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益稱“益”史實考論

作者：徐新強（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五月十六日壬戌

          耶穌2023年7月3日

孟康論《易》之興(xing) 雲(yun) “伏羲為(wei) 上古”。在傳(chuan) 世文獻中，上古是一段沒有被文字直接記載的曆史。因此，對上古人物的記述多經口耳曆代遞傳(chuan) ，而對他們(men) 事跡的敘述更是多附益於(yu) 神話，讓人不得其實，讓後人對這一時期的曆史多有疑惑。但“傳(chuan) 說之中亦往往有史實為(wei) 之素地”，伯益也是傳(chuan) 說中上古時期的重要人物，文獻中對他的記載也十分零散。通過梳理這些零散文獻並佐之於(yu) “益”之得名與(yu) 治水之功、“琅琊之稻”與(yu) 考古之稻、伯益之職與(yu) 《山海經》之作辯證，似乎能發現上古大禹、伯益等形象真實存在的印跡。

第一，“伯益”之名與(yu) 其助禹平治水土有關(guan) 。經典中說伯益為(wei) 舜時虞官，職掌山川林澤及鳥獸(shou) 事務。《尚書(shu) ·舜典》雲(yun) ：“汝作朕虞”，即《周禮》所謂山虞、澤虞之官。同時，正史中所言其助禹治水也正與(yu) 其所職掌山川脈理相關(guan) 。文獻中記載伯益在隨禹治水過程做了許多有益於(yu) 百姓與(yu) 邦國的政績，有些甚至直接影響到中華文明發展的進程，因此在禹執政後期，曾“以天下授益”，但益未受位，而是“讓帝禹之子啟”。伯益平治水土前或並不名“益”，《史記》說他初名“大費”，《舜典》中也是在陟升其為(wei) 虞官時稱之為(wei) “益”，“益”之得名或因其曾參與(yu) 治水、教民種稻、始作井等功績有關(guan) 。

《史記·秦本紀》載：“女華生大費，與(yu) 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佐舜調馴鳥獸(shou) ，鳥獸(shou) 馴服，是為(wei) 柏翳。”裴駰《索隱》雲(yun) ：“此則秦趙之祖，羸姓之先，一名伯翳，《尚書(shu) 》謂之‘伯益’。《係本》《漢書(shu) 》謂之‘伯益’是也。尋檢《史記》上下諸文，伯翳與(yu) 伯益是一人不疑。”由此可知“益”之名蓋為(wei) 後得。“益”，水溢之象，漲出、漫出之意，“益”為(wei) “溢”之初文。《說文解字》：“益，饒也。從(cong) 水皿。水皿，益之意也。”益即為(wei) 水溢之意，其後又衍生出富足、增加、美好等意。“伯益”之“伯”乃尊稱，《說文解字》雲(yun) ：“伯，長也。”徐灝《說文解字注箋》雲(yun) ：“凡長之稱，《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周禮·大宗伯》：‘九命作伯’，鄭司農(nong) 雲(yun) ：‘長諸侯為(wei) 方伯是也。’”禹亦稱“伯禹”。“伯”“益”二字是因史料中所記其治水、種稻、鑿井等功績與(yu) 民有益而尊稱之語，以文獻中所記其功來觀照《山海經》的著述及其內(nei) 容，可進一步推證。

第二，伯益始教民植稻。伯益在以其虞官之職參與(yu) 治水的過程中，開始教民引水灌溉種稻。《史記·夏本紀》載：“令益予眾(zhong) 庶稻，可種卑濕。”益是有記載的最早教民於(yu) 低窪之處種植水稻之人，他作為(wei) 舜之虞官掌管山澤，教民種稻亦是其本職。因此，實際的情形可能是，在治水間隙，伯益在考察山澤植被、收集食物的過程中，經常於(yu) 低窪積水之處發現稻這種作物，久而久之便掌握了植稻的規律。而傳(chuan) 為(wei) 伯益所作的《山海經》中《海內(nei) 經》也有關(guan) 於(yu) 水稻的記載：“都廣之野，後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穀自生，冬夏播琴。”《史記》與(yu) 《山海經》的記載可以互為(wei) 支撐，由《史記》伯益教民種稻之說可以證伯益作《山海經》及《山海經》有關(guan) 膏稻的記載，而由伯益作《山海經》亦可佐證伯益教民種稻之說。由考古發掘的成果來看，中國水稻出現的曆史可以上溯至7000年前的長江中下遊地區。而黃河中下遊地區則在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遺址中亦有零星發現，因而被認為(wei) 是水稻的傳(chuan) 播區。而距今4000多年的龍山文化中後期，與(yu) 大禹治水、伯益教民種稻的時間契合，伯益教民種稻的可能性是極大的。伯益因功而封於(yu) 費地，即秦漢琅琊之地。而聞名於(yu) 後世的“琅琊之稻”即為(wei) 此地所產(chan) ，文獻中雖然沒有關(guan) 於(yu) 伯益與(yu) “琅琊之稻”直接關(guan) 係的記載，但上文所說，可以將伯益教民種稻與(yu) “琅琊之稻”建立起源流的關(guan) 聯，後世“琅琊之稻”源頭即為(wei) 伯益於(yu) 封地教民種所植之稻。

第三，文獻中記載伯益是中國鑿井技術的開創者。《呂氏春秋》說：“伯益作井。”《經典釋文》亦載：“《世本》雲(yun) ：‘化益作井。’宋衷雲(yun) ：‘化益，伯益也。’”關(guan) 於(yu) 伯益作井的說法，古人多有記述。伯益助禹治水的過程中，掘土挖石是必有之事，而在江河澤源近水之地向下挖掘，往往輕易就能發現水由地下汩汩而出，伯益等人第一次看到水由地而出一定會(hui) 特別訝異，天上既未下雨，地上他水不通，四處皆無來水。或許因無法解釋水的來處，曾一度成為(wei) 崇拜迷信的對象。可是時間既久，這種情形越來越多，或許伯益最早想清楚地下水的來源問題，而漸漸推廣至遠離河湖濱岸的平原之地。因此，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chuan) 說時代》說：“鑿井技術為(wei) 常時挖土的伯益所發明，最合邏輯。”鑿井技術的發明，使先民擺脫了隻能傍水而居的生活方式，也不必再迫近江河居住，避免雨季江河決(jue) 溢的威脅，而使得他們(men) 可以到更廣闊平原地帶生活。《孟子》又說：“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shou) 逃匿。”伯益不但鑿井掌水，而且還掌火烈山林，為(wei) 先民開辟了廣闊的生產(chan) 活動空間。伯益作井使先民擺脫了依河而居的限囿，也改變了文明產(chan) 生與(yu) 發展必依河而起的範式，使人類文明的發展不斷深入內(nei) 陸。

第四，伯益因其職守被賦予《山海經》著作權。經典之中多有伯益隨禹治水並負責記錄山川名物而作《山海經》的說法。劉歆《山海經敘錄》稱“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曆代學者多因論無實據而以“伯益作《山海經》”為(wei) 傳(chuan) 說。但結合《山海經》中“膏稻”的種植、《史記》中又稱琅琊之地“被海為(wei) 膏壤”，且又有伯益封費（秦漢琅琊之地）、始教民植稻之文，而推斷伯益與(yu) 《山海經》之作的關(guan) 聯。明楊慎認為(wei) 《山海經》與(yu) 《禹貢》皆源於(yu) 禹治水布九州所鑄九鼎，其《〈山海經〉補注序》雲(yun) ：“其經而不可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山海經》所記本來就有虛有實，《四庫全書(shu) 》便因其所述離奇怪誕，不合實情，將之列於(yu) 小說異聞之屬。大禹治水伯益輔之並梳理山川脈理記之為(wei) 《山海經》，《史記》載有其事，《山海經》內(nei) 所載述山川地理也多實有其地，此蓋為(wei) 《山海經》之實。但其所記異域奇聞珍奇，多有誇張想象之辭，此皆《山海經》之虛，但這些想象卻反映了上古先民對神秘莫測的自然界初識印象，也是先民對客觀事物的真實反映，虛實之間不僅(jin) 是上古先民樸素地理觀念的反映，更是史實的寫(xie) 照。周秦之時去古未遠，時人追記上古的文字或許還有前世口耳相傳(chuan) 的材料或圖繪為(wei) 依據，但不能因其為(wei) 追述之作便以之不可信。梳理上古先王及事跡的零散記載，以之與(yu) 考古發掘成果相對照，也能隱約發現這些上古人物及其事跡真實存在的線索。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和國別史等研究專(zhuan) 項“‘《禹貢》圖’集成與(yu) 研究暨數據庫建設”（19VJX029）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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