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覽千載書(shu)

作者：向輝（國家圖書(shu) 館）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四月廿九日乙巳

          耶穌2023年6月16日

國家圖書(shu) 館最早的館藏可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殷墟甲骨，這是國家圖書(shu) 館“二十世紀初中國古文獻四大發現展”中展示殷墟甲骨文的場景。（視覺中國）

敦煌遺書(shu) 、趙城金藏、《永樂(le) 大典》、文津閣《四庫全書(shu) 》是國家圖書(shu) 館四大專(zhuan) 藏，《永樂(le) 大典》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的類書(shu) ，《四庫全書(shu) 》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的叢(cong) 書(shu) 。圖為(wei) 中國國家版本館中央總館展出的《永樂(le) 大典》，它比一般古籍要更寬大。（視覺中國）

為(wei) 何甲骨文、竹簡帛書(shu) 、古抄本、版刻書(shu) 、活字本、鈐印本等諸多不同樣式的古籍能給我們(men) 帶來一種文化愉悅感？

為(wei) 何宋代四大書(shu) 《太平禦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ce) 府元龜》、明代的《永樂(le) 大典》、清代的《四庫全書(shu) 》值得我們(men) 關(guan) 心和守護？

為(wei) 何敦煌遺書(shu) 、趙城金藏、司馬光《資治通鑒》手稿、南宋內(nei) 府寫(xie) 本《洪範政鑒》、黃善夫刻《史記》、《坤輿萬(wan) 國圖》等讓人怦然心動？

為(wei) 何《納西東(dong) 巴古籍》《清代科舉(ju) 大金榜》《清代“樣式雷”建築圖檔》《黃帝內(nei) 經》《本草綱目》等古籍文獻是世界級的記憶遺產(chan) ？

究其原因，除了文獻本身的珍稀性質之外，還有鑒賞家在美學欣賞上給這些古代書(shu) 籍賦予了文化、曆史的價(jia) 值，還有版本學家通過他們(men) 的工作，“抖落了古舊書(shu) 籍上塵埃，讓它們(men) 發出了珍珠般的光芒。”

古籍是傳(chuan) 承和賡續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載體(ti) 。典籍琳琅，照見中華文明的廣大、持久。了解古籍，不能不了解版本。

在典籍中盡可能為(wei) 未來保留文明的種子，是中華文化延續發展的動力之一

古籍是古代的文獻典籍，是人類文明的載體(ti) 。將文明書(shu) 寫(xie) 在祖國的大地上，將曆史記憶保留在祖國的文獻中，是中華文明的特點之一；在典籍中盡可能為(wei) 未來保留文明的種子，是中華文化延續發展的動力之一。重視典籍、珍視傳(chuan) 統的文明特色，因時因地、曆代延續的文化特質，不僅(jin) 造就了中華文明的根基，構成了傳(chuan) 統文化的底蘊，也為(wei)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提供了曆史的經驗和文化的空間。

據權威調查數據顯示，我國現存古籍約20萬(wan) 種50萬(wan) 個(ge) 版本，而《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著錄的全國485家古籍收藏機構及個(ge) 人收藏的古籍珍品已達13026部。珍藏在各級各類古籍善本書(shu) 庫中的古籍，需要古籍人的專(zhuan) 業(ye) 守護、科學研究和揭示闡發，才能讓古籍在當代發揮價(jia) 值。

近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古籍化私為(wei) 公，成為(wei) 人民共享的珍貴典冊(ce) ，典守者、研究者和傳(chuan) 播者的責任重大。古籍館員在各級各類圖書(shu) 館、博物館中守護大量的古籍，一代又一代人默默奉獻；古籍研究者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長期從(cong) 事古籍的整理闡釋，為(wei) 古籍的當代轉化貢獻力量；古籍整理出版機構通過仿真影印、點校整理、譯注解讀等方式為(wei) 人民提供便於(yu) 閱讀的作品。

古籍版本的研究就是以這些古籍為(wei) 基礎展開的，同時具有職業(ye) 工作性質、學術研究特點、自成係統的文化遺產(chan) 傳(chuan) 承和保護工作。就學術研究來說，對古籍進行調查、收集、歸類、整理、校勘，對現存的每一部古籍在各個(ge) 時期、各個(ge) 地域、各個(ge) 刊刻機構編刊的情形加以科學的調查和研究，對古籍的編寫(xie) 、刻印、流傳(chuan) 、保存的情況予以揭示，對古籍的載體(ti) 、形製、文本內(nei) 容予以分析，對古籍的製作工藝、生產(chan) 要素、保存保護加以研究，構成了古籍版本學的主要內(nei) 容。

以古籍作為(wei) 重要載體(ti) 的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是先民們(men) 的智慧創造，傳(chuan) 承和弘揚這一文化是大眾(zhong) 參與(yu) 的曆史進程。文化遺產(chan) 保護工作者對經曆史選擇、傳(chuan) 承至今、作為(wei) 精神文化和民族記憶的物質和精神遺產(chan) 展開全方位的保護行動。古籍的保護、研究和傳(chuan) 承不能是圖書(shu) 館、博物館、高等院校、出版單位和宣傳(chuan) 機構單獨的行動，必須是集合了各係統各單位力量，在傳(chuan) 承和弘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具體(ti) 實踐中展開的文化遺產(chan) 保護工程，是事關(guan) 堅定文化自信自強的基礎工作。

版本是對古籍多樣性的考察與(yu) 揭示，版本學的出現是文化發展繁榮的結果

版本的故事，是人和書(shu) 的文化曆史。一部古代的書(shu) 籍由編纂者編寫(xie) 、出版者刊印後進入書(shu) 籍世界，交易、交換、流布、傳(chuan) 承，在閱讀者手中閱讀、鑒賞、傳(chuan) 遞、守護，經曆了時間、人事、自然的重重考驗之後，最終成為(wei) 我們(men) 所認知的古籍。

版本，在特定語境中一般指書(shu) 籍，特別是雕版刷印書(shu) 籍的不同本子，因此也可以用“板本”一詞。隨著雕版印刷成為(wei) 曆史，我們(men) 就基本上不再用“板本”這個(ge) 具有曆史感的詞匯，與(yu) 此同時“版本”一詞的意義(yi) 也擴展到書(shu) 籍之外的其他事物，成為(wei) 多樣性和差異性的標示詞匯。

正如版本這個(ge) 詞的現代含義(yi) 所揭示的那樣，研究版本，不單單是考察一部版刻書(shu) 籍卷帙的全與(yu) 闕、文字的誤與(yu) 確、刊工的工與(yu) 拙、裝幀的精與(yu) 粗的學術操作，更是對事物的這種多樣性予以全麵的考察和揭示，並盡可能探尋其多樣性表現的原因。

版本學的出現，是文化發展繁榮的結果。從(cong) 甲骨文開始，中國的文字及其書(shu) 寫(xie) 以藝術感、秩序感和形式感的特點得以傳(chuan) 承和延續；從(cong) 竹簡書(shu) 冊(ce) 開始，中國的書(shu) 籍及其製作以無所不包的內(nei) 容、無遠弗屆的影響、世代延續的發展，構成了中華典籍文明。

書(shu) 籍作為(wei) 一種信息集合和承載的物品，從(cong) 其撰述的創作環節到生產(chan) 的製作環節，從(cong) 流通的市場環節到遞藏的傳(chuan) 承環節，具體(ti) 的人對其所見、所持的每一部書(shu) 都可能帶來直接或者間接的改變，書(shu) 籍也就具有了人與(yu) 事、時與(yu) 勢、地與(yu) 世的曆史屬性，也就有了我們(men) 所見書(shu) 的可見可知的諸多差異性和多樣性。為(wei) 了表達這種差異性和多樣性，也就有了版本區分、鑒別和考訂的必要。如果書(shu) 籍不會(hui) 因人因時因地而發生變化，能夠保持某種恒定的狀態，也就無所謂版本學。在書(shu) 籍世界中，變化是常態和必然，書(shu) 的價(jia) 值和人們(men) 的認識也因時改變，所以版本的鑒定和欣賞也就必不可少。

版本的鑒定和欣賞都是為(wei) 了文明的傳(chuan) 承。所謂的古籍欣賞，不是僅(jin) 僅(jin) 對珍稀的古籍發出驚奇的讚歎，抑或對古舊的書(shu) 籍進行價(jia) 值的判斷，而是指對版本本身所具有的文化信息和藝術價(jia) 值予以尊重，並在交流、分享和傳(chuan) 播中傳(chuan) 承我們(men) 的曆史文化。正如作家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所說，文化“隻有傳(chuan) 承，才能欣賞”，“我們(men) 的主要工作是在享受文化愉悅的同時，不忘初心，傳(chuan) 遞文化，因為(wei) 有些事對我們(men) 來說是獨一無二的無價(jia) 之寶，我們(men) 有義(yi) 務將這些瑰寶推向世界。”

古籍傳(chuan) 承和弘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為(wei) 文化自信提供豐(feng) 厚且堅實的精神資源

版本學作為(wei) 一門具有學術色彩的中國傳(chuan) 統學問起源甚早，其繁榮則肇端於(yu) 明代。版刻書(shu) 籍經唐、五代到宋元，編纂者、讚助者、寫(xie) 手、刻工、書(shu) 坊主、藏書(shu) 家共同協作，為(wei) 後世留下了精妙絕倫(lun) 的諸多藝術珍品，數百年間的書(shu) 籍藝術和典籍製造讓古籍版本成為(wei) 可能和必須。至明代，人們(men) 繼續將典籍收藏、守護和傳(chuan) 承視為(wei) 國之大事，把書(shu) 寫(xie) 文明與(yu) 國家文脈之勢、個(ge) 人精神之學相關(guan) 聯。

誠如王陽明在《稽山書(shu) 院尊經閣記》中所說的：“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gen) 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所謂常道，是和人民生活相關(guan) 的大道，它常以書(shu) 籍形式傳(chuan) 承下來，其中反複為(wei) 人閱讀、研討、欣賞者便是經典。

經典不是被當作裝飾性的古董、知識性的讀本、粉飾性的文字，而是被當成具有社會(hui) 教育意涵的典範、文化傳(chuan) 承意義(yi) 的準則以及自我覺醒意義(yi) 的典籍。

研讀古書(shu) 、欣賞古籍、傳(chuan) 承古典，也就具有了特殊的意義(yi) 。古籍、目錄，不再僅(jin) 僅(jin) 是一種記錄古代人種種色色“產(chan) 業(ye) 庫藏”的冊(ce) 子，不再僅(jin) 僅(jin) 記錄“名狀數目”而已。版本、校勘，在書(shu) 籍的刊刻、收藏、鑒賞、研究的基礎上成了學術的關(guan) 注點和出發點。明人宋濂《文憲集》、吳寬《家藏集》、祝允明《懷星堂集》、楊士奇《東(dong) 裏文集》、陸深《儼(yan) 山集》、文徵明《甫田集》、郎瑛《七修類稿》、楊慎《升庵集》、鄭曉《今言》、何良俊《四友齋叢(cong) 說》、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焦竑《玉堂叢(cong) 語》、沈德符《萬(wan) 曆野獲編》等多有收藏、鑒賞、傳(chuan) 播古籍的文章。至於(yu) 《文淵閣書(shu) 目》《南雍誌·經籍考》《古今書(shu) 刻》《行人司重刻書(shu) 目》《澹生堂藏書(shu) 目》《百川書(shu) 誌》《內(nei) 板經書(shu) 紀略》《內(nei) 閣藏書(shu) 目錄》《汲古閣校刻書(shu) 目》等公私藏書(shu) 刻書(shu) 目錄出版，使古籍版本之學向縱深發展。

清代的版本目錄學是清代學術之林的一個(ge) 門類，校勘目錄學與(yu) 經學、小學、史學、考據學、地理學、金石學、諸子學、治事學、曆算學、博物學等共同構成了清代樸學。從(cong) 朱彝尊、錢曾、徐乾學、章學誠、何焯、盧文弨、紀昀、鮑廷博、彭元瑞、吳騫、丁傑、陳鱣、秦恩複、黃丕烈、阮元、顧廣圻、周中孚、張金吾、譚瑩、錢熙祚、張文虎、莫友芝、丁丙、張之洞等，直到晚清民國時代的楊守敬、繆荃孫、葉昌熾、葉德輝等，莫不以藏書(shu) 、鑒書(shu) 、校書(shu) 、刻書(shu) 為(wei) 誌業(ye) ，鑒賞與(yu) 校讎並重，著述與(yu) 爭(zheng) 鳴並進，推動了版本學的深入拓展。傳(chuan) 統的版本學問被係統總結和提高，《天祿琳琅書(shu) 目》《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讀書(shu) 敏求記》《經義(yi) 考》《愛日精廬藏書(shu) 誌》《善本書(shu) 室藏書(shu) 誌》《書(shu) 目答問》等都已是版本學的經典名著。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黨(dang) 和政府的關(guan) 懷下，古籍人才培養(yang) 、收藏保護和整理研究有了新的發展，以此為(wei) 職業(ye) 者頗夥(huo) ，且專(zhuan) 門之家輩出。劉國鈞、謝國楨、王重民、顧廷龍、趙萬(wan) 裏、張秀民、張舜徽、胡道靜、魏隱儒、冀淑英、宿白、來新夏、丁瑜、李致忠、韓錫鐸、楊成凱、曹之、肖東(dong) 發、陳先行等圖書(shu) 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出版機構等單位的從(cong) 業(ye) 者，皆有古籍研究論著行於(yu) 世，構成了新中國古籍版本學的新樣貌。傳(chuan) 承和弘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為(wei) 文化自信提供豐(feng) 厚且堅實的精神資源，成為(wei) 新中國古籍工作的基本特征。

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黨(dang) 和政府高度重視古籍保護，關(guan) 懷古籍事業(ye) ，把古籍工作提升到傳(chuan) 承和弘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的戰略高度，“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取得了一個(ge) 又一個(ge) 成果。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考察中多次參觀古籍展覽，提出了“讓收藏在禁宮裏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chan) 、書(shu) 寫(xie) 在古籍裏的文字都活起來”的重要論斷，親(qin) 自批準建設中國國家版本館的項目，強調要“把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繼續傳(chuan) 承下去”，指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時代化，傳(chuan) 承發展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這不僅(jin) 為(wei) 古籍保護事業(ye) 指明了發展方向，也為(wei) 古籍版本的研究指明了發展道路。

責任編輯：近複