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辰 著《九江學派：晚清思想標本》出版

書(shu) 名：《九江學派：晚清思想標本》

作者：李辰

出 版 社:廣東(dong) 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年08月01日

【作者簡介】

李辰，中山大學哲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哲學與(yu) 文化中心訪問學者。現為(wei) 深圳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中國哲學專(zhuan) 業(ye) 碩士生導師。主要從(cong) 事中國哲學、經典解釋學、晚清民國嶺南思想史研究。專(zhuan) 著有《古代銅鏡的哲學觀念與(yu) 藝術想象》（高等院校藝術學文叢(cong) 之一），編著有《當代儒學的新開展：景海峰說儒》，整理點校《朱次琦集》（嶺南思想家文獻叢(cong) 書(shu) 之一）。在《中國哲學史》《世界宗教研究》《中山大學學報》等專(zhuan) 業(ye) 核心刊物發表論文二十餘(yu) 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深圳市哲學社會(hui) 科學規劃項目各一項。

【內(nei) 容簡介】

作為(wei) 《嶺南學術思想叢(cong) 書(shu) 》的一種，本書(shu) 兼具通識性與(yu) 學術性，內(nei) 容上以九江學派思想承繼為(wei) 線索，在介紹九江學派創始人朱次琦及其高弟簡朝亮、康有為(wei) 的生平學行之餘(yu) ，重點論述了九江學派的教化宗旨與(yu) 經世觀念，也論涉九江學派第三代學人梁啟超、鄧實、黃節的治學理路與(yu) 社會(hui) 活動，以此展現九江學派的學術源流及其思想群像，探討其學派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的廣泛影響。

【目錄】

緒  論 

第一章 九江學派的曆史文化背景 

第一節 曆史地緣

第二節 書(shu) 院文化 

第三節 漢宋學術

第二章 九江學派的開創者——朱次琦 

第一節 南海朱氏

第二節 家風啟蒙 

第三節 遊學儒林

第四節 晉陽出宰

第五節 訂交王筠

第六節 南歸學旨 

第三章 九江學派的思想特色 

第一節 教化為(wei) 先

第二節 修身四行

第三節 經史互證 

第四節 掌故性理 

第五節 嶺南詩宗 

第六節 書(shu) 學心學

第四章 九江學派的承續者——簡朝亮

第一節 求學禮山 

第二節 九江遺集 

第三節 西人西學 

第四節 讀書(shu) 山堂

第五節 經史傳(chuan) 承 

第六節 草堂遺芳

第五章 九江學派的弘揚者——康有為(wei)  

第一節 家學啟蒙

第二節 禮山聞道 

第三節 古今中西

第四節 萬(wan) 木薪傳(chuan)

第五節 複古革新 

第六節 教化新民

結語：經師無愧是人師 

附錄：九江學派主要著述

參考文獻

【結語】

經師無愧是人師

今日走入朱九江先生的故鄉(xiang) 南海九江鎮九江中學朱九江先生紀念堂，我們(men) 能看到一幅由民國著名書(shu) 法家於(yu) 右任先生於(yu) 朱九江先生誕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際為(wei) 紀念堂題寫(xie) 的書(shu) 法匾額——“經師人師”。“經”是中國古典學術一個(ge) 重要主題，“經師”自然是指畢生以傳(chuan) 授經學為(wei) 事業(ye) 的學者。

經學在中國古典傳(chuan) 統中原本兼具教化和經世指導雙重功能，漢代以後，逐漸形成了以解釋經典為(wei) 中心的龐大解經體(ti) 係，其中又以漢學、宋學為(wei) 最重要的兩(liang) 個(ge) 傳(chuan) 統。皮錫瑞在其經學史研究名著《經學曆史》中稱清代為(wei) 經學研究的“複盛時代”，可見經學在清代學術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作為(wei) 經學複盛時代的見證者，朱次琦幼年時代遊學於(yu) 乾嘉經學魁首阮元的幕府之中，青年時又先後在嶺南四大書(shu) 院中的越華書(shu) 院、羊城書(shu) 院接受教育。當時經學研究雖然已較清初隻重視“四書(shu) ”的學風，逐漸拓展到“五經”、廿二史兼及諸子、地理、曆算等多學科研究領域，然而以八股取士，為(wei) 做官而讀書(shu) ，仍然是社會(hui) 的普遍風氣。

嘉慶、道光年間，經濟衰退，吏治敗壞，百姓苦於(yu) 盜難和苛稅，加之西人覬覦中華，國家充斥內(nei) 憂外患。究其原因，一方麵自然源於(yu) 清廷在政治上的腐敗與(yu) 無能，但是另一方麵，也有士人階層沉醉於(yu) 經典考據世界，不顧世事，造成經世人才緊缺，教化敗壞等深層因素。當學林之中，學者動輒以門戶之見自居，學術真理何去何從(cong) ？經世致用在此時成為(wei) 有識之士最為(wei) 關(guan) 切的話題。

朱次琦作為(wei) 這股思潮中的一分子，他以重新回歸孔子之學為(wei) 治學立身的目標。在朱次琦看來，孔子以來的儒學所強調的根本精神，其本在於(yu) 教化與(yu) 經世。宋學說性言理、通達天道；漢學訓詁考據，講究證據；二者其本來目的，都是為(wei) 了讓士子通過研究經學，更好地理解、學習(xi) 古人治世與(yu) 修身的經驗。然而乾嘉以來的學術風氣，顯然於(yu) 此相悖離。

徐複觀先生有道：“以考據為(wei) 專(zhuan) 門之學，的確是出自乾嘉學派。但他們(men) 在以漢學打宋學的自設陷阱中，不僅(jin) 不了解宋學，且亦不了解漢學。更糟的是，他們(men) 因為(wei) 反宋學太過，結果反對了學術中的思想，既失掉考據應有的旨歸，也失掉考據曆程中重要的憑藉，使考據成為(wei) 發揮主觀意氣的工具。”

張循則指出：“清代的漢宋之爭(zheng) 通常被作為(wei) ‘學術思想’的問題來處理，這自有其充分的根據。但有時候漢宋之爭(zheng) 卻未必與(yu) 嚴(yan) 格的‘學術思想’的相關(guan) 涉。汪士鐸曾感慨其時為(wei) 學有五難：‘好學難、聚書(shu) 難、身心閑暇難、無漢宋之意見難、求友難。’從(cong) 中透露出一個(ge) 信息，即如何處理‘漢宋之意見’幾乎是當時的求學之士們(men) 皆須麵對的難題，而並非已經學有所成的漢學家或宋學家才爭(zheng) 論的問題。鄭珍也說：‘吾見宗宋學者交攻漢學，問其曾見漢儒書(shu) 幾家，而不能舉(ju) 也；見有宗漢學者交攻宋學，問其曾讀宋儒書(shu) 幾種，而不能言也。’”

錢穆認為(wei) ，朱次琦提出“使孔子之道，大著於(yu) 天下”以及“治孔子之學，無漢學，無宋學”的論斷實為(wei) “大見解”，“非深識儒學大統者，不易語此也”。錢穆先生對朱次琦的這種認識顯然是從(cong) 學理的角度出發而得，而我們(men) 若從(cong) 現實的角度來看，朱次琦提出回歸朱子之學和孔子之學，則實是對“成仁之士”和經世之材的熱切渴求，是對時事的一種正麵應對。

晚年朱次琦更是對學風進一步敗壞及社會(hui) 上出現大量品行低劣學人的現象深惡痛絕：“天下之擾甚矣，其端由吏治之汙，居恒輿馬服玩聲色之好，奢麗(li) 百出，且複豐(feng) 於(yu) 獻納，侈於(yu) 酬應，謂之開展。若而人者，皆非腰纏入官者也，一取之於(yu) 民，而凡丁胥豪猾，倚勢作威，又喜言官婪受賕，以恫嚇其民，而放其無涯之欲，日朘月削，怨府毒深，群相敵讎，橫流遂潰，此方今之大患也。”

回顧朱次琦的一生，我們(men) 能看到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所謂士的精神。十八歲參加院試，有富家子弟以金條求其捉刀，不納；二十二歲第一次參加鄉(xiang) 試，以朱子“非科舉(ju) 累人，人自累耳”之言自勉；三十二歲納金即可推為(wei) 邑學優(you) 等，不赴；三十三歲，行將北行會(hui) 試，立下“人必思所以自居，衎衎度日，生無益於(yu) 時，死無聞於(yu) 後，雖活百年，猶殤子爾”之誌向；四十一歲得殿試，以屈節故，未完卷便起身離場，仍中進士；四十四歲赴任山西，備經世書(shu) 籍，以遊學代遊宦；四十六歲，蒙古民亂(luan) ，卒用藏事，平息紛爭(zheng) ；四十七歲官任襄陵，擊大囚，滅狼害，百日贏得“後朱子”之譽；四十八歲撚亂(luan) 將臨(lin) ，上策，不得用，遂意南歸；四十九歲，典裘返嶺，屢召不出，絕名利之事，講學著述，不與(yu) 人書(shu) ，敦厚鄉(xiang) 俗，終身以教化為(wei) 己任。

九江學派三代學人，從(cong) 簡朝亮、康有為(wei) ，再到黃節、鄧實、梁啟超，其學術個(ge) 性各異，治學成就方麵也是各擅勝場。梁啟超曾經自言與(yu) 其師在政治理念上的差異：“啟超既日倡革命排滿共和之論，而其師康有為(wei) 深不謂然，屢責備之，繼以婉勸，兩(liang) 年間函紮數萬(wan) 言。啟超亦不慊於(yu) 當時革命家之所為(wei) ，懲羹而吹齏，持論稍變矣。”又自言治學和應事也與(yu) 其師大有所異：“啟超與(yu) 康有為(wei) 最相反之一點，有為(wei) 太有成見，啟超太無成見。其應事也有然，去治學也亦有然。有為(wei) 常言：‘吾學三十歲已成，以後不複有進，亦不必求進。’啟超不然，常自覺其學未誠，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中求索中。故有為(wei) 之學，在今日可以論定；啟超之學，則未能論定。”

黃節、鄧實在晚清主持《國粹學報》，也因倡導排滿革命與(yu) 其師簡朝亮觀點相左；在經學詮釋方麵，簡朝亮堅持漢宋兼采，以朱子理學表彰的經學觀念為(wei) 準則，鄧實、黃節則多站在諸子學視野批判經學中的君臣觀念，提出迎合現代性的新民觀。然而這些論學上差異，並不能掩蓋九江學人對於(yu) 九江教化與(yu) 經世之旨的共同體(ti) 悟：“九江而後，嶺南講學之風浸衰，近十年來，西方學說輸入我國，吾粵被之獨早。學者怵於(yu) 萬(wan) 有新奇之論，即結舌而不敢言。其言者不出於(yu) 錮蔽，即出於(yu) 附會(hui) 。錮蔽固非，附會(hui) 尤失。嗜新之士，複大倡功利之說，以為(wei) 用即在是，循是而叫囂不已。吾恐不唯名節道德掃地而盡，即寸劄短文求之弱冠後生，將亦有不能辦者。烏(wu) 虖！國學之亡，可立而待，寧獨嶺南一隅，而為(wei) 是哀也。”

1935年黃節逝世於(yu) 北京，《學衡》發起人吳宓以弟子身份撰寫(xie) 了《最近逝世之中國詩學宗師：黃節先生學述》，文中這樣描述黃節對自己的啟發和教導：“黃節先生生平以詩為(wei) 教，蓋將以正民誌，立國本。由陶冶個(ge) 人性情，進而淬厲道德，改善風俗。期以明恥篤行，尚勇合群，以保我國家民族之生命，而綿續先哲教化之德澤。誠今之人師也。”

對美德和倫(lun) 理的追求，對學風、士風的反省，對舊學新知的融粹，對以暴淩弱、惡敗政治的頑強反抗，以及為(wei) 創造美好世界的不懈努力，最終彰顯了九江學派的宗旨，那就是：不隻為(wei) 經師，亦要為(wei) 人師。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