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迎龍《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整理說明（《十三經漢魏古注叢(cong) 書(shu) 》本）

書(shu) 名：《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

作者：［東(dong) 漢］何休 解詁；吳迎龍 整理

出版社：商務印書(shu) 館

出版時間：2023年3月

【編者按語】

為(wei) 了聚焦學界經學研究的學術動態和分享經學研習(xi) 過程的參考書(shu) 目，《經學研究》公眾(zhong) 號近期開設了新的推送欄目——「新書(shu) 信息」。本欄目主要介紹近年來經學相關(guan) 文獻的出版信息和內(nei) 容概要，與(yu) 諸位同道展開更加豐(feng) 富的學術交流。每期介紹的書(shu) 籍文獻，源自近幾年與(yu) 經學相關(guan) 的出版物，大體(ti) 分為(wei) 「學者新著」「學術輯刊」「新校古籍」等三類。

本期介紹的是吳迎龍整理的《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十三經漢魏古注叢(cong) 書(shu) 》本。

【作者簡介】

吳迎龍，安徽安慶人，本科、碩士就讀於(yu) 複旦大學哲學學院，現為(wei)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春秋》學、三禮學及漢代經學史。

【內(nei) 容概要】

《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為(wei) 漢末何休所作，何氏精研六經，世儒無及，為(wei) 著《解詁》，覃思十七年不窺門，而終成此《公羊》學最權威之讀本。考慮到公羊學對中國古代政治的諸多影響，《解詁》也就成為(wei) 了理解中國古代政治哲學的必讀書(shu) 目，甚至是倫(lun) 理修身層麵外，理解孔子的重要途徑。本次整理以餘(yu) 仁仲本與(yu) 撫州本為(wei) 主，參考了諸多校勘及研究成果，力圖為(wei) 讀者呈現一個(ge) 最清晰可靠的讀本。

【目錄】

整理說明   1

整理凡例   10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   11   

《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隱公第一   13

《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桓公第二   45

《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莊公第三   92

《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閔公第四 161

《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僖公第五 168

《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文公第六 247

《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宣公第七 295

《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成公第八 346

《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襄公第九 392

《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昭公第十 458

《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定公第十一528

《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哀公第十二565

【序言】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

昔者孔子有雲(yun) ：“吾誌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chuan) 《春秋》者非一。本據亂(luan) 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yi) 、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chuan) 》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yu) 百萬(wan) ，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xing) 。恨先師觀聽不決(jue) ，多隨二創。此世之餘(yu) 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餘(yu) 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毋”，餘(yu) 仁仲本作“母”，撫州本、阮刻、《義(yi) 疏》本皆作“毋”，今從(cong) 撫州本改。]，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整理幫助】

一、《公羊傳(chuan) 》及其作者

孔子據魯史舊文以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遊、夏之徒不能讚一辭。以至有子貢之歎：“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yu) 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與(yu) 天道，即是《易》與(yu) 《春秋》之教。漢儒以爲孔子“誌在《春秋》，行在《孝經》。”更有孔子作《春秋》爲漢立法之說。宋儒雖重性理，但於(yu) 《春秋》亦極看重。邵雍以《春秋》爲“盡性之書(shu) ”，程子亦言“學者不必他求，學《春秋》可以盡道矣”。

然而《春秋》文簡義(yi) 深，學者多不得其門而入。漢初傳(chuan) 《春秋》者有五家，公羊氏、穀梁氏、左氏、鄒氏和夾氏，惜“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shu) ”，惟三傳(chuan) 得以傳(chuan) 承。三傳(chuan) 之解經，《左氏》詳於(yu) 事，《公》《穀》長於(yu) 義(yi) 。求原委本末，通古今之事，當讀《左氏傳(chuan) 》；玩文辭大義(yi) ，辨聖人之誌，則非《公羊》而不可。

關(guan) 於(yu) 《公羊傳(chuan) 》的作者，並沒有一個(ge) 很明確的結論，《漢書(shu) ·藝文誌》載“《公羊傳(chuan) 》十一卷”，班固自注“公羊子，齊人”，沒有明確作者的身份，顔師古注曰“名高。”這個(ge) 說法大概是受了東(dong) 漢戴宏的影響，戴宏以爲“子夏傳(chuan) 與(yu) 公羊高，高傳(chuan) 其子平，平傳(chuan) 其子地，地傳(chuan) 其子敢，敢傳(chuan) 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yu) 竹帛”。這個(ge) 說法爲徐彥《公羊疏》所引，影響很大，但其實漏洞頗多，崔適就曾質疑：“自子夏至公羊壽，甫及五傳(chuan) ，則公羊氏世世相去六十餘(yu) 年，又必父享耄年，子皆夙慧，乃能及之，其可信乎？”此外，《公羊傳(chuan) 》中有明文稱引的先師，除子公羊子之外，尚有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北宮子、子女子、魯子、高子等人，可見《公羊傳(chuan) 》是由公羊氏曆代相傳(chuan) 的說法，並沒有十分有力的證據。

那《公羊傳(chuan) 》又爲何以公羊爲名呢？事實上，在西漢前期，很可能並沒有《公羊傳(chuan) 》這一稱呼。凡《史記》稱引《公羊傳(chuan) 》文本，都僅(jin) 稱之爲《春秋》，如《外戚世家》“《春秋》譏不親(qin) 迎”、《淮南衡山列傳(chuan) 》“《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甚至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也未曾有《公羊傳(chuan) 》的說法，而隻稱“《傳(chuan) 》曰”。故而崔適認爲“西漢之初，所謂《春秋》者，合經與(yu) 傳(chuan) 而名焉者也。《傳(chuan) 》者，後世所謂《公羊傳(chuan) 》也，其始不但無《公羊傳(chuan) 》之名，亦無《傳(chuan) 》之名，統謂之《春秋》而已”。

《公羊傳(chuan) 》的作者之所以難以確定，乃在於(yu) 《春秋經》“口授相傳(chuan) ”的特性。隱公二年何休注雲(yun) “《春秋》有改周受命之製，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shu) 》，其說口授相傳(chuan) ，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yu) 竹帛。”《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也說“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chuan) 指，爲有所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shu) 見也”。因爲“畏時遠害”“知秦燔書(shu) ”等等原因，孔子的微言大義(yi) 無法通過書(shu) 於(yu) 竹帛的形式得以傳(chuan) 承，隻能在師徒之間口耳相傳(chuan) 。正是這個(ge) 原因，人們(men) 才會(hui) 將《公羊》的授受推之於(yu) 子夏，雖然我們(men) 沒有子夏傳(chuan) 《春秋》的直接證據，但考慮到子夏在孔門以文學著稱，且傳(chuan) 經之功最大，托之於(yu) 子夏，似乎也未爲不可。

“口授相傳(chuan) ”能讓一些“不合時宜”的思想得以傳(chuan) 續，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來說，我們(men) 完全可以將《公羊傳(chuan) 》的“作者”視爲孔子，然而經師代代相傳(chuan) ，每代經師都會(hui) 有自己的理解和補充，很難保證微言大義(yi) 完全不産生偏差，這也就意味著在“著於(yu) 竹帛”的定本産生以前，《公羊傳(chuan) 》的“作者”應是曆代經師這一群體(ti) 。而後世之所以稱之爲《公羊傳(chuan) 》，或許與(yu) 《公羊傳(chuan) 》定本的産生有很大的關(guan) 聯，也就是所謂的“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著於(yu) 竹帛”，雖然無法將公羊氏視作《公羊傳(chuan) 》的“作者”，但我們(men) 今天讀到的《公羊傳(chuan) 》文本，確實是由他和弟子胡毋生等人共同撰就的，這一點大約能夠成爲共識。

二、何休與(yu) 兩(liang) 漢《公羊》學

整個(ge) 兩(liang) 漢時期，作爲官學的《公羊》學，都是出自董仲舒一脈。董仲舒的再傳(chuan) 弟子嚴(yan) 彭祖和顔安樂(le) ，在西漢時都被立爲博士，到了東(dong) 漢，光武恢複五經十四博士，這兩(liang) 家師法依然在列。隻是隨著章句之學的愈發冗雜，嚴(yan) 、顔二家也未能獨善，以至發展出“倍經、任意、反傳(chuan) 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yu) 百萬(wan) ，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的局麵，這個(ge) 時候，作爲古學代表的《左傳(chuan) 》學漸漸興(xing) 起，成爲了當時民間學術的主流，開始挑戰《公羊傳(chuan) 》的官學地位，何休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了《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的撰作。

以往的學者習(xi) 慣以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對立來理解何休的立場，其實這種對立更多是出於(yu) 晚清以來學者的建構，未必符合東(dong) 漢的曆史實情，這一點今人早有論辨。如果僅(jin) 僅(jin) 考察東(dong) 漢的學術狀況，會(hui) 發現並沒有嚴(yan) 格的今古文經學的對立，而隻存在“古學”對於(yu) “今學”的反動，而所謂的“今學”，也就是被定爲官學的十四博士之學。

兩(liang) 漢官學的傳(chuan) 授，尤爲重視對師法和家法的繼承，這使得後學弟子很難對擺脫老師的約束，而學問的發展又關(guan) 係到“利祿”的得失，他們(men) 隻能在師說的基礎上加以擴充，這就導致了“增師法至百萬(wan) 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wan) 言”“講誦師言至於(yu) 百萬(wan) 猶有不解”的困頓局麵。自新莽到光武直到章帝，屢次詔令各家刪減章句，以至有“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yu) 燭下”。章句學的冗雜繁浮嚴(yan) 重約束了經學的發展，於(yu) 是在官學之外，逐漸興(xing) 起了對章句之學的反動。班固“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ju) 大義(yi) 而已”，桓譚“博學多通，遍習(xi) 五經，皆訓詁大義(yi) ，不爲章句”，王充“好博覽而不守章句”。擺脫章句，追求博通，成為(wei) 了當時學者的普遍風氣。

在《後漢書(shu) ·儒林列傳(chuan) 》所載的九位《公羊》學者中，嚴(yan) 氏有六人、顔氏一人，於(yu) 李育但言其學《公羊春秋》，而不著家法。與(yu) 其他幾位皆曰“習(xi) 《嚴(yan) 氏春秋》”和“少習(xi) 《顔氏春秋》”不同，《後漢書(shu) 》並未幫助何休受過任何家法或者官學的訓練，僅(jin) 說其“爲人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這幫助他與(yu) 東(dong) 漢公羊官學的關(guan) 係可能並不密切。《後漢書(shu) 》還說他“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yu) 守文同說”。可見何休的學術風格，與(yu) 當時普遍流行的“古學”或許更爲接近。王鳴盛也曾指出“愚謂康成於(yu) 邵公，雖意有不同，其歸一也”。

之所以要強調何休與(yu) 東(dong) 漢《公羊》官學的距離，是爲了重新理解何休“兩(liang) 漢《公羊》學之集大成”的地位。如果我們(men) 認真比較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學觀點，會(hui) 發現他們(men) 在核心問題上的分歧並不是很多。這樣看來何休的《公羊》學似乎隻是對董仲舒之學的簡單繼承，這個(ge) 看法會(hui) 嚴(yan) 重影響我們(men) 對何休《公羊》學價(jia) 值的判斷。以多采《公羊》之說的《白虎通》爲例，在“即位改元”條它隻說“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可見當時的《公羊》師說，對於(yu) 桓、文、宣、成、襄、昭、哀諸公“即位”的理解較爲平實，到了何休卻明言“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這似乎隻是對禮製理解的小小分歧，但背後卻牽連著何休“《春秋》托新王受命於(yu) 魯”的重要理論。雖然“王魯說”在董仲舒那裏就已經初見端倪，但顯然直到東(dong) 漢初期，“王魯說”仍未成爲《公羊》學內(nei) 部一個(ge) 貫徹全經的理論方法，而對“王魯說”的申發，顯然就是何休《解詁》的特有貢獻。

除了這種對董仲舒的補充和闡發，何休也有對董仲舒的否定與(yu) 揚棄，譬如在對待“天”的問題上，《公羊傳(chuan) 》是十分謹慎的，《公羊》開篇雖然論及“元年春王正月”的“五始”之說，但其建構起的天人關(guan) 係，隻是爲了解決(jue) “王者受命”的合法性來源，“天”高高在上，與(yu) 人道、王化自然不能完全混同，於(yu) 是“天”就被擱置開去，以後的大義(yi) 則以“王道”“禮義(yi) ”作爲準則。顯然，“天”在董仲舒的《公羊》學中有著至關(guan) 重要的作用，無論是“天人感應”還是“人副天數”，董仲舒都對《公羊傳(chuan) 》的“天哲學”做了獨到的闡發，但這些似乎並沒有在何休的《解詁》中得到充分的繼承。

何休對董仲舒後學的批判，也要遠遠多於(yu) 繼承。比如顔氏以孔子生後爲所見世，何休則以《演孔圖》改正其說；再如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顔氏以爲十四日日食，而何休據隱公三年《傳(chuan) 》“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推定此日當爲六月二日，而非十四日。還比如成公二年鞌之戰，徐彥《疏》曰“《公羊說》《解疑論》皆譏醜(chou) 父者，非何氏意”。可見何休在作《解詁》時，對於(yu) 兩(liang) 漢《公羊》學舊說的批評，是非常深入的。

後世解讀《春秋》有義(yi) 、例兩(liang) 條徑路，董仲舒解《春秋》雖以義(yi) 爲主，但同時也提倡以“以辭解經”。何休沒有繼承董仲舒的方法論，而是“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至於(yu) 義(yi) 的層麵，何休對董仲舒的《公羊》理論做了非常係統的補充和發揮，總結出了“三科九旨”的核心義(yi) 理，成爲了後世《公羊》學的理論支柱。可以說，何休雖然與(yu) 董仲舒的《公羊》學觀點沒有太大的分歧，但他對於(yu) 義(yi) 、例兩(liang) 個(ge) 層麵的係統闡發，顯然更有功於(yu) 經典。而在這兩(liang) 個(ge) 層麵之外，何休還重視以禮解經，這一思路經過後世學者淩曙、陳立等人的闡發，也成爲了理解何休《公羊》學的一個(ge) 重要維度。

需要格外強調的是，雖然自董仲舒以至何休爲《公羊》學的係統建構了許多新的內(nei) 容，但並不能因爲這些內(nei) 容是被建構的，就不認可它們(men) 是《公羊》內(nei) 在的義(yi) 理。任何經學理論的建構，都是基於(yu) 經文本身的闡發。在《公羊》學家看來，建構不是創造，而是彰明，是使原本隱微不見的義(yi) 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得以激發。正因爲這個(ge) 特點，經學才有無限的生機和可能性，《春秋》也才有了《公羊傳(chuan) 》所說“製義(yi) 以俟後聖”的理論可能。

三、《公羊傳(chuan) 》及《解詁》的版本

《公羊傳(chuan) 》的版本流傳(chuan) 相對清晰，《漢書(shu) ·藝文誌》載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又有“《公羊傳(chuan) 》十一卷”，可知兩(liang) 漢時《春秋》經傳(chuan) 別行，到了《隋書(shu) ·經籍誌》隻載“《春秋公羊傳(chuan) 》十二卷”，則此時經傳(chuan) 已合爲一體(ti) 。宋以前的《公羊傳(chuan) 》版本，僅(jin) 有唐·開成石經本保存較爲完整。而宋刻白文本《公羊傳(chuan) 》，目前也僅(jin) 有一部流傳(chuan) ，藏於(yu) 國家圖書(shu) 館，不分卷，半葉二十行二十七字，細黑口，左右雙邊，有眉欄，節錄《釋文》。

不附注疏的白文本並非儒家經籍的主流版本，存世的敦煌寫(xie) 本中，儒家經籍也以經注本爲主，最早雕版刊行的北宋·國子監本九經，也同樣是經注本。整個(ge) 兩(liang) 宋時期，經注本都是儒家經籍的主流，直到越州刻八行注疏本和建陽坊刻十行注疏本的出現，注疏本才慢慢取代了經注本，成爲後世的主流。

在《公羊傳(chuan) 》的經注本係統中，目前所存最重要的有兩(liang) 種：

1.宋·淳熙間撫州公使庫刻紹熙四年重修本，簡稱撫州本。十二卷，附《釋文》一卷。半葉十行十六字，小字雙行二十三字，白口，四周雙邊。此本僅(jin) 存世一部，藏於(yu) 國家圖書(shu) 館，有《古逸叢(cong) 書(shu) 三編》及《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

2.宋·紹熙二年建陽·餘(yu) 仁仲萬(wan) 卷堂刻本，簡稱餘(yu) 仁仲本。十二卷，《釋文》散於(yu) 注文之後。半葉十一行十九字，小字雙行二十七字，細黑口，左右雙邊。此本存世兩(liang) 部，分別藏於(yu) 國家圖書(shu) 館和台北故宮博物院。國圖藏本有清·道光四年汪氏問禮堂影刻本及《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台北藏本曾歸常熟·瞿氏鐡琴銅劍樓所藏，《四部叢(cong) 刊》本即據此影印。

需要注意的是，建陽坊刻十行注疏本，作爲後世諸多通行注疏本的祖本，其經注部分，很可能直接源出於(yu) 餘(yu) 仁仲本。刁小龍先生曾對各版本《公羊傳(chuan) 》的異文加以比對，並指出“餘(yu) 仁仲本實乃衆本之祖也”。而撫州本則與(yu) 越州刻八行注疏本關(guan) 係更爲密切，成爲與(yu) 餘(yu) 仁仲本並行的另一係統。

當然，餘(yu) 仁仲本的國圖藏本與(yu) 台北故宮藏本也有一些微小的差異，例如隱元年注“段無弟文”，國圖本“段”作“叚”，台北本則作“段”；又如隱八年注“宿本小國不當卒”，國圖本“本”作“卒”，台北本則作“本”；還有莊九年傳(chuan) “曷爲不與(yu) 公複讎”，國圖本“讎”後有“辭”字，台北本則無；再比如閔元年《釋文》“子女子音汝”，國圖本脫去，台北本則有。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根據張麗(li) 娟先生的研究，國圖本與(yu) 台北本應是初印本與(yu) 重修後印本的關(guan) 係，故而台北本對於(yu) 國圖本的諸多錯漏，都有所改正。顯然，從(cong) 校勘的角度來說，台北故宮藏本是更好的選擇。

此次整理，即以《四部叢(cong) 刊》所印餘(yu) 仁仲本與(yu) 撫州本互校，經文部分參校以唐開成石經本、宋刻白文本；注文部分參校以清嘉慶二十年阮刻南昌府學本《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及《續清經解》本《公羊義(yi) 疏》。點校方麵，陳立所作《公羊義(yi) 疏》集曆代《公羊》學之大成，是本次點校的重要依據，同時也參考了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黃侃句讀本《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以及北京大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各自出版的繁體(ti) 標點本《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

依照叢(cong) 書(shu) 體(ti) 例，本次整理有如下幾個(ge) 調整。第一，不錄《經典釋文》；第二，將夾注改爲段後注，並將文本過長的段落適當分段以便閱讀；第三，重新排版，以一年爲一章，一則經傳(chuan) 爲一節，章節前添加標注以便翻檢。第四，全書(shu) 年、時、月、日皆當斷開爲宜，限於(yu) 叢(cong) 書(shu) 的統一體(ti) 例，本次整理不予斷開。

吳迎龍

二〇二〇年五月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