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書(shu) 之不盡：另辟蹊徑的圖書(shu) 易學

作者：陳峴（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宋至清圖書(shu) 易學研究”負責人、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五月初三日己酉

          耶穌2023年6月20日

北宋時，經儒家士大夫與(yu) 學者的不斷努力，儒學終得複興(xing) ，再次成為(wei) 學術主流。在這一過程中，《周易》作為(wei) 儒家“群經之首”，自然受到廣泛關(guan) 注。以周敦頤、邵雍、朱熹為(wei) 代表的宋代學者除對《周易》經傳(chuan) 加以新注之外，還進行了一項創造性的工作，即繪製出以《河圖》《洛書(shu) 》、先天圖、《太極圖》為(wei) 代表的諸多《周易》圖像。

相比於(yu) 抽象的《周易》符號和晦澀難懂的卦爻辭，這種“以圖解《易》”的方法無疑更為(wei) 直觀清楚。因此，以河洛、先天、太極之學為(wei) 核心內(nei) 容的圖書(shu) 易學，也在創立後得到迅速發展，成為(wei) 宋、元、明三代易學中的“顯學”。

褪去神秘色彩的《河圖》與(yu) 《洛書(shu) 》

《河圖》《洛書(shu) 》作為(wei) 中國曆史中的古老傳(chuan) 說，一直以來都身披濃重的神秘色彩。先秦時期的曆史文獻中，《河圖》《洛書(shu) 》的出現頻率很高，《尚書(shu) 》《論語》《易傳(chuan) 》《禮記》中都能見到。在這些記載中，《河圖》《洛書(shu) 》要麽(me) 被解釋為(wei) 伏羲創作《周易》的靈感來源，要麽(me) 被附會(hui) 為(wei) 上天賜予的祥瑞或寶物。如孔子就曾經在晚年慨歎道：“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河圖》這種祥瑞降臨(lin) ，那麽(me) 孔子沒有成為(wei) 聖王的可能了。漢代之後，隨著陰陽五行學說的興(xing) 起，《河圖》《洛書(shu) 》身上附著的這種神秘色彩也愈演愈烈。東(dong) 漢時，甚至已經發展出了神龜背刻《河圖》從(cong) 黃河走出、龍馬背負《洛書(shu) 》從(cong) 洛水降臨(lin) 的傳(chuan) 說。這種傳(chuan) 說雖然荒誕不經，但在漢唐時期卻頗為(wei) 流行。

然而，細究這些先秦兩(liang) 漢古籍中的記載，不難發現它們(men) 雖然都把《河圖》《洛書(shu) 》講得神乎其神，但卻沒有哪本書(shu) 講清《河圖》《洛書(shu) 》究竟記載了什麽(me) 內(nei) 容。以至於(yu) 到唐代，雖然大家都對《河圖》《洛書(shu) 》津津樂(le) 道，但《河圖》《洛書(shu) 》卻並沒有任何實際的學理意義(yi) 。

這一情形在北宋時發生了變化。一方麵，隨著儒學的複興(xing) ，儒家士大夫非常關(guan) 注對於(yu) 《周易》之道的理解，胡瑗、程頤、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等大學者都留下了闡釋《周易》的著作。另一方麵，宋代之前的易學存在兩(liang) 種主流範式，一種是專(zhuan) 注於(yu) 取象配物的象數易學，一種是重在闡發《周易》卦爻辭與(yu) 《易傳(chuan) 》之理的義(yi) 理易學。許多宋代學者對這兩(liang) 種固有模式也開始感到不滿，於(yu) 是他們(men) 便以《河圖》《洛書(shu) 》作為(wei) 突破口，創造性地賦予了《河圖》《洛書(shu) 》以實質性內(nei) 容，從(cong) 而開創了易學發展的新方向。

宋代學者所繪製的《河圖》《洛書(shu) 》，以抽象的黑白點線為(wei) 基本符號，以自然數的數理變化以及其與(yu) 方位的關(guan) 係為(wei) 主要內(nei) 容。這樣一來，《河圖》《洛書(shu) 》便不再是僅(jin) 具神秘色彩的上古傳(chuan) 說，而是具有了數理意涵的理論圖示。

其中，我們(men) 如今能見到的五十五點《河圖》，便是根據《係辭》中所記載的“天地之數”理論，將一至十十個(ge) 自然數分為(wei) “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五個(ge) 數組，並依次分居北、南、東(dong) 、西、中五方。這一數理變化係統，也被賦予了《周易》卦爻體(ti) 係創作原理的理論意義(yi) 。而四十五點《洛書(shu) 》則是以一至九這九個(ge) 數分居四正、四維與(yu) 中央，用以闡釋“九宮”變化之數理。

可以說，《河圖》《洛書(shu) 》之所以能在易學領域具備無可取代的理論與(yu) 學術價(jia) 值，便始於(yu) 宋代學者在褪去其神秘色彩之後，創作出的這種圖像形態。

朱熹對圖書(shu) 易學發展的巨大影響

依據《宋史》的記載，黑白點圖示《河圖》《洛書(shu) 》的創作可以追溯到五代末期的陳摶。然而這種記載也隻是一種源自北宋時期的傳(chuan) 說，並沒有實際證據。從(cong) 我們(men) 如今所能見到的史料來看，黑白點圖示《河圖》《洛書(shu) 》最早出現在北宋劉牧編纂的《易數鉤隱圖》中。

然而，劉牧版本的《河圖》《洛書(shu) 》雖然已經采用黑白點線為(wei) 圖示符號，並以“天地之數”和“九宮”為(wei) 主要內(nei) 容，但在他的“河洛”係統中，卻是以四十五點圖為(wei) 《河圖》，五十五點圖為(wei) 《洛書(shu) 》，與(yu) 今本《河圖》《洛書(shu) 》剛好相反。

■河圖作者/供圖

■洛書(shu) 作者/供圖

■先天八卦次序圖作者/供圖

為(wei) 什麽(me) 會(hui) 存在這種完全顛倒的差別呢？

其原因在於(yu) ，在劉牧創造了黑白點圖示《河圖》《洛書(shu) 》後，這一“河洛”圖像體(ti) 係雖有一定傳(chuan) 承和發展，但引起的反響卻非常有限。直到南宋大學者朱熹編訂《周易本義(yi) 》時，將這兩(liang) 幅《河圖》《洛書(shu) 》收入其中，其學術影響才逐漸擴散。隻是，朱熹在收錄劉牧版《河圖》《洛書(shu) 》時，卻對調了二者的內(nei) 容。在朱熹看來，五十五點圖所揭示的“天地之數”，源自於(yu) 《易傳(chuan) 》中的《係辭》，其與(yu) 《周易》卦爻係統在學理上是密不可分的，應當承擔《河圖》的理論意義(yi) ，被定位為(wei) 伏羲創作卦爻的理論源泉。相比之下，四十五點圖所展現的“九宮”之理，則與(yu) 《尚書(shu) ·洪範》中所記載的大禹治國理政的“九疇”之法更為(wei) 契合，故而應當承擔《洛書(shu) 》的曆史定位和理論職責。正是由於(yu) 朱子這種對調《河圖》《洛書(shu) 》的處理，才奠定了“河洛”的理論意義(yi) ，讓其哲學價(jia) 值得到了飛躍性提升。

除對調《河圖》《洛書(shu) 》外，朱熹還在先天圖和《太極圖》的圖像流傳(chuan) 中有著舉(ju) 足輕重的曆史地位。先天圖共由四幅圖像構成，其主要內(nei) 容是闡述八卦、六十四卦的次序和方位。事實上，早在《易傳(chuan) 》的《說卦》篇中，已經記載有明確的八卦次序與(yu) 方位理論。在這種理論中，離、坎、震、兌(dui) 四卦分居正南、正北、正東(dong) 、正西，既是一種權威的方位坐標，也能夠進一步拓展，與(yu) 春、夏、秋、冬或青龍、白虎、玄武、朱雀等理論係統相配合，用來解釋自然現象變化的現實意義(yi) 。這種古老的八卦方位理論不僅(jin) 為(wei) 曆代儒家學者所熟悉，更作為(wei) 一種空間坐標理論，傳(chuan) 播到了北涼、吐蕃等少數民族地區，並作為(wei) 重要元素出現在了石塔、唐卡等建築藝術作品中，成為(wei) 了當地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到了宋代之後，邵雍等學者不再滿足於(yu) 這種流傳(chuan) 已久的八卦理論，開始嚐試著另辟蹊徑，探尋八卦符號體(ti) 係變化中的其他可能。朱熹在邵雍發明的“加一倍法”等數理學說的基礎上，發明了“逐爻漸生法”，並以黑白點、塊為(wei) 形式，繪製出了《先天八卦次序圖》；又以“乾南、坤北、離東(dong) 、坎西”為(wei) 坐標，繪製出了更合於(yu) 儒家倫(lun) 理的《先天八卦方位圖》。為(wei) 了與(yu) “先天八卦”加以區分，宋代學者又把《說卦》中的八卦次序和方位稱為(wei) “後天八卦”。需要注意的是，雖然頂著“先天”之名，但無論是《先天八卦次序圖》還是《先天八卦方位圖》，都產(chan) 生於(yu) 宋代，是遠遠晚於(yu) 後天八卦的。在《周易本義(yi) 》中，朱熹並未貪功，將先天圖的作者讓給了邵雍，但如果沒有朱熹的理論改造與(yu) 圖像創作，如今的先天圖係統是無法構建完成的。

除此之外，朱熹對《太極圖》的理論闡發也作出了無可取代的重要貢獻。朱熹闡釋的《太極圖》，並不是為(wei) 現代人所熟悉的產(chan) 生於(yu) 明代的陰陽魚《太極圖》，而是濂溪先生周敦頤所繪製的《太極圖》。不過，雖然後者問世於(yu) 北宋初年，產(chan) 生年代較早，但初期的影響卻非常有限，且莫衷一是。如果沒有朱熹親(qin) 自下筆寫(xie) 作《太極圖說解》，在本體(ti) 意義(yi) 上闡釋周敦頤所提出的“無極而太極”觀念，並將《太極圖》與(yu) 《周易》之間做出了截然二分的結構性處理，《太極圖》就不可能產(chan) 生在宋、元、明、清四代的曆史影響，周敦頤亦難以擁有“北宋五子”之首的學術地位。

由此可見，朱熹在河洛、先天、太極圖學的定型與(yu) 闡釋中，都擁有無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堪稱圖書(shu) 易學圖像與(yu) 理論體(ti) 係構建、發展過程中的第一功臣。

“象數”“義(yi) 理”“圖書(shu) ”三分方案

自朱熹確立了《河圖》《洛書(shu) 》、先天諸圖以及《太極圖》的圖像形態與(yu) 詮釋方向後，圖書(shu) 易學便得到了迅速發展，在元、明兩(liang) 朝蔚為(wei) 大觀。雖然這一模式在清代初年受到了黃宗羲、黃宗炎、毛奇齡、胡渭等學者的質疑，但不可否認的是，圖書(shu) 易學已經成為(wei) 了《周易》經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肇興(xing) 於(yu) 宋代的圖書(shu) 易學，究竟應該在易學史中居於(yu) 怎樣的曆史地位？這卻是一個(ge) 值得討論的問題。

曆史上最有影響的易學史宗派區分，便是《四庫全書(shu) 總目》所提出的“兩(liang) 派六宗”說，也就是將易學分為(wei) 象數、義(yi) 理兩(liang) 派，象數派又細分為(wei) 占卜、禨祥、造化三宗，義(yi) 理派則分為(wei) 老莊、儒理、史事三宗。依據《四庫提要》的這種區分方式，圖書(shu) 易學因為(wei) 與(yu) 陳摶、邵雍的糾葛，隻能被劃分到象數派之造化宗。可事實上，以《河圖》《洛書(shu) 》為(wei) 代表的圖書(shu) 易學之所以能在易學史上成為(wei) 流行數百年之“顯學”，並不隻是因為(wei) 托陳摶、邵雍之名而在象數乃至民間術數領域產(chan) 生的影響，更是在經由朱子改造之後，對《周易》創作源流、卦爻係統之數理基礎、易學概念與(yu) 易學哲學闡釋等重要問題上做出的創新性發展。

但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來說，圖書(shu) 易學雖然在義(yi) 理上創造頗豐(feng) ，也確實在形態上創造性地繪製出了河洛、先天、太極等各類《周易》圖像，這些易圖在曆史上產(chan) 生的變化形態多達數千種。因此，圖書(shu) 易學又與(yu) 程頤、張載等人以儒家義(yi) 理闡釋《周易》經傳(chuan) 的義(yi) 理派儒理宗易學有著本質性的區別。由此可見，《四庫提要》的“兩(liang) 派六宗”分類法，無法對圖書(shu) 易學給出合理安置。

《周易》之詮釋曆來以方法眾(zhong) 多、模式各異著稱。因此，對易學流派之區分，也必須注意到其複雜性。一方麵，我們(men) 不能對孟喜、京房、鄭玄等漢代學者在象數易學領域的貢獻視而不見；另一方麵，王弼、程頤等學者“以理解《易》”之法，也是《周易》能一直維係“群經之首”地位的關(guan) 鍵。但除此之外，在劉牧、邵雍、朱熹等人的不斷努力下，圖書(shu) 易學無論是在“以圖解《易》”的方法層麵，還是“融合數理”的義(yi) 理闡釋層麵，均徹底突破了既有的象數、義(yi) 理兩(liang) 派之局限。無論從(cong) 解《易》模式還是曆史影響上來看，以“象數”“義(yi) 理”“圖書(shu) ”三分易學史之天下，才是一個(ge) 更為(wei) 合理的修正方案。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