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明 著《治道之統：傳(chuan) 統中國政治思想的原型與(yu) 定型》出版暨導言

書(shu) 　名：治道之統：傳(chuan) 統中國政治思想的原型與(yu) 定型

叢(cong) 書(shu) 名：采銅文叢(cong)

作　者：孫明 

出版社：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

ISBN：978-7-108-07633-5

定　價(jia) ：99.00元 

頁　數：584

編輯推薦

本書(shu) 挑戰了道統—治統二分論及既有的政教合一認知，建立了一個(ge) 頗具學術雄心的理解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範式。作者努力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演生與(yu) 轉進定型做通盤理解，跨越經學、哲學、曆史學、政治學等多個(ge) 領域，在已較為(wei) 深厚的研究傳(chuan) 統上，做出了自己的解釋與(yu) 推進。是真真切切一本問題意識明確、結構係統的學術論著。

這本新作，重新解讀“皇帝王伯”等重大概念，深入分析“向上透一著”等“大事因緣”，會(hui) 通禮製與(yu) 思想，基於(yu) 對若幹富有“支點”意義(yi) 的問題的深入研究，窮源察遠，冷靜裁斷，貫串出一條新的線索，構建了對整部中國政治思想史的一個(ge) 新的認識脈絡。依靠深入解讀史料，跳出了“道統與(yu) 治統二分”這個(ge) 限製思想史認識的前置框架，新的敘述規模和話語方式由此自然生長。曆史研究，或重考據，或重義(yi) 理，考據不易，義(yi) 理尤難，作者努力“在史實中求史識”，希望在具體(ti) 曆史研究之上觀照中國曆史中通貫的義(yi) 理，付出多，所立也大，因難能而可貴。

作者力圖“穩重紮實”地進行一次“學術冒險”，以通馭專(zhuan) ，探索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新寫(xie) 法。希望勾勒出一幅立體(ti) 的中國政治思想發展圖景，治與(yu) 道，行道與(yu) 述道，觀念與(yu) 禮製，政治思想與(yu) 意識形態，乃至困境、希望與(yu) 無奈。

內(nei) 容簡介

本書(shu) 是一本關(guan) 於(yu) 中國政治思想史的通論。中國之“道”是“務為(wei) 治”的治道。“治”是合天地、社會(hui) 、人生與(yu) 人心的整全之治。治道由皇、帝、王、伯累世而來，命、位、君、師、作、述、明、行等概念織就“道權”之網。

聖王不再世，孔子不得位。道不完，治出二，王霸雜，失其統。士人在明道與(yu) 行道的分合之際，界定傳(chuan) 道身份，講明王道真義(yi) 。王道何以超越古今？直到宋儒“向上透一著”，貫通皇、帝、王之道，進入“全體(ti) 大用”的境界。不泥法製，不惑玄想，尊王黜霸，治出於(yu) 一，治道從(cong) 而有道統。

“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從(cong) 實處入手，向上麵體(ti) 會(hui) ，作者想用一本書(shu) 的篇幅來思考一個(ge) 問題，用不中規矩的筆法來描“治”與(yu) “道”、政治與(yu) 思想密不可分、相即相應的內(nei) 在關(guan) 係及其曆史表現，也不過是：不古不今之學，一冊(ce) 我觀之書(shu) 。

作者簡介

孫明，1979年生，遼寧北鎮人，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學、北京大學獲得曆史學博士學位，現供職於(yu)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公共治理研究所，主要從(cong) 事晚清地方行政與(yu) 社會(hui) （以四川為(wei) 地域）、中國政治思想與(yu) 製度觀念等領域的教學與(yu) 研究。著有《生逢革命：辛亥前後的政治、社會(hui) 與(yu) 人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並有書(shu) 評隨筆集《生活的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目錄

導言

上篇

第一章  從(cong) “皇帝王伯”到“失其統”——古代中國治道思想資源的層累與(yu) 遞嬗

第二章  聖王製作與(yu) 孔子述道——先秦兩(liang) 漢的聖人觀念與(yu) 身份

第三章  國家祀禮中的先代帝王與(yu) 孔子——周秦漢唐禮製中一對經典範疇的生成

下篇

第四章  “向上透一著”與(yu) 道統的成立——宋代構建理想治道與(yu) 正統的努力

第五章  “道統者，治統之所在”與(yu) “道權”問題——明代成型的道統本朝化

第六章  道統複合與(yu) 治道定型——清代前中期對政治理想型的討論與(yu) 實踐

結語  治出於(yu) 一

後記

導  言

“中國政治思想”與(yu) “中國之道”是什麽(me) 關(guan) 係，是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大哉問”。無論今天將哪些古人學說、政論納入“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封神榜，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眼光如何調整、範圍如何擴大，如果說不清楚以此構建的“政治思想史”與(yu) 古已有之的諸種“道論”的關(guan) 係，“中國政治思想史”終究還是外在於(yu) 中國舊道統的“新學”。

陳寅恪曾點出宋人“新儒學”為(wei) 秦以降中國思想之“大事因緣”：

佛教經典言：“佛為(wei) 一大事因緣出現於(yu) 世。”中國自秦以後，迄於(yu) 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曆程，至繁至久。要之，隻為(wei) 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chan) 生，及其傳(chuan) 衍而已。

陳文所論，一方麵在於(yu) 中國本有之儒家、道教對輸入之佛教思想的“相反而適相成”的吸收融會(hui) ，即“吾民族與(yu) 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另一方麵在於(yu) 縱向的曆程視角，所謂“大事因緣”“產(chan) 生及其傳(chuan) 衍”，意指新儒學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曆史地位，陳先生著眼的，是儒家從(cong) 偏重“製度法律公私生活”（“政治社會(hui) 製度”）到“思想上自成係統，有所創獲”的躍升。道統的提出，特別是朱熹總結定型道統，成為(wei) 傳(chuan) 統中國政治與(yu) 思想的“結穴”所在：向上可見其因應中國公私生活的內(nei) 在矛盾和現實問題，向下可見其對中國政治與(yu) 義(yi) 理的深刻影響。此亦“產(chan) 生及其傳(chuan) 衍”之一解。既是“結穴”所在，便須在中國思想的脈絡與(yu) 體(ti) 統中詳細考察其源流。

然而，宋代新儒學及其道統說在現代學術上“傳(chuan) 衍”出兩(liang) 大彼此相關(guan) 之學術觀念與(yu) 理路，已成為(wei) 今日理解宋以降中國政治思想的基礎知識和基本語境，轉為(wei) 認識宋學及中國之道增添了若幹“理障”：

一為(wei) 心性儒學觀念。以西學中的哲學觀和“超越”說、“軸心突破”說為(wei) 援，以儒學具有超越時空條件製約而適應現代社會(hui) 政治之抽象義(yi) 理為(wei) 目的，論證心性為(wei) 宋明儒學之主流與(yu) 根本，中國之道自先秦以來亦一路向此流淌交匯，貶抑儒學的社會(hui) 政治關(guan) 懷與(yu) 實踐方案。此尤以牟宗三否定葉適之學及劉述先、楊儒賓對餘(yu) 英時“摧毀了朱子一生想努力建立的價(jia) 值世界”的批評為(wei) 顯著表現。而餘(yu) 英時對“道體(ti) ”為(wei) “最高的精神實有”，“構成了‘道統’的精神內(nei) 核”的認識，與(yu) 心性儒學實際上是相通的，隻是同時強調“內(nei) 聖外王”為(wei) 宋儒的“整體(ti) 規劃”而已。他認為(wei) ：“宋明理學中，‘內(nei) 聖外王’為(wei) 一連續體(ti) 而歸宿於(yu) 秩序重建。”

而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則有另一極端的表現，就是推崇功利實用與(yu) 狹義(yi) 的經世思想。其經典論說，如蕭公權認為(wei) 宋儒理學之政治思想貢獻遠不及“功利思想”：

惟吾人宜注意，理學得佛學之助，蔚為(wei) 中國空前未有之哲學係統，而其對政治思想之貢獻則極細微。各家之哲學思想固多新穎分歧之點，其政論大旨則不外搬演《大學》《中庸》之正心誠意，《孟子》之尊王黜霸與(yu) 乎一治一亂(luan) 諸陳說而已。

宋代政治思想之重心，不在理學，而在與(yu) 理學相反抗之功利思想。此派之特點在斥心性之空談，究富強之實務。

複由此思想取向詆葉適：“論治術之專(zhuan) 主禮樂(le) ，大違永嘉宗旨，而重入傳(chuan) 統儒學之藩籬，此皆水心學說之糟粕，殆無勞於(yu) 茲(zi) 贅述矣。”是則何以被蕭氏列入“重實用而言功利”且究心製度建設的水心之學卻不能脫離禮樂(le) 儒學的範圍？葉適之學的存在，提醒我們(men) 既要將觀察宋代政治思想的視角推擴到心性之外，又不能刻意跳出儒家王道而在功利學說中尋找中國政治思想的出路。如果將當時固有所區別但主要是現代學術強判涇渭的心性與(yu) 實務、哲學思想與(yu) 政治思想統為(wei) 一體(ti) ，看儒學及中國治道充滿內(nei) 在張力的複雜演進狀態，或許能更好地理解朱熹和葉適。

二為(wei) 彌漫於(yu) 傳(chuan) 統中國政治、思想與(yu) 社會(hui) 研究中的“道統與(yu) 治統二分”觀念。以王夫之等先儒的若幹“道統、治統”對舉(ju) 表述和西學中的社會(hui) 政治認知為(wei) 支撐，以宋明士人政治主體(ti) 意識覺醒、中國傳(chuan) 統中本有相對獨立於(yu) 政治權力之外的思想與(yu) 社會(hui) 力量為(wei) 目的，將道統歸於(yu) 儒家，別立治統於(yu) 帝王，論證君主治統與(yu) 士人道統為(wei) 宋以降中國政治、思想與(yu) 社會(hui) 的主要結構，其互動與(yu) 消長為(wei) 曆史變遷之煢煢大者。此觀念主導之研究以前揭餘(yu) 英時《朱熹的曆史世界》為(wei) 代表。

道統與(yu) 治統（或曰“政統”）的分化，是當下研究中國政治傳(chuan) 統的前提性的知識。錢穆雖注意到“中國傳(chuan) 統政治，尚有一端義(yi) 當闡述，即是‘政治’與(yu) ‘學術’之緊密相融洽”，也指出中國傳(chuan) 統政府中保有文教機構的特點。但以學術“獨立”“自由”之現代觀念為(wei) 先導，發現：“另一麵則尤注重政學之各盡厥職。所謂‘作之君，作之師’，君主政，師主教。孔子以前其道統於(yu) 君，所謂‘王官學’；孔子以下，其道統於(yu) 下，所謂‘百家言’。孔子為(wei) 其轉捩之樞紐。孔子賢於(yu) 堯、舜，此則師統尊於(yu) 王統。”更強調：“道統於(yu) 師，不統於(yu) 君，蓋自孔子以下，而其局已定矣。”餘(yu) 英時發揚師說，認為(wei) 自春秋戰國之際道統與(yu) 政統兩(liang) 分之後，士成為(wei) “道的承擔者”，據以與(yu) 政治權力分庭抗禮，發揮政治批評作用。雖然他指出道統與(yu) 政統“有相互依存的一麵，也有緊張和衝(chong) 突的一麵”，但這種“複雜關(guan) 係”是建立在治、道兩(liang) 分的前提之下的。餘(yu) 英時基於(yu) 道統與(yu) 治統分裂、宋代士人政治主體(ti) 性上升這一係列基本判斷，將士大夫斷為(wei) “內(nei) 聖外王”之道的承載者：“理學家將重建秩序的大任完全放在‘士’的身上。”“因為(wei) 他們(men) 不但掌握了‘道’，而且隨時隨地都在致力於(yu) ‘道’的社會(hui) 實踐。”這意味著“虛君”的政治追求，恰與(yu) 士人政治主體(ti) 性上升呼應：

朱熹堅持用“無極”兩(liang) 字來描述“太極”，和他以“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來形容“理”，在思路上是一貫的。如果將這一思路落實在政治秩序上麵，則“君”隻能是一個(ge) “無為(wei) 而治”的“虛君”。這和他一向批判“君尊臣卑”的觀點恰好互相呼應。

道統論說成為(wei) 強調傳(chuan) 統中國士人保有相對獨立的思想權威與(yu) 自覺意識的知識支點，宋代士大夫尤為(wei) 樹立道統、政治主體(ti) 性崛起的代表群體(ti) 。著眼於(yu) 此，餘(yu) 英時進而提出於(yu) “‘道統’論說的正式建立者和道學的集大成者”朱熹而言，存在“道統”與(yu) “道學”的區別：

以“道統”專(zhuan) 指“內(nei) 聖外王”合一的上古三代，而以“道學”專(zhuan) 指道治分裂以後，從(cong) 孔子到宋代的儒學傳(chuan) 統。這是一個(ge) 極關(guan) 緊要的分別，其深刻的政治含義(yi) 是不容忽視的。

“道統”與(yu) “道學”的新兩(liang) 分法的重要用意在於(yu) 抬高士人的政治地位：

朱熹一方麵運用上古“道統”的示範作用以約束後世的“驕君”，另一方麵則憑借孔子以下“道學”的精神權威以提高士大夫的政治地位。這是他在《中庸序》中劃分“道統”與(yu) “道學”的主要用意。

這不啻是前揭錢穆“孔子為(wei) 其轉捩之樞紐”一語的展開，而朱熹則成為(wei) 手握標尺、以自己的“主要用意”便可“劃分‘道統’與(yu) ‘道學’”的聖人。之所以中國思想研究中關(guan) 注“道統”，是因為(wei) 對於(yu) 如何理解“道”及其承傳(chuan) 者的關(guan) 切。無論道統與(yu) 道學，其關(guan) 鍵仍是如何理解“道”、如何判定誰有資格擔當“道”。所以，餘(yu) 英時雖然將“道統”與(yu) “道學”分為(wei) 兩(liang) 段，實則仍是堅守並深化孔子以降士人擔道統，以之批判現實政治這個(ge) 基本立場。雖然將此前已為(wei) 人所熟知的士人道統說改為(wei) “道學說”，實則通過揭出“道統”之“內(nei) 聖外王”的特質，賦予“道學”以構建“內(nei) 聖外王”之整體(ti) 秩序的內(nei) 涵，從(cong) 而進一步壯大了士人的社會(hui) 政治主體(ti) 性，或者說對士人所擔之“道”的理解，從(cong) “空言”擴展到了“行事”。這樣一種轉進，雖然引起前揭對道統持心性之超越理解的學者的商榷，對其“道統”概念的商榷尤其為(wei) 多，但在學界的具體(ti) 研究中實際上得以貫徹。當張灝提出“政教一元”思考時，立即有學者以“二元論下的政教依賴形態”與(yu) 之辨難，實則張灝文中已多關(guan) 注“羈絆”，是“同室操戈”的內(nei) 部區分，可見“二元”認知的普遍。餘(yu) 英時抉發的“道統”內(nei) 涵的政治麵，得到學者晚近研究的呼應，從(cong) 中晚唐直至南宋的社會(hui) 文化、政治鬥爭(zheng) 的廣闊背景與(yu) 糾葛中，對“道統‘前史’”“道統話語權的爭(zheng) 奪”情況的複原，使得“曆史世界”更加翔實真切，道統與(yu) 政治的關(guan) 係越來越多地得到認識，但對此中政治結構的認知，則仍延續既有的前提性認識，肯定士人發展為(wei) 道統譜係的主體(ti) ，得出“（朱熹）將權威歸諸學者，從(cong) 而有二程之興(xing) 與(yu) 他自己的繼起，以傳(chuan) 承道統；這是對帝王權威修辭的嚴(yan) 厲挑戰”“傳(chuan) 道者基本固定為(wei) 理學家、心學家”等觀點。這些研究又似乎共同證成著餘(yu) 英時以及現代新儒家為(wei) 代表的將道統歸諸士人以彰明中國存在相對獨立於(yu) 君主集權的社會(hui) 文化權威的傳(chuan) 統。而麵向當代的儒學建設，則在承認此前提性認識的基礎上描繪“確定儒家道統的完整內(nei) 容”的願景，這實亦是接續新儒家的旨趣，“發展仁學，改造禮學，統合孟荀，才能發展出儒家的新道統”，是“重新認識”亦即總結、評判、重構傳(chuan) 統的思想實踐，而非厘清“道統”本相的曆史研究。

綜合以上兩(liang) 點，強調宋代新儒學與(yu) 道統論中“內(nei) 聖”的抽象實有，堅持“治統、道統二分”，士人為(wei) 擔“道”（道統或道學）的社會(hui) 載體(ti) ，在這樣的思想基調下，清代的政治思想與(yu) 學術演變就成為(wei) “異數”。“師道之失其統，而上統於(yu) 政府，此自清代部族專(zhuan) 製乃始然，明代以前不爾也。”楊念群的“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一語尤為(wei) 醒目。因為(wei) 將道統歸於(yu) 儒家、士人，所以將清帝自稱握有道統認為(wei) 是篡取道統，與(yu) 針對滿洲的民族情緒結合，就生成了清帝攫取道統這個(ge) “迷思”。清代的国际1946伟德史，以餘(yu) 英時對“內(nei) 在理路”的研究最有創獲，但他重視學術相對於(yu) 政治壓力的內(nei) 在理路，遂視政治為(wei) 學術之外在影響因素，與(yu) 之相應的，仍認道統為(wei) 士人主體(ti) 性之依倚，視清帝為(wei) 竊取道統之人。本研究更注意国际1946伟德與(yu) 政治或本在一係統之內(nei) ，這個(ge) 係統有其內(nei) 在理路，而非僅(jin) 在“二分”中判斷。還原周代以降的“道”“聖”等主要概念的內(nei) 涵之後，會(hui) 發現事實更加複雜。從(cong) 韓愈到朱熹，對道與(yu) 道統的勾勒是在這個(ge) 複雜的政治思想係統之內(nei) 展開的，其後的君主與(yu) 士人也按著道統的指引繼續在這個(ge) 思想係統內(nei) 安排自己的國是與(yu) 誌業(ye) 。

本書(shu) 希望在“中國政治思想史”的關(guan) 懷下理解何為(wei) 中國之道。這個(ge) 視角並非有意為(wei) 之，而是筆者在閱讀有關(guan) 中國之道的曆史文獻時，體(ti) 會(hui) 到其本來就是對“治”之“所行道”的實踐總結與(yu) 義(yi) 理思考，因應“治”的問題而一路轉進。當然，彼時對“治”的理解亦與(yu) 今日有所不同。

當務之急，是理解“道”，理解“道”所置身的整個(ge) 中國政治與(yu) 思想傳(chuan) 統：

麵對著積累了多年的闡釋、學派、宗派的壓力，人們(men) 很想放棄為(wei) 任何內(nei) 在的整體(ti) 性所做的研究。社會(hui) 曆史學家們(men) 或許會(hui) 很滿足於(yu) 根據特定時代和地區的興(xing) 趣和成見來研究後來的這些闡釋，而並不試圖把這些闡釋與(yu) 原始的教義(yi) 或與(yu) 這個(ge) 傳(chuan) 統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聯係起來。在中國，例如，人們(men) 可能把宋代新儒學的發展簡單地處理為(wei) 是那個(ge) 時期社會(hui) 文化狀況的一種體(ti) 現。把一種特定的思維模式納入它的曆史背景之中固然很重要，但一種單一的曆史方法卻損害了思想形態整體(ti) 的生動的尺度。新儒家的興(xing) 趣不在於(yu) 創造“新的儒學”；他們(men) 極端認真地致力於(yu) 恢複原始的儒家觀念。

而這本小書(shu) ，隻是在“道”及“道統”的線索上，在勾勒“道”不斷反本與(yu) 開新的曆程上，所作的初步的“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