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時期岐周的考古發現與(yu) 政治地位演變研究述評

作者：徐昭峰 王凱凱（遼寧師範大學曆史文化旅遊學院）

來源：《中國史研究動態》2023年第1期

岐周，又稱周原、岐邑，金文中稱為(wei) “周”。中國古代有關(guan) 岐周的記載最早見於(yu) 《詩經》，該書(shu) 收錄了許多與(yu) 岐周相關(guan) 的材料，如《大雅·綿》記載“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yu) 岐下”。《孟子·梁惠王下》也記載了太王“去邠，逾梁山，邑於(yu) 岐山之下居焉”。司馬遷在《史記》中寫(xie) 道“乃與(yu) 私屬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於(yu) 岐下。豳人舉(ju) 國扶老攜弱，盡複歸古公於(yu) 岐下。”《帝王世紀》記載“古公亶父是為(wei) 太王，以修德為(wei) 百姓所附。狄人攻之······遂杖策而去，逾梁山，止於(yu) 岐山之陽，邑於(yu) 周地，故始改國為(wei) 周”。周人先祖古公亶父因戎狄威脅，率領族人離開邠地，定居於(yu) 周原。從(cong) 此“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史記·周本紀》），周族因此發展壯大，周原也成為(wei) 周人發跡之地。今本《竹書(shu) 紀年》記載武乙元年古公亶父由“邠遷於(yu) 岐周”。三年武乙“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此外，也有許多經學家對周原地望和周人活動的相關(guan) 注解，為(wei) 後世尋找岐周的位置所在提供了許多重要線索。但在西周滅亡之後，後世文獻關(guan) 於(yu) 岐周的記載僅(jin) 寥寥數筆。

20世紀以來岐周的重要考古發現不斷，相關(guan) 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係列成果。但是，目前學界對岐周政治地位演變的研究還是觀點不一。近年來，周原有了許多重要的考古新發現，尤為(wei) 重要的是發現了西周晚期大型城址，而且是目前為(wei) 止發現的最大的西周城址。故而在係統梳理周原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基礎上整合考古新發現，重新審視西周時期岐周的政治地位演變，對進一步推動岐周乃至西周都城考古和西周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yi) 。

一、1930-1975年的考古發現與(yu) 研究

1933年，徐炳昶、蘇秉琦等人前往陝西調查了豐(feng) 鎬、犬丘等7處遺址（蘇秉琦《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拉開了陝西地區近代考古的惟幕。1942年，石璋如調查了周原遺址的岐山縣岐陽堡一帶（《傳(chuan) 說中周都的實地考察》，《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下冊(ce) ），提出了此處就是太王所遷之周都的看法，此次調查是周原地區第一次真正的考古活動。

1953年3月，岐山縣王家嘴子村農(nong) 民挖出了6件銅器和1件陶器（關(guan) 琳《陝西岐山縣京當鄉(xiang) 王家嘴子的原始社會(hui) 遺址》，《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第10期）。1957年陝西文物管理委員會(hui) 對扶風和岐山兩(liang) 縣的殘墓進行了發掘清理，並對相關(guan) 周墓進行了調查（《陝西岐山、扶風周墓清理記》，《考古》1960年第8期）。1960年陝西文物管理委員會(hui) 再次對周原一帶進行了調查和發掘（《陝西扶風、岐山周代遺址和墓葬調查發掘報告》，《考古》1963年第12期），此次調查對墓葬進行了分期，確定了賀家遺址年代為(wei) 西周早期。

1962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扶風考古隊在扶風齊家村清理了10餘(yu) 座西周墓葬和一些建築遺址，並進行了初步的分期（《一九六二年陝西扶風齊家村發掘簡報》，《考古》1980年第1期）。1963年，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岐山考古發掘隊在賀家村西清理發掘了一批先周、西周墓葬和1座車馬坑，這是在周原第一次發現先周時期的墓葬（《岐山賀家村周墓發掘簡報》，《考古與(yu) 文物》1980年第1期）。1973年，陝西博物館聯合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hui) 在賀家村西壕發掘清理了10座周墓（《陝西岐山賀家村西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1974年，扶風縣強家村發現了一處青銅器窖藏，共出土了包括師谻鼎、師臾鍾、即簋在內(nei) 的7件銅器（吳鎮烽、雒忠如《陝西省扶風縣強家村出土的西周銅器》，《文物》1975年第8期）。1975年，在岐山縣京當鄉(xiang) 董家村發現了一處青銅器窖藏，共出土青銅器37件，其中30件有銘文，時代遍及穆王到宣王時期（龐懷靖等《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窖穴發掘簡報》，《文物》1976年第5期）。同年，陝西省文管會(hui) 對扶風縣莊白的1座西周墓葬進行了清理，將其年代定為(wei) 西周早期（《陝西扶風縣召李村一號周墓清理簡報》，《文物》1976年第6期）。

這一階段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郭沫若《兩(liang) 周金文辭大係圖錄考釋》、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等著作收羅了大量周原出土的青銅器，對青銅器的研究也或多或少涉及岐周相關(guan) 問題，其中較為(wei) 重要的是陳夢家關(guan) 於(yu) 西周都邑的論述（《西周金文中的都邑》，《西周銅器斷代（下）》，中華書(shu) 局，2004年）。陳夢家認為(wei) 金文中的“宗周”並不是豐(feng) 、鎬二京，而是周人的舊都岐周，也是西周王朝的宗廟所在地。

二、1976—1997年的考古發現與(yu) 研究

1976年，由陝西省文化局、文管會(hui) 、博物館和北京大學、西北大學等共同組成了陝西周原考古隊。周原考古隊最重要的工作成果莫過於(yu) 岐山鳳雛西周甲組建築基址和扶風召陳建築群的發現。簡報認為(wei) 鳳雛甲組建築是宗廟建築，其始建年代可能在武王滅商以前，並一直沿用到西周晚期（《陝西岐山風雛村西周建築基址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第10期）。簡報認為(wei) 召陳建築群下層的2座建於(yu) 西周初期，廢棄於(yu) 西周早期偏晚；上層的13座建築建於(yu) 西周中期，廢棄於(yu) 西周晚期（《扶風召陳西周建築群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3期）。這是周原遺址第一次發現大型的西周建築基址，它們(men) 的發現使西周宗廟宮室建築及製度有了實物憑證，對岐周的研究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同年，周原考古隊在雲(yun) 塘村以南試掘了一處骨器作坊遺址（《扶風雲(yun) 塘西周骨器製造作坊遺址試掘簡報》，《文物》1980年第4期）。發掘者將遺址中的西周墓葬分為(wei) 早晚兩(liang) 期。鑒於(yu) 雲(yun) 塘骨器作坊的年代正好卡在早晚兩(liang) 期墓葬之間，因此發掘者判斷作坊的興(xing) 盛期上限不超過昭穆王之世，下限約在夷厲之間。雲(yun) 塘骨器作坊對研究岐周的規模和布局有重要意義(yi) 。

1976年12月，周原考古隊發掘了陝西扶風縣莊白青銅器窖藏坑，共出土銅器103件（《陝西扶風莊白一號西周青銅器窖藏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3期）。其中有銘文者74件，銘文最多者達284字，從(cong) 銘文來看，這批青銅器屬於(yu) 微氏家族。1976年春到1978年夏，陝西周原考古隊先後在岐山賀家村附近的三個(ge) 地點發掘了西周墓葬57座、車馬坑4座、灰坑2個(ge) （《陝西岐山賀家村西周墓發掘報告》，《文物資料叢(cong) 刊》8，文物出版社，1983年）。1986年，由國家文物局、陝西省考古所與(yu) 陝西省地研所合作，對周原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遙感、物探探測（謝辰生等《遙感物探新技術在周原考古中的應用試驗研究》，載《周秦文化研究》，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此次探測最重要的成果是發現了鳳雛村南甲組西周建築基址南、北向的兩(liang) 道城牆。

1976年微氏家族青銅器窖藏發掘之後，以尹盛平（《試論金文中的“周”》，《陝西省考古學會(hui) 第一屆年會(hui) 論文集》，《考古與(yu) 文物》編輯部，1983年）和宗德生（《試論西周金文中的“周”》，《南開學報》1985年第2期）為(wei) 代表的學者根據史牆盤銘文中所記載的武王命周公將微氏家族先祖安置在“周”地一事，反對前文陳氏說法，提出了金文中的“周”應該指岐周的新觀點。這一觀點後來也得到了學界的普遍認可。

諸多考古新發現促使一些學者對岐周性質提出了新的認識。一種觀點認為(wei) 岐周是貴族的聚居地。陳全方認為(wei) 文王作邑於(yu) 灃以後，岐周就失去了都城地位，成了西周貴族的聚居地（《周原西周建築基址概述（上）》，《文博》1984年第1期《周原西周建築基址概述（下）》，《文博》1984年第2期）。曹瑋認為(wei) 周人在遷都建國以後，周原就變成了非姬姓貴族的聚居地，虢氏家族作為(wei) 周王代理人管理這一區域（《周原的非姬姓家族與(yu) 虢氏家族》，《周原遺址與(yu) 西周銅器研究》，科學出版社，2004年）。李學勤則認為(wei) 文王遷灃以後，就將周原封給了周公，因此岐周在西周時期是周公采邑（《青銅器與(yu) 周原遺址》，《西北大學學報》1981年第2期）。

另外一些學者認為(wei) 岐周是西周的都邑，歸周王室直接管轄。尹盛平根據鳳雛甲組建築基址內(nei) 出土的甲骨以及召陳建築基址出土的帶有“王”字的殘陶器柄，認為(wei) 這兩(liang) 處遺址均屬於(yu) 周王室。其中鳳雛甲組建築應是太廟，召陳建築群則包括周王聽政的路寢、休息的小寢以及太室（《周原西周宮室製度初探》，《文物》1981年第9期）。王恩田也認為(wei) 鳳雛建築屬於(yu) 周王室的可能性更大，並從(cong) 周代禮製的角度論證了這種猜測的可能性（《岐山鳳雛村西周建築群基址的有關(guan) 問題》，《文物》1981年第1期）。張光直則在《夏商周三代都製與(yu) 三代文化異同》（《中國青銅時代》，三聯書(shu) 店，1999年）中提出“聖都俗都製度”，他主張聖都是先祖宗廟所在地，主要行使祭祀功能；俗都則是王朝的政治、經濟、軍(jun) 事中心。於(yu) 西周而言，岐周就是王朝的“聖都”。張氏說法提出後，得到了許多學者的認同。

三、1999年至今的考古發現與(yu) 研究

1999年，由北京大學考古係、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共同組建的新的周原考古隊對齊家遺址展開發掘工作，揭露遺址麵積2954平方米，清理西周墓葬94座、灰坑145個(ge) 、小型房址3座（《1999年度周原遺址IA1區及IVA1區發掘簡報》，《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發掘所獲的各類豐(feng) 富遺物和諸多明確的層位關(guan) 係，為(wei) 建立周原遺址西周文化的譜係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同時，雲(yun) 塘、齊鎮的發掘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開展（《陝西扶風縣雲(yun) 塘、齊鎮西周建築基址1999～2000年度發掘簡報》，《考古》2002年第9期）。發掘麵積達6000平方米，包括雲(yun) 塘5座建築基址、齊鎮4座建築基址以及部分圍牆、石片坑等。2002年，周原考古隊對雲(yun) 塘、齊鎮的建築基址進行了第二次發掘，發現建築基址1座、灰坑24個(ge) 、水井1眼以及大量成片的夯土遺跡，為(wei) 進一步了解和完善雲(yun) 塘一齊鎮西周大型建築基址的結構和功能提供了資料（《陝西扶風雲(yun) 塘、齊鎮建築基址2002年度發掘簡報》，《考古與(yu) 文物》2007年第3期）。

2001年，周原考古隊在王家嘴村北及賀家村開展發掘工作（《2001年度周原遺址（王家嘴、賀家地點）發掘簡報》，《古代文明》第2卷）。此次發掘麵積達800平方米，清理了一批房址、灰坑、墓葬和陶窯，對先周文化的認識也有了突破性進展。同時，考古隊利用工作的間隙，對眉縣、岐山和扶風的13處遺址做了地麵探查（《2001年度周原遺址調查報告》，《古代文明》第2卷）。

2002年，周原考古隊發掘了齊家製玦作坊遺址和禮村先周遺址（《周原—2002年度齊家製玦作坊和禮村遺址考古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10年）。2003年春夏之際，周原考古隊發掘了莊李鑄銅作坊，清理了數十座西周墓葬及灰坑，發掘了一大批陶範和鑄銅遺存（《陝西周原遺址發現西周墓葬與(yu) 鑄銅遺址》，《考古》2004年第1期）。同年秋，又發掘了李家村西的鑄銅遺址，清理了一批灰坑、水井、墓葬、房址及灰溝（《2003年秋周原遺址（IVB2區與(yu) IVB3區）的發掘》，《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2002年到2005年間，周原考古隊相繼開展了對七星河流域（《陝西周原七星河流域2002年考古調查報告》，《考古學報》2005年第4期）、美陽河流域（《2005年陝西扶風美陽河流域考古調查》，《考古學報》2010年第2期）及周公廟（《2003年陝西岐山周公廟遺址調查報告》，《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等地的考古調查，取得了包括甲骨文、西周最高等級貴族墓葬及圍繞墓葬的夯土牆等重要發現。從(cong) 此，周原考古的視野和範圍不斷擴大，開啟了“大周原考古”計劃。

2011年，寶雞市周原博物館與(yu) 寶雞市考古研究所聯合發掘了雲(yun) 塘池塘遺跡CT1及與(yu) CT1相連的幾條水渠，這是周原首次發現池塘遺跡，對認識周原的布局有著重要意義(yi) （《周原遺址池渠遺存的鑽探與(yu) 發掘》，《周原》第1輯，三秦出版社，2013年）。2012年，由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與(yu) 寶雞市周原博物館三家單位聯合組成的考古隊對整個(ge) 周原開展了大規模考古調查（雷興(xing) 山、種建榮《周原遺址商周時期聚落新識》，《大宗維翰—周原青銅器特展》，文物出版社，2014年）。調查麵積近50平方千米，初步建立起“周原遺址田野考古與(yu) 文化遺產(chan) 保護GIS係統”，動態揭示了商周時期周原的聚落發展及形態。2014年到2015年，考古隊對鳳雛、賀家、禮村及周邊300多萬(wan) 平方米的區域做了重點普查工作，基本摸清了該區域夯土基址、城牆、壕溝、居址及墓葬等地下遺存的情況（《陝西寶雞市周原遺址2014～2015年的勘探與(yu) 發掘》，《考古》2016年第7期）。鳳雛三號建築基址北距原鳳維甲組基址約40米，占地麵積達2180平方米，是迄今為(wei) 止發掘的最大規模的西周建築遺址（《周原遺址風雛三號基址2014年發掘簡報》，《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5年第7期）。2016年到2017年，考古隊又對甲組基址東(dong) 側(ce) 的六號

到十號基址及北城牆進行了發掘，其中F6年代最早，在商周之際；F10則晚達西周晚期（《陝西寶雞市周原遺址風雛六號至十號基址發掘簡報》，《考古》2020年第8期）。

2020—2021年，周原考古再度取得突破性進展，確認了周原西周大城與(yu) 小城城址，並在王家嘴發掘了先周和戰國時期大型夯土建築各1座（《先周文化大型建築與(yu) 西周城址周原遺址首次確認》，《中國文物報》2022年2月25日）。小城位於(yu) 周原遺址西北部，麵積約175萬(wan) 平方米，城址四周有城壕，其中西麵以王家溝為(wei) 壕，其餘(yu) 三麵為(wei) 人工城壕。大城位於(yu) 小城東(dong) 南，基本囊括了周原遺址的核心地區，麵積約520萬(wan) 平方米，是目前發現的西周時期最大城址。

大量的考古發現顯示出岐周龐大的規模和複雜的結構，學界也開始傾(qing) 向於(yu) 岐周是西周王朝的都城之一。一些學者對張光直“岐周是西周“聖都＇”的說法有進一步的闡釋。潘明娟認為(wei) 西周時期岐周、宗周和成周三都並存，其中岐周主要行使祭祀功能，是聖都；宗周則承擔著主要的政治職能，是行政性都城；成周則以軍(jun) 事職能為(wei) 主，負責保衛王朝東(dong) 部的安全，並據此提出三座都城政治地位的變化，認為(wei) 在整個(ge) 西周時期，宗周一直是主都，成周由於(yu) 軍(jun) 事職能在西周中晚期重要性愈發突出，而岐周政治地位卻一直在下降（《西周都城體(ti) 係的演變與(yu) 岐周的聖都地位》，《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聖都與(yu) 俗都：晉國都城體(ti) 係的演變》，《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2期《先秦多都並存製度研究》，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18年）。持相同意見的還有丁海斌（《中國古代陪都史》，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12年）、李令福（《周秦都邑遷徙的比較研究》，《中國曆史地理論叢(cong) 》2000年第4輯）等人。但是隨著周原考古工作的深入，有學者注意到周原遺址西周中晚期遺存較早期更為(wei) 豐(feng) 富，西周中晚期銘文中有“周”的青銅器也明顯多於(yu) 早期。因此，他們(men) 對岐周政治地位的變化提出了新的認識。尹盛平認為(wei) 西周時期宗周、成周、岐周三都並存，其中西周早期的都城是宗周，到了西周中晚期，實際都城變成了岐周（《西周史征》，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趙慶淼對此也有相同的認識，並將其歸納為(wei) 一種“王朝都城的回歸”現象（《再論西周時期的“周”地及相關(guan) 問題》，《三代考古（八）》，科學出版社，2019年）。張天恩認為(wei) 到了西周中期，由於(yu) 岐周地區經濟的繁榮，周穆王將都城重新遷回岐周，周原成為(wei) 西周中晚期的政治中心（《周原遺址商周聚落性質的觀察》，《周原》第一輯）。李峰注意到了岐周在西周曆史上的重要性，他在《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一書(shu) 中提到周原地區很可能是一個(ge) 重要的宗教中心和行政基地。周宏偉(wei) 則認為(wei) 在整個(ge) 西周時期，岐周都是最穩定的祭祀、政治、軍(jun) 事中心（《西周都城諸問題試解》，《中國曆史地理論叢(cong) 》2014年第1輯）。雷興(xing) 山、種建榮在梳理了周原遺址縱向的演變與(yu) 橫向的發展後，提出周原分別在先周時期和西周中晚期時發展成為(wei) 周人的都邑聚落（《周原遺址商周時期聚落新識》，《大宗維翰—周原青銅器特展》）。

四、共識與(yu) 不足

綜上所述，隨著周原考古發現的不斷湧現以及研究的不斷深入，學界關(guan) 於(yu) 岐周政治地位演變的相關(guan) 問題形成了一些共識，可以概括為(wei) 以下兩(liang) 點。

1．周原遺址在西周中晚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整體(ti) 聚落向東(dong) 擴張，出現了大規模的高等級建築群和高等級墓地，晚期還出現了大型城址。聚落麵積、遺址內(nei) 涵都超過了豐(feng) 鎬與(yu) 洛邑遺址，是目前發現的規模最大的西周時期城址。

2．岐周應屬西周都城之一。自鳳雛甲組建築基址發現以來，有諸多學者針對周原遺址的性質做了推斷，主要有周王室說、周公封地說及貴族聚居地說三種。隨著考古發現的不斷豐(feng) 富與(yu) 研究的逐漸深入，學者逐漸趨向於(yu) 岐周是都城的說法。

但與(yu) 此同時，學界關(guan) 於(yu) 岐周政治地位的演變等問題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為(wei) 以下兩(liang) 點。

其一，在對西周時期都城製度的研究中，學者更多聚焦於(yu) 宗周與(yu) 成周，對於(yu) 岐周關(guan) 注相對少了許多。在對岐周相關(guan) 問題的研究中，學者們(men) 關(guan) 注的重心也多針對具體(ti) 遺存展開，而忽視了從(cong) 宏觀層麵對岐周政治地位的考察。究其原因，或許是由於(yu) 岐周在文獻中記載過少，以往的考古發現也較為(wei) 零碎，許多具體(ti) 問題都沒有定論，甚至對岐周是否是都城一說都有許多不同意見，自然難以上升到對岐周政治地位的探討。

其二，研究表明，多都並存製度下的西周都城的政治地位是呈現動態變化的，這些變化與(yu) 國家的發展重心及內(nei) 外部環境息息相關(guan) 。以往的研究，雖然梳理了岐周在不同時期的政治地位變化，但是結論過於(yu) 籠統，或將岐周簡單定義(yi) 為(wei) “聖都”，或將其簡單定義(yi) 為(wei) 中晚期最重要的都城，缺少對細節的把握。要準確把握岐周政治地位的變化，就要準確把握西周王朝在每一時期的政治、經濟、軍(jun) 事狀況，必要的情況下可以將時間細化到某一王世。

本文係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一般項目“考古新發現視域下的先秦都城變遷與(yu) 製度演進”（20BKG010）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