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共識和中華願景 
    ——仁本主義(yi) 宣言
    作者：餘(yu) 樟法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首發
    時間：西曆2012年3月8日
    
    
    
    前言
    
    
    思想啟蒙、政治共識很重要，但仍屬於(yu) 第二層麵的東(dong) 西。道德啟蒙、文化共識更重要。這才是更基礎更原則第一位的。不同的思想政治路徑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精神。這裏的文化，涵蓋哲學、信仰、世界觀、生命觀、價(jia) 值觀等等概念。
     
    沒有一定的文化共識，政治共識也很難構建起來。即使勉強形成某種政治共識，也是低層次而脆弱的，持而不堅堅而不久，經不起考驗。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wei) 謀。文化立場是最根本的“道”。
     
    缺乏主導精神和共通價(jia) 值的文化多元主義(yi) ，無法形成必要的向心力凝聚力，反而容易造成思想的混亂(luan) 、文化的分裂、政治的粗俗和社會(hui) 的浮躁。因此，在文化上，既要允許多元化，又要追求共通性和共同性。在中國，以儒家為(wei) 主體(ti) ，在文化多元之上凝聚、建立普遍的共識，乃是最佳選擇。
     
    儒家道德具有高度的普適性，形形色色的“主義(yi) ”不難與(yu) 儒家在道德層麵取得共識，儒家“道並行而不悖”的政治恕道，則可以為(wei) 各種正常或非正常的“主義(yi) ”提供言說自由。
     
    文化共識更重要，意味著文化啟蒙、道德建設的重要性。沒有正確的世界觀人性觀，就沒有正確的價(jia) 值觀政治觀，就難以建設良製良法。易言之，有什麽(me) 樣的文化，就有什麽(me) 樣的政治。五四以來，思想文化不可謂不多元，民主啟蒙不可謂不廣泛，結果是種下了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百年滄桑，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歲在壬辰時逢龍年，除舊布新此其時矣。為(wei) 了讓越來越多的人逐漸了解曆史真相、文明真諦和儒家真麵目，為(wei) 了早日重樹儒家文化為(wei) 主體(ti) ，重建中華文明的輝煌，特提出儒文化基本共識如下，供儒門同道和各界人士參考。
     
    
    我們(men) 的中華
    
    
    人類曆史就是一部善與(yu) 惡、文明與(yu) 野蠻的鬥爭(zheng) 史，中西都一樣，既不是一片光明，也不會(hui) 一團漆黑。中國幾千年來，凡是禮崩樂(le) 壞與(yu) 異端邪說占上風的時代，黑暗也占上風；凡是儒化程度較高的王朝，文明程度也較高。這已成為(wei) 曆史規律。
     
    儒家以文明為(wei) 區分華夷的最高標準。根據春秋筆法，“夷狄進於(yu) 中國則中國之，中國退於(yu) 夷狄則夷狄之”，意謂隻要夷狄文明化、儒家化了，就是中華；漢族政權若野蠻化邪教化，就是夷狄。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儒家與(yu) 中華可以劃等號。
     
    今人多不讀、不熟曆史，受小說戲說的影響，想當然地認為(wei) 古代王朝都腐敗透頂。其實，儒式王朝的官員多從(cong) 儒生中選拔，文化底蘊較厚，人格相對健全，加上監管頗嚴(yan) ，清廉為(wei) 主流。王朝末期，腐敗現象會(hui) 多起來，但儒式王朝無論怎麽(me) 腐敗糜爛，都有限度，且不乏清正健康者奮起力挽狂瀾。
     
    現代西方官員清正廉潔，是受到製度法律的剛性製約，非清正不可，不廉潔不行。但對古代儒官來說，道德的製約力量比製度法律要大得多。儒化程度較高的王朝，官員普遍廉潔清正。最典型的是宋朝，宰相中除了秦檜韓侂胄等極個(ge) 別，無不廉潔，而這兩(liang) 位宰相如放到今天，完全可以作為(wei) 清廉模範推出來了。絕大部分高官大吏也一樣。宋朝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其君臣的仁厚和官員的潔身自愛。
     
     “臣殺其君，子殺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中國政治製度的落後自清朝始，病根子則在元明時已紮下。宋後，蒙元和清朝是異族政權，雖然有所文明化中國化，仍將部落利益淩駕國家利益之上；明朱元璋太沒文化，刪孟事件對儒家傷(shang) 害極大，貽害流弊深遠。故有“崖山之後，已無中國”之說。
     
    或說宋朝是最無能的王朝。太不了解宋朝了。當時政治、製度、物質文明和經濟實力皆遠遠領先世界。由於(yu) 政策重文輕武，宋朝軍(jun) 事較弱，但弱中有強，人心特強。蒙古鐵騎所向無敵，踏遍大半個(ge) 地球，大小國家如湯潑雪一觸即潰。唯我大宋，抗戰期長達大半個(ge) 世紀，僅(jin) 襄陽一城就頑抗十年。最後崖山一戰，君臣軍(jun) 民二十多萬(wan) 共同赴死！
     
    當然，說崖山之後無中國，是就最高標準而言。實則明清和民國都可算及格的中國。明清君主專(zhuan) 製強化，偏離儒家漸重：明是嚴(yan) 重異化儒家，清是太重部族利益，相比宋朝都大踏步倒退，但仍各有其優(you) 。明製度在當時世界仍屬先進而儒家集團操守相當優(you) 秀。有幾任皇帝多年乃至二十多年不上朝，中央地方很多官位得不到及時“補給”，社會(hui) 仍相當正常穩定。
     
    清朝儒家扭曲更嚴(yan) 重，製度方麵比明更差勁，而西方擺脫神權壓製後政治科技文化教育加速發展，更襯托了清的落後，慈禧又狠狠扯了一把後腿。但就是這種情況下，仍出現了追求進步的洋務派和致力改良的康譚集團光緒帝。可惜天不佑中華，儒家集團改良立憲以失敗告終。
     
    周公製禮作樂(le) ，體(ti) 現了外王的輝煌，漢朝的製度法律建設，是在儒學特別是外王經典《春秋》指導下進行的，此後外王學一直鬱而不彰，清晚期冒了個(ge) 泡，推出了一批改良派。可見這個(ge) 泡還是頗有效果。如果不是慈禧們(men) 的顢頇和作梗，曆史掀開的或許是另外一頁。
     
    
    我們(men) 的中華（二）
    
    
    受西方工具理性的影響，很多人一講到中華文明，便舉(ju) 出四大發明，其實，中華文明主要在道德文化政治社會(hui) 等領域---這是儒家最擅長的。雖然實踐脫節於(yu) 理論，曆代王朝畢竟受到儒文化的製約和導向，文明度相對較高，整體(ti) 高於(yu) 西方。
     
    華史確載的著名盛世有四：成康、文景、貞觀、康乾。
     
    成康之治為(wei) 正宗儒家盛世。周文王時就有“畫地為(wei) 牢，刻木為(wei) 吏；洽政恤民，囹圄皆空。”之說，周朝成立，建禮樂(le) 製度，到成王康王時鼎盛，“四夷賓服，海內(nei) 晏然，囹圄空虛，刑罰不用。”刑錯四十餘(yu) 年不用---四十多年沒人犯法啊。
     
    堯舜禹湯部落聯盟相當鬆散，相當於(yu) 邦聯製，西周各封建國與(yu) “中央”聯係加強了，各種規章製度細密了，天子權威強化了，但也隻相當於(yu) 聯邦製。當時物質及技術自然不如後世，製度亦不如現代西方健全，但論“精神文明”，僅(jin) 成康間“刑錯四十餘(yu) 年不用”一點，就是現在美國和西方望塵莫及的。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西周的“鄉(xiang) 舉(ju) 裏選”周朝作為(wei) 封建製，當然有“親(qin) 親(qin) ”和“世卿世祿”的階級性，但底層人士亦有頗為(wei) 公正的上升通道，大夫以下官職實行鄉(xiang) 舉(ju) 裏選製。被選舉(ju) 者可任官、頒爵、授祿，特優(you) 者為(wei) “貢士”薦給天子---這堪稱古代的、中國特色的中基層選舉(ju) 。
     
    周朝八百年天下堪稱奇跡，創造這一政治奇跡的正是王道。無論怎樣禮崩樂(le) 壞，作為(wei) 意識形態的道統始終在深處起著作用。道統，就是堯舜禹商湯周武相傳(chuan) 的心法，精一執中也，建中建極也，德也，仁也，敬也，誠也，即仁本主義(yi) 也。王道，指道統與(yu) 民意合法性皆備。
     
    秦漢以後，漢唐宋皆不夠儒家，亦頗文明。西漢孝文孝景連續四十多年清靜無為(wei) 與(yu) 民生息，稅率從(cong) 十五稅一、三十稅一到文景之時全國免稅（田租），囹圄幾空，稱文景之治；唐朝太宗貞觀年間二十多年清明安定，犯人寥寥，稱貞觀之治。康乾之治比之前盛世差遠，但與(yu) 民國以後相比仍不愧盛世。
     
    或說成康、文景、貞觀都是無為(wei) 之治。可以這麽(me) 說，但要知道，那是儒式的“無為(wei) ”。成康、文景、貞觀之前，各種文物典章製度都已完善，在當時文明度蓋世無雙，大框架可以沿用相當長的時間。在這種情況下，君主們(men) 製度就以無為(wei) 為(wei) 高，致力於(yu) 修養(yang) 身心、弘揚道德、普及文化等“修為(wei) ”。
     
    盛世的原因主要是政治、製度的文明，也包括一定的物質文明，周朝對“百工”和物質的開發很重視，周禮中有《考工記》。文明的核心是道德，西周是為(wei) 國以禮、為(wei) 政以德的典範。儒家就是孔子集三代文明、文化之大成。
     
    中國曆史上物質經濟之繁榮，就整體(ti) 、全局而言也長冠全球。英學者安格斯麥迪森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指出，自公元元年直到1870年，中國經濟總量一直名列世界第一。在鴉片戰爭(zheng) 爆發之前的1820年，中國的GDP占世界的比重高達33%。（他將各國曆史中記載的經濟資料折算為(wei) 當時的實際購買(mai) 力PPP，以一種國際元為(wei) 單位，再據此推算出GDP與(yu) 人工GDP來，得出“中國的經濟占世界GDP總量”。）
     
    順便介紹一下，古代儒式王朝有一個(ge) 共同特征：低稅率。如漢朝慣例是三十稅一，文景之時全國免稅。劉秀在反抗王莽和統一中國的戰爭(zheng) 時期曾十五稅一，但戰事尚未結束就恢複三十稅一的舊製。
     
    儒佛道作為(wei) 中華文化三大統，共同塑造了中華民族的道德精神，締造了中華文明的曆史輝煌。其中，佛道為(wei) 輔，儒家為(wei) 主。數千年來，任憑王朝盛衰興(xing) 亡，甚至夷狄入主中原，倫(lun) 常之化廉恥之風畢竟長在，賴有道統維持。政治最黑，儒家學統不絕，文明之光不滅；政治最黑，社會(hui) 仍有底線，良風良俗仍存。
     
    唯獨經過五四非理性的“亂(luan) 打”和文革毀滅性的踐踏，中國的曆史、文明和文化被全方位抹黑，蒙受奇冤，中華民族因此喪(sang) 根失本、失魂落魄，飽受人禍。
     
    儒家與(yu) 中華血肉交融不可分割。中華是儒家身，儒家是中華心，身心合一。儒家與(yu) 中華一體(ti) 兩(liang) 麵，興(xing) 儒與(yu) 興(xing) 華相輔相成。
    
     
    我們(men) 的主義(yi)
    
    
    儒家以仁為(wei) 本，為(wei) 諸德之冠。仁可以統率和涵蓋所有道德元素。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這個(ge) “一”，就是仁。仁既有形而上的超越性，又有形而下的內(nei) 在性，貫徹一切現象之中。《易經》的乾元、《禮經》的太一、《大學》的至善、《中庸》的誠，程朱的天理、王陽明的良知，儒學典籍中的天道、天命等等概念，都與(yu) 仁同義(yi) 或者近義(yi) 。
     
    我們(men) 的指導思想是仁本主義(yi) ，她有如下特征。
     
    在哲學問題上，仁本主義(yi) 超越唯物主義(yi) 和唯心主義(yi) ，倡心物一元論。意識與(yu) 物質都屬於(yu) 現象，統於(yu) 一。一元者，乾元也。這才是人之本性、生命之本質、宇宙萬(wan) 物之本體(ti) 。
     
    在體(ti) 用問題上，仁本主義(yi) 堅持“體(ti) 用不二”的原則。“體(ti) 用不二”是熊十力思想體(ti) 係中最基本的觀念，強調“本體(ti) 現象不二，道器不二，天人不二，心物不二，理欲不二，動靜不二，知行不二，德慧知識不二，成己成物不二”。
     
    在自他問題上，仁本主義(yi) 超越利己主義(yi) 和利他主義(yi) ，一方麵“古之學者為(wei) 己”，一方麵“仁者愛人”，自立立人自達達人，利己利他不二。因為(wei) 利己利他都是人的本能，是本性的作用。
     
    在政治上，仁本主義(yi) 愛集體(ti) 愛國家愛民族愛社會(hui) ，但反對將它們(men) “主義(yi) ”起來。仁本主義(yi) 超越其它一切主義(yi) 。仁愛有序而無限，由近及遠，由人及物，親(qin) 親(qin) 仁民愛物。“克明俊德，以親(qin)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wan) 邦。黎民於(yu) 變時雍”。這是儒家仁愛在政治層麵的展示，這一遠大理想隻有在儒家道統指引下才能實現。
     
    同時，也不完全認同人本主義(yi) （包括個(ge) 人主義(yi) 、人道主義(yi) 和自由主義(yi) ），涵蓋而又超越她們(men) 。人本主義(yi) 強調人的主體(ti) 性，重視人的肉體(ti) 生命，著眼於(yu) 外部政治社會(hui) 之自由；仁本主義(yi) 強調道德良知的主體(ti) 性，在重視人的肉體(ti) 生命的基礎上進一步重視人的靈性生命，在注重外部政治社會(hui) 之自由的同時致力於(yu) 追求內(nei) 在意誌道德之自由。
     
    仁本主義(yi) 致力於(yu) 社會(hui) 的健康自由，又致力於(yu) 心靈健全和自由，政治文明道德建設雙管齊下；她關(guan) 愛人類兼及萬(wan) 物，愛有層次而無局限，可以避免人類中心主義(yi) 。她追求個(ge) 體(ti) 身與(yu) 心、群體(ti) 人與(yu) 人及人與(yu) 天地萬(wan) 物之間的高度和諧。
     
    仁本主義(yi) 兼具“格物致知”的科學精神、“正心誠意”的道德精神和“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精神。
     
    科學致力於(yu) 物質文明和物質自由，道德注重精神文明和內(nei) 在自由，王道政治追求製度文明和社會(hui) 自由。物質養(yang) 生，道德養(yang) 心，製度養(yang) 民，這一切都歸結於(yu) “修身”----將人類的個(ge) 體(ti) 和群體(ti) 不斷地向至善境界“修”去。總之，仁本主義(yi) 對於(yu) 人類的一切內(nei) 在修證和外部實踐，包括各種生活、社會(hui) 、政治、科學實踐，都具有綱領性意義(yi) 和指導性作用。
     
    主義(yi) ，往往意味著信仰、唯一、至尊、至高無上。很多好東(dong) 西一旦主義(yi) 化，就有弊端甚至惡化。例如國家、社會(hui) 、民族、科學等，何嚐不值得熱愛或弘揚？但它們(men) 一旦主義(yi) 起來，無不麵目可憎流弊無窮。唯獨仁本主義(yi) 例外。因為(wei) “仁”具有至高無上的普適性，仁義(yi) 就是中庸，永遠不會(hui) “過”。就像自由不怕獨尊一樣，仁與(yu) 良知更不怕獨尊。
     
    仁本主義(yi) 一元化，可以更好地為(wei) 多元化提供最佳保障，猶如乾坤一元（乾元涵坤元）促進萬(wan) 類自由。指導思想的一元與(yu) 国际1946伟德社會(hui) 文化的多元相輔相成。某種意義(yi) 上西方社會(hui) 也是一元之下的多元：任何思想信仰學說主義(yi) 都擁有言論自由，但都不能推翻自由主義(yi) 的價(jia) 值原則，不能進行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權、反平等的政治社會(hui) 實踐。
     
    仁本主義(yi) 一元化，實質上就是仁義(yi) 道德掛帥，讓一切仁義(yi) 化：政治仁義(yi) 化，為(wei) 仁政；製度仁義(yi) 化，為(wei) 良製；法律仁義(yi) 化，為(wei) 良法；官員仁義(yi) 化，為(wei) 清官廉吏；社會(hui) 仁義(yi) 化，為(wei) 良風良俗和君子社會(hui) 。西哲說過：道德是文明的核心、自由的本質。論儒家政治的文明性和自由度，在古代，遠高於(yu) 法家及基督社會(hui) ，在民主時代也應高於(yu) 自由社會(hui) ----若有實踐機會(hui) 的話。
     
    
    我們(men) 的信仰
    
    
    在信仰問題上，仁本主義(yi) 堅持良知信仰。儒家不是宗教但有宗教性，重信仰，信解行證，一體(ti) 歸仁。信即信仰。聖賢信仰和傳(chuan) 統天地君親(qin) 師信仰，都以良知信仰為(wei) 出發點。
     
    天命之謂性。仁性即良知，即人之本性，天之所命。這是生命本質和本質生命，相當於(yu) 佛教的佛性，道家的道心。良知人人皆有，故孟子說：人皆可以為(wei) 堯舜；良知人人平等，故王陽明說：“自聖人以至凡人，自一人之心以達四海之遠，自千古以前以至於(yu) 萬(wan) 代之後，無有不同。”
     
    五四以後國人喜走極端，重視什麽(me) 就把什麽(me) 上升為(wei) 主義(yi) ，科學民主個(ge) 人集體(ti) 民族國家社會(hui) 等等，都曾經或還在被主義(yi) 著。殊不知，任何現象界的事物，無論怎麽(me) 重要，都不宜主義(yi) 化。其中“個(ge) 人”比較接近“本質”，但終究非本質，主義(yi) 起來亦有弊端。國以人為(wei) 本，身以心為(wei) 本，心以良知為(wei) 本。良知才具有最高本質性，才有資格主義(yi) 化。
     
    因為(wei) 信仰良知，故人生要努力良言良行，社會(hui) 要倡導良風良俗，政治要追求良製良法；因為(wei) 信仰良知，故“君子有三畏”。天命、大人和聖人之言，三位一體(ti) 。天命即良知，大人是聖人之有權位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就是大人，道統由他們(men) 一路傳(chuan) 下來，由孔子承前啟後。孔孟之道，亦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
     
    麵對道統隻能“規規矩矩”兢兢業(ye) 業(ye) 。違背固不得，“創新”也不行，差之毫厘失之千裏也。孫文說：“中國有一個(ge) 道統：堯舜禹湯文武以至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ge) 道統，把它發揚光大”。很遺憾他在此基礎上另辟“三民主義(yi) ”新徑，雖然不違，畢竟有偏。
     
    聖人是良知的象征和化身，對良知實踐最深入、證悟最到位，最值得全人類學習(xi) 。孔子之所以特別值得尊重和崇拜，原因在此；孔子是中華文化的最高代表，是我們(men) 的民族魂，原因亦在此。這也是聖人崇拜與(yu) 偶像崇拜性質不同的原因。
     
    畏天命，必同時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聖人德性圓滿，言論亦必圓滿，所闡發的仁義(yi) 中庸誠信諸原則義(yi) 理，普適於(yu) 古今中外，放之四海而皆準，傳(chuan) 之萬(wan) 古而無疑，是辨別王與(yu) 霸、義(yi) 與(yu) 利、華與(yu) 夷、是與(yu) 非、善與(yu) 惡、正與(yu) 邪的最高原則和標準。即使各種因機審事之言，也是智慧的結晶，具有相當普世性和高度啟發性。
     
    聖人之言結集，就是聖經---儒家經典。聖人之言和經典義(yi) 理，正確性真理度極高，高明精微，無懈可擊。因此，儒家不反對教條主義(yi) 。因為(wei) 儒家教條具有普適性，任何人物集體(ti) 勢力社會(hui) 民族，偏離了就會(hui) 出現失誤，犯錯；違悖了就會(hui) 流於(yu) 邪惡，犯罪。特錄幾條孔子教條共賞：
     
    仁者愛人；為(wei) 政以德；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zhong) 而親(qin) 仁行有餘(yu) 力則以學文…哪一句沒普適性、哪一句非黃金律？
     
    儒家不反對原教旨主義(yi) 。儒家大中至正，所謂原教旨是“原”到孔子的教義(yi) 德旨，“原”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道統上去。所謂複古更化，精神越傳(chuan) 統（道統），政治越是現代，道德越反本，製度越能開新。
    
     
    我們(men) 的人性觀
    
    
    在人性問題上，仁本主義(yi) 堅持性善論。
     
    性善性惡都是就本性而言。王陽明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ti) ”即說本性，此性超越一般善惡概念，非善非惡，是為(wei) 至善；“有善有惡意之動”則謂習(xi) 性有善習(xi) 惡習(xi) 之分。《中庸》說“喜怒哀樂(le)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為(wei) 體(ti) ，為(wei) 至善；和為(wei) 用，為(wei) 善習(xi) 。相對惡習(xi) 而言，善習(xi) 是更加根本的。
     
    儒佛道三家人性論主流皆主性善論。本性至善習(xi) 性多惡，這是人性真理，也是三家對人性的基本認證。儒家並不否定人性中惡的存在，相反，對人性之惡有深刻的認識，但不像性惡論那樣局限於(yu) 人性惡習(xi) 層。
     
    本性至善，故生命至貴，人格尊嚴(yan) ；習(xi) 性易惡，故必須防範，需要良法。儒家教育是涵養(yang) 擴展本性之善，政治則針對人之習(xi) 性，導善製惡，獎善罰惡，其中法律更是對惡行的直接懲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儒家禮法並稱，單言禮，則涵蓋法律。
     
    孟子說：“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有學者解釋為(wei) ：說別人不好，有後患怎麽(me) 辦？以為(wei) 孟子是口不臧否他人是非的鄉(xiang) 願呢。其實此言是提醒，性惡論對人的侮辱輕蔑是根本性的，後患無窮。他果然有先見之明：荀子倡性惡，結果導出了法家，法家導出的秦王朝和秦製度，肇禍天下，貽害無窮。
     
    某些自由派有兩(liang) 大誤會(hui) ：一是將私心和欲望視為(wei) 惡。其實它們(men) 是中性的，非善非惡，可以形成善習(xi) ，也可以形成惡習(xi) ，本質屬於(yu) 的至善，是人類存續、文明發展的內(nei) 在驅動力。若斷絕了私心欲望，生命都難以延續，還說什麽(me) 善惡？
     
    利己利他都是生命本能。發自“自私的欲望”的行為(wei) 隻要不損人，就符合道德原則。同時，利己追求客觀上往往會(hui) 產(chan) 生利他作用，讓私利變成公益。亞(ya) 當斯密在另一部名著《國富論》中認為(wei) ，受利己心激勵的理性經濟人在“看不見的手”引導下追逐自身利益的行為(wei) ，往往會(hui) 無意識地促進社會(hui) 利益。
     
    其次是誤認為(wei) 自由主義(yi) 建基於(yu) 性惡論。自由主義(yi) 並沒有明確的人性論，或者說，其人性論既非性善論也非性惡論，頗為(wei) “中性”。亞(ya) 當斯密和休謨對人的自私心與(yu) 同情心都有一定認識，但不以善惡論本性。某些自由派以性惡論為(wei) 自由主義(yi) 的人性預設，應是受了基督教“原罪說”的影響。
     
    西方現代經濟學鼻祖亞(ya) 當-斯密堪稱西式性善論者。盡管深淺不同，其《道德情操論》對人性的認識與(yu) 儒家性善論暗契。他從(cong) 道德心理學角度對人的行為(wei) 動機進行研究，認為(wei) 人的自愛動機天然地受到“同情”機製的製約，從(cong) 而使人的求利激情得到抑製緩和，使逐利行為(wei) 合乎道德與(yu) 正義(yi) 的基本要求。
     
    《道德情操論》第一卷“論同情”寫(xie) 道：“無論人們(men) 會(hui) 認為(wei) 某人怎樣自私，這個(ge) 人的天賦中總是明顯地存在著這樣一些本性，這些本性使他關(guan) 心別人的命運，把別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雖然他除了看到別人幸福而感到高興(xing) 以外，一無所得。”這種憐憫或同情就是孟子所說人皆有之的惻隱心。
     
    康德雖未見性，但在他的自由意誌論和道德論中，對本性之善有相當認知。他認為(wei) ，良心不隻是一種能力，而且是一種根據道德準則來判斷自己的本能；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人之所以成為(wei) 人，就在於(yu) 人有道德上的自由能力…名言：“世上最使我們(men) 震撼的是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我們(men) 的政治觀
    
    
    民為(wei) 重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仁本主義(yi) 政治原則是：以民為(wei) 本。
     
    熊師十力在《讀經示要》中闡述群經言“治”有九大義(yi) ：“一仁以為(wei) 體(ti) ，二格物為(wei) 用，三誠恕均平為(wei) 經，四隨時更化為(wei) 權，五利用厚生本之正德，六道政齊刑歸於(yu) 禮讓；七始乎以人治人，八極於(yu) 萬(wan) 物各得其所，九終之以群龍無首。”這是仁治（仁本政治）即民本和王道政治的要義(yi) 。
     
    “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是王道最高境界，可稱為(wei) 大同王道。堯舜禹三代是大同王道古代形態。封建製的夏商周和中央集權製的漢唐宋，兩(liang) 種君主製，同為(wei) 家天下，為(wei) 小康王道。西周得小康王道之正，漢唐宋就差了，明清則更差。君主時代，政治文明整體(ti) 上呈“負發展”狀態。
     
    孔孟懷抱大同理想，但所追求的則是小康王道。我們(men) 追求的新王道是儒家憲政，以全球大同為(wei) 最高理想，以民主製為(wei) 初級階段。民主在西方漸成熟，中國可縮短或跨越之。
     
    政教必須分離，政道應該合一。西方中世紀政教合一，導致政治宗教化和野蠻化；儒家政治正好相反，道統高於(yu) 政統，追求政道合一，推動政治道德化和文明化。
    西方中世紀的漫長黑暗，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yi) 、教條主義(yi) 造成的；中國明清以來逐漸落後，則是偏離了孔孟原教旨和經典教條所致。
     
    我們(men) 認為(wei) ，仁義(yi) 、誠信、時中、中庸諸原則具有至高無上的普適性，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價(jia) 值觀亦具有一定的的普世性，可為(wei) 仁本主義(yi) 所涵蓋，民主與(yu) 民本、自由與(yu) 秩序、平等與(yu) 差等、人權與(yu) 主權、法治與(yu) 德治，相輔相成，可以在仁本和王道的平台上取得一致。
     
    仁本主義(yi) 與(yu) 自由主義(yi) ，合則兩(liang) 利，違則兩(liang) 敗。自由主義(yi) 反儒家，讓自由追求喪(sang) 失基本道德力量，讓民主建設喪(sang) 失本土文化基礎，民主自由遂成空中樓閣；儒家反自由主義(yi) ，是反對政治現代化和自由人權等價(jia) 值觀，自絕於(yu) 時代潮流。民主製比起君主製來，更有利於(yu) 落實民本原則，真儒家不會(hui) 反自由主義(yi) 。
     
    儒家隻論優(you) 劣是非善惡正邪，不論其它立場。如果是劣、非、惡、邪的壞東(dong) 西，傳(chuan) 統的也好，“友軍(jun) ”的也好，都將毫不留情地排斥拒絕之；隻要是優(you) 、是、善、正的好東(dong) 西，西方的也好，敵方的也好，照樣海納百川地攝之融之，就像攝影和融資一樣。對於(yu) 民主自由就應如此。
     
    我們(men) 主張中國特色的民主，以道統開出政統，以法治為(wei) 德治基礎，視憲政為(wei) 現代仁政。
     
    儒式開明君主製有其曆史合理性，清末君主立憲製也有其合理性。君權虛化，君為(wei) 象征，憲政為(wei) 實，是最佳製度選擇。但中國化已久的清朝被革命後，再立新君，就沒有傳(chuan) 統傳(chuan) 承和民意基礎了，再搞君主製，絕對比民主更艱難，可能性為(wei) 零。不僅(jin) 袁世凱段祺瑞，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能為(wei) 力。
     
    發源於(yu) 西方的民主製也有很多不足和弊端，更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jue) 所有政治問題。但是，她以選票取代槍炮，以光明正大的和平競爭(zheng) 取代各種惡性鬥爭(zheng) 乃至戰爭(zheng) ，為(wei) 國家權力的更新換代提供了最為(wei) 文明的方式，是到目前為(wei) 止最不壞的製度形態。我們(men) 可以發展、完善她，不能反對她。
     
    民主製可以更好地落實民本原則，符合“選賢與(yu) 能”的公天下精神。民主三要素或“六字真言”為(wei) ：定期公開選舉(ju) 。領導人要通過民選，不能無期和黑箱操作。中國特色的民主“特殊”在於(yu) ：1以仁本主義(yi) 為(wei) 指導思想，建設以儒家為(wei) 文化背景、民主為(wei) 製度平台的高度自由的社會(hui) ；2與(yu) 科舉(ju) 考試製度相結合。
     
    相對根本性的社會(hui) 製度，科舉(ju) 製度屬於(yu) “下位法”，既適用於(yu) 君主製，也適用於(yu) 民主製。在仁本主義(yi) 指導下，民主加科舉(ju) 是最佳製度選擇，民主選舉(ju) 領導人，科舉(ju) 選拔公務員。
     
    君子群而不黨(dang) 。政黨(dang) 應該是高文明群體(ti) ，與(yu) 西方政黨(dang) 類似，隻是文化道德方麵應該更加高標準嚴(yan) 要求，遵守法律是必須的，還要成為(wei) 道德典範，在法治基礎上進一步追求德治，建設良知世界。那將是特別自由和諧溫暖美好的社會(hui) 。
     
    儒化就是仁義(yi) 化文明化。儒家民主，意味增加政治、製度、法律、社會(hui) 之道德含量，使民主更優(you) 質，使政治更文明，社會(hui) 更和諧，秩序更好而自由度更高。故儒化程度越高越好。台灣民主就越來越具有中國特色，繼續儒化下去，完全可能超越西式民主。
    
     
    結語
    
    
    鑒於(yu) 官民、社會(hui) 、民族矛盾越來越嚴(yan) 重，鑒於(yu) 政治惡化、文化劣化、道德沙化、社會(hui) 原子化趨勢越來越嚴(yan) 重，鑒於(yu) 曆史又到了一個(ge) 重要的轉折關(guan) 頭，我們(men) 特提出以上常識和正理，希望能夠起到一定的救衰補弊和良性導向作用，以逐漸凝聚文化共識，爭(zheng) 取早日還本開新。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中國的累累惡果，肇端於(yu) “打倒孔家店”。當今要務和治本之術，就是重開孔家糧食店，重建道德根據地，把顛倒的一切重新顛倒過來，把良知良能、常識常理、正知正見重新弘揚起來。這是政治文明和製度建設的前提，是仁者愛人的優(you) 秀表現和道援天下的重要方式，是當代儒家不可推卸的曆史責任。

         
    2012-1-28東(dong) 海儒者餘(yu) 樟法草於(yu) 南寧
    2012-3-8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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