諍友。”又言：“眼前最切之要求為(wei) 加強國內(nei) 團結，本報言論壹是以此為(wei) 鵠的。其持論措辭，有不利於(yu) 團結者，均所不取。”他要報紙成為(wei) 國人“言論抒發之公共園地”，並提倡“憂”字辦報：“報紙是社會(hui) 的公器，應該對社會(hui) 大眾(zhong) 負責。所以‘先大眾(zhong) 之憂而憂，後大眾(zhong) 之樂(le) 而樂(le) ’應該是每個(ge) 報人共有的心情。”他專(zhuan) 辟“中國問題”欄目，與(yu) 讀者進行互動，誠懇答複讀者來信，誠邀讀者來稿，表現出良好的新聞自律精神及讀者意識。他說：“我未嚐不想自申其所見，而平日絕少發表，今日既來辦報，當然要說肚裏的話，卻仍不好任意開口。本報社論是要代表許多朋友公共主張的，或至少是合於(yu) 一般意向的。現在我一個(ge) 人的意見即不宜放在社論欄中。經斟酌一番之後，特於(yu) 附刊中辟設本欄，作為(wei) 記者與(yu) 讀者彼此討論之地，願得當世有心人共同商榷。”他又積極引導民眾(zhong) 理性思考、克製情緒：“讀者論壇一類東(dong) 西，原在反映讀者意見，但今日國內(nei) 政情非佳，一般情緒不愉快者為(wei) 多，固不可阻其發抒，而天天發牢騷又有何用。且於(yu) 吾人求團結之旨恐亦有礙，假使吾人能變一種作風，以理智的分析研究成分參進到關(guan) 心國事的情緒中，以尋求積極的解決(jue) 方法代替譏刺與(yu) 反對，不僅(jin) 換一換口味較有興(xing) 趣，抑向前進行去，未始於(yu) 大局無補。”

1941年12月13日，隨著太平洋戰爭(zheng) 的爆發，香港遭受日軍(jun) 轟炸，局勢緊張，《光明報》被迫停刊。1942年1月10日，通過一位朋友的好意，梁漱溟與(yu) 陳此生、範長江夫婦等人踏上一條開往澳門的小船，躲過日軍(jun) 的檢查與(yu) 封鎖，離開香港。回到桂林後，他曾寫(xie) 有《香港脫險寄寬恕兩(liang) 兒(er) 》，備述一路之上的艱難險阻和心理感受。其中說到自己對於(yu) 中國文化與(yu) 國家前途的使命與(yu) 擔當時道：“我若死，天地將為(wei) 之變色，曆史將為(wei) 之改轍，那是不可想象的，萬(wan) 不會(hui) 有的事！”可見所經受的生命考驗與(yu) 心理錘煉。

梁漱溟雖然不是專(zhuan) 業(ye) 新聞人員，但他與(yu) 新聞的因緣與(yu) 感情卻很深。他所經曆的童年記憶、父執影響、記者生涯，尤其是香港辦報的大義(yi) 與(yu) 擔當，是中國新聞事業(ye) 史上的難得材料，值得重視與(yu) 思考。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