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義(yi) 例平議

作者：林鵠（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大學曆史學院；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古代史所）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3年第3期

摘要：《春秋》是孔子晚年給弟子講授曆史的教材，源自魯國官方史書(shu) ，用極簡略的文字記錄大事。242年曆史，僅(jin) 用了16500多字。如果孔子沒有對史書(shu) 做過微妙的改動，這樣一部教材，怎麽(me) 能和孔子試圖再造文明的偉(wei) 大理想聯係在一起?《春秋》中存在大量無法解釋的奇特現象，除非我們(men) 承認孔子的春秋筆法承載了微言大義(yi) 。以往對《春秋》存在義(yi) 例的質疑，事實上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

關(guan) 鍵詞：《春秋》; 孔子; 春秋筆法 微言大義(yi) ； 義(yi) 例

所謂《春秋》義(yi) 例，是孔子本意，還是後人無中生有，曆來聚訟紛紜。現代學界一般持後一立場。探討這一問題，得從(cong) 《春秋》和孔子的關(guan) 係入手。

一、《春秋》與(yu) 孔子

主流意見認為(wei) ，孔子並沒有對魯國史書(shu) 做過筆削，隻是用它作曆史教材。《春秋》結束於(yu) 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而孔子剛剛在哀公十一年結束了十幾年周遊列國、顛沛流離的生活，以六十九歲的高齡重新回到了父母之邦。【1】五年後，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就去世了。《春秋》文本結束的時間，離孔子去世隻有兩(liang) 年，那時的孔子，是位七十多歲的老人。也就是說，《春秋》是這位教育界的聖人和開山鼻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給弟子們(men) 講授曆史的教材。

學界公認，《春秋》來源於(yu) 魯國官方史書(shu) ，而且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史書(shu) ，用極其簡略的文字記錄一些大事件。《春秋》開始於(yu) 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這一年的記載如下：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儀(yi) 父盟於(yu) 蔑。

夏五月，鄭伯克段於(yu) 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九月，及宋人盟於(yu) 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公子益師卒。

共七條，62字。字數最多的是秋七月條，除了“秋七月”三字表示時間外，事情本身的敘述僅(jin) 用了13字。

即便是春秋時期非常重大的國際事件，依然很簡略。比如魯僖公四年(公元前656)，齊桓公帶領宋、魯等國，和楚國在召陵結盟，書(shu) 中這樣記載：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hui)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遂伐楚，次於(yu) 陘。

夏，許男新臣卒。

楚屈完來盟於(yu) 師，盟於(yu) 召陵。

不計許男卒條，共43字。

一部《春秋》，囊括了十二代魯國國君在位期間的曆史，共242年，僅(jin) 用了16500多字。

孔子一生周遊列國，顛沛流離，是為(wei) 了實現理想。結果很不幸。晚年他回到魯國，已經認識到，在現實生活中，自己的政治理想破滅了。但他並沒有絕望，雖然改變不了現實，他相信，可以改變未來。所以，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他生活的重心完全轉向了教育，希望通過教育影響、改造未來的中國人。為(wei) 學生講授春秋時期的曆史，就是這個(ge) 目標非常宏大的教育計劃中非常重要的一個(ge) 組成部分。

《春秋》作為(wei) 孔子的教科書(shu) ，這麽(me) 簡略，怎麽(me) 能實現他的宏偉(wei) 目標呢?

所以，20世紀以前的學術界，主流看法認為(wei) ，孔子對魯國史書(shu) 做過非常微妙的文字改動，才形成了今天我們(men) 看到的《春秋》這部書(shu) 。表麵上非常簡略的文字背後，隱藏著孔子的微言大義(yi) 。

那麽(me) ，如此簡略的“微言”，怎麽(me) 能夠承載豐(feng) 富而又深刻的“大義(yi) ”呢?舉(ju) 一個(ge) 簡單的例子。魯桓公三年(公元前709)，有這樣一條記載：“有年。”也就是這年莊稼豐(feng) 收。單單看這一處，實在沒什麽(me) 大義(yi) 可言，但如果把眼界放寬，就會(hui) 發現一個(ge) 非常奇怪的現象：整個(ge) 一部《春秋》，242年，“有年”隻出現過兩(liang) 次，還有一次在魯宣公十六年(公元前593)，記作“大有年”。難道餘(yu) 下的240年，都沒有豐(feng) 收嗎?傳(chuan) 統經學家認為(wei) ，這不可能是史書(shu) 的本來麵目，而是孔子刪掉了其它“有年”的記載。孔子這麽(me) 做，想表達什麽(me) “大義(yi) ”呢?

北宋學者孫覺給出了一個(ge) 非常有意思的解釋：“有者，不宜有也。”【2】桓公、宣公，都是殺了哥哥篡位的。孔子刪掉大部分“有年”的記載，僅(jin) 保留兩(liang) 處，希望能給弟子，給《春秋》未來的讀者，帶來一種反差劇烈的印象——242年，十二代國君，居然隻有兩(liang) 位國君，各自有一個(ge) 年份豐(feng) 收了——從(cong) 而引導學生，引導未來的《春秋》讀者去思考，這兩(liang) 位國君的與(yu) 眾(zhong) 不同之處在哪裏?

再舉(ju) 一個(ge) 稍複雜點的例子。十二代魯國國君，每位國君在位期間記載的第一條如下：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莊公：元年春王正月。

閔公：元年春王正月。

僖公：元年春王正月。

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襄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昭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定公：元年春王。

哀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定公這一條比較特殊，先不談。剩下十一條，隻有兩(liang) 種寫(xie) 法，要麽(me)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要麽(me) “元年春王正月”，隻有時間，沒有任何關(guan) 於(yu) 事件的記載。顯然，這不可能是魯國史書(shu) 的原貌。傳(chuan) 統經學家認為(wei) ，《春秋》四公不見“公即位”，也是孔子筆削的結果。

刪去隱公、莊公、閔公、僖公的“公即位”，用意何在?隱公的情況較複雜，暫且擱置，莊、閔、僖三位國君，孔子借此微言要表達的大義(yi) 是一致的。

《左傳(chuan) 》桓公十八年詳細了記載莊公的父親(qin) 桓公之死。桓公攜夫人文薑出訪齊國，文薑與(yu) 兄長齊襄公通奸事泄，遭桓公斥責，於(yu) 是襄公設計害死了妹夫。《穀梁傳(chuan) 》雲(yun) ：“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上一代國君死於(yu) 非命，新君即位一事，《春秋》不予記載。“繼弑君不言即位之為(wei) 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清人鍾文烝解釋說：“君無不行即位之禮者，行其禮而不書(shu) ，見嗣子之不忍。”【3】莊公、閔公、僖公是否真有不忍之心，另當別論，孔子想說的是，如果他們(men) 人格健全，一定會(hui) 感到不忍。

《公羊傳(chuan) 》的表述更清晰：“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何休注：“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4】孔子考慮到嗣君的哀痛，為(wei) 他們(men) 著想，不忍心在《春秋》中記載即位一事，這些諸侯本人，不是更應當悲痛欲絕嗎?

上麵所舉(ju) 《春秋》筆法的兩(liang) 個(ge) 例子，可算作一個(ge) 類型：同類事件，有的保留，有的刪除。而更普遍的情況，則是同類事件均予保留，但文字有微妙差別。我們(men) 來看以下三條：

隱公四年：翬帥師會(hui)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隱公十年：翬帥師會(hui) 齊人、鄭人伐宋。

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

同一個(ge) 公子翬，在隱公時期的兩(liang) 條經文中，去掉了“公子”，隻稱“翬”，為(wei) 什麽(me) ?

《穀梁傳(chuan) 》雲(yun) ：“翬者何也?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為(wei) 貶之也?與(yu) 於(yu) 弑公，故貶也。”【5】公子翬是桓公弑兄的主要推手，孔子用刪去“公子”的筆法，表示譴責。與(yu) 此相似，《公羊傳(chuan) 》曰：“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wei) 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6】

那為(wei) 什麽(me) 桓公三年的公子翬，依然冠以“公子”呢?清人孔廣森雲(yun) ：“加公子者，於(yu) 隱則罪，於(yu) 桓則親(qin) ，所以惡桓也。……一見‘公子翬’於(yu) 此，則隱之篇不稱公子，貶意益顯。”【7】陳立曰：“終隱之篇貶，見為(wei) 隱貶。於(yu) 桓世稱公子，見其同惡相濟。所謂不待貶黜而自明者，此也!”【8】

二、何以微言

“所謂不待貶黜而自明”，是說不借助直接的譴責言辭，孔子的立場得到了明確表達。這句話很好地表明了《春秋》筆法的基本特點：用簡潔的文字，靠微妙的文字變化，來傳(chuan) 達大義(yi) 。

對孔子來說，大義(yi) 是人人應當明白的道理。那麽(me) ，大義(yi) 的表述似乎越直白越好。而微言恰好相反，要人反複琢磨，才能有所體(ti) 會(hui) ，即便付出諸多心血，依然可能犯錯。這就是為(wei) 什麽(me) ，曆代關(guan) 於(yu) 《春秋》的解釋，一直有很大的爭(zheng) 議。爭(zheng) 議就是微言引起的。如果孔子說得很直白，就不會(hui) 有爭(zheng) 議了。那麽(me) ，孔子為(wei) 什麽(me) 采用《春秋》筆法?

首先要回答，為(wei) 什麽(me) 孔子選擇通過講曆史來談大義(yi) ?《史記》記載了孔子自己的解釋：“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yu)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謂“見之於(yu) 行事”，並非僅(jin) 僅(jin) 記載曆史事實，更重要的是對事實的評判。而怎麽(me) 評判，也是大學問。孔子直截了當，怒斥暗殺了哥哥隱公的魯桓公：這是個(ge) 惡魔!有意思嗎?清代學者葉酉對《春秋》筆法有很到位的說明：

蓋褒貶之義(yi) ，恒隱寓於(yu) 一兩(liang) 字之內(nei) 。此一兩(liang) 字，非撮其大綱，則文繁而其義(yi) 無由著。……辭以達意為(wei) 主。人止知以多為(wei) 達，而《春秋》則往往以少為(wei) 達。……使非以少為(wei) 達，其於(yu) 義(yi) 無所處矣。【9】

曆史事件往往很複雜，來龍去脈，頭緒很多，容易讓人迷失在紛亂(luan) 的具體(ti) 情節中。孔子能用一兩(liang) 個(ge) 字，畫龍點睛，一下子抓住事件的核心要點。普通人隻知道，要把事情說清楚，越詳細越好，《春秋》則相反。

王夫之也有類似體(ti) 會(hui) ：“孟子曰：‘《春秋》成而亂(luan) 臣賊子懼。’惟其片言而折，不待繁言，而彼詐遁之遊辭不能複逞。”【10】所謂亂(luan) 臣賊子，比如弑君篡位的，不會(hui) 輕易認罪，總能找出種種理由為(wei) 自己辯護，古今中外皆然。對於(yu) 無恥者的自我辯護，長篇大論，逐一反駁，很可能會(hui) 上當，繞暈後，掉溝裏了。《春秋》透過現象看本質，緊緊抓住最核心、最關(guan) 鍵的問題，一劍封喉。

另一方麵，微言也是為(wei) 了引起大家的興(xing) 趣，主動思考，去品味，去體(ti) 會(hui) 孔子的意思。孔穎達說：“發語卑雜，則情趣瑣近；立言高簡，則旨意遠大。”【11】呂祖謙也提到：

易喜者，必易厭。有書(shu) 於(yu) 此，一讀而使人喜者，屢讀必厭。有樂(le) 於(yu) 此，一奏而使人喜者，屢奏必厭。蓋是書(shu) 是樂(le) 之味，盡發於(yu) 一讀一奏之間，外雖可喜，而中既無餘(yu) 矣。其初之喜，乃所以為(wei) 終之厭也。

善著書(shu) 者，藏其趣於(yu) 無趣之中，非欲掩人之目也，得趣於(yu) 無趣，則其趣無時而窮也。善作樂(le) 者，藏其聲於(yu) 無聲之中，非欲塞人之耳也，得聲於(yu) 無聲，則其聲無時而窮也。

至書(shu) 無悅人之淺效，而有化人之深功。至樂(le) 無娛人之近音，而有感人之餘(yu) 韻。凡天下之理，不能窺於(yu) 未得味之前，必不能舍於(yu) 既得味之後也。【12】

三、義(yi) 例否定說的檢討

由微言求大義(yi) ，關(guan) 鍵在同類事件微妙的文字變化，這就牽涉到所謂“例”。例是正常情況下，一類事件記載的基本模式，本身可能就承載了孔子的大義(yi) 。另一方麵，有些事件的記載不符合基本模式，在不合常規的地方，往往也隱藏了孔子的大義(yi) 。所以，例又稱義(yi) 例。以例解經，是《穀梁傳(chuan) 》《公羊傳(chuan) 》的基本原則。

不過，絕大多數現代學者否認《春秋》存在例，認為(wei) 所謂義(yi) 例是《穀梁》《公羊》臆構的。【13】比如，有學者以為(wei) ：“《穀梁》說經，往往拘執一義(yi) ，不問具體(ti) 史實，亦不通時勢之變，單從(cong) 《春秋》的文字上尋求‘義(yi) 例’，為(wei) 了證成一義(yi) ，不惜逞臆穿鑿，全不顧其所謂例之是否能夠通貫全經。”並舉(ju) 例說：

成公十二年經雲(yun) ：“秋，晉人敗狄於(yu) 交剛”，《穀梁》雲(yun) ：“中國與(yu) 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穀梁》在這裏用了兩(liang) 個(ge) “例”，一個(ge) 是說中國與(yu) 夷狄之間發生戰爭(zheng) ，經隻言“敗之”而不書(shu) “戰”，這固然極鮮明地體(ti) 現了《穀梁》尊華夏、攘夷狄的立場，但卻無法講通全經，因為(wei) 楚國就是被《穀梁》目為(wei) 夷狄者，但經記城濮、邲、鄢陵三戰都書(shu) “戰”。而且反過來，兩(liang) 個(ge) 華夏國家交戰不書(shu) “戰”而僅(jin) 書(shu) “敗之”者亦不乏其例。【14】

下麵又反駁“夷狄不日”例，本文不擬涉及，因此沒有引用。

兩(liang) 國交兵，《春秋》的常規寫(xie) 法，先書(shu) “戰”，後書(shu) “敗績”。比如僖公十八年，“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於(yu) 甗，齊師敗績”。按照《穀梁》的說法，這隻適用於(yu) 華夏。如果中國與(yu) 夷狄發生戰爭(zheng) ，不書(shu) “戰”，隻書(shu) “敗”。《公羊》雲(yun) ：“《春秋》敵者言戰。”【15】“蓋戰者，兩(liang) 國列陣，彼此相敵。”【16】所以，中國與(yu) 夷狄不言戰，“不使夷狄敵中國”。【17】

有學者對此提出兩(liang) 點質疑。其一，中國與(yu) 夷狄也有書(shu) “戰”的，他舉(ju) 了楚國的三個(ge) 例子。比如僖公二十八年，“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yu) 城濮，楚師敗績”。其二，華夏間也有書(shu) “敗”不書(shu) “戰”的，沒有舉(ju) 例。事實上，僅(jin) 有一例：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薑戎敗秦師於(yu) 殽”。【18】

結論是：

《穀梁傳(chuan) 》中，類似這樣說例的漏洞所在多有。這也難為(wei) 了《穀梁》學者，因為(wei) 所謂經本來是一種史冊(ce) ，要說其本身具備一些史例，還是符合實際的；可是硬要從(cong) 中挖掘其本身並不存在的那種體(ti) 現經義(yi) 的“經例”，那就太困難了。難怪《穀梁》說例總是左支右絀，瞻其前不能顧其後。【19】

可是，要求例“通貫全經”，也就是關(guan) 於(yu) 某一類事件，整部經書(shu) 整齊劃一地采用同一種記載方式，反而可能是“不問具體(ti) 史實，亦不通時勢之變”的表現。前麵說過，例代表一類曆史事件的常規書(shu) 寫(xie) 模式。既然有常規，就有非常規，因為(wei) 人類曆史複雜多變，永遠會(hui) 有各種各樣不合常規的事情發生。所以，孔子需要突破常例，采用不同寫(xie) 法，來展現他對不同尋常事件的不同尋常的分析和判斷。

所謂《穀梁》的兩(liang) 個(ge) 破綻，都有合理的解釋。我們(men) 先來看晉人敗秦師條。《穀梁》曰：“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20】南宋張洽解釋說：“違老成之言，貪利越國，以襲人而喪(sang) 師，夷狄之道。”21殽之戰是春秋時的著名戰役。秦穆公原本和晉文公結盟，聯軍(jun) 伐鄭，結果背叛晉國，與(yu) 鄭結盟，留下人馬協助鄭國防守。後來駐鄭的秦軍(jun) 將領秘密上書(shu) 秦廷，建議偷襲鄭國，裏應外合，機會(hui) 難得。穆公向老臣蹇叔征求意見，蹇叔反對，因為(wei) 秦鄭相距太遠，所謂偷襲，成功率很低。但穆公利欲熏心，派遣大軍(jun) 穿越晉國勢力範圍，冒險一搏。最終不僅(jin) 沒拿下鄭國，歸師還遭晉兵伏擊，全軍(jun) 覆沒。孔子“不言戰而言敗”，把秦當夷狄對待，是想說明，秦穆公此舉(ju) ，是夷狄行徑。

至於(yu) 華夏與(yu) 楚書(shu) 戰，原因更複雜，要結合《春秋》關(guan) 於(yu) 楚國的一係列記載，才能理出點頭緒。楚首見於(yu) 魯莊公十年，莊公時期共五條：

莊公十年：秋九月，荊敗蔡師於(yu) 莘，以蔡侯獻舞歸。

莊公十四年：秋七月，荊入蔡。

莊公十六年：秋，荊伐鄭。

莊公二十三年：荊人來聘。

莊公二十八年：秋，荊伐鄭。

有兩(liang) 點值得注意。第一，不稱“楚”，而稱“荊”。【22】第二，“荊”雲(yun) 者，是對待夷狄的筆法。華夏諸國，君行則稱君，如僖公十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卿行則稱卿，如僖公三十三年，“秋，公子遂帥師伐邾”。非卿則稱人，如隱公二年，“鄭人伐衛”。夷狄則不然，一律稱國名，蓋夷狄君臣無別，尊卑無序。例外是“荊人來聘”條。南宋陳傅良解釋說：

聘未有書(shu) 人者，其稱人何?荊未有大夫也。

聘未有不稱使者，其不稱使何?荊未有君也。

荊未有君、大夫也，而稱人於(yu) 是，始改進之也。【23】

所謂聘，好比兩(liang) 戶人家，時時相互問候，華夏禮儀(yi) 之邦，諸侯國間也有類似舉(ju) 措。《春秋》關(guan) 於(yu) 聘的常規記載，可參僖公三十三年，“齊侯使國歸父來聘”。聘是兩(liang) 國友好的大事，派遣的都是高級別官員(卿，即陳傅良所謂“大夫”)。楚國遣使聘問魯國，《春秋》書(shu) “人”——這是夠不上卿這一級別的人在《春秋》中的常規寫(xie) 法，不是因為(wei) 使者不是卿，而是孔子借此表示，楚國文明程度不夠。同樣，不書(shu) 楚君，不稱“使”，也是為(wei) 了表明楚的文明程度。但另一方麵，書(shu) “荊人”，已經突破了夷狄稱國的義(yi) 例，顯示出孔子對楚一定程度的認可。胡安國指出：“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le) 與(yu) 人為(wei) 善矣。”【24】

但從(cong) 僖公元年開始，就楚而言，夷狄稱國的義(yi) 例被全麵打破：

僖公元年：楚人伐鄭。

僖公二年：楚人侵鄭。

僖公三年：楚人伐鄭。

又，文公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從(cong) 此關(guan) 於(yu) 楚國的記載，基本遵循華夏模式。

對於(yu) 《春秋》筆法的這一轉變，孫覺評論說：

侵伐自此稱人者，所以見中國之衰，而荊蠻之強暴也。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荊蠻之俗，至無禮義(yi) ，至無知識者也。中國盛，王道明，則遁逃遠去，莫敢內(nei) 向而窺覦矣。至其衰陵，而中國無人也，則伐其小國，執其諸侯，無所不至矣。《春秋》深罪中國之衰，而荊蠻之盛也，則漸見其跡焉，以謂於(yu) 是之時，有能攘而卻之者，則荊蠻之暴，庶幾可息。奈何中國卒無其人焉!故稱人稱爵，與(yu) 中國等，明中國皆荊蠻也。

君稱爵，臣稱名，非楚能自同於(yu) 中國也，所以見中國之微，而夷狄之盛。【25】

《春秋》逐漸抬高楚國，不按夷狄對待，是為(wei) 了譴責華夏的逐漸墮落。華夏與(yu) 楚的衝(chong) 突書(shu) “戰”，也是出於(yu) 同樣的邏輯。

不能僵化、教條地看待義(yi) 例。義(yi) 例不可能固定不變、貫通全經。姚際恒說得好：“使聖人執一例以修《春秋》，何殊印板死格，尺寸不移，此冬烘之學規、胥吏之計簿，而烏(wu) 足為(wei) 聖人之書(shu) ，可傳(chuan) 於(yu) 天下萬(wan) 世哉?……事有萬(wan) 變，例豈能齊!”【26】如果義(yi) 例隻是一組死板的文字規則，好比密電碼，一個(ge) 刀筆吏就足以勝任筆削魯史的工作了!

孔子作《春秋》，根本目的不是為(wei) 了理解過去，評判古人，而是麵向未來，希望後人生活得更好。生活需要智慧，而不是教條。未來千變萬(wan) 化，誰也不能逆料會(hui) 出現什麽(me) 樣的前所未見的複雜情境，不可能預先設想一套一成不變的例來囊括。《春秋》是教讀者學會(hui) 思考，培養(yang) 讀者迎接挑戰的能力，而非提供一係列可以簡單套用的抽象準則。

的確，盡管關(guan) 於(yu) 《春秋》的著作汗牛充棟，但不論《穀梁》還是《公羊》，或者曆代其他相信微言大義(yi) 的學者，都沒能把《春秋》蘊含的微言大義(yi) 全部解釋得清清楚楚，爭(zheng) 議非常之大。不過，僅(jin) 僅(jin) 因為(wei) 有爭(zheng) 議，因為(wei) 解釋框架不完美，就否認微言大義(yi) ，否認《春秋》存在義(yi) 例，隻會(hui) 迎來更多解釋上的困境。

否定義(yi) 例，“有年”的問題，“公即位”的問題，“公子翬”的問題，該如何解釋?類似現象在《春秋》中比比皆是。最後再舉(ju) 一個(ge) 例子，一個(ge) 詭異的現象。

《春秋》每年的第一條，關(guan) 於(yu) 時間的記載有四種情況：春王正月，春王二月，春王三月，春。茲(zi) 舉(ju) 隱公為(wei) 例：

元年春王正月。

二年春，公會(hui) 戎於(yu) 潛。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於(yu) 紀。

如果出現月份，一定有“王”。十一公二百二十四年，都是如此，隻有桓公十八年，除了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shu) “春王正月”，九年書(shu) “春”，餘(yu) 下十三年間十見“春正月”，三見“春二月”，均無“王”，書(shu) 法特異。

對於(yu) 上麵談到的這些問題，義(yi) 例否定說隻用很簡單的兩(liang) 個(ge) 理由就把所有這些複雜現象全部解釋了：史書(shu) 殘缺、本無定規。實際上這等於(yu) 逃避解釋。當然，必須承認，邏輯上存在這樣一種可能：一切都是偶然的，無需解釋。但是，邏輯上還存在另一種可能：這些複雜現象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釋。

注釋
 
1 據《春秋穀梁傳》、《公羊傳》，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見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中華書局，2009年，第569頁；陳立：《公羊義疏》，中華書局，2017年，第2228頁。
 
2 孫覺：《春秋經解》，山東友誼書社，1991年，第159頁。
 
3 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第133-134頁。
 
4 陳立：《公羊義疏》，第621-622頁。《穀梁傳》《公羊傳》與《左傳》不同，主要采用一問一答的方式，跟其來源有關。《漢書·藝文誌》著錄有《穀梁傳》、《公羊傳》，班固稱作者分別是穀梁子、公羊子，顏師古認為即穀梁喜和公羊高。據《經典釋文序錄》引東漢應劭所著《風俗通》，穀梁子是“子夏門人”(吳承仕：《經典釋文序録疏證》，中華書局，2008年，第102頁)。另據唐人徐彥引東漢經學家戴宏的說法，公羊高也是子夏傳人。子夏把孔子的講課內容，轉述給學生，而穀梁子、公羊子又接著把子夏教他們的，教給了自己的學生。這樣一代代口耳相傳，最初沒有文本，可能晚至西漢才寫定。對於口耳相傳，一般會質疑其可靠性。有些現代學者認為《穀梁傳》、《公羊傳》反映的隻是西漢人的思想，與孔子無關。即便謹慎一些的研究者，往往也隻是上推至戰國，認為主要反映的是戰國時代儒家對《春秋》的理解。總之，文獻學、曆史學領域的現代學者基本不承認《公羊》《穀梁》對《春秋》的解釋主要來源於孔子。筆者傾向於認為，穀梁子、公羊子是子夏某個數傳弟子的學生(具體論證容俟另文)。雖然在流傳過程中，《公羊》、《穀梁》的很多解釋走樣了，仍有大量孔子的觀點保留了下來。事實上，在西方，最初的一些經典文本開始也隻是口傳的。“就希臘而言，根據曆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的工作，盡管基本斷定希臘文字誕生於公元前16至14世紀之間，但希臘文明的最初的精神載體——荷馬史詩——則是直到公元前8世紀才被書寫下來。在此之前，荷馬史詩由遊吟詩人們口口相傳，完全不著文字。……肩負著傳承知識職責的詩人們都具有非凡的記憶力。當然他們並不是逐字逐句的精確背誦，而是記住整個敘事框架和結構以及許多固定修飾搭配，然後可以在實際吟唱中作一些即興發揮。……正是通過口口相傳，詩人們把現在和過去(把過去發生的事情活生生地呈現在當代人麵前)，把人和神(把神的法則和禁忌傳達給人們)聯係在一起。詩人的崇高地位就是這樣奠定的。”(先剛：《柏拉圖的本原學說》，三聯書店，2014年，第59頁) 從邏輯上講，雖然《穀梁》《公羊》的文本到西漢才出現，但其中包含了大量孔子本人對《春秋》的解釋，是可能的。
 
5 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第37頁。
 
6 陳立：《公羊義疏》，第343頁。
 
7 孔廣森：《春秋公羊經傳通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98頁。
 
8 陳立：《公羊義疏》，第343頁。
 
9 葉酉：《春秋究遺》，《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百八十一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51、355頁。
 
10 王夫之：《讀通鑒論》，《船山全書》第十冊，嶽麓書社，2011年，第1179頁。
 
11 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清嘉慶刊本《十三經注疏》第七冊，中華書局，2009年，第3707頁。
 
12 呂祖謙：《左氏博議》，《呂祖謙全集》第六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93-494頁。
 
13 比如戴君仁：《春秋辨例》，台北：“國立”編譯館，1978年。此外，杜預依托《左傳》，提出了“五十凡”義例說，也被現代學者否定。參楊向奎：《略論“五十凡”》，《繹史齋學術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5-227頁；陳槃：《左氏春秋義例辨(重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陳恩林：《評杜預〈春秋左傳序〉的“三體五例”問題》，《史學集刊》1999年第3期。其反駁理據，主要就是舉出不合義例的記載。
 
14 趙伯雄：《春秋學史》，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5、66頁。
 
15 陳立：《公羊義疏》，第954頁。
 
16 王晳：《春秋皇綱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百四十七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46頁。
 
17 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第502頁。
 
18 《春秋》不僅源自魯國史書，而且因為孔子是魯國人——這應當也是孔子選擇魯史的原因，筆削後的《春秋》依然是基於魯國立場的史書，內外有別，所以魯與華夏諸國的戰爭，也不書“戰”。
 
19 趙伯雄：《春秋學史》，第66頁。
 
20 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第353頁。
 
21 張洽：《春秋集注》，中華書局，2021年，第187頁。
 
22 “荊”“楚”背後的大義，本文暫不涉及。
 
23 陳傅良：《春秋後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百五十一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627頁。
 
24 胡安國：《春秋胡氏傳》，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0頁。
 
25 孫覺：《春秋經解》，第450、585頁。
 
26 姚際恒：《春秋通論》卷前《春秋論旨》，《姚際恒著作集》第四冊，台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年，第1-2頁。姚氏的本意是否定“例”的存在，但他的批評僅僅在針對迷信義例、堅持認為例應當“通貫全經”的教條主義儒生時是有效的。他恐怕沒想到，他的批評同樣適用於當代對“祛魅”懷有宗教般狂熱的教條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